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通過各種渠道的傳(chuan) 播，仁義(yi) 之道成為(wei)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核心價(jia) 值觀，進入到人們(men) 的潛意識中，與(yu) 其生活水乳交融。就其基層民眾(zhong) 而言，他們(men) 的行為(wei) 雖然沒有那麽(me) 轟轟烈烈，卻實實在在地顯示出仁義(yi) 之道在他們(men) 生活中的意義(yi) 來。

　　近幾十年來，中國人的信仰問題一直為(wei) 學術界所關(guan) 注。受一些外來學說的影響，有人認為(wei) 中國是世界上為(wei) 數不多的沒有信仰的國度之一，還有人據此對中國的未來作出悲觀的判斷。揆諸史實，說中國曆史上沒有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信仰則可，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自己的信仰則實在令人不敢苟同。除了宗教信仰，還有文化信仰，是對某種文化價(jia) 值的體(ti) 認、信奉和遵循。中國幾千年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仁義(yi) 之道就是廣大民眾(zhong) 生活的準則，是他們(men) 生命中的信仰。

　　聖哲之求道

　　信仰是人對自身存在意義(yi) 的本體(ti) 性關(guan) 懷，是人類超越有限追求無限、超越現實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動。借助於(yu) 信仰活動來表征和實現自我超越，成為(wei) 人類區別於(yu) 動物的特有的和最高的精神標誌。商周時代，社會(hui) 上普遍存在著天神天道信仰。春秋戰國時期處於(yu) 人類軸心時代，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立足人文價(jia) 值的探索，正好具備實現思想突破、完成人類自我超越使命的曆史條件。對於(yu) 自己的核心思想和信仰，他們(men) 都用一個(ge) “道”字來表達。

　　從(cong) 《論語》一書(shu) 中，可見孔子對“道”極端重要性的認識。他認為(wei) ，相比於(yu) “道”，吃飯穿衣皆不必太計較，君子應該操心的是“道”的尋求與(yu) 實踐，這樣生命才有價(jia) 值和意義(yi) ;即便聞道後馬上會(hui) 死去，也在所不惜。如果“道不行”，不如“乘桴浮於(yu) 海”(《公冶長》)。孔子的這種心理活動就是一種自我超越，體(ti) 現了人類使現實存在狀態趨向於(yu) 理想的努力和衝(chong) 動。

　　作為(wei) 儒家創始人，孔子要求自己的學生成為(wei) 君子儒，不要成為(wei) 小人儒。孔子提出君子之道的內(nei) 容是仁、智、勇三項，而以“仁”居首。至於(yu) 仁的意蘊，“仁者愛人”“克己複禮為(wei) 仁”等名言，人們(men) 已耳熟能詳。孔子時常提到的誠信忠恕義(yi) 、溫良恭儉(jian) 讓等德目，都在“仁”的涵蓋之下，並由此構成孔子之“道”：“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對於(yu) “道”之見諸行動，孔子及其門人有三點認識。一是“道不遠人”，即道離人們(men) 很近，應從(cong) 身邊做起，“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二是“人能弘道”，道的作用需要人去廓大，強調士人的責任。三是“天下歸仁”，期望所有人為(wei) 仁由己，從(cong) 而達到社會(hui) 安寧的局麵。

　　孔子之道，孟子是其身後最忠實的繼承者和最堅定的推進者，其貢獻主要在以下幾點。一是將“義(yi) ”提到與(yu) “仁”並列的地位。他在談到“尚誌”途徑時說：“仁，人之安宅也;義(yi) ，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離婁上》)二是將仁義(yi) 由個(ge) 人生活推廓至政治領域。梁惠王詢問何以有利於(yu) 國家，孟子回答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梁惠王上》)他還論證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上》)三是從(cong) 性善論的角度論證“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四是從(cong) 人禽之別的高度論證必須“由仁義(yi) 行”，他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盡心下》)又說：“人之所以異於(yu) 禽獸(shou) 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yu) 庶物，察於(yu) 人倫(lun) ，由仁義(yi) 行，非行仁義(yi) 也。”(《離婁下》)此外，他同孔子一樣，高揚士人衛道的剛強精神：“生亦我所欲也，義(yi)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yi) 者也。”(《告子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

　　與(yu) 孟子約略同時的荀子，對仁義(yi) 之道同樣有深入的闡發。荀子講仁義(yi) 之道，其特點是同“禮”聯係起來：“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yi) 是也。”(《儒效》)又說：“故人之所以為(wei) 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辨莫大於(yu) 分，分莫大於(yu) 禮，禮莫大於(yu) 聖王”(《非相》)。荀子透徹的分析，使仁義(yi) 之道的社會(hui) 價(jia) 值更為(wei) 彰顯。

