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ei) 容提要：“人口紅利”是在得宜的國內(nei) 外社會(hui) 條件下、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內(nei) ，以及在生產(chan) 力科技含量不高水平上，通過經濟外延發展得到的豐(feng) 厚收益。充裕勞力資源導致超常經濟增長，是采用不完全歸納法得到的或然性因果聯係，而且是較小概率的因果聯係。在多數空間和多數時間，人口膨脹產(chan) 生的效應並非“紅利”而是“黑洞”。“人口紅利”和“人口黑洞”之間，具有相當於(yu) 物理學上的“勢壘”與(yu) “勢阱”的關(guan) 係。前者轉換到後者容易，後者轉換到前者艱難。全麵解控二胎有合理性，但不能徹底解控生育甚至刺激生育。發達國家經濟動力不足並不主要是由於(yu) 人口老化而是產(chan) 業(ye) 虛化所致，本質是寄生性和腐朽性蔓延，不宜盲目比對。中國環境態勢嚴(yan) 峻，民眾(zhong) 個(ge) 體(ti) 素質高低懸殊，僅(jin) 靠撫養(yang) 比例來應對人口老化，可能由人口總量暴漲而致資源耗竭。社會(hui) 合理要以生態合理為(wei) 前提。力推人口結構不利於(yu) 生態合理，也未必有利於(yu) 社會(hui) 合理，須防資源占用的“馬太效應”和人口逆向淘汰，以及人口結構與(yu) 數量陷入惡性循環。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是實現人與(yu) 自然協調的必要舉(ju) 措，中國宗親(qin) 觀念深固，人口增減具有慣性，政策隻能因勢微調，不能讓控製空間輕易喪(sang) 失。根據熵增原理，應對低育危機的難度，遠小於(yu) 應對高育危機的難度。生態化和智能化的結合是大勢所趨，應以“人腦紅利”取代“人口紅利”。人口發展與(yu) 經濟增長的矛盾，仍然主要體(ti) 現在人口質量而不是人口數量，撫養(yang) 比的渲染可能掩蓋問題本質。利用生育率下降機遇建立普惠精培教育，高效利用資源以保持續發展。

　　關(guan) 鍵詞：人口紅利 人口黑洞 社會(hui) 合理 生態合理 熵增原理 人腦紅利

　　作者簡介：歐陽誌遠，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中國應對人口老化全麵解控二胎之後，學界在人口問題上仍然存在兩(liang) 種意見。一種認為(wei) ，基於(yu) 當前出現的低育狀況，要達到更替水平，就要徹底放開人口控製，甚至還要刺激人口增長，以繼續獲取“人口紅利”。另一種認為(wei) ，中國人口基數龐大，資源環境形勢嚴(yan) 峻，勞力緊缺問題應當主要通過科技進步解決(jue) ，一旦人口增長失控就會(hui) 釀成災難。意見衝(chong) 突時隱時現，公眾(zhong) 認識莫衷一是。上述局麵如不改變，將直接影響到社會(hui) 的健康發展。之所以如此，一個(ge) 重大原因是兩(liang) 種意見的論述方式都主要依靠實證對決(jue) ，而實證往往是為(wei) 科學共同體(ti) 的“範式”辯解的，科學史表明“範式”相當於(yu) 信仰，一旦形成就很難改宗，目前的態勢就是囿於(yu) “範式”的困擾而致。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在社會(hui) 發展中，往往是一種傾(qing) 向掩蓋另一種傾(qing) 向。近期利益和遠期利益之間充滿辯證關(guan) 係，與(yu) 其他學科相比，哲學對深層認識的觀察有獨立高度。本文擬從(cong) 生態哲學視角，跳出具體(ti) 學科的固有套路，對方向性問題做一宏觀梳理。“密納發(Minerva)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hui) 起飛。”①作為(wei) 一種反思，哲學的翱翔可能滯後且抽象，但對複雜矛盾的化解，可能會(hui) 有特殊作用

　　一、“人口紅利”與(yu) “人口黑洞”

　　人口問題的爭(zheng) 論焦點是“人口紅利”(Demographic Bonus)概念，從(cong) 本質上看它就是一個(ge) 判斷，前提是眾(zhong) 多的勞動人口，結論是豐(feng) 厚的經濟收益。這個(ge) 判斷是20世紀90年代國外一些學者作出的，後被聯合國人口基金組織使用。近幾年，它越來越被作為(wei) 普遍規律看待，甚至被奉為(wei) 經濟盛衰的圭臬、社會(hui) 安危的標誌。為(wei) 了對人口問題有一個(ge) 理性認識，必須先對這個(ge) 判斷進行討論。考察命題能否成為(wei) 普遍規律的基本準則是：前提和結論之間具有必然聯係，即如果有相應前提，那麽(me) 就有相應結論，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充裕勞力資源和超常經濟增長之間，如果要發生必然聯係，那麽(me) 還須附加幾個(ge) 條件。

