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因時代的需要而產(chan) 生，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必須遵守，但實踐是發展的，單靠老祖宗不行，需要創新的理論，寫(xie) 出新的著作。毛澤東(dong) 說：《兩(liang) 論》“都是適應於(yu) 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xie) 的”。

　　一九六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實踐論》《矛盾論》

　　今年是《兩(liang) 論》在延安發表80周年。毛澤東(dong) 集革命家、軍(jun) 事家、哲學家於(yu) 一身，善於(yu) 將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基本理論、中國革命經驗和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三者的精華結合起來，進行理論上的創新。他寫(xie) 出的《實踐論》《矛盾論》(以下簡稱《兩(liang) 論》)，豐(feng) 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yi) 認識論和辯證法，為(wei) 黨(dang) 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為(wei) 什麽(me) 說《兩(liang) 論》“都是適應於(yu) 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xie) 的”

　　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因時代的需要而產(chan) 生，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必須遵守，但實踐是發展的，單靠老祖宗不行，需要創新的理論，寫(xie) 出新的著作。毛澤東(dong) 說：《兩(liang) 論》“都是適應於(yu) 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xie) 的”。

　　為(wei) 什麽(me) “不能不寫(xie) ”?

　　首先是為(wei) 了從(cong) 思想理論上清算給中國革命帶來嚴(yan) 重損失的主觀主義(yi) (尤其是教條主義(yi) )，為(wei) 了給即將來臨(lin) 的抗日戰爭(zheng) 提供銳利的思想武器。

　　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毛澤東(dong) 根據形勢變化，首先解決(jue) 最緊迫的政治路線，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繼之，1936年12月，到紅軍(jun) 大學講授並寫(xie) 作《中國革命戰爭(zheng) 的戰略問題》，係統總結第二次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的經驗教訓，批判“左”傾(qing) 軍(jun) 事路線的錯誤，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該書(shu) 的顯著特點是充滿了唯物論辯證法，對“左”傾(qing) 軍(jun) 事路線進行深刻的哲學批判，將軍(jun) 事理論與(yu) 哲學思想融為(wei) 一體(ti) ，是一本傑出的軍(jun) 事哲學著作，已具《兩(liang) 論》雛形。在毛澤東(dong) 看來，這還不夠，還不是專(zhuan) 門的哲學著作。為(wei) 了揭露錯誤路線的認識論根源，從(cong) 根本上克服主觀主義(yi) ，糾正黨(dang) 的錯誤路線，就必須學習(x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以提高全黨(dang) 的思想理論修養(yang) 。為(wei) 此，毛澤東(dong) 著力研究哲學，在1937年春夏應邀到抗大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講課因“七七事變”而中斷)，編著《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兩(liang) 論》是其中最精彩、最重要的兩(liang) 節。

　　在講課時，毛澤東(dong) 反複指出，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chan) 階級的宇宙觀和方法論，有高度的和嚴(yan) 密的科學性，同徹底的和不妥協的革命性密切地結合著的、一種最正確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如果不懂得它，我們(men) 的事情是辦不好的，會(hui) 犯錯誤。但如果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絕大的效果。他強調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對於(yu) 指導革命運動的幹部人員，尤屬必修的科目。”

　　由此看來，長征到陝北後，毛澤東(dong) 發憤讀書(shu) ，研究哲學，寫(xie) 作《兩(liang) 論》，為(wei) 即將開赴抗日前線的將士們(men) 講授哲學，決(jue) 不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回擊教條主義(yi) 者用“狹隘經驗論”的帽子對他的誣蔑，也不隻是為(wei) 了徹底清算黨(dang) 內(nei) 錯誤路線，而是有更深刻的考慮，為(wei) 即將來臨(lin) 的抗日戰爭(zheng) 作理論準備。這種理論準備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為(wei) 自己磨製指導抗日戰爭(zheng) 的思想武器，猶如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為(wei) 了批判第二國際修正主義(yi) 、寫(xie) 作《帝國主義(yi) 論》而在瑞士伯爾尼潛心研究黑格爾哲學一樣。二是為(wei) 即將開赴抗日前線的將士們(men) 進行思想理論武裝，也為(wei) 全黨(dang) 迎接偉(wei) 大的抗日戰爭(zheng) 進行思想理論準備。

　　從(cong) 哲學史看，寫(xie) 作《兩(liang) 論》既完成列寧提出的“說明和發揮”任務，又回答了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矛盾

