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小編注：指2008年)是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的第三十個(ge) 年頭，回顧三十年走過的曆程，我們(men) 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經曆了中國曆史上，也許是人類曆史上時間最長、惠及麵最廣的一次高速經濟增長。過去三十年，中國保持了大約9.5%的年均增長率，人均國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360美元，實現了從(cong) 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按照世界銀行標準，貧困人口減少了3.5億(yi) 人，為(wei) 全世界的減貧事業(ye) 做出了重大貢獻。隨著經濟繁榮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men) 的社會(hui) 、文化、衛生生活也得到了極大改善。上述事實充分說明，對於(yu) 普通民眾(zhong) 而言，經濟增長作為(wei) 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基礎，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yi) 。

　　正如經濟史學家的研究所發現的那樣，在人類幾千年的曆史裏，經濟增長並非常態，而經濟不增長反而是容易出現的現象。為(wei) 了對經濟增長現象給出合理解釋並找到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途徑，經濟學家們(men) 進行了艱難而持續的求索。在早期，不少經濟學家認為(wei) ，資本積累(通常體(ti) 現為(wei) 機器設備和廠房等物質資本的增加)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條件，甚至是唯一的來源，這一觀點的理論概括是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然而，這一理論存在一些明顯缺陷：首先，我們(men) 不清楚是誰在決(jue) 定資本積累的數量和種類;第二，假如其他條件不變，受製於(yu) 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為(wei) 了維持一定水平的增長率， 投資率必須不斷上升。這顯然無法做到，也與(yu) 世界各國發展的曆史事實不符。

　　在這個(ge) 領域，做出革命性貢獻的當屬熊彼特(J.A.Schumpeter)，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shu) 中，首次把企業(ye) 家才能作為(wei) 經濟增長與(yu) 發展的原動力，認為(wei) 正是企業(ye) 家的“創造性毀滅”推動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企業(ye) 家不斷通過創新提高了整個(ge) 經濟活動的效率，因此在現代經濟增長中，增長的源泉主要不是來自投入的增加，而是技術進步導致的效率提高。此後，庫茲(zi) 涅茨(S.Kuznets)和索洛(R.M.Solow)也證明了這一點。後者利用美國上世紀50年代的數據進行計算，發現投入的增加隻能解釋產(chan) 出變化的12.5%，而其餘(yu) 的部分則歸因為(wei) 技術進步。不過，索洛並沒有對技術進步給出內(nei) 生的解釋，而是把它視為(wei) 一種外生的因素。上世紀80年代，羅默(P.M.Romer)等新增長理論的開創者對於(yu) 技術進步機理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他們(men) 認為(wei) ，技術進步是個(ge) 人和企業(ye) 有意識地投入時間和金錢的結果，換言之，技術進步本身是內(nei) 生於(yu) 經濟活動之中的。並且，他們(men) 的研究也隱含地認為(wei) ，除非從(cong) 事技術研究的個(ge) 人或企業(ye) 能夠獲得某種獎勵，否則，技術進步很難發生。而要確保這一點，必須建立承擔產(chan) 權保護和合同執行功能的一係列製度。

　　在研究企業(ye) 家才能和經濟增長方麵，鮑莫爾(W.Baumol)教授無疑是一個(ge) 令人無法忽視的經濟學家。他在許多著作中強調，企業(ye) 家才能在任何社會(hui) 都存在，一個(ge) 經濟體(ti) 能否取得很好的增長，關(guan) 鍵在於(yu) 企業(ye) 家才能是配置到生產(chan) 性活動上麵，還是配置到尋租等非生產(chan) 性活動(這類活動有時是破壞性的)上麵。鮑莫爾特別指出，企業(ye) 家才能的配置方向，取決(jue) 於(yu) 一個(ge) 社會(hui) 通行的遊戲規則(即占據主導地位的製度)，以及由該規則所決(jue) 定的報酬結構。

