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鍵詞：政治認知力 國家治理 現代化

　　社會(hui) 科學發展的一個(ge) 基本規律，是國家戰略推動社會(hui) 科學的發展，社會(hui) 科學在回答國家戰略中得到發展。“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簡稱“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事關(guan) 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政治命題，這一命題如果不被理論化乃至作為(wei) 思維方式的範式化，就不能起到其應有的指導實踐的作用。

　　為(wei) 什麽(me) “國家治理能力”更為(wei) 關(guan) 鍵

　　在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的關(guan) 係中，不但國家治理能力更為(wei) 關(guan) 鍵，而且事關(guan)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政治認知能力——這裏稱之為(wei) “政治認知力”，本身就是一種國家治理能力，同時也是衡量國家治理能力的前提性指標。

　　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國家治理能力無疑是兩(liang) 個(ge) 關(guan) 係密切的概念，其中最要緊的應該是國家治理能力。國家治理體(ti) 係的現代化很好理解，就是在現代政治價(jia) 值(包括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中的自由、法治、民主、平等、公正等)的指導下，建立起現代性根本製度和基本製度的政治體(ti) 製。

　　當前存在的問題是，很多國家的政治體(ti) 製似乎都被“現代化”了，比如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模仿美國建立起總統製，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模仿英國建立起內(nei) 閣製。然而，這些國家為(wei) 什麽(me) 依然是無效治理?關(guan) 鍵還是因為(wei) 國家治理能力的缺失。

　　從(cong) 表麵上看，治理能力是由可以量化的各種指標構成，其涉及的是諸多政治權力的關(guan) 係。就權力關(guan) 係的上遊，即國家與(yu) 社會(hui) 之間的關(guan) 係而言，國家治理能力需要培育體(ti) 製吸納力，這是不同的社會(hui) 階層對政治體(ti) 係的認同和支持度問題;就權力的中遊，即國家權力內(nei) 部而言，國家治理能力表現為(wei) 製度整合力，即通過政體(ti) 而形成各種權力關(guan) 係的合力，而不能是“否決(jue) 型政體(ti) ”;就權力的下遊而言，國家治理能力表現為(wei) 政策執行力，即高效能的公務員隊伍執行國家意誌的能力，以及國家與(yu) 社會(hui) 合作執行政策的能力。上述指標無疑是可以被量化的，以此而比較不同國家的治理能力，發現各個(ge) 國家在治理中的長處和短板，衡量各國家政治製度的優(you) 劣。

　　換言之，為(wei) 什麽(me) 很多發展中國家模仿乃至移植了西方政治製度而依然不能得到有效治理?我們(men) 可以從(cong) “體(ti) 製吸納力—製度整合力—政策執行力”構成的國家治理能力的一般性理論中去尋找，經比較而進一步認清自己製度的問題究竟何在。

　　為(wei) 什麽(me) “政治認知力”是一種前提性國家治理能力

　　到此為(wei) 止，關(guan) 於(yu) 國家治理能力的根本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澄清，而理論的生命力在於(yu) 其徹底性。我們(men) 知道，對一個(ge) 國家的最大挑戰，是發展方向或政治道路問題，政治道路一旦被選定，即使知道自身製度的問題何在，比如即使通過“體(ti) 製吸納力—製度整合力—政策執行力”比較而得知自己的弊端，這些弊端就能得到解決(jue) 嗎?永遠不可能!誰有能力改變黨(dang) 爭(zheng) 民主而導致的“否決(jue) 型政體(ti) ”?由此可見政治製度的決(jue) 定性作用。也就是說，對於(yu) 發展中國家來說，政治家集團對於(yu) “政治”的認知能力，即關(guan) 於(yu) 政治權力關(guan) 係的認知程度、對於(yu) 政治製度的理解程度，等等，直接決(jue) 定了一個(ge) 國家的政治走向和政治道路，以及由此而來的製度建設和能力建設。通俗地說，一個(ge) 國家對於(yu) 政治道路的認知，決(jue) 定了其對政治製度的選擇，然後才有相應的國家治理能力。因此，我們(men) 才說“政治認知力”是衡量國家治理體(ti) 係和國家治理能力的前提性指標。

　　“政治”是一個(ge) 無所不包的概念，但其核心則是國家權力，或者說是作為(wei) 國家權力代稱的政治權力。中國人熟悉的思維方式是“經濟決(jue) 定論”，經濟基礎決(jue) 定上層建築以及政治的反作用。這無疑是對曆史的極簡約化處理，或者說反映了特定國家在特定曆史時期的經驗。從(cong) 更廣闊的世界曆史來看，政治權力關(guan) 係極為(wei) 複雜。雖然如此，我們(men) 依然可以從(cong) 中推演出一般性規律或者稱之為(wei) “國家權力原理”。

