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們(men) 希望把這次關(guan) 於(yu) 出租車的討論，作為(wei) 學者該如何討論公共政策的一個(ge) 案例，來看專(zhuan) 業(ye) 知識在公共政策當中，應該以什麽(me) 樣的方式來發揮作用，以及學者應該如何參與(yu) 公共政策的決(jue) 策。

　　一、公共政策討論中兩(liang) 種類型的觀點表達

　　為(wei) 什麽(me) 最近幾年來，我們(men) 感覺公共輿論中有關(guan) 公共政策的討論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熱烈?

　　黃少卿：我想，一方麵現在是一個(ge) 公共政策需求爆發的節點;另一方麵，反映在中國，整個(ge) 市民社會(hui) 正在不斷成長。

　　從(cong) 第一個(ge) 方麵看，經濟發展到當下階段，以及未來經濟、社會(hui) 要進一步發展，都需要公共服務起更大的作用。從(cong) 經驗看，世界其他經濟體(ti) 發展到類似階段時，也都麵臨(lin)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需要起到更大作用的問題。各國在發展過程中，都會(hui) 經曆一個(ge) 政府規模不斷擴大的階段。這一現象很早就被德國財政學家瓦格納觀察到，人們(men) 由此把它稱為(wei) “瓦格納法則”。也就是說，公共部門在整個(ge) 經濟社會(hui) 中地位不斷提升。經濟的發展導致人們(men) 需要公共部門更多介入，為(wei) 自己提供服務，從(cong) 而表現為(wei) 公共部門的成長。

　　當下的中國，人們(men) 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隨之爆發越來越多問題，需要製定一係列相應的公共政策。比如城市交通擁堵、汙染治理、城市環境整治、城鄉(xiang) 基礎教育、老年人護理等。拿老年人護理來說，它已超越了簡單的家庭事務，而成為(wei) 一個(ge) 公共問題，需要政府提供好的公共政策框架，才能使各方提供解決(jue) 方案，從(cong) 而更好地應對老齡社會(hui) 的到來。

　　每一個(ge) 具體(ti) 問題，都涉及公共政策應如何製定的討論。這些討論受到社會(hui) 越來越多的關(guan) 注，也就變得非常熱鬧。我認為(wei) ，當下可以被稱作為(wei) 中國“公共政策討論大爆發”的時代。

　　過去，我們(men) 也有各種公共政策討論，但出於(yu) 各種原因，討論常常並不充分，社會(hui) 參與(yu) 的程度似乎也不那麽(me) 廣泛。現在，社會(hui) 政治環境相對更寬鬆了，討論變得更加可能和可行。另外，由於(yu) 互聯網傳(chuan) 播方式的出現，對熱點公共政策問題的討論，容易出現爆發式傳(chuan) 播，而且在時間上相互交疊。具體(ti) 表現為(wei) ，前一個(ge) 問題的討論還沒結束，後一個(ge) 新的問題又產(chan) 生了。互聯網的發展，的確使得觀點之間的交鋒、甚至互相質疑，都變得更容易。

　　在公共政策的製定方麵，做為(wei) 經濟學者，您怎麽(me) 看現下關(guan) 於(yu) 公共政策的討論，特別是，為(wei) 什麽(me) 討論中人們(men) 往往存在較大分歧?

　　黃少卿：討論中往往有兩(liang) 種聲音。這兩(liang) 種聲音，對公共政策的製定，都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種是普通大眾(zhong) 的聲音。既然是公共政策，就意味著可能會(hui) 和每一個(ge) 人發生切身利益關(guan) 係。因此，基於(yu) 自身利益，每一個(ge) 人——無論專(zhuan) 業(ye) 人士還是非專(zhuan) 業(ye) 人士，來表達自己對相關(guan) 事件的看法，表達對相關(guan) 政策的訴求，都有天然的正當性在其中。隻有讓每一個(ge) 個(ge) 體(ti) 充分表達了個(ge) 人的利益訴求之後，全社會(hui) 總的偏好才能被匯總出來。

　　讓大眾(zhong) 的觀點，大眾(zhong) 對公共政策問題的看法和訴求，通過一個(ge) 渠道表達出來，這是公共政策本身具備正當性的非常重要的要素。如果脫離了這種言論自由，脫離了基於(yu) 言論自由對公共政策的觀點表達，公共政策自身的正當性就不複存在了。

　　一個(ge) 國家的公共政策的出台和實施，一定要讓所有人都能說話。正如有的法學家所強調的，“我們(men) 人民(We People)”這個(ge) 概念背後，是“我們(men) 言說者(We Speakers)”。我們(men) 每一個(ge) 社會(hui) 共同體(ti) 當中的人，都是一個(ge) 言說者，隻有每個(ge) 人把自己的利益表達出來了，匯總之後，最終才能給政策製定者一個(ge) 信號——怎樣的社會(hui) 偏好需要得到最充分的保證。這種發聲是一個(ge) 民主體(ti) 製的保證，使得社會(hui) 整體(ti) 的利益訴求能夠得到充分尊重。因此，我認為(wei) ，社會(hui) 當中的所有人，針對公共政策問題，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這沒有任何問題。

　　還有第二種聲音。這就是專(zhuan) 業(ye) 人士的聲音。在一些時候，專(zhuan) 業(ye) 人士也有自身利益訴求需要表達，與(yu) 大眾(zhong) 是一致的;但更重要的是，與(yu) 特定公共政策領域相關(guan) 的專(zhuan) 業(ye) 人士，需要基於(yu) 自身專(zhuan) 業(ye) 知識的立場或科學的角度，來發出專(zhuan) 業(ye) 的聲音。這種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立場的表達，和大眾(zhong) 的表達，是不一樣的。

