中國從(cong) 1978 年改革開放到2011 年，長達33年的時間裏，實現了年均9.9%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ge) 奇跡。當人們(men) 習(xi) 慣於(yu) 這個(ge) 高速增長之後，對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就容易產(chan) 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產(chan) 生於(yu) 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如果我們(men) 把世界各經濟體(ti) 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ti) 從(cong) 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隻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yu) 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guan) 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於(yu) 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2010年處於(yu) 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以及目前處於(yu) 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yu) 同樣發展階段裏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cong) 周期性、需求側(ce) 著眼追求短期的反彈，從(cong) 供給側(ce) 認識新常態，才會(hui) 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我們(men) 並非盲目樂(le) 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自身也存在問題。然而，問題不在於(yu) 增長速度，而在於(yu) 增長內(nei) 涵，即存在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jin) 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於(yu) 解決(jue) 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cong) 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第三產(chan) 業(ye) 發展加速，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之間更加平衡。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後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ge) 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chuan) 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nei) 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chan) 業(ye) 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ye) 以代表新經濟，並構造了一個(ge) “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yu) 傳(chuan) 統的采購經理指數(PMI)並不同步。即使在後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複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ti) 的出口多樣性和複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cong) 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於(yu) 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ti) 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yu) GDP 增速，農(nong) 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yu) 城鎮居民。

　　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並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ge) 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時期內(nei) 放棄其中一個(ge) 。之所以把三個(ge) 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於(yu) 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麵臨(lin) 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men) 從(cong) 供給側(ce) 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hui) 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guan) 係。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cong) 供給側(ce) 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you) 先領域，分寸恰當並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於(yu) 防範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cong) 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於(yu) 提高生產(chan) 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chan) 率增長的改革，即屬於(yu) 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you) 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yu) 率是今後一個(ge) 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

　　我們(men) 的分析表明，勞動參與(yu) 率每提高1個(ge) 百分點，可以為(wei) 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ge) 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產(chan) 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ge) 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ge) 百分點的改革紅利。這方麵的改革包括：戶籍製度改革，降低企業(ye) 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政策調整，從(cong) 體(ti) 製上拆除不利於(yu) 競爭(zheng) 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由於(yu) 這類改革著眼於(yu) 供給側(ce) ，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ce) 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

　　認識減速：這次不一樣

　　現在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增長速度下行，其他許多問題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所以應該首先分析經濟減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國際和國內(nei) 都有很多討論，各種聲音都有，有些人認為(wei) 中國麵臨(lin) 的是周期性的減速，還有一些人從(cong) 長期趨勢角度分析。

　　從(cong) 供給側(ce) 認識經濟增長，就意味著放棄國民經濟恒等式(或所謂“三駕馬車”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轉向從(cong) 生產(chan) 函數的角度，觀察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我們(men) 可以發現以下四個(ge) 現象。

　　第一，勞動力的持續短缺導致工資上漲。

　　第二，新成長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逐漸減少。

　　第三，資本大規模替代勞動，導致資本勞動比的過快上升。

　　第四，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間縮小，傳(chuan) 統模式下的城鎮化也即將減速。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應該著眼於(yu) 提高勞動參與(yu) 率、生育率、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chan) 率等方麵，以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補”也是為(wei) 了改進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潛在增長率。我們(men) 的測算表明，在相關(guan) 領域推進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同時，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進改革，會(hui) 帶來不盡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有人認為(wei) ，就算不刺激，經濟也跌不到哪兒(er) 去，但是實質性推進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結果。我們(men) 的模擬表明，改革越徹底、力度越大，未來的潛在增長率就越呈現L型。

　　如何釋放城鎮化新紅利

　　當前，世界各國形勢都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特別是貿易保護主義(yi) 的抬頭，很可能會(hui) 對經濟全球化產(chan) 生向後拉的動力。這個(ge) 動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後拉?我們(men) 不知道，但至少可以一方麵盡己所能地推進全球化，另一方麵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對於(yu) 經濟學家來說有兩(liang) 點：一是實現經濟拉動力向內(nei) 需轉變;二是要進一步挖掘供給側(ce) 的經濟增長因素，清除舊的障礙，所以我把新經濟增長因素看作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過去我們(men) 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其實是借助城鎮化，特別是農(nong) 民工從(cong) 農(nong) 村、農(nong) 業(ye) 這些生產(chan) 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chan) 率高的城市和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這是一個(ge) 重要貢獻，未來如果還能繼續保持下去，我們(men) 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另外，新型城鎮化可能還有一些新的經濟增長源泉。下麵，我們(men) 分析一下改革時期傳(chuan) 統城鎮化如何為(wei) 經濟增長做貢獻，今後其貢獻方式將如何發生變化。