　　國家權力由經濟權力、軍(jun) 事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和政治權力構成，各種權力之間相互影響，但於(yu) 其內(nei) 在的曆史邏輯或者因果關(guan) 係上，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中外曆史上，幾乎所有類型的政治權力都是通過經濟權力、軍(jun) 事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的綜合性較量而來的;政治權力(政治製度)一旦被選擇，對其他權力的運行往往具有決(jue) 定性的作用，因為(wei) 政治製度最為(wei) 集中地體(ti) 現了各種利益關(guan) 係的製度化安排。就此而言，政治製度是人們(men) 賴以存續的根本結構。一旦政治製度亂(luan) 了，人們(men) 賴以生存的結構亂(luan) 了，其他權力或者權利都無從(cong) 論及。經濟的增長可快可慢，甚至可以一時失序而不至於(yu) 影響根本。但是，經濟權力、軍(jun) 事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的潰敗，最終往往會(hui) 導致政治權力的終結，政治的潰敗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其他權力衰變的結果，雖然政治權力的濫用也會(hui) 導致其他權力的衰變。

　　在現實中，人們(men) 往往把諸多問題歸咎於(yu) 政治製度的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把腐敗現象的出現歸咎於(yu) 某種特殊的政治製度，把經濟落後也歸咎於(yu) 政治製度，因此有些人期盼從(cong) 政治製度下手，通過改組或者重組政治製度而解決(jue) 人們(men) 抱怨的問題，但其結果往往是加速了政治製度的解體(ti) ，並因為(wei) 這一根本性結構的缺失而導致政治衰敗，中國曆史上的“王莽改製”就屬於(yu) 此類政治認知的結果。世界政治中很多發展中國家也是期盼通過政治製度的改變而醫治腐敗問題、促進經濟增長，但結果都是事與(yu) 願違，其中的根本問題就出在了“政治認知力”上。一些國家沒有認識到政治製度是其他權力相互作用的結果而非原因，而很多國家恰恰把政治製度當作原因，試圖去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最終往往是南轅北轍。

　　大案例：“政治認知力”的正、反作用

　　關(guan) 於(yu) 政治認知力之於(yu) 國家治理的直接作用，這裏有兩(liang) 個(ge) 值得深思的曆史大案例。從(cong) 縱向的曆史演變而言，美國200年的政治發展史就是“政治製度的決(jue) 定性作用”的一個(ge) 大案例。我們(men) 知道，美國憲法所規定的其實是一種典型的貴族式共和製，美國的開國之父們(men) 多為(wei) 大奴隸主，他們(men) 怎麽(me) 可能追求旨在保護大眾(zhong) 權利的民主製?這樣一個(ge) 精英主義(yi) 政體(ti) 到今天雖然不變，但其經濟形態已經發生了多次革命性、結構性的變化。在1776年美國建國之後的半個(ge) 世紀裏，它無疑是典型的奴隸製，較為(wei) 正麵地說，就是所謂的農(nong) 業(ye) 資本主義(yi) ，美國憲法所要保護的就是這種經濟形態;1861年內(nei) 戰後的近百年，則是工業(ye) 資本主義(yi) ，此時的美國不但興(xing) 起了中產(chan) 階級，也興(xing) 起了產(chan) 業(ye) 工人階級，但憲法不變，至多是1964年出台了《民權法案》;到了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yi) 時期，美國已經完全變成了金融資本主義(yi) 國家，財富更加集中，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變成了1%美國人的特權，這也刺激了大眾(zhong) 抗爭(zheng) 政治，使美國變成了一個(ge) 主張大眾(zhong) 權利的“運動型社會(hui) ”。經濟形態一再發生結構性變化，憲政結構依然故我。因此，即使大眾(zhong) 權利政治起來了，比如美國人民絕大多數都要求控槍乃至禁槍，然而在保護少數人財產(chan) 權的憲法麵前，這一訴求根本無法實現。可以說，200年美國史就是政治製度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曆史。