　　相對於(yu) 大眾(zhong) 基於(yu) 利益的表達，專(zhuan) 業(ye) 人士更多秉持一種“求真”的角度，做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立場的表達。任何公共政策，它能否真正維護社會(hui) 中每個(ge) 人的利益，與(yu) 政策內(nei) 容是否準確把握住了相關(guan) 事物的“真相”，是有關(guan) 係的。如果政策製定者不知相關(guan) 真實狀況是怎麽(me) 一回事，其中蘊含了怎樣的基本原理，則很可能所製定的公共政策雖然試圖顧及民眾(zhong) 的利益訴求，但最終卻損害了全社會(hui) 利益。

　　我們(men) 以轉基因食品為(wei) 例：假若轉基因食品對人的身體(ti) 健康是危險的，而公共政策允許轉基因食品大行其道，則意味著消費者的健康會(hui) 被損害，這種情況下，即便有人願意吃這樣的食品，也不應允許其在市場上出售。但反過來講，假若轉基因食品對身體(ti) 無害，而公共政策將其理解為(wei) 有害，由此禁止轉基因食品，這實際上就是對窮人利益的剝奪，也是對全社會(hui) 利益的剝奪。因為(wei) 這樣一來，食品價(jia) 格就無法降下來，整個(ge) 社會(hui) 的勞動力成本也無法降下來。由此將導致這個(ge) 國家整體(ti) 生產(chan) 成本上升，並使該國的國際競爭(zheng) 力下降。因此，在轉基因食品對身體(ti) 到底是否有害的問題上，也即“求真”這個(ge) 層麵，需要專(zhuan) 業(ye) 人士給出判斷。隻有在這個(ge) 判斷之上，才能體(ti) 現公共政策的科學性。

　　因此，耶魯大學法學家羅伯特·波斯特認為(wei) ，允許大眾(zhong) 說話，是讓民主可以運轉起來，解決(jue) 的是民主正當的問題;而讓專(zhuan) 業(ye) 的聲音表達出來，是為(wei) 了讓民主更有效率地運轉起來，解決(jue) 的是民主勝任的問題。這兩(liang) 個(ge) 維度，在公共政策討論中都不可或缺。

　　現實中，公共政策討論的分歧，可能來自不同立場的利益訴求，也可能來自專(zhuan) 業(ye) 知識的差異，還可能來自人們(men) 不去區分兩(liang) 種性質不同的表達，導致利益訴求與(yu) 專(zhuan) 業(ye) 訴求之間產(chan) 生的矛盾。

　　現實當中，弱勢群體(ti) 可能話語權缺失，專(zhuan) 業(ye) 人士的表達是否也有助於(yu) 在這方麵為(wei) 他們(men) 補缺?

　　黃少卿：我認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問題不能混為(wei) 一談。專(zhuan) 業(ye) 人士不應承擔為(wei) 包括弱勢群體(ti) 在內(nei) 的任何大眾(zhong) 群體(ti) 進行利益表達的功能。專(zhuan) 業(ye) 人士以專(zhuan) 業(ye) 身份出現，表達的專(zhuan) 業(ye) 觀點，並不是基於(yu) 你的利益或他的利益，而是基於(yu) “求真”這一點。

　　如果存在一些弱勢群體(ti) ，不能很好地發出聲音，這就要求傳(chuan) 媒部門適當調整，作出響應，以便讓這些群體(ti) 的聲音有更充分的表達。或者需要一些公共組織出麵，來代表這些弱勢群體(ti) 發聲。但即便是這樣，這種發聲也屬於(yu) 利益訴求，而非“求真”的訴求，即與(yu) 專(zhuan) 業(ye) 知識和科學無關(guan) 。

　　公共政策討論中，我們(men) 一定要隨時提醒自己，把利益訴求與(yu) 專(zhuan) 業(ye) 知識訴求區分開來。

　　這兩(liang) 種表達，從(cong) 概念上容易理解，但現實當中，又往往混在一起，該如何看待?

　　黃少卿：事實上，我們(men) 一直在混淆這兩(liang) 種表達，認為(wei) 既然是言論自由、思想市場，就應該允許大家各抒己見，充分交鋒。利益的表達和專(zhuan) 業(ye) 觀點的表達，本身並不是同一類型，但人們(men) 並不去做這樣的區分，或者並沒有意識到這個(ge) 問題的存在。

　　這個(ge) 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人們(men) 常常認為(wei) ，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每一個(ge) 人都應當有平等發言的權利和機會(hui) 。在基於(yu) 利益的表達上，我對此完全同意，言論一定要是自由的，而且是平等的。但在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的表達方麵，這恰恰是非自由的，是有歧視性的——如果不是專(zhuan) 業(ye) 人士，缺乏相關(guan) 專(zhuan) 業(ye) 研究，就不能把自己對相應公共政策的發言，說成是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代表著“求真”訴求的。

　　我這裏要強調，專(zhuan) 業(ye) 表達恰恰是有歧視性的。如果一個(ge) 人不是這個(ge) 專(zhuan) 業(ye) 領域的研究者，沒有在這個(ge) 領域做出過、發表過得到同行認可的研究成果，那麽(me) ，他就沒有資格在這個(ge) 領域進行專(zhuan) 業(ye) 表達，他所表達出的觀點，同樣也不會(hui) 被同領域其他專(zhuan) 業(ye) 人士接受，也就不應成為(wei) 使得這項公共政策變得更科學的依據。

