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著名經濟學家青木昌彥因患肺疾而突然辭世，這個(ge) 消息令中國經濟學界的不少學人感到驚愕和難過，不僅(jin) 因為(wei) 青木教授作為(wei) 一個(ge) 理論大家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經濟學界，更是因為(wei) 他的不少觀點和主張，為(wei) 中國的經濟改革給出了恰當的分析框架和工具，從(cong) 而幫助中國經濟學界思考如何避免改革過程中的一些政策誤區。本文試圖對青木昌彥教授的主要學術成就，尤其是他倡導發展的比較製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CIA)範式的核心思想進行總結，並且對他在中國經濟改革政策方麵曾經產(chan) 生的影響給出一些評述。

　　一、主要學術經曆與(yu) 成就

　　在東(dong) 京大學讀書(shu) 期間，青木昌彥曾經對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產(chan) 生過濃厚興(xing) 趣，閱讀過包括《資本論》在內(nei) 的一些經典著作。研究生期間，他自學數理經濟學，接觸到兩(liang) 位現代經濟學大師阿羅和赫爾維茨合寫(xie) 的一篇討論資源配置機製的論文，隨後，他來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追隨赫爾維茨從(cong) 事機製設計理論的學習(xi) ，從(cong) 此走上現代經濟學研究道路。

　　赫爾維茨日後憑借開創了“機製設計理論”而獲得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和新古典經濟理論把市場機製視為(wei) 給定前提來展開分析不同，該理論隻是把市場機製作為(wei) 多種可選的資源配置機製的一種。早期機製設計理論強調，給定社會(hui) 目標，最優(you) 的資源配置機製一定是對信息要求最少的，即最具有信息效率的機製。博士學習(xi) 期間，青木主要研究了當存在外部性和規模經濟等導致市場機製不起作用的環境下，計劃和組織機製是如何進行資源配置的。

　　1968年，在阿羅的推薦下，青木博士畢業(ye) 後來到斯坦福大學任教，在那裏繼續用數理經濟學方法從(cong) 事機製設計理論研究;一年後，他隨阿羅轉聘到哈佛大學，旋即又受聘為(wei) 日本京都大學副教授。在日本期間，他用日文撰寫(xie) 了第一本著作《組織與(yu) 計劃的經濟理論》，該書(shu) “歸納總結了機製設計理論當時的發展成果，認為(wei) 要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僅(jin) 憑價(jia) 格機製是不夠的，還需要與(yu) 組織、控製等數量調節機製相結合”，在書(shu) 中，青木把這個(ge) 理論運用到分析處理環境汙染等公害問題上。由於(yu) 當時正是日本的環境問題逐漸成為(wei) 社會(hui) 政治問題的階段，該書(shu) 在日本獲得了很好的評價(jia) 。

　　1971年，青木再次來到哈佛大學，與(yu) 在哈佛訪問並考慮留下任教的赫爾維茨共同主持“比較製度理論”研究班。當時赫爾維茨正在思考機製設計理論的另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即機製設計必須要與(yu) 經濟當事人“激勵相容”，否則機製設計就不可能得到實施。然而，由於(yu) 代表思想理論變革的阿羅、赫爾維茨、列昂惕夫等人在學術上遭到哈佛大學經濟係保守派的排斥，1972年，青木最終決(jue) 定回到京都大學。

　　1976年，青木開始思考“經營者在維持股東(dong) 和雇員雙方利益均衡的情況下”，如何經營管理企業(ye) 的企業(ye) 博弈模型。1979 年，青木作為(wei) “富布賴特”項目交換教授再次來到哈佛，期間參加了哈佛法學院“公司治理”研究班，注意到法律與(yu) 經濟之間存在重要的關(guan) 聯性。此後他在《美國經濟評論》上連續發表了兩(liang) 篇有關(guan) 企業(ye) 合作博弈的論文，以此為(wei) 基礎，1984年出版了《企業(ye) 的合作博弈理論》一書(shu) ，這是運用博弈論分析框架討論企業(ye) 組織與(yu) 公司治理的一本重要著作。