　　從(cong) 哲學史看，寫(xie) 作《兩(liang) 論》還有理論上的需要，是實現人類哲學思想發展的曆史必然。

　　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發展史看，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的曆史的唯物主義(yi) ，為(wei) 無產(chan) 階級世界觀方法論奠定了科學基礎，但他們(men) 沒有為(wei) 自己的哲學思想構建一個(ge) 理論的邏輯體(ti) 係。列寧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豐(feng) 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遺憾的是，列寧未能對認識辯證途徑和辯證法核心展開“說明和發揮”。

　　人類哲學思想發展有它自身的內(nei) 在邏輯。到了20世紀30年代，完成對認識辯證途徑和辯證法核心的“說明和發揮”的任務，已成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自身發展的邏輯必然。毛澤東(dong) 在抗大講哲學，特別用心寫(xie) 作《兩(liang) 論》，係統地、深刻地闡述馬克思主義(yi) 認識論的基本理論和對立統一規律學說，就是為(wei) 了完成列寧提出的“說明和發揮”任務。

　　再從(cong) 中國哲學史看，毛澤東(dong) 著述《實踐論》對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zheng) 論不休的知行學說做出了科學總結。中國哲學從(cong) 先秦起就注重知與(yu) 行關(guan) 係的討論，到宋明時期則在知與(yu) 行的先後、輕重、難易、分合等問題上展開爭(zheng) 論，形成了較係統的不同的知行學說。到了近代，孫中山從(cong) 知行問題入手，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一反傳(chuan) 統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知易行難說”，提出了“知難行易說”。毛澤東(dong) 將孫中山的知行學說推向革命方麵，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唯物而辯證地闡明了知與(yu) 行的具體(ti) 的曆史的統一。他用“論實踐和認識——知和行的關(guan) 係”作為(wei) 《實踐論》的副題赫然標出，並在文中論及“知和行的具體(ti) 的曆史的統一”。這些顯示出毛澤東(dong) 是在有意識地對兩(liang) 千多年爭(zheng) 論不休的知行關(guan) 係做出唯物而辯證的當代總結，糾正“知行分任”的錯誤觀點，將知行學說提到新的水平。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有豐(feng) 富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其主要內(nei) 容是矛盾學說，即猜測到事物內(nei) 部矛盾著的雙方(陰陽)的相互作用是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源泉和動力，看到了對立麵之間的互相聯係、互相依存、互相滲透和互相轉化，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相反相成”、“物極必反”、“萬(wan) 物皆有對”、“一分為(wei) 二”等思想即是。這些辯證法思想不僅(jin) 存在於(yu) 哲學著作中，而且滲透到政治、軍(jun) 事、道德、文學藝術、醫學、自然科學和宗教等各個(ge) 方麵，直接影響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cong) 毛澤東(dong) 的早期著作看，他熟諳中國古代辯證法思想。他的《矛盾論》將中國古代樸素的矛盾學說賦予了現代的內(nei) 容和形態，形成了一個(ge) 完整的理論體(ti) 係。

　　《兩(liang) 論》決(jue) 不是書(shu) 齋的產(chan) 物，更不是從(cong) 任何書(shu) 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結了中國革命血的經驗教訓

　　列寧提出的對認識辯證途徑和唯物辯證法核心“說明和發揮”的任務，由毛澤東(dong) 在20世紀30年代完成，這並不是偶然的。

　　“事物的辯證法創造觀念的辯證法”。毛澤東(dong) 之所以能完成列寧提出的“說明和發揮”的任務，首先是，十月革命後中國社會(hui) 矛盾的尖銳性、複雜性和曲折性為(wei) 世所罕見(可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逐漸成了東(dong) 方矛盾的焦點和東(dong) 方革命的中心。《兩(liang) 論》正是中國社會(hui) 客觀矛盾運動辯證法的理論反映。戰爭(zheng) 是人類矛盾鬥爭(zheng) 最高形式，也是人類能動性最高表現。客觀辯證法與(yu) 主觀辯證法在戰爭(zheng) 中表現得最為(wei) 充分。其次是中國革命經曆了第一次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的勝利與(yu) 失敗和第二次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的勝利與(yu) 失敗。隻有經曆了革命戰爭(zheng) 的兩(liang) 次勝利與(yu) 兩(liang) 次失敗的實踐，才能對中國革命的規律有一個(ge) 比較正確的認識，才能對認識的根本規律有深切的理解，也才能著述《兩(liang) 論》。在此之前是難以做到的。