　　當然，一個(ge) 更加困難的情形是，有的研究者曾在某個(ge) 領域做出過專(zhuan) 業(ye) 成果，也曾為(wei) 同行廣泛認可，但其實他現在已相當長時間不再保持學術研究活動，事實上也難以發表專(zhuan) 業(ye) 觀點。這樣的學者，一旦公共政策問題發言，普通大眾(zhong) 往往直接接收，而不去分辨其觀點是否真的“足夠專(zhuan) 業(ye) ”。要克服這種情形帶來的辨別困難，往往更加需要依靠學術共同體(ti) 的作用，我們(men) 後麵再來詳談這一點。

　　另外，也可能存在這種情況：有的專(zhuan) 業(ye) 人士的觀點表達是從(cong) 利益角度出發的，而不是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但是因為(wei) 他擁有“某某研究所所長”、“某某研究中心主任”、“某某大學教授”的頭銜，如果他本人不做申明，普通大眾(zhong) 就很容易誤以為(wei) ，他的表達是代表了專(zhuan) 業(ye) 知識與(yu) 科學的訴求。事實上，“教授”是專(zhuan) 業(ye) 頭銜，而“所長”、“院長”、“主任”等本身是職務，並不代表專(zhuan) 業(ye) 性。公共輿論界往往把這類職務理解為(wei) 專(zhuan) 業(ye) 性的體(ti) 現。我們(men) 要保持警惕，並不是一個(ge) 冠著某種頭銜的人，說出的話就一定是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的表達。

　　但目前很遺憾，在中國，人們(men) 常對兩(liang) 種類型的表達分辨不清，不知何種聲音代表專(zhuan) 業(ye) 知識，何種聲音其實是利益訴求。人們(men) 習(xi) 慣簡單地從(cong) 發言者的身份出發，認為(wei) 一個(ge) 權威的頭銜就意味著專(zhuan) 業(ye) 發言。

　　二、如何分辨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的觀點表達

　　那麽(me) ，什麽(me) 樣的觀點表述，算是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的表達呢?

　　黃少卿：在公共政策製定方麵，嚴(yan) 格說，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的表達，應該要揭示與(yu) 該公共政策相關(guan) 的現象和事物的真實麵貌，特別地，要揭示相關(guan) 現象背後各種因素之間的因果關(guan) 係。

　　首先，我們(men) 先用排除法，說說何種表達不是專(zhuan) 業(ye) 表達。討論中，往往存在意識形態的表達、道德規範的表達。比如說，針對某項公共政策的製定，有的觀點會(hui) 強調：“主張政府監管，就是主張計劃經濟;不給市場完全的自由，就是反對市場經濟改革。”這就把對具體(ti) 問題的討論變成了“計劃”與(yu) “市場”的意識形態的爭(zheng) 論。

　　還有人可能說：“主張政府監管，就是要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顯然，這是一種道德訴求。這種觀點，把一項政策的主張者、製定者的道德情操打壓到較低的水平上，而把發言人抬高到一個(ge) 超然利益之上的、更高的道德水平上。其隱含的意思相當於(yu) ：監管是要維護既得利益，而維護既得利益是不符合道德的，因此監管是錯誤的。

　　把觀點表達包裝為(wei) 意識形態正確、道德正確，乃至政治正確，從(cong) 而達到否定對方觀點的效果，而不去真正探索事物的本來麵貌，不追求‘求真’的表達。這種情形在中國的公共政策討論中非常普遍。必須指出，從(cong) 理念之爭(zheng) 、意識形態之爭(zheng) 和道德立場之爭(zheng) 之中，並不能得到誰的觀點為(wei) 真、誰的觀點符合專(zhuan) 業(ye) 知識的結論。這是第一個(ge) 層次的問題。

　　第二個(ge) 層次，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的表達需要什麽(me) ?首先，它需要表達者提出恰當的理論分析框架;而且，運用理論分析框架時，需要對之準確把握。換句話講，如果一個(ge) 人的理論分析框架是錯的，即便把更多真實素材放到他麵前，他得到的結論依然可能是錯的;一個(ge) 人如果對理論分析框架把握不全麵，也可能導致其分析得到的隻是錯誤的、不應被視作符合專(zhuan) 業(ye) 要求的觀點。

　　以經濟學理論為(wei) 例，人們(men) 經常問：“市場機製在經濟活動中到底應該起多大作用?”有一種觀點認為(wei) ，應該讓市場機製起絕對的支配作用。這個(ge) 觀點在經濟學的基準意義(yi) 上，它是對的。因為(wei)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講到，通過市場交換得到的每一個(ge) 瓦爾拉斯均衡，都對應一個(ge) “帕累托最優(you) ”的社會(hui) 福利水平。由此，有人會(hui) 說，既然市場機製可以得到最優(you) 的福利結果，那麽(me) 政府介入就完全沒有必要。

　　但是他們(men) 忘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的結論，需要建立在一係列非常強的假設條件之上，比如：不存在信息不對稱、不存在負外部性、所有產(chan) 品或服務的交易市場都存在，等等。給定這些強假設的前提條件，最後，經濟學理論推出，市場交換能得到這樣一個(ge) 最優(you) 的福利結果。其實，基於(yu) 這些假設，計劃經濟也能得到最優(you) 結果——因為(wei) 如果不存在信息問題和負外部性，實現瓦爾拉斯均衡，不過是求解一個(ge) 方程組的解，而中央計劃部門也能做到這點——有些人可能不清楚。給定強假設，不管是市場還是計劃，都可以得到最優(you) 的結果。

