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作者注：指2003年)3月，我有幸在研究生院聆聽了著名經濟史學家吳承明老先生的兩(liang) 堂有關(guan) 經濟史研究方法的講課，之後，又對先生的相關(guan) 文章進行了閱讀。在感覺到先生的淵博知識的同時，我也在經濟史研究方法方麵受益頗多，現不揣粗陋，以敘一二。

　　一、 一切經濟學理論在本質上都是一種研究方法

　　吳承明先生在《經濟學理論與(yu) 經濟史研究》一文中有一個(ge) 著名觀點，即，“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wei) 方法論”。[1]這一論斷清楚地界定了在經濟史的研究過程中，經濟學理論所應該和能夠扮演的角色。我們(men) 知道，經濟史是一門交叉學科。一方麵，它是史學的一個(ge) 分支，專(zhuan) 門“研究各時期社會(hui) 生產(chan) 、交換、分配、消費的曆史。其中人們(men) 勞動、生產(chan) 發展的成果及其效率尤應是考察的基礎。”[2]另一方麵，對於(yu) 曆史中的經濟現象與(yu) 經濟規律，我們(men) 應該運用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把握。因此，如何做到史學與(yu) 經濟學的結合，是決(jue) 定經濟史研究能否做好的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不過，由於(yu) 經濟史研究本質上是史學研究，所以，在經濟史的研究中首先要充分運用科學合理的曆史研究方法，譬如：史料學和考據學方法，曆史唯物主義(yi) 方法等。在做到對史料的盡可能充分占有的基礎上，我們(men) 則要運用基本經濟理論來對現有的資料進行經濟學分析，以期對一定時期一定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活動狀況給予推測，並找出特定的經濟發展規律。

　　吳先生多次強調，“史無定法”，“治史可因對象、條件之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在方法論上不應抱有傾(qing) 向性，而是根據所論問題的需要，和資料等條件的可能，作出選擇”。[3]他這種視不同的經濟學理論為(wei) 方法的態度和觀點，是對過去許多偉(wei) 大的經濟學家的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例如，恩格斯說過，“馬克思的整個(ge) 世界觀不是教義(yi)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4] M·凱恩斯也說過，“經濟學與(yu) 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5]熊彼特則將其經濟學說史名著定名為(wei) 《經濟分析史》，因為(wei) 他認為(wei) ，任何一種經濟學說，在曆史的長河中都會(hui) 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工具。

　　這種觀點有助於(yu) 澄清我們(men) 從(cong) 事經濟學理論工作的人頭腦中的一些不正確的思想，即對某一種或幾種經濟學理論的過分推崇，甚至迷信。比如，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被逐漸介紹到國內(nei) ，許多經濟學理論研究者對之奉若神明，認為(wei) 隻有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才是kaiyun官方地址的方向。不可否定，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促進中國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方麵的確是功不可沒，但是，該理論並非十全十美，相反，現代經濟學最近30年的發展，正是西方學者對新古典理論不合理的假設前提進行批判而得到的：由於(yu) 信息問題的普遍存在，市場失靈不可避免，因此，製度的作用，包括國家的作用變成為(wei) 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力量。那種認為(wei) 政府越小市場越有效的觀點顯然是有局限的。如果我們(men) 把經濟理論作為(wei) 分析問題的工具，隻有意識到該理論成立的條件，即意識到它的局限性，我們(men) 才更有可能正確地運用該理論，也就更容易注意到現實狀況對於(yu) 理論運用的製約，從(cong) 而去尋找更適合的理論工具。

　　二、 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

　　吳承明先生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經濟學理論與(yu) 經濟史研究”和“經濟史：曆史觀與(yu) 方法論”等文章中多次談到如何在經濟史研究中來應用經濟學理論，以及如何去認識這些理論工具的局限性。下麵試舉(ju) 出吳先生研究過的三個(ge) 經濟理論來進行說明。

　　1、發展經濟學中的二元經濟論

　　發展中國家由於(yu) 長期受到宗主國的經濟侵略，從(cong) 而形成了傳(chuan) 統的農(nong) 業(ye) 和手工業(ye) 與(yu) 現代工業(ye) 並存的二元格局。劉易斯、費景漢和拉尼斯、托達羅等經濟學家認為(wei) ，發展中國家的傳(chuan) 統部門存在大量的勞動力剩餘(yu) ，因此是沒有效率的，它們(men) 要想實現經濟增長，必須要持續地將勞動力從(cong) 傳(chuan) 統的農(nong) 業(ye) 部門向現代的、具有更高效率的工業(ye) 部門轉移，同時，現代部門的外生技術的提供可以提高傳(chuan) 統部門的生產(chan) 效率，。