　　1980年，青木開始思考基於(yu) 日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結構，比較分析日本與(yu) 英美模式的企業(ye) 製度，以及其他政治經濟體(ti) 製。他組織了一個(ge) 研究項目，試圖從(cong) 信息係統角度,對日本企業(ye) 的現場作業(ye) 組織、經營管理組織、薪酬製度、企業(ye) 集團，乃至外部的金融體(ti) 係等進行全方位分析，這一次的研究成果體(ti) 現在《日本企業(ye) 的經濟分析》一書(shu) 。從(cong) 此，他的研究興(xing) 趣逐漸從(cong) 過去的純理論研究，越來越多地轉向對真實世界的關(guan) 注。

　　1984年，斯坦福大學再次聘請青木昌彥為(wei) 日本研究講座教授。1988年，根據講課內(nei) 容進行歸納整理之後，青木出版了《日本經濟中的信息、激勵與(yu) 談判》一書(shu) ，在書(shu) 中，他對美國企業(ye) 和日本企業(ye) 構建了進行比較的數學模型。他的分析結論是，兩(liang) 個(ge) 國家的企業(ye) 在競爭(zheng) 力方麵相互並不具備絕對優(you) 勢，由於(yu) 日本獨特的文化背景，日本公司的經濟模式和英美公司的“標準契約模式”差異很大，但日本公司同樣具有競爭(zheng) 力。該書(shu) 為(wei) 青木贏得了廣泛國際學術聲譽。

　　大約於(yu) 1990年，青木致力於(yu) 開創一個(ge) 新的分析範式——比較製度分析。基於(yu) 此前所做的日美經濟體(ti) 製的比較，他開始思考一個(ge) 問題：是否不同國家的社會(hui) 、政治、經濟三者相互關(guan) 聯從(cong) 而構成一個(ge) 有機的整體(ti) 呢?他希望超越日美的比較，從(cong) 更一般的意義(yi) 上來找出答案。當時在斯坦福，比較製度分析領域集聚了一大批一流學者，包括經濟學的米爾格羅姆、格雷夫、錢穎一、法肯普斯;社會(hui) 學的格拉諾維特、馬奇;政治學的溫加斯特、克拉斯納;以及商學院的羅伯茨和麥克米蘭(lan) ，甚至諾思每年冬天也從(cong) 東(dong) 海岸過來參與(yu) 討論。比較製度分析強調，在各種各樣的社會(hui) 博弈相互交織的情形下，“均衡”概念很重要，但是，要了解不同國家的博弈過程中哪個(ge) “均衡”會(hui) 被選擇，即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多樣化的製度模式，就必須要把博弈論的分析與(yu) 關(guan) 於(yu) 各種製度的比較和曆史信息等結合起來。在眾(zhong) 多學者的研究成果上，青木撰寫(xie) 了堪稱經典的《比較製度分析》一書(shu) ，憑借該書(shu) 初稿，1998年他獲得了國際熊彼特學會(hui) 頒發的“熊彼特獎”。2001年，該書(shu) 的中、日、英文版本同時出版發行(2007年還出版了法文版)，其思想影響力一時無二。

　　從(cong) 1997年開始，青木還兼任了日本通產(chan) 省下設的通商產(chan) 業(ye) 研究所所長，該機構於(yu) 2001年改革為(wei) 具有獨立行政法人地位的經濟產(chan) 業(ye) 研究所(RIETI)。作為(wei) 獨立智庫，研究所編寫(xie) 了一係列經濟政策分析叢(cong) 書(shu) ，其中，他與(yu) 安藤晴彥主編的《模塊時代》一書(shu) 對於(yu) 模塊化對全球產(chan) 業(ye) 組織演變的深遠影響進行了精辟討論。