　　而一旦我們(men) 放鬆某些假設，去逼近社會(hui) 現實，就會(hui) 發現，因信息不對稱、負外部性等問題，甚至因為(wei) 市場交易太少，某一個(ge) 市場本身不存在，導致市場機製經常會(hui) 失靈。在這種情況下，市場交換就無法保證實現均衡，達到最優(you) 社會(hui) 福利結果。正是在放鬆了這些假設條件之後，上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才得到了極其豐(feng) 富的理論發展。

　　所以，當討論解決(jue) 一個(ge) 社會(hui) 現實問題的公共政策時，我們(men) 必須思考，目前用於(yu) 分析這個(ge) 問題的理論框架所要求的假設條件，和我們(men) 所談的現實問題背後的約束條件，是否吻合?或者說，是否比較接近?如果我們(men) 用的理論框架，其前提假設與(yu) 現實約束條件相差很大，那麽(me) 得到的結果很可能就不可靠。換句話講，我們(men) 對專(zhuan) 業(ye) 知識的運用可能就不準確。

　　總之，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的運用，應該對理論分析框架本身有準確認識，以及對理論分析框架進行全麵運用，而不是隻抓住某個(ge) 點。當我們(men) 試圖專(zhuan) 業(ye) 地討論公共政策問題時，一定要記住，所有理論分析框架都是有假設前提的，不去考慮假設前提，而一味簡單地運用理論分析框架，就可能會(hui) 得到一些並不專(zhuan) 業(ye) 的觀點。

　　第三個(ge) 層次是，基於(yu) 準確的理論分析框架，我們(men) 大體(ti) 可以得到一些對公共政策建議有用的觀點或假說。到此還不夠，這些觀點或假說是否真的可用，還需進一步借助經驗數據分析。經驗分析的作用在於(yu) ：一是可以幫助我們(men) 找出現實的約束條件;二是檢驗理論的假設前提在現實中是否成立。即便理論分析框架的運用是準確的，但如果沒有進一步的經驗分析，來刻畫一個(ge) 經濟體(ti) 的基本經濟參數，公共政策討論仍可能走入誤區。

　　以此次網絡約租車政策的辯論為(wei) 例。人們(men) 普遍同意，每一輛新增上路行駛的車輛，都會(hui) 對整個(ge) 城市交通係統產(chan) 生擁堵的負外部性，隨著路上的車越來越多，邊際擁堵程度也會(hui) 越來越高，超過某一個(ge) 臨(lin) 界點，負外部性會(hui) 達到最大化——也許會(hui) 讓一個(ge) 城市的路麵交通整個(ge) 停頓下來。而網絡約租車作為(wei) 一種相比公共交通工具，占用道路資源更多、客運效率較低的通行工具，其數量的增加，更容易形成擁堵負外部性。

　　按照經濟學理論的一般觀點，既然存在負外部性，就會(hui) 出現市場失靈現象。由此，僅(jin) 僅(jin) 依靠市場競爭(zheng) 機製，將無法實現資源最優(you) 配置。這時，政府介入，通過一些監管措施或行政手段，來彌補和糾正城市交通中存在的市場失靈，就可以實現更合意的資源配置結果。

　　如果我們(men) 缺乏從(cong) 經驗分析得到的相關(guan) 經濟參數，此時，公共政策討論依然具有盲目性。比如說，為(wei) 控製負外部性進行監管的公共政策可以有多重選項：是對網絡約租車數量直接進行管製，還是對其準入資質進行管製，還是對價(jia) 格進行管製?不同的管製措施，會(hui) 產(chan) 生很不一樣的資源配置結果和社會(hui) 福利水平。何種管製措施是最好的?說到底，這取決(jue) 於(yu) 網絡約租車到底會(hui) 對城市道路交通產(chan) 生多大的擁堵負外部性。

　　如果要讓公共政策變得更科學，其作用更有針對性，我們(men) 就必須進行基於(yu) 數據的經驗分析。譬如，要計算網絡約租車到底會(hui) 帶來多大程度的擁堵負外部性，就要去估算網絡約租車的價(jia) 格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甚至要區分不同細分市場來進行估算。因為(wei) 低端、中端和高端網絡約租車市場，其價(jia) 格彈性可能都不一樣，但每增加一輛車，無論來自哪個(ge) 市場，帶來的擁堵效應是一樣的。

　　我們(men) 假設一種情形，即經過對網絡約租車的低端市場的數據分析發現，其存在價(jia) 格的低需求彈性，和高供給彈性。這種情形下，如果不做價(jia) 格管製，允許價(jia) 格自由波動，可以想象，高峰期價(jia) 格會(hui) 上升，如果供給彈性大於(yu) 1，需求彈性小於(yu) 1，漲價(jia) 意味著會(hui) 有更多車進入這個(ge) 市場，但不會(hui) 把消費者排擠出去——因為(wei) 急需回家的消費者可以忍受漲價(jia) 。這也就意味著，需求不會(hui) 減少，而供給會(hui) 增加，從(cong) 而導致城市路麵上跑的車會(hui) 多出不少。

　　當然，我們(men) 也不知車多了，到底會(hui) 對擁堵產(chan) 生多大的作用，因為(wei) 這還取決(jue) 於(yu) 一個(ge) 城市道路係統所允許的、最大通行量的閾值是多少。如果因為(wei) 價(jia) 格自由波動，導致高峰期新增的網絡約租車增加，恰好越過了相應閾值，則可能導致整個(ge) 城市交通癱瘓。也有可能，因為(wei) 這個(ge) 城市道路並沒有那麽(me) 緊張，機動車保有量沒有那麽(me) 高，讓更多車上路不會(hui) 越過這個(ge) 閾值，甚至可能還差很遠，那麽(me) ，允許價(jia) 格自由波動就不會(hui) 帶來嚴(yan) 重負外部性。