　　首先，勞力資源的作用，要在適當的國際環境中和有序的國內(nei) 環境中才能正麵發揮，缺乏其他社會(hui) 因素特別是製度因素搭配，它提供的將不是正能量而是負能量。較低撫養(yang) 比是後發國家的普遍現象，但它並沒有在所有國家和所有時期帶來紅利。被重點關(guan) 注的幾個(ge) 後發人口大國經濟之所以超常增長，有一個(ge) 背景是製造產(chan) 業(ye) 在發達國家大量退出並向外轉移，而這些國家則不失時機地把握了曆史機遇。把握機遇的前提是這些地方有強勁的脫貧需求，同時社會(hui) 係統也有適當的序化機製，中國是一個(ge) 典型，其他幾個(ge) 國家也大體(ti) 如此。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勞力規模不謂不宏大，但社會(hui) 處於(yu) 以人的依賴關(guan) 係為(wei) 基礎的形態中，人的生產(chan) 能力隻是在狹窄的範圍內(nei) 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人力主要表現為(wei) “人口”而不是“人手”，陷入“經濟貧困—人口膨脹—環境破壞—經濟貧困”的惡性循環，生態經濟效益不斷下降。後來社會(hui) 係統由舊的平衡演變為(wei) 新的平衡之後，惡性循環始得突破。平衡演變有兩(liang) 大機理：一是完善社會(hui) 製度;二是改革經濟體(ti) 製。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下，人獲得了以物的依賴性為(wei) 基礎的獨立性，通過參與(yu) 社會(hui) 分工和商品交換，生產(chan) 潛力得到釋放，社會(hui) 才通過勞力數量的充裕投入而獲得了豐(feng) 厚收益。這是內(nei) 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勞力資源隻是內(nei) 在因素之一。忽略社會(hui) 組織的作用，很難用常識不足解釋，因為(wei) 研判者並非常人。

　　其次，勞力資源的作用，要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之內(nei) 才能正麵發揮，這個(ge) 能力在人口眾(zhong) 多的後發國家，往往處於(yu) 臨(lin) 界狀態，它很難通過增長來補償(chang) ，稍有不慎便釀成災難。社會(hui) 生產(chan) 可以分為(wei) 自然再生產(chan) 、經濟再生產(chan) 和人口再生產(chan) ，經濟再生產(chan) 的任務是將自然資源轉化為(wei) 技術產(chan) 品，轉化過程的本質是消耗自然界的負熵、增加自然界的正熵，即降低自然界的有序程度。技術產(chan) 品也有秩序，但技術秩序與(yu) 自然秩序有根本區別，後者是自組織的產(chan) 物，而前者是他組織的產(chan) 物，人口再生產(chan) 的結果絕大部分屬於(yu) 熵增。自然再生產(chan) 的本質是消除正熵和增加負熵，在人有意識地進行恢複的情況下，部分正熵的消除和負熵的產(chan) 生可以由人力來完成，但無論天力和人力，都無法完全使人類活動帶來的熵增完全消除，因為(wei) 文化本身就是自然界的對立麵，何況大多數人還遠未具備生態覺悟，破壞總是大於(yu) 修複。撫養(yang) 比的下降有利於(yu) 社會(hui) 福利的保持和提高，但其代價(jia) 是自然資源的透支。要清醒認識到，我們(men) 在社會(hui) 係統中的利害得失必須以自然係統中的利害得失為(wei) 前提，一旦自然係統消失，社會(hui) 係統將不複存在。社會(hui) 可以體(ti) 諒人情，自然絕不體(ti) 諒人情。國外一本生態學名著說得好：“如果我們(men) 想要改變人類的某些體(ti) 製，我們(men) 是能夠做到的。我們(men) 改變體(ti) 製要做到和自然係統合作，而不是與(yu) 其對抗。”②“人口紅利”的追求，帶有向自然無度索取的性質。

　　再次，勞力數量的作用，隻是在一定曆史階段才能正麵發揮，這個(ge) 時期是經濟增長中科技含量相對低下的時期，即人力密集型產(chan) 業(ye) 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例，這個(ge) 階段屬於(yu) 過渡階段。貧困的成因是自然資源轉化能力低下，根源在國民素質。當單個(ge) 勞力的供養(yang) 能力欠差時，生活保障隻能通過新生人口的簡單追加來提供，結果是經濟、人口和環境走向惡性循環。量大質低的人口，成為(wei) 中國最沉重的社會(hui) 負擔，回顧曆史上的社會(hui) 震蕩，背後都可看到人口的陰影。新中國成立以後，曾經把人口眾(zhong) 多視為(wei) 優(you) 勢，但很快就發現了問題的嚴(yan) 重並采取了控製措施。在特定背景下憑人口數量獲取紅利，是一種畸變性的替代效應。正如黃河河床抬升雖然造成泛濫，但在下遊河段也阻止了汙物的侵染，從(cong) 而使水質得到一定保護。在特殊背景下，這種“畸代效應”可以作為(wei) 差強作用滿足一時所需，但終究不是健康之計。人口撫養(yang) 比的調整是應當的，但切不可把“人口紅利”的持續獲取當作調整目標。人力密集產(chan) 業(ye) 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傳(chuan) 遺型，包括農(nong) 業(ye) 、手工業(ye) 和服務業(ye) ，它們(men) 在現代條件下可以煥發生機並發揮資源節用的功能，但如果人口承載過重，也會(hui) 發生資源危機;另一類是後遺型，主要是粗放製造業(ye) ，其特點是高耗高排，在發達國家稱為(wei) 夕陽產(chan) 業(ye) ，後發國家僅(jin) 能獲取一杯之羹。所謂“紅利”屬於(yu) 權宜性收益，隻要希望民族複興(xing) ，就不應該迷戀。

