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後，中國傳(chuan) 統哲學需要進行現代轉型似乎已成為(wei) 一個(ge) 共識。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者對此觀點又提出了疑義(yi) ：一方麵，有些學者認為(wei) ，近代以來這種借用西方話語和模式來進行所謂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現代化，是以西方化為(wei) 現代化，乃是中國學人的一種“自我閹割”;另一方麵，在古今之爭(zheng) 中，有些學者認為(wei) “古典式學問不僅(jin) 比現代式學問高貴，而且比現代式學問高明”，將古典性與(yu) 現代性對立起來，主張一種沒有現代性幹擾的古典性。這些問題實際上就是學術文化上的中國與(yu) 西方、古代與(yu) 現代關(guan) 係問題。在推動文化發展中，我們(men) 要高度重視和正確把握中西關(guan) 係、古今關(guan) 係。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時代性是指該文化在社會(hui) 發展某個(ge) 特定曆史階段的時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時代或相同社會(hui) 發展階段上的落後與(yu) 先進之別;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各個(ge) 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質，特別是各自的不同傳(chuan) 統。具體(ti) 到我國近代以來文化的時代性、民族性，應當區分兩(liang) 個(ge) 不同階段。一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階段。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軍(jun) 事和文化等各方麵的落後，使一些先進知識分子感到需要向西方資本主義(yi) 先進國家學習(xi) 科學技術和新文化，借以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在這種情況下，向西方學習(xi) 的過程乃是落後向先進學習(xi) 的過程，因而可看作是古今問題，而不是中西問題。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裏說：“在中國近代史中，所謂中西之分，實際上是古今之異。以中學為(wei) 主，對西學進行格義(yi) ，實際上是以古釋今;以西學為(wei) 主，對中學進行格義(yi) ，實際上是以今釋古。”二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這一階段。這一階段中國早已走出救亡時期，而處於(yu) 國家強盛時期，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科技進步。因而，現代的中西關(guan) 係就不再是落後與(yu) 先進的關(guan) 係，而是一種雙向交流的關(guan) 係。我們(men) 學習(xi) 西方不再是追求西方化、西學化，而是追求國際化、世界性等。

　　從(cong) 文化的民族性來說，確實沒有高下優(you) 劣之分，各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中西文化體(ti) 現的是兩(liang) 種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彼此各有特色。學習(xi) 西方文化，我們(men) 不能光點頭，也不能光反對，而是要吸收、利用和超越西方文化，以形成自己更高水平的民族文化。在中西哲學關(guan) 係上，我很讚同賀麟先生的觀點，他既不主張全盤西化，又反對中體(ti) 西用，而是提出“化西”的中國哲學。他認為(wei) ，正如宋明理學不是“佛化”的中國哲學，而是“化佛”的中國哲學，現今的中國哲學也不能是“西化”的中國哲學，而隻能是“化西”的中國哲學。

　　至於(yu) 古代與(yu) 現代的關(guan) 係，我們(men) 所理解的古代經典實際上是過去與(yu) 現在的綜合，也就是古代經典“與(yu) 現時生命的思維溝通”。比如，我們(men) 所理解的古希臘、柏拉圖已不是當時的古希臘、柏拉圖，而是我們(men) 此時的古希臘、柏拉圖，我們(men) 對他們(men) 的思想情感已不是當時人們(men) 的思想情感。“古典型”或“經典型”不隻是一個(ge) 曆史性概念，更重要的還是一個(ge) 現代性概念。古典型、經典型不是自在存在，其真理並不自在持存。古典型或經典型的東(dong) 西就是那種經過不同時代檢驗而保存其真理的東(dong) 西。我們(men) 對古代經典進行理解，這種理解永遠是過去與(yu) 現在的綜合、陌生性與(yu) 熟悉性的綜合、他者與(yu) 自我的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