　　所以說，我們(men) 必須要對一個(ge) 城市交通的基本參數有準確把握。價(jia) 格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是很重要的參數;城市道路允許的最大車輛通行量，這個(ge) 閾值也是很重要的參數。

　　當我們(men) 對這些參數還沒有給出準確估算時，公共政策的準確性也必然大打折扣。這些經濟參數的估算，既需要經濟學理論和城市交通管理理論，更需要運用非常嚴(yan) 格的計量方法。

　　在第三個(ge) 層次上，當我們(men) 判斷一個(ge) 人是否在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進行觀點表達的時候，不但要看他的理論框架是否完整而準確，也要看這些基於(yu) 理論框架而得到的觀點，背後是不是有非常紮實的、基於(yu) 數據分析的、來自經驗證據的支撐。

　　能否具體(ti) 談談關(guan) 於(yu) 網絡約租車的公共政策討論中，各種觀點有哪些非專(zhuan) 業(ye) 表達、或者專(zhuan) 業(ye) 性體(ti) 現不充分的情形?

　　黃少卿：這一次關(guan) 於(yu) 網絡約租車的討論，在上述幾方麵都存在明顯的缺陷。

　　首先，討論中相當一部分擁有專(zhuan) 業(ye) 身份的發言者，實際是在做利益表達、意識形態訴求和道德訴求，而不是做學理訴求，並未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知識進行表達。這方麵例子很多，比比皆是，也很容易分辨，這裏就不去列舉(ju) 。

　　其次，有一些經濟學者，在討論中主要依據新古典經濟理論、或奧地利學派的一些觀點，強調市場機製本身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而沒有考慮理論本身的假設前提，或者不承認、不去討論城市交通中可能的擁堵負外部性，因此，拒絕承認政府可以在城市交通領域發揮作用。這種情形也很常見，它實際上犯了誤用不恰當理論分析框架，或者說不承認現實約束條件會(hui) 對理論的適用性產(chan) 生影響的錯誤。

　　第三，即便部分相對嚴(yan) 謹、做了恰當學理闡述的學者，其實也少有人真正提出了非常嚴(yan) 謹的、基於(yu) 經驗分析的證據支撐。這就意味著，雖然他們(men) 的表達在學理上大體(ti) 是正確的，但離製定真正有效的公共政策，還有一段距離。盡管媒體(ti) 也出現了一些數據分析文章，但是，從(cong) 方法上看，似乎還沒有真正把因果關(guan) 係識別出來，還難以被認為(wei) 屬於(yu) 有效的經驗證據。

　　這三種情形都存在，又以第一種和第二種情況為(wei) 甚。我想，如果要讓關(guan) 於(yu) 網絡約租車的公共政策討論變得更加科學，我們(men) 應該在第三種情況的基礎之上，向著科學性、求真性，再走一步。因為(wei) ，全社會(hui) 各個(ge) 群體(ti) 的利益最終實現，是不能夠違背“事物的真相”本身的。如果違背對“真”的訴求，最終會(hui) 損害每一個(ge) 個(ge) 體(ti) 的切身利益，從(cong) 而降低社會(hui) 總福利水平。

　　這次網絡約租車的大討論，反映出“求真”這件事，在當前中國公共政策的討論當中，還非常匱乏。或者說，這是一個(ge) 特別需要呼籲、引起大家關(guan) 注的問題。

　　三、當前是什麽(me) 在阻礙專(zhuan) 業(ye) 知識在公共政策討論中的運用

　　您認為(wei) ，為(wei) 什麽(me) 公共政策討論中缺乏“求真”的聲音?何以專(zhuan) 業(ye) 學者未能充分地從(cong) “求真”的角度表達觀點?

　　黃少卿：中國的公共政策討論中，為(wei) 何在“求真”這件事上做得如此不夠?我覺得可能有幾種原因。

　　原因之一是，目前參與(yu) 公共討論較多的一些學者，在專(zhuan) 業(ye) 訓練方麵存在缺陷。缺陷分為(wei) 兩(liang) 類，第一類是邏輯訓練的缺陷，任何一門要去“求真”的科學，其探索過程都要建立在邏輯的基礎之上。

　　討論公共政策問題時，經常會(hui) 聽到各種存在邏輯錯誤的觀點。比如說，在這次網絡約租車的政策討論中，有這樣的闡述：“對出租車領域要完全放開管製、讓市場充分自由地發揮資源配置的機製，這話是某某專(zhuan) 家，在這次會(hui) 上，立場鮮明地表達的觀點”。這種推導叫“訴諸權威”。任何一個(ge) 專(zhuan) 家，其觀點在“求真”意義(yi) 上是否正確，並不取決(jue) 於(yu) 他頭上頂著怎樣的光環，而要回到我們(men) 上麵說的幾方麵去看：是不是有完整的理論分析框架，是不是有理論推導清晰的假說，是不是有紮實的數據分析的基礎。如果沒有，不管他是多麽(me) 大的專(zhuan) 家，都不能說，因為(wei) 有名氣特別大的專(zhuan) 家支持，這個(ge) 觀點就天然成立。

　　“訴諸權威”是一種邏輯錯誤。權威人士並不在任何一個(ge) 領域都是權威，也並非權威的所有觀點都正確。我們(men) 無法從(cong) 權威人士說了什麽(me) 話，能推導出一個(ge) 必然正確的結論。