　　近年來，青木再次把目光投向比較製度分析，他非常重視福山近期的著作，認為(wei) 福山從(cong) 曆史的角度比較不同國家的製度發展，這項工作很重要，具有借鑒意義(yi) 。青木本人也試圖從(cong) 曆史的角度來分析、比較中國、日本和韓國各自的經濟發展階段與(yu) 製度演進之間的相互影響，先後撰寫(xie) 了“經濟發展的五個(ge) 階段與(yu) 中日韓製度演化”和“經濟發展中的製度軌跡及其曆史淵源：中日韓的比較”等文章，這些文章已成為(wei) 青木教授在比較製度分析領域的絕響。

　　二、比較製度分析的核心思想

　　比較製度分析這個(ge) 新學科，或者說新範式的出現，大體(ti) 上是以1990年在青木昌彥倡導下，斯坦福大學經濟係開設同名課程為(wei) 標誌。據錢穎一教授的介紹，開設這個(ge) 學科是為(wei) 了取代以前的“比較經濟體(ti) 製”。和傳(chuan) 統製度學派一樣，比較製度分析的研究對象是製度或體(ti) 製，但是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大量運用博弈論、不完全信息經濟學和代理理論。其主要的研究方麵包括：一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轉軌是一個(ge) 製度變遷的過程，如何才能建立使市場經濟有效運轉的一整套法律、規則、機構和製度，這是一個(ge) 極其重要的主題。不過，隨著主流經濟學界認為(wei) 2000年左右大規模轉軌已經結束，這個(ge) 主題的重要性也就淡化了。二是市場經濟國家中不同體(ti) 製的比較，譬如青木所做的日本和美國企業(ye) 製度的比較。三是對經濟組織的研究。組織作為(wei) 一種不同於(yu) 價(jia) 格機製的資源配置機製，不但形式多樣，而且廣泛存在於(yu) 現代社會(hui) 之中。對組織的研究是比較製度分析的基礎理論工作。四是從(cong) 曆史角度看待製度的演變，這個(ge) 方麵有時又被稱為(wei) “曆史製度分析”，主要繼承了諾思從(cong) 新製度經濟學角度所進行的經濟史研究。

　　相比於(yu) 以前研究製度的一些學派，比較製度分析在理論上有很多獨特之處，筆者將其總結為(wei) 以下方麵：

　　第一，關(guan) 於(yu) 對製度的定義(yi) 。不同於(yu) 諾思把“製度”定義(yi) 為(wei) 博弈規則(包括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比較製度分析的學者把製度定義(yi) 為(wei) “博弈參與(yu) 者的均衡策略”。製度是博弈的均衡策略的觀點最早來自於(yu) 肖特，後來得到從(cong) 事演化博弈論和重複博弈論研究工作的諸多學者在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的推進。在主張製度的博弈均衡論的學者看來，製度更屬於(yu) “自發秩序”或自組織係統，而不是被立法者或政治家設計出來的。但是，如果把製度理解為(wei) 是均衡策略，那麽(me) ，博弈參與(yu) 人在知道均衡之前，製度是如何對參與(yu) 人的選擇構成約束的呢?為(wei) 了解決(jue) 這個(ge) 理論悖論，青木引入了“共有信念”概念，什麽(me) 是共有信念呢?簡單說，就是人們(men) 在重複博弈過程中形成的，對於(yu) 其他參與(yu) 人會(hui) 怎麽(me) 玩這個(ge) 遊戲的共同的主觀認知。當共有信念在博弈過程中被反複確認之後即成為(wei) 均衡策略，也就成為(wei) 製度。換言之，製度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維持係統。