　　鮑莫爾教授在其新書(shu) 《好的資本主義(yi) ，壞的資本主義(yi) 》裏試圖解釋什麽(me) 樣的資本主義(yi) 形式是最有利於(yu) 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在書(shu) 中，“資本主義(yi) ”一詞並沒有太強的意識形態色彩，隻是指生產(chan) 資料的大部分或相當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裏而不是由政府擁有或使用這一事實。即使都是擁有這一共同特征的經濟體(ti) ，其經濟的組織方式、政府經濟職能的界定，以及各種其他要素方麵也可能很不相同。他把“資本主義(yi) ”分成四種類型：“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yi) ”、“寡頭型資本主義(yi) ”、“大企業(ye) 型資本主義(yi) ”和“企業(ye) 家型資本主義(yi) ”。在現實世界中，並沒有哪個(ge) 經濟體(ti) 屬於(yu) 某一種純粹形態。在鮑莫爾教授看來，最能夠實現經濟長期增長的是一種企業(ye) 家型經濟體(ti) 製和大企業(ye) 型經濟體(ti) 製的混合體(ti) ，因為(wei) 這種形態的經濟體(ti) 製最有利於(yu) 技術進步，最有利於(yu) 新技術的商業(ye) 化。

　　鮑莫爾教授對於(yu) 國家主導型經濟體(ti) 製、寡頭型經濟體(ti) 製，乃至大企業(ye) 型經濟體(ti) 製的缺陷都進行了深刻剖析。譬如，國家主導型經濟體(ti) 製盡管在亞(ya) 洲一些國家取得了成功，然而，它的缺陷乃至危險在於(yu) ：認為(wei) 國家導向將永遠管用;過度投資;挑選了錯誤的發展部門或行業(ye) ;腐敗;難以停止向失敗的部門或行業(ye) 輸送資源。寡頭型經濟體(ti) 製的問題在於(yu) ：財產(chan) 權製度偏向保護那些擁有大量財產(chan) 的人;政策設計不是為(wei) 了經濟增長，而是為(wei) 了促進少數人(執政者及其親(qin) 信)的利益。因此，寡頭型經濟體(ti) 製往往導致收入分配極其不平等和緩慢的增長、嚴(yan) 重的腐敗、持續存在龐大的非正規經濟等不良後果。即便大企業(ye) 型經濟體(ti) 製也有管理僵化、不願意創新和反對競爭(zheng) 與(yu) 變化等問題。

　　像東(dong) 亞(ya) 一些國家那樣的國家主導型經濟在經濟得到長足發展以後，如何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是一個(ge) 近來十分熱門的話題。2007年國際經濟學會(hui) 曾經在北京召開圓桌會(hui) 議進行專(zhuan) 門的討論。好幾位經濟學家對此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

　　鮑莫爾教授提出了發展水平較高國家實現領先性增長的四個(ge) 條件：(1)易於(yu) 創設和發展生意;(2)生產(chan) 性企業(ye) 家活動可以得到良好回報;(3)非生產(chan) 性活動受到抑製;(4)迫使市場競爭(zheng) 的贏家繼續保持創新勢頭。更為(wei) 重要的是，對於(yu) 如何釋放欠發達國家的企業(ye) 家才能，作者也提出了中肯的看法。過去一段時間，許多欠發達國家要麽(me) 采用了國家主導型經濟體(ti) 製，要麽(me) 陷入在寡頭型經濟體(ti) 製之中，因此，當務之急是如何從(cong) 這兩(liang) 種體(ti) 製轉向企業(ye) 家型經濟體(ti) 製。對此，鮑莫爾教授認為(wei) ，要擺脫國家主導，需要進行如下方麵的改革：(1)減少創辦生意的障礙，如簡化企業(ye) 注冊(ce) 程序;(2)使法律體(ti) 係正規化;(3)改善資本的可獲得性;(4)擴大勞動者受教育的機會(hui) 。對於(yu) 擺脫寡頭型體(ti) 製，鮑莫爾教授似乎持一種比較悲觀的態度，他認為(wei) ，這類欠發達國家可能需要迂回前進，首先轉變成某種形式的國家主導體(ti) 製，然後再轉向更加強調企業(ye) 家精神的體(ti) 製。在此過程中，鼓勵這類國家的年輕人到發達國家的學校和企業(ye) 家型企業(ye) 來學習(xi) 和接觸做生意的方式，了解創業(ye) 所需要的法治環境和其他條件，將有助於(yu) 驅動這種轉變。

　　按照鮑莫爾教授等的分析框架，我們(men) 可以對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做出如下解釋：由於(yu) 在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在保持原有體(ti) 製和行政主導大體(ti) 不變的條件下，實行了一係列變通性製度安排(包括農(nong) 村家庭承包製、價(jia) 格雙軌製、財稅包幹製和經濟特區)，在原有大一統的僵化體(ti) 製上打開了缺口，為(wei) 有創業(ye) 能力的人從(cong) 事生產(chan) 性活動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提高了從(cong) 事生產(chan) 性活動的報酬水平，由此推動了民間創業(ye) 活動的興(xing) 起。正是大量企業(ye) 家才能轉而配置到了生產(chan) 性活動上麵，中國的民營經濟部門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經濟才實現了較長時間的一次高速增長。