　　“人口紅利”是由經驗積累產(chan) 生的認識，是一種由不完全歸納法得到的結果。歸納法的客觀基礎是個(ge) 性與(yu) 共性的對立統一，個(ge) 體(ti) 對象屬性不一定存在於(yu) 全體(ti) 對象之中，這就決(jue) 定了從(cong) 個(ge) 體(ti) 中概括出的結論不一定是事物的共性，也不一定反映事物的本質，因而是一種或然性推理。“人口紅利”就是由這種或然性推理得到的因果聯係，而且是較小概率因果聯係。實際上，考證所有人口膨脹的空間，能夠獲取“紅利”的隻有少數而且時間不會(hui) 很長。人口對更多地域一直表現為(wei) 社會(hui) 負擔，在亞(ya) 非拉的後發國家、特別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災難令國際社會(hui) 救不勝救。從(cong) 高危疫情分布來看，主要在貧困人口堆積地帶，每次爆發都造成巨大危害。動亂(luan) 和恐襲背後，貧困人口的堆積更加明顯，世界為(wei) 此付出的代價(jia) 不計其數。人口的這類效應可以稱為(wei) “人口黑洞”，意喻其對自然和社會(hui) 資源的無窮吞噬。“人口黑洞”也是由不完全歸納法得到的或然性因果聯係，但它是一種較大概率因果聯係。將人口膨脹負麵效應以“黑洞”相稱，並非對貧困人口持有歧視偏見，而是要正視其後果的嚴(yan) 重性。“人口紅利”與(yu) “人口黑洞”之間，具有相當於(yu) 物理學上“勢壘”與(yu) “勢阱”的關(guan) 係，前者轉換到後者容易，後者轉換到前者艱難。隻有兩(liang) 者綜合觀察，才能比較全麵地反映人口的社會(hui) 影響。調整人口結構是必要的，但以“人口紅利”為(wei) 目標難稱明智。

　　20世紀70-80年代，西方世界發生了“技術悲觀主義(yi) ”與(yu) “技術樂(le) 觀主義(yi) ”之爭(zheng) 。爭(zheng) 論的核心是環境承載能力，前者強調人口的資源消耗，後者強調人口的經濟動力。今日的爭(zheng) 論實質上是當年爭(zheng) 論的回響。實際上，即使是後者也不諱言人口問題的嚴(yan) 重性。西蒙(Simon J.L.)在《最後的資源》一書(shu) 中就引用了《時代》雜誌的一個(ge) 統計：美國每7.5秒出生一個(ge) 嬰兒(er) ，以壽命70年計，他一生要消費26000000噸水、21000加侖(lun) 汽油、10150磅肉、28000磅牛奶和奶油、9000磅小麥以及大量的其他食品飲料。③如果把用品消費加上，形勢還遠非如此，隻不過他認為(wei) 可以通過經濟技術來解決(jue) 。筆者認為(wei) ，曆史上許多困難確實靠技術發展得到克服，但無論有多少這樣的單稱命題，都不能推出技術無往不勝的全稱命題。“沒有理由認為(wei) 技術進步會(hui) 有極限，但任何無限總是通過無數有限來體(ti) 現的，一旦對世界的破壞超過彼時修複所能達到的力度，很難完全保證不會(hui) 出現曆史的斷層。”④西蒙1980年出書(shu) 時，全球人口約44億(yi) ⑤，到2012年已經達約70億(yi) ⑥。《時代》雜誌統計依據的是當時美國消費水平，而該水平在今天的國際社會(hui) 中已經不再罕見。“地球村”，既是技術進步壓縮交流空間的反映，也是人口膨脹壓縮生存空間的反映。自然係統到底能支撐多少人口，至今沒有確定答案，盡管如此，也毫無理由以現有人口生存條件的根基為(wei) 賭注。