　　第一，城鎮化主要是勞動力從(cong) 農(nong) 村轉向城市，給我們(men) 帶來了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是重要的生產(chan) 要素，不會(hui) 成為(wei) 經濟增長的瓶頸。農(nong) 民工一直在城鎮就業(ye) ，但過去他們(men) 並沒有被統計進城市的就業(ye) 人口裏。現在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經是穩定的城鎮就業(ye) 人口了。

　　第二，我們(men) 知道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積累，因為(wei) 資本回報率比較高、儲(chu) 蓄率比較高，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才有這麽(me) 大的貢獻。農(nong) 民工或城鎮化為(wei) 什麽(me) 能夠做到這一點?在供給側(ce) ，如果人口撫養(yang) 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眾(zhong) ，能夠把更多東(dong) 西儲(chu) 蓄起來形成投資，與(yu) 此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hui) 過早發生，因此資本回報率就會(hui) 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的新移民，他們(men) 具有更年輕、更具生產(chan) 力的人口年齡特點。有了他們(men) ，我們(men) 整體(ti) 城市的年齡構成更加合理，因此變得更有利於(yu) 資本積累和資本回報率。

　　第三，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表現在，農(nong) 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不僅(jin) 從(cong) 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對勞動力群體(ti) 做出了貢獻。進城的農(nong) 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對年輕的群體(ti) 中，而這些相對年輕的農(nong) 民工和城市中年齡偏大的那部分勞動者比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當他們(men) 進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職工時，城市的人力資本得到了改善，因此我們(men) 說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是非常明顯的。

　　第四，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說穿了其實是一個(ge) “庫茲(zi) 涅茨過程”。庫茲(zi) 涅茨是美國的一位經濟學家，他認為(wei) 整個(ge) 資源流動的過程就是逐漸向更有效率的部門和地區配置的過程，因此整體(ti) 生產(chan) 率就會(hui) 隨之提高。在過去幾十年裏，農(nong) 業(ye) 勞動力的比重和數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統計年鑒會(hui) 發現，我們(men) 還有29%的人口在務農(nong) 。實際上，如果你到村莊裏，至少到縣城裏看中國經濟，就會(hui) 知道農(nong) 村哪怕一個(ge) 40歲以下的勞動力，都很難找到。

　　農(nong) 業(ye) 越來越機械化了，因此一部分進入城市的農(nong) 民越來越回不到農(nong) 業(ye) 中去了，他們(men) 已經穩定地從(cong) 事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了。這個(ge) 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們(men) 生產(chan) 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們(men) 說它是“庫茲(zi) 涅茨過程”。

　　我們(men) 需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也就證明，通過戶籍製度改革加快以人為(wei) 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就可以提高城鎮化的潛在增長能力。

　　我們(men) 前幾年做了一個(ge) 模擬，在2011-2020 年，如果每年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勞動參與(yu) 率(勞動率供給)能增加1個(ge) 百分點，對應這個(ge) 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會(hui) 增加0.88個(ge) 百分點，幾乎是1∶1。同樣，如果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速度提高1個(ge) 百分點，對應的潛在增長率幾乎也會(hui) 增加1個(ge) 百分點，因此這兩(liang) 項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實實在在、顯而易見的改革紅利。

　　現在要推進改革，我想應該做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和增長不是此消彼長、有此無彼的關(guan) 係，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至少戶籍製度改革能夠做到這一點(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

　　第二，即使認識到改革能夠帶來紅利，但這個(ge) 紅利能夠得到嗎?戶籍製度改革的成本已經確定了，目前來看，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擔這項成本，但它帶來的改革紅利對潛在增長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夠完全排他性地被當地城市政府獲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變成了不對稱的東(dong) 西。這時候必須做出恰當的製度安排，讓大家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才可能推進改革。

　　第三，我們(men) 應該看到，改革要把目標定在機製和體(ti) 製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men) 必須著眼於(yu) 讓真正意義(yi) 上的資源重新配置，推動城鎮化，獲得改革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