　　根據這一基本觀點，上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對二元經濟形成的原因、農(nong) 村勞動力剩餘(yu) 的轉移方式、不同國家傳(chuan) 統部門的生產(chan) 率的比較、傳(chuan) 統部門與(yu) 現代部門產(chan) 品的比價(jia) 關(guan) 係等方麵進行了大量研究。

　　吳承明先生認為(wei) ，發展經濟學的出發點是非常好的，運用比較的分析方法也很科學。但是，二元經濟理論試圖通過一些普遍的模型來說明現狀和給出建議，難免存在局限，因為(wei) 不同國家形成二元格局的原因各不相同，譬如，它們(men) 很難解釋近代中國的經濟演變。另外，它們(men) 認為(wei) 農(nong) 業(ye) 是沒有效率的，這一點也未必準確，像中國的農(nong) 業(ye) 部門就是高效率集約化的;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工業(ye) 化的初期都以各種方式向工業(ye) 部門提供大量的資本積累，這也說明農(nong) 業(ye) 剩餘(yu) 的數量並不低。農(nong) 業(ye) 部門內(nei) 部本身也在不斷發展，而不像許多經濟學家所認為(wei) 的是“不變的”。

　　2、經濟計量學方法

　　經濟計量學 (econometrics)是設定一個(ge) 經驗模型或目標模型，根據所掌握的各類變量的數據資料，求出變量之間的數量關(guan) 係，目前已廣泛應用於(yu) 現實經濟的分析、預測、決(jue) 策和製定計劃等。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一些著名學者如福格爾、戴維斯(Lance Davis)、休斯(Joanthan Hughes)等，大都運用經濟計量學方法研究經濟史。福格爾還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獎。

　　近年來，中外學者用計量模型研究中國經濟史者亦漸興(xing) 起，如關(guan) 於(yu) 宋代會(hui) 子發行的研究，以及唐代裏甲戶口，其餘(yu) 都屬近代，主要在進出口貿易、貨幣量、個(ge) 別行業(ye) 的生產(chan) 等方麵口物價(jia) 尤其是糧價(jia) 的研究較多，為(wei) 分析季節變動、長期趨勢、周期性、市場整合等，主要也是用回歸分析，不過較為(wei) 複雜。

　　吳承明先生認為(wei) ，計量學方法一般適用於(yu) 研究生產(chan) 力，而不包括生產(chan) 關(guan) 係;它隻見量變，不見質變;以函數關(guan) 係代替事物間的辯證關(guan) 係;因而不能概括在曆史演變過程的全部內(nei) 涵。而頗為(wei) 重要的製度、政策等因素，隻能假定不變。這都表明，經濟史研究不能單憑計量學方法做出結論。因此，計量學方法應該主要用於(yu) 檢驗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論。70年代美國經濟史學會(hui) 主席希德(Palph W. Hidy)在就職演說中便說過，“沒有以往史學家所作質的研究，計量史學家也會(hui) 走入歧途。”

　　3、新製度經濟學

　　新製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是諾貝爾獎得主D·諾斯，諾斯認為(wei) ，製度是人們(men) 的行動規則，不同的製度安排決(jue) 定了不同的交易成本，並由此形成不同的激勵效果，如果一項製度能夠促使人們(men) 進行生產(chan) 性投資，則從(cong) 長期看該製度將有利於(yu) 經濟增長。如果新的製度安排能促進產(chan) 權結構和經濟組織效率的優(you) 化，則可能出現製度變遷。諾斯認為(wei) ，現代國家的主要職責是確定和保護產(chan) 權，保證合同的有效執行。國家以服務(國防、治安)和公正(法律、裁判)與(yu) 選民相交易;目的在使政府的租金(權力報酬)和稅金最大化。但是，國家(官僚)也可能濫用所掌握的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因此，國家對於(yu) 經濟增長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是人為(wei) 的經濟衰退的根源。諾斯根據該理論來解釋西方國家的近現代經濟史，他的《西方世界的興(xing) 起》和《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等著述在西方史學界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

　　吳承明先生認為(wei) ，諾斯把製度納入經濟史研究範圍，提出以製度安排為(wei) 核心，研究各時期的結構變革和經濟組織的有效性，並審定其實際績效，這是經濟史方法論上一大啟發，但曆史是複雜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製度安排作為(wei) 唯一的原因。在諾斯的具體(ti) 經濟史、特別是古代史的著述中，常可見人口和移民、戰爭(zheng) 、技術以至黑死病等非製度因素的重大作用。再則，製度變革，如希克斯《經濟史理論》所說，常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三、 最近30年來經濟學理論的兩(liang) 大發展及對經濟史研究方法的貢獻