　　二、社會(hui) 合理與(yu) 生態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徹底解控生育問題上，專(zhuan) 家意見一開始在輿論中間就遇強勁反詰，並非如某些論調所說代表大眾(zhong) 意願。無論專(zhuan) 家如何鼓動，反詰意見始終強勁。這種反詰還不能歸於(yu) 生育意願，因為(wei) 對無生育意願者個(ge) 人來說，刺激生育至少在眼下對其尚無直接利害衝(chong) 突，問題要在深層次理解。從(cong) 一般意義(yi) 上說，專(zhuan) 家依據的是理論，輿論依據的是體(ti) 驗，對於(yu) 揭示事物本質，兩(liang) 者優(you) 劣是十分明顯的。但從(cong) 學術角度來看，理論的功能有兩(liang) 個(ge) ：一個(ge) 是解釋功能，一個(ge) 是預見功能。一個(ge) 成熟理論，無論在解釋方麵還是在預見方麵，都應該有足夠的展示，而完全解控命題並非如此，至少存在以下兩(liang) 點疑惑。

　　其一是經濟動力。完全解控理論立足於(yu) 發達國家的經濟現狀，斷言人口老化是導致其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甚至有意無意地把它作為(wei) 主要原因，但又不時有論斷把失業(ye) 率居高不下作為(wei) 發達國家經濟衰退的主要標誌，這種矛盾在同一文章中出現的情況並不稀罕。顯見的是，許多發達國家對就業(ye) 崗位的得失仍然斤斤計較，外籍勞工進入發達國家並不容易。近年發生的歐洲難民潮證明，隻要國門些許洞開，待業(ye) 人員就會(hui) 滾滾而來，隻是存在空間承受與(yu) 文化差異問題。相比之下，毋寧開發智能裝備以替代人工，或是開發老齡資源以協助青工。它們(men) 看到，適度年長的職人有更豐(feng) 富的經驗，其中不少人還具廣泛適應能力，年長職人與(yu) 年輕職人如能恰當配合則有助於(yu) 團隊協調。老齡化會(hui) 帶來物質消費下降，但會(hui) 帶來服務消費上升。略加深察就會(hui) 發現，所謂動力不足是相對不足，崗位過剩和崗位欠缺在很多地方是並存的。實際上，導致經濟衰退的主因是產(chan) 業(ye) 的虛化。社會(hui) 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後，國內(nei) 物質生產(chan) 意願減弱，工資福利支出攀升，環境保護壓力加大，基於(yu) 利害比較，發達國家的實體(ti) 產(chan) 業(ye) 不斷向後發國家轉移，而泡沫經濟則不斷膨脹，泡沫一旦破滅就釀成災難。這些國家通過國際不合理經濟秩序對世界的盤剝，使寄生性和腐朽性像瘟疫一樣在其國內(nei) 蔓延。勞力短缺主要是由於(yu) 適齡人口擇業(ye) 所致，它不可能通過提高生育率來解決(jue) 。

　　其二是環境容量。中國宗親(qin) 文化傳(chuan) 統深厚，人口素質高低懸殊，生育動機反差嚴(yan) 重，如徹底解除控製以改變結構，人口暴脹的前景將很難避免。現代社會(hui) 的人均資源消耗與(yu) 日俱升，可能出現環境容量枯竭的局麵。環境容量包括產(chan) 用性資源和直用性資源的數量，國際調節隻能使前者部分緩解，而後者則隻有完全靠國內(nei) 提供。如果資源發生危機，能否通過“循環經濟”來應對?“循環經濟”概念，最早萌芽於(yu) 20世紀60年代關(guan) 於(yu) 地球係統與(yu) 宇宙飛船的比喻，1990年英國皮爾斯(Pearce D.W.)和特納(Turner R.K.)在《自然資源與(yu) 環境的經濟學》一書(shu) 中，對它進行了係統闡述。筆者從(cong) 2004年起就多次指出，任何物料循環利用都要消耗能源，而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能量隻能單向傳(chuan) 遞。即使不計能耗，一般物料人工循環後，性質也不可避免要異化。輔料及空間、土地等資源，使用帶有一次性，就很難循環。物種資源係曆史進化而成，則完全不能循環。“生物圈2號”實驗的失敗，已經為(wei) “循環經濟”提供了否證。因此主張以“資源節約型經濟”代之，局部有限的資源循環利用，本質屬於(yu) 節約，不宜以偏概全。⑦能否通過海外移民解決(jue) 環境容量?正確回答是：第一，基於(yu) 國際約束，不可能成為(wei) 主流;第二，基於(yu) 國際義(yi) 務，不應該成為(wei) 主流。既有人口自然性國際流動，與(yu) 盲目把人口風險寄希望於(yu) 由全球托底，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liang) 回事。