　　儒家代表人物倡導的仁義(yi) 之道，在《周易·係辭》中有一段經典的概述：“立天之道曰陰與(yu)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yu)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yu) 義(yi) 。”經過眾(zhong) 多儒家學者的研習(xi) 和宣揚，仁義(yi) 之道在戰國中後期已為(wei) 不少諸侯國上層人士所接受，得到廣泛傳(chuan) 播。

　　賢達之弘道

　　漢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劉邦自淮南至魯，以隆重的太牢之禮祭祀孔子，開帝王祭孔之先河。從(cong) 此，儒家學者開始對仁義(yi) 之道不遺餘(yu) 力地加以傳(chuan) 播。

　　在漢代傳(chuan) 播儒家仁義(yi) 學說的過程中，影響力最大的無疑是董仲舒。他在給漢武帝所上“天人三策”中，主要是從(cong) 政治層麵論道。他說：“道者，所繇適於(yu) 治之路也，仁義(yi) 禮樂(le) 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le) 教化之功也。”“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yu) 方外，延及群生也。”他根據自己的天道觀提出：“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希望漢武帝“興(xing) 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製，建太平之道也”。後來，他出任江都相，又有“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段名言(《漢書(shu) 》本傳(chuan) )，在仁義(yi) 之道的傳(chuan) 播中影響深遠。

　　到了唐代，韓愈以辟佛道、維護儒家正統地位為(wei) 己任，有《原道》之作。他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yi)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yu) 外之謂德。”“其為(wei) 道易明，而其為(wei) 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wei) 己則順而祥，以之為(wei) 人則愛而公，以之為(wei) 心則和而平，以之為(wei) 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他認為(wei) 隻有實行仁義(yi) 之道，人生、社會(hui) 乃至鬼神，才能各得其所。其後，李翱又著《複性書(shu) 》，探索人由情惡變為(wei) 性善的途徑，以使更多的人走上仁義(yi) 之路。

　　儒學的發展，至宋代達到頂峰。追求經世致用者，有王安石的新學、司馬光的朔學、蘇軾家族的蜀學和陳亮的功利學派。理學一派則前有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奠基，程顥還被學者尊為(wei) “明道先生”，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了理學體(ti) 係的建構。兩(liang) 派雖於(yu) 內(nei) 聖、外王各有側(ce) 重，但對仁義(yi) 之道內(nei) 涵的開掘極其深入。他們(men) 和前代的董仲舒、韓愈等人一道，構成仁義(yi) 之道傳(chuan) 播鏈條上的重要環節。

　　相對於(yu) 廣闊的社會(hui) 需要而言，思想家的儒學傳(chuan) 播主要是在精英文化圈。好在還有其他弘道方式。南北朝末期，顏之推撰巨著《顏氏家訓》，涉及家庭倫(lun) 理、處事原則、人生禮儀(yi) 等諸多方麵，對整個(ge) 宗族具有重大引導作用。影響所及，帶動了後世大量家訓作品的問世。宋代以後，宗法作用日益提升，各地家族譜牒大量產(chan) 生。每部族譜依例皆有家訓、家規的篇章，包括孝父母、和兄弟、敬祖先、睦宗族、忠君上、篤師友、戒驕淫、務耕讀、製財用之類的日常生活準則，成為(wei) 傳(chuan) 播仁義(yi) 之道的絕佳途徑。且以新近發現的湖北省羅田縣民國《晏氏庚午宗譜》為(wei) 例。譜中除了《首傳(chuan) 一》收載《戶規》外，《首傳(chuan) 二》一整冊(ce) 皆為(wei) 明清時期的“先祖遺訓”，包括《聖瑞公訓詞八則》《偉(wei) 人公家誡十六條》等14種。其《聖瑞公訓詞八則》論“積德”雲(yun) ：“積金以貽子孫未必能守，積書(shu) 以貽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德以為(wei) 子孫長遠計。試觀自古厚德人，未有不受天厚報。今人一遇困窮，即怨天待己薄，行一善事即欲責報於(yu) 天，此其人心不能行善事，雖行善亦非真善。濟世之心爭(zheng) 誠偽(wei) 不爭(zheng) 大小，總須出於(yu) 真摯，量力而行，自有無量功德，上資祖考，下蔭子孫。”諸如此類由各地鄉(xiang) 紳所作的家訓、家規，文字上或許不能入思想家的法眼，卻將仁義(yi) 之道生活化、通俗化，用語比思想家更鮮活，易為(wei) 普通人所接受。尤其是家訓、家規出自各族先人或鄉(xiang) 賢之手，更増後人敬畏之心和親(qin) 切感，能將其作為(wei) 行動的指南、生活的向導。