　　第二，整體(ti) 製度的各項子製度之間存在互補性。現實中，人們(men) 的博弈行為(wei) 會(hui) 同時在多個(ge) 場域發生，不同場域形成的博弈均衡策略就構成了整體(ti) 製度之間的各項子製度。由於(yu) 人們(men) 在每個(ge) 場域的博弈所形成的均衡策略，都要建立在其他場域的均衡策略給定的條件下。換言之，各個(ge) 子製度都是互為(wei) 條件的，從(cong) 而具有互補性和相互依賴性。這說明，隻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製度安排才富有生命力和可以維係。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men) 理解，為(wei) 什麽(me) 世界上存在多樣化的整體(ti) 製度安排，因為(wei) 曆史原因形成的差異化均衡策略會(hui) 對以後的博弈產(chan) 生路徑依賴效應;這一點也能夠幫助我們(men) 理解，為(wei) 什麽(me) 一個(ge) 國家的整體(ti) 製度安排往往具有耐久性，哪怕它看起來已經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顯得缺乏效率。因為(wei) 要改變一個(ge) 方麵，就意味著博弈參與(yu) 人在其他方麵(場域)的均衡策略也要同時發生變化。而根據前麵對製度的定義(yi) ，均衡策略的變化是一個(ge) 共有信念緩慢調整的過程。因此，缺乏效率的帕累托低劣的整體(ti) 製度是可能存在並得到延續的。

　　第三，製度變遷是如何發生的。如果整體(ti) 製度具有內(nei) 在的穩定性，那麽(me) ，製度變遷又是如何發生的呢?青木認為(wei) ，製度變遷要建立在認知危機之上。當環境發生巨大變化，連同客觀博弈結構的內(nei) 部均衡結果受到的影響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製度變遷就可能發生。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包括：新技術創新、國家的對外開放、戰爭(zheng) 等外部衝(chong) 擊。而製度變遷的真正發生，需要依靠一部分博弈的參與(yu) 人主動成為(wei) 熊彼特式的製度創新者，即一些(或全部)參與(yu) 人在策略選擇上發起新的實驗性選擇，隨著越來越多參與(yu) 人適應這種新的策略選擇，並將其變成共有信念，社會(hui) 最終會(hui) 形成新的均衡策略——即新的製度。青木認為(wei) ，在這個(ge) 過程中，熊彼特式的製度創新者博弈策略組合的調整等機製，能夠幫助實現製度變遷。總之，製度變遷過程非常複雜，它既可能是突變式的，也可以是極其緩慢的漸進過程。

　　第四，多樣性的製度會(hui) 長期存在。最後，人們(men) 經常會(hui) 問的一個(ge) 問題是，隨著市場全球化等全球一體(ti) 化現象的強化，未來全球的製度安排會(hui) 不會(hui) 趨同?青木認為(wei) ，在全球範圍，製度安排自組織方式的多樣性會(hui) 持續下去，第一個(ge) 原因在於(yu) ，信息通信技術發展不僅(jin) 沒有降低反而增加了默會(hui) 知識(或稱緘默知識)的相對價(jia) 值，意會(hui) 知識作為(wei) 一種地方性知識對於(yu) 博弈的均衡策略選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地方性”製度安排將和跨國製度安排一起演進;第二個(ge) 原因是前麵所講到的，跨域的各個(ge) 製度安排在共時和曆時上的相互依賴與(yu) 關(guan) 聯。未來，民族國家內(nei) 部的各個(ge) 場域與(yu) 國際交換域(全球市場)的製度安排，它們(men) 之間更可能是相互影響和共同演進的關(guan) 係。

　　比較製度分析的上述核心思想，對於(yu) 我們(men) 理解不同國家多樣化製度的存在及演變，具有極其深刻的啟示作用。然而，由於(yu) 國際主流經濟學界對於(yu) 比較製度研究重要性的忽視，加上學術政治的影響，2000年以後，當年斯坦福大學從(cong) 事比較製度分析的許多學者陸續離開了該校。目前，該領域隻有少數學者還在堅持沿著這個(ge) 分析範式展開研究，近十多年來，比較製度分析的研究幾近停滯，這不能不說是一個(ge) 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事情。而青木教授的去世，更加令人不禁對比較製度分析範式發出“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的歎息。