　　人口比例屬於(yu) 社會(hui) 主觀需要問題，環境承載屬於(yu) 自然客觀可能問題，後者無論如何不會(hui) 以前者的期望程度為(wei) 轉移，對此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持相當清醒的認識。社會(hui) 大眾(zhong) 可以為(wei) 自己需要尋找理由和策劃行動，但自然規律會(hui) 以特有方式為(wei) 自己強製開辟道路。這裏不妨重溫《自然辯證法》所說：“我們(men) 不要過分陶醉於(yu) 我們(men) 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yu) 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men) 進行報複。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men) 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⑧羅馬俱樂(le) 部1971年對環境突變有過這樣的比喻：“假設你自己有一個(ge) 池塘，池塘水上生長著一株睡蓮。睡蓮幼苗每天長大一倍。假如任憑這睡蓮生長，不加控製，它就會(hui) 在30天內(nei) 完全蓋沒池塘，悶死水中其他各種生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這睡蓮幼苗似乎還小，因此你決(jue) 定不必急於(yu) 修剪，可以等它蓋沒半個(ge) 池塘時再動手。那將是哪一天呢?當然是第29天。你還有一天可以搶救你的池塘。”⑨羅馬俱樂(le) 部關(guan) 於(yu) 增長極限的預言曾飽受批評，認為(wei) 他們(men) 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20年後他們(men) 以《超越極限》一書(shu) 做了修正，但仍然堅持對指數增長的恐懼性，認為(wei) 量的增長有極限，質的發展無止境。結論是：“一個(ge) 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接受物質極限是達到這一目標的第一步。”⑩應該說其中不乏睿見。

　　2014年中國耕地總麵積為(wei) 1.35億(yi) ，人均0.099，不到世界人均耕地一半，年內(nei) 盡減耕地10.73萬(wan) 。(11)隨著工業(ye) 化的推進，無論如何還要降低。大麵積荒漠化土地的開墾，不僅(jin) 有物種生境的保護問題，還有淡水資源的供給問題。2015年全國地表水資源量為(wei) 26900.8億(yi) ，礦化度小於(yu) 等於(yu) 2g/L地區的地下水資源量為(wei) 7797.0億(yi) 。(12)盡管不時發生洪澇災害，但降水在空間分布上嚴(yan) 重不均。在常年情況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約為(wei) 世界平均水平的1/4，荒漠化地區遠低於(yu) 這個(ge) 水平。如果汙染不能排除，並考慮地下水超采的後果，困難就更加嚴(yan) 重。這種危機還不能通過轉基因農(nong) 業(ye) 解脫，對此筆者已有論述。(13)耕地產(chan) 出不足通過國際市場調劑，姑且能當一種緩解之計，而淡水靠境外補充則相當不夠現實。循環用水和海水淡化值得開發，但要在廣袤國土上達標采用，成本恐難接受。從(cong) 整體(ti) 看，各種資源的消耗總量和各種廢物的排放總量，都與(yu) 人口總量正向相關(guan) ，還要考慮消費內(nei) 質的與(yu) 時俱進。事實證明，廢物處理速度總是落後於(yu) 排放速度，汙染規模已經影響社會(hui) 穩定。環境保護的艱難，從(cong) 霧霾應對可見一斑。可以斷言，任何技術手段都無法消除人口暴脹的生態後果。“人口紅利”論完全以撇開環境承載為(wei) 前提來展開，這可能掩蓋了根本危機的降臨(lin) 。在來勢洶洶的全球性生態災難麵前，人口數量控製也許還算能夠自救的不多希望之一。

　　調整人口結構追求的是社會(hui) 合理，但社會(hui) 合理必須以生態合理為(wei) 前提。雖然不能準確劃定何謂社會(hui) 合理和生態合理，但是可以說力推人口結構達標完全不利於(yu) 生態合理，也未必有利於(yu) 社會(hui) 合理。發達國家的情況和後發國家既有共性也有個(ge) 性，中國人口與(yu) 發達國家相似之處在於(yu) ：第一，社會(hui) 保障擴展，根本性生育動機明顯減弱;第二，發展預期拔高，養(yang) 育成本和就業(ye) 難度攀升;第三，個(ge) 體(ti) 意識上揚，人生規劃中享受權重激增。與(yu) 發達國家不同之處在於(yu) ：第一，人口基數龐大，結構變化牽動總量強烈;第二，人均資源緊缺，部分資源已經接近枯竭;第三，資源利用粗放，生態經濟效益上升艱巨。基於(yu) 以上背景，對相當部分家庭來說，生育意願低下確有剛性，即使采用物質補償(chang) 也很難提振，因為(wei) 這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在基本需要滿足後，需要層次變遷的問題。但如果敞放生育並實行激勵，最大響應者，必然是富裕有閑階層中觀念迷茫的群體(ti) 。於(yu) 是便可能形成資源占用的“馬太效應”，造成心理失衡，影響社會(hui) 穩定。倘若各種空間進一步堵塞，如何談及生活質量?況且新增人口是否都能成為(wei) 勞力儲(chu) 備，尚是一個(ge) 未定之天。實際上，撫養(yang) 成本由社會(hui) 承擔並非現實之舉(ju) ，投入不足難起作用，投入充分難有保障，還要考慮逆向淘汰效應和對計劃生育的倒算。依靠提高撫養(yang) 比來解決(jue) 民生，可能導致人口結構與(yu) 數量陷入惡性循環。