　　士民之循道

　　通過各種渠道的傳(chuan) 播，仁義(yi) 之道成為(wei)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核心價(jia) 值觀，進入到人們(men) 的潛意識中，與(yu) 其生活水乳交融。就其基層民眾(zhong) 而言，他們(men) 的行為(wei) 雖然沒有那麽(me) 轟轟烈烈，卻實實在在地顯示出仁義(yi) 之道在他們(men) 生活中的意義(yi) 來。各地的方誌、宗譜中，這類記載不勝枚舉(ju) 。這裏以明清武昌的一個(ge) 周氏家族為(wei) 例。據清代鹹豐(feng) 、光緒年間先後編纂的三修、四修《周氏宗譜》記載，這個(ge) 家族在元朝末年由江西鄱陽遷入武昌。明初，二世祖周縉任永清典史，代行知縣事務。值靖難之役，周縉站在建文帝一方。燕王朱棣稱帝後，周縉被捕入獄，其長子周瓛自願代父服刑。而其次子周琳以長兄應在家中主事為(wei) 由，態度堅決(jue) 地去替父服刑，後戴罪立功，戰死於(yu) 沙漠，可謂忠孝兩(liang) 全。其後，這個(ge) 家族以詩禮傳(chuan) 家，耕讀為(wei) 業(ye) ，後嗣興(xing) 旺發達，湧現出不少熱心鄉(xiang) 邦事務、從(cong) 事慈善活動、孝老愛親(qin) 、遵紀守法之類的人物。

　　至於(yu) 士大夫階層，他們(men) 的社會(hui) 責任感更要強烈，為(wei) 了政治信仰敢於(yu) 做出常人難以做到的事情。如東(dong) 漢桓帝、靈帝在位期間，宦官勢力膨脹，把持朝政，“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致使政治局麵混亂(luan) ，社會(hui) 秩序蕩然。這時，以李膺、陳蕃等人為(wei) 代表的一派正直官員挺身而出，同宦官及其爪牙作鬥爭(zheng) 。以郭泰為(wei) 首的成千上萬(wan) 的太學諸生堅定地站在他們(men) 一邊，為(wei) 國家命運奔走呼號。

　　對於(yu) 曆史上敢於(yu) 堅持信仰、奮力抗爭(zheng) 的人物，宋代的文天祥曾創作《正氣歌》予以讚頌。從(cong)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孤筆”直到唐代藩鎮割據期間的正義(yi) 之士，時窮節乃見，是因為(wei) 他們(men) 正氣在身，“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yi) 為(wei) 之根”。而文天祥本人同樣充滿浩然之氣，他堅定不移地保衛南宋江山，拒絕投降，“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錄》)。在《過零丁洋》中，又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在他死後，人們(men) 還從(cong) 其衣帶上發現他的絕筆讚：“孔曰成仁，孟曰取義(yi) ，惟其義(yi) 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shu) ，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史》本傳(chuan) )在古代為(wei) 政治信仰而奮鬥的人物之中，文天祥很有代表性。

　　及至清朝後期，在反抗外來侵略、變法圖強的事業(ye) 中，眾(zhong) 多堪稱民族脊梁的人物胸懷大義(yi) ，使仁義(yi) 之道的內(nei) 蘊進一步升華，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虎門銷煙，抗擊英軍(jun) 進犯，維護國家利益，卻遭到誣陷，被發配到遙遠的新疆伊犁。與(yu) 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別，他沒有為(wei) 個(ge) 人的遭遇長籲短歎，而是心係社稷。其《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表達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壯烈情懷。在這常人會(hui) 感到心酸的時刻，他竟然不失幽默之性，詩以“戲與(yu) 山妻談故事，試吟斷送老頭皮”作結，顯得極其從(cong) 容淡定，實在是他內(nei) 心深處堅定的信仰使然。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人士譚嗣同麵臨(lin) 殺頭的危險，他是有機會(hui) 逃走的，友人也勸其逃走。這位撰寫(xie) 過《仁學》的倔強的湖南人，下定決(jue) 心要用生命去實踐仁學，以鮮血來喚醒國人，故在臨(lin) 刑前還留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liang) 昆侖(lun) ”的悲壯詩篇。真正的愛國者之循道，是不惜以身相殉的!

　　以上簡略的論述說明，中國曆史上產(chan) 生了為(wei) 華夏文明演進而求道的先哲，湧現出從(cong) 思想家到鄉(xiang) 紳的龐大的弘道隊伍，更有一代接一代的民眾(zhong) 真心誠意地循道、難以計數的誌士仁人不惜以身殉道。人們(men) 常常驚歎中華古老文明的延綿不斷，這就是最深層的原因。不久前，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一次重要講話中強調：“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這是立足於(yu) 中華五千年文明曆程的戰略思考，意蘊深邃，目光遠大。在當前的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建設工作中，確立全民族共同的信仰至關(guan) 重要。我們(men) 應該充分發掘仁義(yi) 之道這一寶貴遺產(chan) ，從(cong) 古人的嘉言懿行中獲得啟迪，引歸身受。這對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是有積極意義(yi) 的。■

　　(作者單位：湖北省區域曆史文化研究中心·華中師範大學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