　　200年長周期的美國是這樣，關(guan) 鍵節點時的美國也是這樣。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橫向的世界政治角度看政治製度的決(jue) 定性作用。上個(ge) 世紀70年代，中國、美國和蘇聯同時陷於(yu) 危機之中，中國危機是“文革”所引發的;美國危機和西方危機是60年代社會(hui) 危機延續下來的，石油危機進一步刺激了社會(hui) 危機;蘇聯在經曆了長達5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後突然停滯下來。同樣陷於(yu) 危機之中，為(wei) 什麽(me) 結果迥異?中國和美國是通過經濟改革的辦法走出危機的，中國是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美國是裏根總統的新自由主義(yi) ，而蘇聯的戈爾巴喬(qiao) 夫則試圖從(cong) 政治製度上下手解決(jue) 問題，結果中國和美國度過了危機，而蘇聯被一勞永逸地解決(jue) 掉了——蘇共下台、國家解體(ti) 。

　　三大國的故事告訴我們(men) ，在事關(guan) 政治權力關(guan) 係的“政治認知力”上出了問題，就會(hui) 犯下顛覆性、戰略性的錯誤。蘇聯解體(ti) 從(cong) 一個(ge) 方麵說明了政治製度的決(jue) 定性作用，而美國曆史和中國的改革開放則從(cong) 另一個(ge) 方麵說明了政治製度的決(jue) 定性作用。讓人欣慰的是，這種“政治認知”不光體(ti) 現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曆史的軌跡還給了中國人以理論自覺，形成了相應的“政治認知力”。

　　中國為(wei) 什麽(me) 不會(hui) 在政治道路上犯顛覆性錯誤

　　在西方習(xi) 慣性的政治經濟關(guan) 係思維方式下，中國搞了市場經濟，就應該有相應的政治體(ti) 製改革，建立起與(yu) 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治製度。其內(nei) 在邏輯是，市場經濟導致利益多元化和社會(hui) 結構多元化，因此應該有不同利益的政治代表(代議製)，如此一來，政治多元主義(yi) 和多黨(dang) 製就成為(wei) 必然之勢。可以說，西方社會(hui) 科學的主題就是圍繞這個(ge) 政治邏輯而展開的。如果按照這個(ge) 套路走下去，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國民黨(dang) 就沒有區別了，中國的政治製度和美國的政治製度也沒有根本區別了，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選擇也都沒有什麽(me) 區別了。然而，曆史和世界政治的現實已經告訴我們(men) ，那是一條災難性的道路，是一套災難性的體(ti) 製。

　　中國既有的“政治認知力”將保證我們(men) 不會(hui) 犯這類顛覆性、災難性的錯誤。在上任伊始，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就曾強調：“我不讚成那種籠統認為(wei) kaiyun官方地址在某個(ge) 方麵滯後的說法。在某些方麵、某個(ge) 時間，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ti) 上不存在kaiyun官方地址哪方麵改了，哪方麵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麽(me) 、不改什麽(me) ，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顯然，不能改的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根本製度。這是中共領導人第一次明確表達對政治改革與(yu) 經濟改革的新看法，即不同意政治改革落後於(yu) 經濟改革的流行說法。中國領導人為(wei) 什麽(me) 自信地這樣講?原因就在於(yu) 其對政治製度決(jue) 定性作用的認知。

　　2014年，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成立60周年的講話中，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了“政治製度的決(jue) 定性作用”：“政治製度是用來調節政治關(guan) 係、建立政治秩序、推動國家發展、維護國家穩定的。”這一論斷確認了政治製度的核心作用。因此，“一個(ge) 國家的政治製度決(jue) 定於(yu) 這個(ge) 國家的經濟社會(hui) 基礎，同時又反作用於(yu) 這個(ge) 國家的經濟社會(hui) 基礎，乃至於(yu) 起到決(jue) 定性作用。在一個(ge) 國家的各種製度中，政治製度處於(yu) 關(guan) 鍵環節。”這種“新表述”既還原了曆史唯物主義(yi) 基本原理，也道出了中國曆史的製度變遷規律。無獨有偶，政治學主流學派曆史製度主義(yi) ，就是關(guan) 注政治的重要性甚至決(jue) 定性作用。

　　從(cong) 比較曆史和世界政治的角度看，政治製度的決(jue) 定性作用通過正、負兩(liang) 個(ge) 方麵體(ti) 現出來。移植而來的“飛來峰”式政治製度，必然水土不服而導致無效治理甚或國家失敗;而根植於(yu) 本土的政治製度，具有民族精神的支撐和文化傳(chuan) 統的滋養(yang) ，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種“政治認知能力”本身就是一種國家治理能力，保障了中國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建設的方向性，避免一個(ge) 大國犯顛覆性的錯誤。

　　參考文獻

　　①習(xi) 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成立60周年大會(hui) 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6日。

　　②《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③楊光斌：《從(cong) 求變到求治：中國政治學研究範式轉型》，《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17年4月19日。

　　(作者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國際關(guan) 係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