　　從(cong) 主觀條件講，毛澤東(dong) 從(cong) 學生時代起就重視哲學，提出改造中國“非普及哲學不可”。他中外哲學著作都讀。他手抄恩師楊昌濟譯的《西洋倫(lun) 理學史》(手稿)七本，在讀十萬(wan) 餘(yu) 字的《倫(lun) 理學原理》時寫(xie) 了一萬(wan) 多字批語，僅(jin) 此就可見其用心苦讀之一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yi) 後，他依然“喜研究哲學”，明確認識到“唯物史觀是吾黨(dang) 哲學的根據”。更可貴的是，他善於(yu) 運用矛盾分析方法，從(cong) 主客觀關(guan) 係上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找出中國革命規律，指導中國革命。自然，他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zheng) 的哲學思考和總結也有一個(ge) 過程。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wei) 什麽(me) 能夠存在》《關(guan) 於(yu) 糾正黨(dang) 內(nei) 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yi) 》等著作中，通過對中國社會(hui) 尖銳的、複雜的、曲折的和極端不平衡的矛盾的分析，論證了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根據，初步揭示了中國革命走由農(nong) 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規律。他還從(cong) 主觀與(yu) 客觀的關(guan) 係上總結紅色政權存在發展的主觀條件，強調革命的主觀指導要符合客觀實際，反對主觀主義(yi) 。他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情況”和“從(cong) 鬥爭(zheng) 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上述著作均是唯物辯證法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活的運用。在江西時期，他的哲學思想已初具輪廓。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在保安采訪毛澤東(dong) 後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dong) 是一個(ge) 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是個(ge) 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有自己的“哲學體(ti) 係”。

　　《兩(liang) 論》的產(chan) 生不僅(jin) 是為(wei) 即將來臨(lin) 的抗日戰爭(zheng) 作思想理論準備，而且也與(yu) 由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向抗日戰爭(zheng) 的轉變直接相聯的。在處於(yu) “圍剿”與(yu) 反“圍剿”的艱苦的戰爭(zheng) 環境下，毛澤東(dong) 可以在馬背上哼詩詞，但不能在馬背上寫(xie) 論文。因為(wei) 論文的寫(xie) 作需有時間進行思考，哲學思想尤其需要沉思。雖然任何真正的哲學思想都源於(yu) 社會(hui) 的矛盾運動和社會(hui) 生活，但任何真正的哲學思想都離不開前人和同時代人的思想資料，而不可能憑空產(chan) 生。這就需要哲學家有時間坐下來讀書(shu) 、思考。長征到達陝北後，情形起了根本性變化。由於(yu) 實行了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紅軍(jun) 與(yu) 東(dong) 北軍(jun) 、西北軍(jun) 達成共同抗日的默契，有了以延安為(wei) 中心的相對穩定、安定的根據地，可以讀書(shu) 、辦學和研究、著述。抗大邀請毛澤東(dong) 講哲學，直接催生了《兩(liang) 論》的誕生。

　　毛澤東(dong) 之所以能寫(xie) 出《兩(liang) 論》，是因為(wei) 他具有集革命家、哲學家和精通中國曆史文化的學問家於(yu) 一身的優(you) 點。專(zhuan) 門哲學家難於(yu) 寫(xie) 出《兩(liang) 論》這樣的論著。《兩(liang) 論》決(jue) 不是書(shu) 齋的產(chan) 物，更不是從(cong) 任何書(shu) 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結了中國革命血的經驗教訓。

　　《兩(liang) 論》是經實踐反複檢驗證明了的科學論著，為(wei) 黨(dang) 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是黨(dang) 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基本教材。習(xi) 近平同誌指出，學習(xi) 馬克思主義(yi) 經典著作，很重要的是學習(xi) 毛澤東(dong) 同誌的重要著作。他在列舉(ju) “需要反複精讀”的毛澤東(dong) 著作篇目時，首先列出的是《實踐論》《矛盾論》。他指出：“這是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的兩(liang) 篇代表作，對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作出哲學總結，豐(feng) 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yi) 認識論和辯證法。”在為(wei)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偉(wei) 大征途中，《兩(liang) 論》依然是我們(men) 黨(dang) 贏得偉(wei) 大勝利的法寶，必讀的經典。■

　　(作者為(wei) 中共中央黨(dang) 校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