　　三、人口危機與(yu) 人口機遇

　　人口低增長曾是貧困國家翹首以待的發展佳境，但現在卻成了發展紅燈。價(jia) 值觀念發生轉換，有一個(ge) 曆史演變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人口出現了爆炸式增長。從(cong) 20世紀50年代初起，國際社會(hui) 就召開了一係列會(hui) 議，討論人口與(yu) 經濟社會(hui) 的關(guan) 係。盡管全球人口形勢嚴(yan) 峻，但發達國家和後發國家麵臨(lin) 的卻是冰火兩(liang) 重天。“經濟—人口—環境—經濟”的惡性循環發生在後者，而前者卻要力圖減輕老齡化負擔。發達國家也曾經有過人口過剩，這個(ge) 困境通過兩(liang) 條出路得到擺脫：一是國內(nei) 節育;二是海外泄洪。而後發國家走上發展之路時，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國際條件。發達國家在世界人口問題上有兩(liang) 種相互矛盾的意識：一方麵出於(yu) 對全球環境惡化的危害憂慮需要控製人口總量;另一方麵出於(yu) 對自身經濟的憂慮又懷一種仿佛置身事外心態。而對後發國家來說，人口問題和環境問題的症結都是貧困，破解惡性循環的突破口還在經濟。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國際社會(hui) 關(guan) 於(yu) 人口控製的緊迫感很容易就被稀釋。進入21世紀後，由於(yu) 實體(ti) 產(chan) 業(ye) 轉移及金融危機衝(chong) 擊，發達國家經濟逐漸衰退，而一些後發國家則憑據人力優(you) 勢，在世界經濟中扮演了特定角色。對於(yu) 這種方式的增長，後發國家有一種可以理解的依存情愫，該格局在某種程度上也符合發達國家需要。於(yu) 是本來就居於(yu) 強勢的傳(chuan) 統經濟學思想，很快就主導了話語。

　　在國際上，中國是人口數量最大國家，也是人口控製最早國家。當人口老化問題露頭之後，計劃生育國策開始受到質疑。正確觀察是：首先，曆史反思對社會(hui) 進步是必要的，缺乏反思的民族不是成熟的民族，對曆史認識多深就對未來看到多遠;其次，反思曆史事件不能脫離當時的曆史背景，這樣才能實事求是以獲取教益，否則這種反思不會(hui) 載入曆史。人口承載能力最終取決(jue) 於(yu) 環境容量，環境容量可以分為(wei) 絕對環境容量與(yu) 相對環境容量，相對環境容量指雖未達到極限但受社會(hui) 條件約束的環境容量。18世紀末馬爾薩斯(Malthus T.R.)人口論就是針對相對環境容量提出的，錯誤在於(yu) 他所提的人口增長規律離開了社會(hui) 生產(chan) 方式。盡管如此，還不能低估該理論的意義(yi) 。恩格斯(Engels F.)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說過：“馬爾薩斯的理論卻是一個(ge) 推動我們(men) 不斷前進的、絕對必要的中轉站。我們(men) 由於(yu) 他的理論，總的來說由於(yu) 經濟學，才注意到土地和人類的生產(chan) 力”(14)。中國計劃生育國策產(chan) 生的曆史背景是：多數地區相對環境容量接近飽和，少數地區絕對環境容量已經飽和。基本國策的實施，為(wei) 中國爭(zheng) 取了必要的發展空間，也為(wei) 世界爭(zheng) 取了寶貴的環境容量;如果中國人口按傳(chuan) 統模式繁衍，無論對內(nei) 對外，都是滅頂之災。雖然在具體(ti) 實施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不少失誤，但總體(ti) 方向是正確的。如果主次顛倒，那麽(me) 就是因瑕毀璧。