　　經過薩繆爾森、阿羅和德布魯等經濟學大師們(men) 的努力，新古典經濟學在上世紀中期日益臻於(yu) 完善和數理形式化。從(cong) 上世紀70年代開始，現代經濟學發生了重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變化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經濟學分析工具方麵的改善，即博弈論方法的大量使用;另一方麵則是信息經濟學的興(xing) 起。實際上，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

　　(一)理論發展

　　1、博弈論

　　博弈論的準確定義(yi) 是：一些個(ge) 人、團隊或其他組織，麵對一定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的規則約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時或先後，一次或多次，從(cong) 各自允許選擇的行為(wei) 或策略進行選擇並加以實施，並從(cong) 中各自取得相應結果或收益的過程。一個(ge) 完整的博弈應當包括五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第一，博弈的參加者，即博弈過程中獨立決(jue) 策、獨立承擔後果的個(ge) 人和組織;第二，博弈信息，即博弈者所掌握的對選擇策略有幫助的情報資料;第三，博弈方可選擇的全部行為(wei) 或策略的集合;第四，博弈的次序，即博弈參加者做出策略選擇的先後;第五，博弈方的收益，即各博弈方做出決(jue) 策選擇後的所得和所失。

　　博弈論使我們(men) 更清醒地認識到我們(men) 生活在一個(ge) 複雜的世界裏。它研究在互動情形下人們(men) 的理性決(jue) 策行為(wei) 。不同於(yu) 一人決(jue) 策，互動情形下人們(men) 決(jue) 策要考慮對手是怎麽(me) 決(jue) 策的，對手是怎麽(me) 考慮問題的，等等。這樣，就有兩(liang) 點值得強調。一是事情的最終結果是所有人的策略或行動導致的;二是博弈者知道或相信什麽(me) 特別重要，如一個(ge) 人知道什麽(me) 信息，他的對手對他的信息的了解等。一個(ge) 博弈的解，籠統地說，是由博弈的物理結構與(yu) 信息結構共同決(jue) 定的。

　　2、信息經濟學

　　信息經濟學的興(xing) 起可以說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一次重大革命。我們(men) 知道，新古典經濟學的結論暗含了許多重要假設，其中包括所有當事人的信息是完全充分的。但是，現實中的情況顯然不是如此，首先，當事人可能不了解情況，甚至是某些重要的信息;其次，不同當事人之間對某一事物了解的信息是不一樣的，即信息是非對稱的。那麽(me) ，如果在這樣的條件下，市場機製會(hui) 得到什麽(me) 結果呢?這正是信息經濟學要研究的對象。換言之，信息經濟學以博弈論為(wei) 工具，研究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的情況下，經濟當事人會(hui) 如何行動，以及形成何種結果。對信息經濟學作出開創性貢獻的是阿克爾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

　　阿克爾洛夫通過對舊車市場的研究發現，如果信息不對稱，市場機製的運行將難以維持，人們(men) 無法達成交易，市場會(hui) 萎縮直至消失。斯彭斯通過對教育和勞動市場的研究發現，教育能夠在勞動市場起到信號傳(chuan) 遞的作用，從(cong) 而使市場可以分辨不同能力的勞動者。斯蒂格利茨則對保險市場的逆向選擇、銀行的信貸配置、效率工資和分成租佃合約等方麵進行了研究，他的研究說明了人們(men) 麵對信息問題時是如何來發現信息、如何規避信息造成的風險的。繼他們(men) 之後，信息經濟學已被許多學者廣泛應用於(yu) 對合同、勞動市場、金融市場、法經濟學、機製設置理論和經濟史等領域的研究。

　　(二)新的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

　　1、博弈論

　　運用博弈論進行經濟史研究取得很大成果的是A·格雷夫,他開創的曆史比較製度分析的主要特點為(wei) ：一是把對經濟體(ti) 製的比較製度分析從(cong) 現實製度層麵擴展到曆史製度和曆史因素的層麵，力圖揭示曆史在製度產(chan) 生、選擇和變遷中的作用，二是主要運用了重複博弈論和曆史經驗的歸納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三是主要研究對象為(wei) 缺少集中的法律製度背景下的“自我實施製度”及其運行機製;四是將研究的視野不斷從(cong) 市場製度向非市場製度，從(cong) 製度安排向製度環境，從(cong) 經濟、政治、法律製度向文化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拓展。