　　第二種邏輯錯誤叫“訴諸經驗”。有人會(hui) 說：“下雨天我打不到車，我和一個(ge) 出租車司機談，加二十元，司機馬上就同意走。所以，加價(jia) 可以緩解打車難，出租車監管需要放鬆價(jia) 格管製。”如果簡單地依據個(ge) 人經驗，就得到這個(ge) 觀點一定為(wei) 真，那麽(me) ，最起碼這個(ge) 論證過程是不完整的。個(ge) 人的經驗有對、也可能有錯，最簡單的一個(ge) 錯誤：我們(men) 每天看到太陽從(cong) 東(dong) 邊升起從(cong) 西邊落下，就認為(wei) 太陽繞著地球轉，而這個(ge) 經驗是錯誤的。既然經驗不是必然為(wei) 真，經驗本身就不能代替學理探討，以訴諸經驗來推導結論是不可靠的推導，用經驗代替學理分析，也是邏輯錯誤。

　　第三種邏輯錯誤，是利用別人錯誤的理由，來否定可能正確的結論。譬如，有人舉(ju) 例說，當年汽車出現，損害到馬車車夫的切身利益，引起後者不滿，他們(men) 向政府提出要對汽車進行監管，安排一個(ge) 人在前麵打旗子，以此試圖減慢汽車的速度。舉(ju) 這個(ge) 例子的人，是想說明，這個(ge) 利益訴求的正當性值得懷疑，因此對汽車的監管本身是錯誤的。

　　但是，用利益訴求缺乏正當性來否定監管的正當性，邏輯上走不過去。因為(wei) 馬車車夫的利益訴求，不管正當與(yu) 否——即便這是一個(ge) 不合理的利益訴求，與(yu) 汽車是否需要監管的命題，並不構成任何直接聯係。汽車的行駛是否需要監管，這裏首先需要學理探討。監管如果有其正當的、合理的學理基礎，那麽(me) 就是需要的，否則就是不需要的。這和馬車車夫利益訴求的正確與(yu) 否無關(guan) 。

　　我們(men) 在討論公共政策時，經常會(hui) 犯這樣或那樣的邏輯錯誤。這些邏輯錯誤會(hui) 阻礙我們(men) 抵達“真”，更罔論能夠對公共政策的製定提出合理建議。

　　第二類缺陷就是學術訓練本身存在不足。由於(yu) 各種原因，有的學者的理論訓練不夠，缺乏對前沿理論發展的了解。譬如，經濟學理論從(cong) 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理論的基礎上又有了長足進步，信息經濟學、博弈論、組織理論、新政治經濟學、創新與(yu) 內(nei) 生增長理論，等等。對理論的掌握不夠，會(hui) 影響我們(men) 對相關(guan) 政策問題的準確把握與(yu) 理解。

　　另一個(ge) 國內(nei) 常見的現象是，有學者特別喜歡進行跨界討論，從(cong) 自己受過嚴(yan) 格專(zhuan) 業(ye) 訓練的學科領域跨到其他領域討論。雖然在這個(ge) 領域，他並不熟悉其理論框架，不熟悉相關(guan) 公共政策討論所需的專(zhuan) 業(ye) 知識，但卻“敢於(yu) ”表達自己的觀點。(記者：公共政策往往需要綜合學科的判定，如何判斷跨界是提出新的、有解釋力的視角，還是胡攪蠻纏呢?)當然，不是說跨界本身一定不對。社會(hui) 科學分工過細，這雖然有利於(yu) 專(zhuan) 業(ye) 人士在一個(ge) 方麵深入下去，卻令視野局限，也容易出現“合成謬誤”。就網絡約租車的公共政策討論，的確也涉及到不同學科，包括交通管理、經濟學、法律、信息技術，乃至社會(hui) 學等方麵。從(cong) 決(jue) 策者的角度出發，聽取來自不同領域的專(zhuan) 業(ye) 學者的觀點十分必要。

　　但是，就每個(ge) 學者而言，跨界發言還是要謹慎。跨界表達仍然要遵循專(zhuan) 業(ye) 表達的基本要求，否則，跨界未必能提出新的解釋視角。考慮跨界發言的學者，最好先要聽聽那個(ge) 領域專(zhuan) 業(ye) 人士的專(zhuan) 業(ye) 觀點。

　　學術訓練不足，還有一種情況是，缺乏進行經驗分析的技巧和能力。過去在社會(hui) 科學領域，我們(men) 的研究對數理的、計量的方法以及經驗分析的方法運用有所欠缺，學者不太關(guan) 注也不太會(hui) 用這些方法去做分析。這就使得前麵所說的“第三種層次”缺陷特別明顯。

　　如果在經驗分析的技巧方麵有欠缺，最好的彌補方式就是，與(yu) 掌握這些方法的人士合作，或者向他們(men) 求助。否則，很容易犯一些簡單的經驗分析錯誤。比如，把兩(liang) 個(ge) 數據的相關(guan) 性簡單理解為(wei) 因果關(guan) 係：網絡約租車數量增加，道路擁堵程度同時增加，乍一看可能認為(wei) ，是網絡約租車數量增加引起了道路擁堵。社會(hui) 科學研究中，因果關(guan) 係的識別是非常困難的工作，需要專(zhuan) 業(ye) 技巧，需要非常好的計量模型、非常細致的計量分析。如果不能準確識別因果關(guan) 係，“求真”就會(hui) 出錯，因為(wei) 因果關(guan) 係反映的正是“真”的某一方麵。

　　您認為(wei) 未來這種情況如何才能改變?