　　關(guan) 於(yu) 人口撫養(yang) ，既有老齡撫養(yang) 比，還有少齡撫養(yang) 比，兩(liang) 者相加的總和撫養(yang) 比，才能真正反映勞動年齡人口的負擔狀況。由於(yu) 計劃生育國策的實施，1982-2010年，中國總和撫養(yang) 比由62.6下降到34.2，其中少齡撫養(yang) 比由54.6下降到22.3，老齡撫養(yang) 比由8.0上升到11.9，總和撫養(yang) 比呈下降趨勢。(15)老齡化會(hui) 帶來老齡撫養(yang) 比上升，如果通過敞放甚至刺激生育來抵消老齡化的影響，那麽(me) 就會(hui) 使少齡撫養(yang) 比快速上升，從(cong) 而推動總和撫養(yang) 比激增。由於(yu) 學曆追求提高，人口就業(ye) 的起點時間正在後移;隨著社會(hui) 環境演變，少齡人口撫養(yang) 的投入不斷攀長。這樣勞動人口的總體(ti) 負擔不是減輕而是加重。實際上，決(jue) 定社會(hui) 發展的關(guan) 鍵不在人口年齡結構，而在人口真實貢獻，即主要是影響生態經濟效益的能力和程度，它與(yu) 撫養(yang) 比不完全相關(guan) 。有人預言，中國人口會(hui) 嚴(yan) 重衰減甚至說隻到一半，但又缺乏確鑿證據。可以說即使走到那一步，並非一定完全是壞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國家連生育根基都幾乎毀滅，不也奇跡般康複過來，而且更加繁榮嗎?人少可以從(cong) 容協調經濟與(yu) 環境的關(guan) 係，理性推動發展。何況中國社會(hui) 宗親(qin) 觀念深固，同時從(cong) 眾(zhong) 心理特強，不至於(yu) 走到那一步。目前生育狀況確有不盡如人意一麵，但至少在體(ti) 製之外，隻要家境略寬者就不會(hui) 輕易棄育，子嗣缺乏將在社會(hui) 蒙羞。人口增減都有慣性，政策效應必然滯後，不能由眼下所做抽樣調查輕言萎縮。

　　即使沒有全麵二胎生育，中國人口總量按20世紀末低方案預測變化——2030年前後達到14.41億(yi) (16)，然後緩慢下降——負荷仍然超重。人口老化是社會(hui) 發展必然趨勢，隻能辯證應對。根據熵增原理，應對低育危機的難度，遠小於(yu) 高育危機的難度。兩(liang) 利相權取其重，兩(liang) 害相權取其輕。政策隻能因勢微調，不能讓控製空間輕易喪(sang) 失。之所以出現末日恐慌，有三個(ge) 直接原因：第一，在現有國際經濟秩序中獲利者，需要“世界工廠”廉價(jia) 維係，因而力推“人口紅利”;第二，西方勢力把計劃生育作為(wei) “人權戰略”的主攻目標，對人口低增長的影響進行片麵放大;第三，對傳(chuan) 統增長模式的長期依賴，模糊了當初關(guan) 於(yu) 數量和質量的辯證認識，喪(sang) 失了獨立思考。還需要注意：人口統計在基層存在失真。實際上，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正在不斷刷新生產(chan) 麵貌，結構性失業(ye) 將快速擴展，這才是真正的威脅所在。因此，人口低長與(yu) 其說是危機，不如說是機遇。從(cong) 經濟看，它有利於(yu) 倒逼技術的完善和創新，提升從(cong) 業(ye) 人員素質，推動經濟結構演變;從(cong) 生態看，它有利於(yu) 促進資源的更新和降耗，護佑後代健康成長，保障社會(hui) 持續發展。所以有人主張將以“人才紅利”取代“人口紅利”，但“人才”容易僅(jin) 與(yu) 專(zhuan) 家階層聯係，不利促進民眾(zhong) 整體(ti) 素質提升。筆者主張以“人腦紅利”代之。事實證明，競爭(zheng) 核心不在體(ti) 力而在腦力，這個(ge) 概念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中國經濟正在走向穩定速度和優(you) 化結構的新常態，優(you) 化是穩定的目標，穩定是優(you) 化的條件。按照時下流行劃分，世界已有三次工業(ye) 革命，其標誌技術分別為(wei) ：熱力技術—電力技術—電子技術，目前正麵臨(lin) 以智能技術為(wei) 標誌的第四次工業(ye) 革命。筆者在1992年提出：繼農(nong) 業(ye) 革命和工業(ye) 革命之後，第三次產(chan) 業(ye) 革命是生態產(chan) 業(ye) 革命。(17)智能化的要點是開發腦力功能取代人力，生態化的要點是自然資源合理持續利用。生態化是方向，智能化是手段，實現兩(liang) 者有機結合是社會(hui) 發展的大勢，這個(ge) 趨勢早在20世紀末就已經顯露。控製人口數量，提升人口質量，這是當初國人的共識，現在不能效葉公好龍。發達國家由於(yu) 總體(ti) 生產(chan) 的無政府主義(yi) ，造成了世界性的資源破壞，同時掠奪手段不斷變換，但在具體(ti) 生產(chan) 工藝和行為(wei) 方式上，又表現出苛刻的完美追求，使所握資源得到高效利用，因而產(chan) 品質量和環境質量都遙遙領先。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不乏高雅成分，但欣賞層次迥異，投機心理普遍。加上曆史曲折帶來的惡果積澱，民眾(zhong) 的審美能力和自律能力都明顯不足，評價(jia) 標準往往以形式取代內(nei) 容，完美精神難以伸張。資源浪費長期居高不下，致使產(chan) 品檔次憂不勝憂，生態疾患治不勝治。與(yu) 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口的個(ge) 體(ti) 能力還有相當的上升空間，人口發展與(yu) 經濟增長的矛盾，仍然主要體(ti) 現在人口質量而不是人口數量，撫養(yang) 比的渲染可能掩蓋問題的本質。