　　格雷夫以11-14世紀歐洲“商業(ye) 革命”時期的意大利城市熱那亞(ya) 和地處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馬格裏布為(wei) 典型案例來展開曆史製度分析。這兩(liang) 個(ge) 地區在中世紀晚期雖然同樣經曆了商業(ye) 革命的經濟貿易繁榮，但在後來長期的經濟與(yu) 社會(hui) 發展中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熱那亞(ya) 發展出了現代商業(ye) 文明，而馬格裏布卻日益走上衰弱。是什麽(me) 因素導致了這樣的結果?經過嚴(yan) 謹縝密的曆史考察和理論分析，通過運用博弈論工具，格雷夫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製度選擇把兩(liang) 者引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而在相同的環境條件下形成不同的製度選擇的原因，格雷夫認為(wei) 是曆史綜合作用的結果，尤其是文化傳(chuan) 統起了決(jue) 定性的作用。

　　2、信息經濟學

　　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個(ge) 長期令人感興(xing) 趣的課題是，為(wei) 什麽(me) 農(nong) 民和地主之間往往會(hui) 簽訂分成租佃合約?因為(wei) 按照標準的經濟學解釋，分成租佃將降低農(nong) 民的勞動積極性，從(cong) 而產(chan) 生效率損失。最早對該問題進行詳細研究並給出合理解釋的是張五常。之後，斯蒂格利茨運用信息經濟學的有關(guan) 理論對該問題重新進行了表述，並且給出了嚴(yan) 格的數學形式的證明。

　　在土地租佃市場上，一般可以簽訂三類合同，即，(1)地主得到固定產(chan) 出，農(nong) 民得到剩餘(yu) 產(chan) 出;(2)農(nong) 民得到固定產(chan) 出、地主得到剩餘(yu) 產(chan) 出;(3)農(nong) 民和地主按比例分配所有產(chan) 出。按照信息經濟學的觀點，我們(men) 首先可以認為(wei) 第(2)種合同是沒有效率的，因為(wei) 農(nong) 民的勞動時間和勞動質量屬於(yu) 難以觀測和度量的指標，而這兩(liang) 項指標直接影響最終產(chan) 出的數量。在農(nong) 民和地主之間對該信息的掌握是不同的，如果農(nong) 民拿固定產(chan) 出，他便沒有積極性去努力勞動，而地主要想監督和強迫農(nong) 民勞動將付出巨大成本。那麽(me) ，第(1)種合同是否是最有效的呢?在這種合同安排下，農(nong) 民的勞動積極性最高，因為(wei) 所有的額外勞動產(chan) 生的成果都屬於(yu) 自己。但是這種合同也有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農(nong) 民可能產(chan) 生短期行為(wei) ，即他有過分利用土地肥力的傾(qing) 向，從(cong) 而影響土地的長期產(chan) 出;二是如果遇到天災導致農(nong) 業(ye) 歉收，農(nong) 民交完固定地租後可能一無所有，難以維持生計，甚至破產(chan) 。所以，在長期的選擇過程中，地主和農(nong) 民都更加傾(qing) 向於(yu) 第(3)類合同安排，並且願意簽訂長期租佃合約。在這種情況下，盡管農(nong) 民的額外努力的勞動成果必須分配一部分給地主，但是，考慮到不確定的天氣原因，這等於(yu) 是向地主購買(mai) 了一份保險，從(cong) 而可以安全度過災年。

　　參考書(shu) 目：

　　吳承明：《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yu) 社會(hui) 》，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1年。

　　吳承明：《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雲(yun) 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張五常：《經濟解釋》，商務印書(shu) 館，2001年

　　秦海：“曆史的製度分析”，載《比較》第4期，中信出版社，2002年。

　　錢穎一：“信息經濟學的奠基人——記三位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載《財經》2001年10月20日刊。

　　(注：本文寫(xie) 於(yu) 2003年，為(wei) 當時修習(xi) 吳承明先生課程，學習(xi) 他的經濟史著作的讀書(shu) 筆記)

　　[1]吳承明著《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第102頁，雲(yun) 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2]吳承明“生產(chan) 力經濟史和區域研究”，載《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yu) 社會(hui) 》，第339頁，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1年。

　　[3]以上引文均引自吳承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文，載《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第49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頁(1974年版)。

　　[5]轉引自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yu) 經濟史研究”，參見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