　　黃少卿：是不是中國的學者，大家都不具備在公共領域真正發表專(zhuan) 業(ye) 觀點的能力呢?當然不是。

　　據我所知，在經濟學領域，海歸學者越來越多，國內(nei) 教育背景的年輕一代越來越多，他們(men) 一般接受了非常嚴(yan) 格的經濟學訓練，這種訓練既包括對經濟學理論全麵係統的掌握，也包括在經驗分析方麵非常好的技巧。

　　我認為(wei) ，一則他們(men) 經受了學術的嚴(yan) 格訓練，二則他們(men) 更重視自己的學術聲譽，不會(hui) 輕易跨到自己的學術領域之外去講不專(zhuan) 業(ye) 的話。這些學術界的新生力量，如果能更多地參與(yu) 公共政策的討論，就會(hui) 提高討論水平。當下，接受過係統科學訓練的新生代學者，數量不斷膨脹，這對我們(men) 提升決(jue) 策的科學性、提升公共政策討論的水平，是一個(ge) 積極因素。

　　但遺憾的是，我們(men) 也會(hui) 發現，他們(men) 目前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基本是持一種相對冷漠的態度，或者說顯得不是那麽(me) 關(guan) 心。這背後是什麽(me) 原因呢?我認為(wei) ，這和我們(men) 高校、研究機構單一化的學術評價(jia) 體(ti) 係有關(guan) 。我們(men) 比較強調學者要去發表國際論文，而不太強調學者運用自己的知識，來解決(jue) 社會(hui) 現實問題的能力。這使得年輕學者，從(cong) 自己職業(ye) 發展和晉升角度，更關(guan) 注學術論文的發表，而暫時無暇顧及對公共討論的參與(yu) 。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我也想呼籲高校和研究機構，讓學術評價(jia) 體(ti) 係的內(nei) 容多樣化。這一點，不久前清華大學施一公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也特別指出過，應該值得進一步加以討論。

　　在我看來，對高校老師的學術評價(jia) 體(ti) 係，內(nei) 容要多樣化，而標準要規範化。也就是說，無論做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是做學術研究還是對策研究，拿出來的研究報告和成果，必須要符合學術規範。在學術規範這一點上，沒有第二套標準。但在內(nei) 容層麵，不應該隻是學術性論文才有價(jia) 值，而對策研究就不能讓學者得到一個(ge) 好的學術評價(jia) 。

　　學術評價(jia) 體(ti) 係的內(nei) 容方麵不應偏廢，而應多樣化。如果內(nei) 容可以多樣化，那麽(me) 經過很好的研究訓練的學者，就會(hui) 願意參與(yu) 公共政策討論，進而公共政策的討論、決(jue) 策的科學水準，才能提高。學術本身也是一個(ge) 競爭(zheng) 性市場，一段時間之後，通過競爭(zheng) ，就會(hui) 把那些並不那麽(me) 專(zhuan) 業(ye) 的專(zhuan) 家淘汰出去。如果能按照這一模式發展，中國的公共政策討論，其學術水平的提高就是可以期待的。否則，我們(men) 的公共政策討論就很難進步。

　　這次網絡約租車的政策討論，利益的訴求和專(zhuan) 業(ye) 的訴求混雜在一起;專(zhuan) 業(ye) 的訴求之中，對理論分析框架掌握準確的聲音，與(yu) 掌握不準確的聲音混合在一起，有經驗數據支撐的，和沒有經驗數據支撐的，也混在一起討論。導致大眾(zhong) 很難知道，哪一種聲音，是公共政策討論中真正反映了“真”的訴求，體(ti) 現了專(zhuan) 業(ye) 知識的價(jia) 值。進一步，這也妨礙了公共政策製定者的判斷。當他們(men) 試圖向專(zhuan) 家征求意見時，感到不知所措，因為(wei) 無法獲得一個(ge) 更準確的判斷。

　　這次是網絡約租車問題，下次是什麽(me) 呢?汙染治理、醫療衛生、養(yang) 老護理，還有很多公共政策問題需要討論。任何一個(ge) 公共政策問題，都對應著相應專(zhuan) 業(ye) 領域的知識，都有對專(zhuan) 業(ye) 性知識的要求。

　　除了上述學術評價(jia) 體(ti) 係的問題之外，還有哪些因素，阻礙著學者對公共政策做出高質量、專(zhuan) 業(ye) 訴求的表達?

　　黃少卿：的確，有不少嚴(yan) 謹的學者，他們(men) 嚴(yan) 格約束自己，沒有針對特定公共政策進行專(zhuan) 門研究，認為(wei) 自己研究不夠，就不說話，以免自己的聲譽被降低。這是對的。不發聲也是一種負責任的表達。這時，當那些不怎麽(me) 負責任的人說得比較多的時候，你就會(hui) 發現，那些發聲音的人裏麵，非專(zhuan) 業(ye) 性的聲音就會(hui) 顯得更多、更響亮。