　　人口優(you) 化的根本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樹人。鄧小平在總結改革十年時說過：“我們(men) 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麵，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18)回頭看，當時有兩(liang) 大困難是教育本身無法克服的：一是教育由精培型轉為(wei) 普惠型，投入嚴(yan) 重不足;二是腐敗在政界和商界泛濫，操守嚴(yan) 重失範。而今人口增長開始下降，同時另一個(ge) 障礙也在逐漸消除，發展普惠精培教育正當其時。普惠精培教育的核心是人格塑造，人格包括真善美，要以美引領真善。隻有將美感熏陶滲透科技傳(chuan) 授和道德培養(yang) ，質量提升才能落實。一旦優(you) 生優(you) 育思路辯證複歸，那麽(me) 人口工作會(hui) 由“山重水複”到“柳暗花明”。

　　四、結論

　　本文圍繞“人口紅利”的爭(zheng) 辯，通過國內(nei) 外人口態勢的比對分析提出三點見解：

　　第一，“人口紅利”是在特定社會(hui) 條件下經濟外延增長帶來的豐(feng) 厚收益，這些條件包括國際國內(nei) 組織機製、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生產(chan) 過程科技含量，其獲取屬於(yu) 權宜之計。眾(zhong) 多勞動人口和豐(feng) 厚經濟收益之間沒有必然聯係，既要看到“人口紅利”更要看到“人口黑洞”，堅持辯證思維。

　　第二，徹底解控並刺激生育以解決(jue) 民生命題，解釋功能和預見功能均明顯不足。社會(hui) 合理以生態合理為(wei) 前提。力推人口結構，首先不利於(yu) 生態合理，也未必有利於(yu) 社會(hui) 合理。不僅(jin) 會(hui) 釀成生態災難，還可能導致資源占用的“馬太效應”和人口逆向淘汰，並可能導致人口結構與(yu) 數量陷惡性循環。

　　第三，基於(yu) 文化傳(chuan) 統，中國人口不會(hui) 嚴(yan) 重萎縮。政策隻能因勢微調，預留足夠控製空間。根據熵增原理，應對低育危機的難度，遠小於(yu) 高育危機的難度。人口與(yu) 經濟的矛盾，仍然主要體(ti) 現為(wei) 人口質量而不是人口數量。應及時建立普惠精培教育，追求“人腦紅利”，高效利用自然資源。

　　本文見解主要借助哲理思辨，在方向判斷上，可為(wei) 社會(hui) 提供一種思維參考。其作用的充分發揮，需要與(yu) 實證科學結合。

　　注釋：

　　①黑格爾·G.W.F.：《法哲學原理》，範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shu) 館，1961年，序言第14頁。

　　②格林伍德·N.J.、愛德華茲(zi) ·J.M.B.：《人類環境和自然係統》，第2版，劉之光等譯，化學工業(ye) 出版社，1987年，第1頁。

　　③西蒙·J.L.：《沒有極限的增長》，江南、嘉明、秦星編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0頁。

　　④歐陽誌遠：《最後的消費》，人民出版社，2000年，引言第2頁。

　　⑤世界銀行：《1982年世界發展報告》，1818H Street,N.W.Washington,D.C.20433,U.S.A.,1982，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製，1982年，第20頁。

　　⑥世界銀行：《2014年世界發展報告》，胡光宇、趙冰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25頁。

　　⑦歐陽誌遠：《論節約型經濟係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⑧恩格斯·F.：《自然辯證法》，馬克思·K.、恩格斯·F.：《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560頁。

　　⑨梅多斯·D.H.、梅多斯·D.L.、蘭(lan) 德斯·J.，等：《增長的極限》，於(yu) 樹生譯，商務印書(shu) 館，1984年，第16頁。

　　⑩梅多斯·D.H.、梅多斯·D.L.、蘭(lan) 德斯·J.：《超越極限》，趙旭、周欣華、張仁俐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7頁。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2015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2016-04-21)[2017-02-19]，http：//www.mlr.gov.cn/。

　　(12)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2015年中國水資源公報》，(2017-01-19)[2017-02-19]，http：//www.mwr.gov.cn/。

　　(13)歐陽誌遠：《轉基因技術社會(hui) 批判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2015年第4期。

　　(14)恩格斯·F.：《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K.、恩格斯·F.：《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頁。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1》，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第94頁。

　　(16)林富德、翟振武主編：《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口、環境與(yu) 發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14頁。

　　(17)歐陽誌遠：《生態化——第三次產(chan) 業(ye) 革命的實質與(yu) 方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2-62頁。

　　(18)鄧小平：《保持艱苦奮鬥的傳(chuan) 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0頁。

　　原文載於(yu) 《南京林業(ye) 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