　　三、青木昌彥學術思想對kaiyun官方地址的主要影響

　　青木教授對中國一直非常關(guan) 注，早在1976年，他就設法來中國進行考察，由於(yu) 那時中國尚未開始改革開放，他的考察基本屬於(yu) 無功而返。當他再次來到中國的時候已經是1994年，作為(wei) 國際專(zhuan) 家，他參加了這一年在北京京倫(lun) 飯店召開的有關(guan) 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會(hui) 議(史稱“京倫(lun) 會(hui) 議”)。在會(hui) 上，一批國際頂尖的經濟學家分別就許多重要的經濟學概念和轉軌國家存在的政策問題展開闡述。其中，米爾格羅姆報告了“日本經濟組織中的激勵機製和組織結構”;哈特討論了“轉軌經濟中破產(chan) 程序設計”;麥金農(nong) 對中國與(yu) 俄羅斯的金融改革政策進行了比較;劉遵義(yi) 和錢穎一給出了中國銀行和企業(ye) 債(zhai) 務重組的方案設計;羅依·伯爾、黃佩華則重點闡述了中國中央與(yu) 地方財政體(ti) 製改革。青木昌彥在會(hui) 上做了兩(liang) 次主題發言，從(cong) 公司治理機製角度分析了轉軌經濟中企業(ye) 存在的“內(nei) 部人控製”問題，以及介紹了戰後日本銀行和企業(ye) 債(zhai) 務的清理。這次會(hui) 議的重要性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一，它可以說是現代微觀經濟學全麵引入中國的標誌性事件，從(cong) 此，信息經濟學、博弈論和組織等概念深入人心，其影響不亞(ya) 於(yu) 新古典經濟學。其二，這次會(hui) 議強調中國國有企業(ye) 改革的重點是建立現代公司治理，而不是走俄羅斯大規模私有化道路。與(yu) 會(hui) 專(zhuan) 家認為(wei) ，國企改革必須把建立公司治理結構和債(zhai) 務重組結合起來，重構國企和銀行的關(guan) 係，而這本質上是財政體(ti) 製改革問題。這些觀點對於(yu) 中國日後的企業(ye) 、金融和財政改革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1998年亞(ya) 洲金融危機之後，這次會(hui) 議對於(yu) 推進kaiyun官方地址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體(ti) 現。

　　青木昌彥在這次會(hui) 議上的發言，實際上基於(yu) 他主持的一項世界銀行的研究課題，會(hui) 議之後，該研究的成果以《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為(wei) 名出版了中英文書(shu) 。青木強調，轉軌國家國有企業(ye) 普遍存在經理層或工人等內(nei) 部人掌握著牢固控製權的現象，因此，如果選擇私有化方案進行國企改革，從(cong) 俄羅斯的經驗來看，結果必然是把大部分國有資產(chan) 無償(chang) 送給內(nei) 部人。這種做法既不公平也未必有效率。更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首先對國有企業(ye) 進行公司化，在政府繼續擁有大部分股權的同時，考慮讓外部機構持有一部分股權，並且配套引入破產(chan) 機製，及對銀行業(ye) 進行大規模改組，從(cong) 而形成對內(nei) 部人的外部製衡機製。青木還對於(yu) 當時流行的層層控股的國有企業(ye) 改革思路提出了批評，認為(wei) 這不過是另一種低效率的行政控製體(ti) 製。二十年後，當我們(men) 重溫青木上述觀點時，無疑會(hui) 更加感受到它們(men) 超越時代的穿透力。

　　青木對中國經濟改革影響的第二個(ge) 方麵，在於(yu) 強調轉軌過程中要正確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他和其他幾位專(zhuan) 家共同主編的《政府在東(dong) 亞(ya) 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一書(shu) ，基於(yu) 東(dong) 亞(ya) 國家的經驗，從(cong) 比較製度分析的視角，對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給出了一種新的詮釋。相比於(yu) 過去的兩(liang) 種理論：親(qin) 善市場論——認為(wei) 大多數經濟協調可以通過市場機製來完成，而政府的作用應該盡可能限製在最小範圍，譬如為(wei) 市場交易提供法律基礎及極少數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產(chan) 品;國家推動發展論——認為(wei) 發展中國家存在普遍的市場失靈，因此政府應該替代市場進行大規模幹預，青木等人提出了“市場增進論”，即不應該把政府和市場理解為(wei) 相互排斥的替代物，政府不是淩駕一個(ge) 經濟體(ti) 係之上，負責解決(jue) 協調失靈的外在的、中立的全能機構，而是整個(ge) 經濟體(ti) 係相互作用的一個(ge) 內(nei) 在參與(yu) 者。因此，政府政策的職能在於(yu) 促進或補充民間部門的協調能力，從(cong) 而克服市場缺陷，增進市場機製的力量。