　　然而，我們(men) 同樣要看到，這些變通性製度安排沒有及時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體(ti) 製和市場體(ti) 製所取代，相反，它們(men) 逐漸被固化為(wei) 一種國家主導型重商主義(yi) 的體(ti) 製，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大量經濟資源的配置權，而且通過行政審批權限的設定侵犯了企業(ye) 家的市場進入權，與(yu) 此同時，一些大型國有企業(ye) 在許多領域保持著壟斷地位。這種體(ti) 製本質上是鮑莫爾教授等人所界定的國家主導型經濟體(ti) 製，盡管也混合了其他三類體(ti) 製的部分元素。

　　所以，毫不奇怪，鮑莫爾所指出的國家主導型、寡頭型和大企業(ye) 型體(ti) 製的各種缺陷與(yu) 問題在當前的中國也得到了相當充分的體(ti) 現。首先，我們(men) 正在成為(wei) 一個(ge) 對腐敗和尋租需要警惕的國家。根據不同學者不同階段的估計，中國的租金總量占GDP的比重始終保持在20%-30%，巨額租金的存在誘導著人們(men) 把大量寶貴的企業(ye) 家才能用於(yu) 尋租活動，從(cong) 而催生了嚴(yan) 重的腐敗現象，腐敗的形式也從(cong) 早先的“官商勾結”轉變成近年來的“賣官買(mai) 官”。根據官方信息，1998-2002年間，各級地方法院共審結貪汙賄賂案件99306件，2662名處級以上官員被判刑，較上一個(ge) 5年增長了65% 。其次，由於(yu) 貪腐問題，我們(men) 正在成為(wei) 一個(ge) 收入分配嚴(yan) 重不公的國家。過去三十年，中國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基尼係數從(cong) 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根據南開大學陳宗勝教授的計算，當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和其他非法收入後，實際基尼係數上升到了0.49。而且，收入分配的兩(liang) 極分化現象日益加劇，最富有10%的家庭與(yu) 最貧窮10%的家庭的消費額比值，1991年為(wei) 2.42倍，2003年則劇增到5.66倍 。最後，本土企業(ye) 家創新活動的動力受到抑製。根據2005年中國經濟普查的數據，中國的工業(ye) 企業(ye) 投入的研發費用平均僅(jin) 占銷售收入的0.56%，大部分工業(ye) 企業(ye) 幾乎不進行自主技術創新活動 。總之，缺乏創新環境使得中國經濟主要依靠大量資源投入實現粗放型的增長，而這條道路目前越來越走不下去了。最近兩(liang) 年來，我們(men) 在東(dong) 南沿海地區的調研發現，企業(ye) 家開辦新生意的勢頭明顯放緩，有的企業(ye) 家甚至幹脆將資產(chan) 轉移到海外，放棄了創業(ye) 和經營活動。

　　在存在以上問題的同時，當前又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中國麵臨(lin) 著出現經濟衰退的危險。為(wei) 了規避這種風險，中國經濟必須轉型到依靠創新、依靠技術進步的現代經濟增長道路上來。換言之，應該設法使企業(ye) 家才能進一步釋放到生產(chan) 性活動上來。顯然，這需要我們(men) 從(cong) 既有的經濟體(ti) 製轉向鮑莫爾教授所說的企業(ye) 家型經濟體(ti) 製。在這方麵，我們(men) 可以從(cong) 鮑莫爾教授的論述中獲益良多。一方麵，加快在中國建立起正式的法治體(ti) 製和市場體(ti) 製;另一方麵，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各級政府支配經濟資源和對企業(ye) 活動進行幹預(包括設立行政許可)的權力，撤銷不利於(yu) 企業(ye) 家創業(ye) 的種種樊籬，降低創業(ye) 成本。我相信，隻要真正建立起激勵生產(chan) 性活動、抑製非生產(chan) 性活動的一係列製度和規則，中國民間所蘊含的企業(ye) 家才能就一定能夠在創新領域得到充分體(ti) 現，中國走向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注：本文由吳敬璉和黃少卿合寫(xie) ，原文以吳敬璉名義(yi) 為(wei) 《好的資本主義(yi) 、壞的資本主義(yi) 》一書(shu) 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