　　青木等人強調，政府增進市場機製的一種可行方式是創造“相機性租金”，這種租金不同於(yu) 政府直接幹預市場產(chan) 生的“政策性租金”，也不是直接補貼，而是一種業(ye) 績導向型租金，即視市場主體(ti) 的表現或市場結果而定。譬如由於(yu) 專(zhuan) 利製度而產(chan) 生的發明商業(ye) 化所得到的超額利潤;由於(yu) 增加出口而獲得的政府退稅，等等。相機性租金由於(yu) 能夠激勵市場主體(ti) 從(cong) 事更多由於(yu) 民間協調機製失靈而不足的市場活動，從(cong) 而能夠推動市場更快發育，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率。在書(shu) 中，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是另一個(ge) 通過創造相機性租金促進銀行業(ye) 改革和金融發展的例子。與(yu) 此同時，青木同時也強調要加強對政府的問責以不斷改進政府的作用機製，對於(yu) 如何做到這一點，青木特別指出，政府官僚行為(wei) 是內(nei) 生的，必須要考慮對政府的激勵因素。通過分析日本的組織演進，青木認為(wei) ，盡管戰時集中資源的製度設計在戰後民主改革以後，與(yu) 日本的企業(ye) 製度形成互補關(guan) 係，在日本經濟趕超期間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然而，日本的“官僚多元主義(yi) ”對日本經濟趕超後轉型產(chan) 生了製度困境。考慮到一個(ge) 國家整體(ti) 製度各個(ge) 方麵的互補性，並不存在簡單的政治改革方案，一個(ge) 國家的政府轉型也應該放到特定的曆史和外部環境中去考察。

　　最後，在筆者看來，青木的理論思想對中國經濟改革還有一個(ge) 往往被人們(men) 忽視的影響，那就是青木強調，經濟體(ti) 的不同製度之間存在互補性而呈現為(wei) 一個(ge) 有機整體(ti) ，這個(ge) 觀點對於(yu) 中國經濟改革戰略的選擇提供了非常有價(jia) 值的理論參考。根據青木的理論，一個(ge) 經濟體(ti) 的某一項或幾項製度發生變革，其他的製度要麽(me) 進行相應演變，要麽(me) 就會(hui) 與(yu) 新製度不相配合，從(cong) 而對整個(ge) 體(ti) 製的轉變產(chan) 生阻礙作用。因此，製度轉型本質上就應該是整體(ti) 推進的，雖然在實施上可以按順序、分步驟進行，否則就會(hui) 導致巨大的製度運行成本。人們(men) 喜歡用“摸著石頭過河”來形容中國的改革過程，言下之意是中國的改革是幹出來的，不是設計出來的。這的確一定程度地反映了kaiyun官方地址過程的某些特征。然而，當我們(men) 麵對今天各種製度之間的摩擦成本，尤其是日益擴大的市場機製與(yu) 改革相對滯後的公共部門之間的摩擦時，難道不應該反思這種“零敲碎打”式改革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嗎?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有的學者，譬如以吳敬璉為(wei) 代表的整體(ti) 協調改革學派，就提出要對改革進行整體(ti) 部署。時至今日，中國的改革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然而某些領域的改革依然尚未破冰，正在成為(wei) 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嚴(yan) 重隱患。這不能不引起我們(men) 的憂慮。

　　斯人已逝，但青木昌彥教授旺盛的理論創造力和生命力，以及為(wei) 推進kaiyun官方地址所做的努力及其影響，永遠值得我們(men) 學習(xi) 與(yu) 銘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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