　　有些學者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也選擇不說，當然可能有其他原因。中國的學術界有一種很不好的傾(qing) 向，就是崇拜權威。以經濟學為(wei) 例，這個(ge) 學科領域很廣，可以分十多個(ge) 子學科。在專(zhuan) 業(ye) 化高度分工的今天，即便在經濟學內(nei) 部，一位學者也可能並不熟悉本專(zhuan) 業(ye) 之外的其他子學科，做勞動經濟學的未必嫻熟於(yu) 消費經濟學，做國際貿易的未必會(hui) 對博弈論、組織理論做深入討論。每個(ge) 領域都有非常頂尖的學者，如果不去看一個(ge) 頂尖學者所在的細分領域，而泛泛認為(wei) 他是經濟學大家，那麽(me) ，人們(men) 就很可能不在意，在另一個(ge) 細分領域的經濟學問題上，他未必是權威。譬如，那些來中國參加學術活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幾乎總會(hui) 被聽眾(zhong) 問到一個(ge) 問題：您怎麽(me) 看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他們(men) 大部分人表示，自己不懂中國經濟，所以無法回答。

　　中國學術界這種尊重權威的傾(qing) 向，在本質意義(yi) 上恰恰是反科學的。科學本身沒有權威。今天你的理論沒有被證偽(wei) ，那麽(me) 繼續保留，作為(wei) 概率意義(yi) 上的“真理”依然成立;但也許明天就被別人推翻或改進了，整個(ge) 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其準確度在概率意義(yi) 上又提高了。權威永遠是暫時的。學術、科學要往前發展，最重要的一個(ge) 機製就是挑戰權威，挑戰已有的、被人們(men) 認為(wei) 是正確的觀點。在挑戰過程中，不斷去推翻那些不準確的假說，提出新的假說，改正已有的假說，讓它在概率意義(yi) 上更接近真。當然，對權威的挑戰，其方式本身需要符合學術規範。

　　如果說，因為(wei) 有一個(ge) 學術界權威，已對特定的公共政策問題表達了觀點，所以盡管自己進行了相應的專(zhuan) 業(ye) 研究，有獨立的、自認為(wei) 更準確的看法，卻不敢或不願表達。那麽(me) ，這種狀況顯然對整個(ge) 學術界的水平提升會(hui) 構成障礙。要提高討論的專(zhuan) 業(ye) 水準，恰恰是要去挑戰權威，挑戰錯了也沒關(guan) 係。因為(wei) 學術討論就是一個(ge) 試錯過程。如果挑戰錯了，權威的觀點繼續成立，是好事;挑戰對了，把權威錯誤的東(dong) 西糾正過來，對全社會(hui) 也是好事。缺乏合乎專(zhuan) 業(ye) 規範要求的學術爭(zheng) 論，不利於(yu) 知識的增加，不是好現象。

　　不少學者回避做這樣的挑戰，可能是因為(wei) 中國缺乏真正規範意義(yi) 上的學術共同體(ti) 。年輕學者可能擔心，如果挑戰某位大家，會(hui) 導致對方對自己產(chan) 生不好的印象、甚至受到打擊報複。這種考慮十分正常。這也是中國當下的一種狀況。在這樣的壓力下，有時學者選擇回避，我認為(wei) 可以理解，但這也是很遺憾的現象，事實上不利於(yu) 我們(men) 社會(hui) 專(zhuan) 業(ye) 知識的生產(chan) 。

　　您剛才提到學術共同體(ti) ，那麽(me) ，會(hui) 不會(hui) 有這樣的情況：學者不願發言，並非出於(yu) 對權威本身的恐懼，而是擔心受到不正確的評價(jia) 。對此，學術共同體(ti) 能夠發揮什麽(me) 作用?

　　黃少卿：假如你對某個(ge) 公共政策發表了和其他專(zhuan) 家不同的觀點，如果你們(men) 的觀點表達都是符合學術規範的。那麽(me) ，這種分歧大體(ti) 會(hui) 有兩(liang) 個(ge) 來源。一是理論假設上的差異，二是對既定事實判斷的差異。

　　還是拿經濟學來說，人們(men) 經常拿經濟學家開玩笑，說10個(ge) 經濟學家對某個(ge) 政策問題，往往會(hui) 提出11種觀點。其實，經濟學家之間的分歧沒有這麽(me) 嚴(yan) 重，因為(wei) 經濟學沒有兩(liang) 套理論範式。經濟學家共享同一個(ge) 理論分析框架，其分歧往往在細節上，反映的是假設條件的差異。基於(yu) 不同的假設前提，經濟學家會(hui) 推導出不同的理論假說。另外，對於(yu) 客觀事實的度量，不同的經濟學家可能也不盡相同，因為(wei) 存在數據來源和測度方法的差異。

　　如果存在學術共同體(ti) ，當學者的觀點有差異時，沒有關(guan) 係，你擺出你的理論假說，我擺出我的理論假說;你擺出你認定的事實，我擺出我認定的事實。在這兩(liang) 個(ge) 層麵，大家可以充分交鋒。學術共同體(ti) 的其他成員，會(hui) 基於(yu) 自己的專(zhuan) 業(ye) 訓練，來判斷誰的假設，更加逼近相關(guan) 現實問題的約束條件，誰提出的事實判斷更準確。

　　但是，假設不存在學術共同體(ti) ，而我們(men) 更願意相信權威，那麽(me) ，後來者就會(hui) 天然處在弱勢地位，會(hui) 擔心自己的觀點被大眾(zhong) 評判為(wei) 錯，從(cong) 而影響自己的職業(ye) 前途。一個(ge) 社會(hui) ，一旦形成了學術共同體(ti) ，到底後來者和權威誰對誰錯，誰的假設更接近現實的約束條件，誰對經驗事實的認定更經得起質疑，這是由共同體(ti) 其他專(zhuan) 家來判斷的，而不是基於(yu) 權威來判斷的。由學術共同體(ti) 來給出對專(zhuan) 業(ye) 爭(zheng) 論的評價(jia) ，這個(ge) 評價(jia) 就會(hui) 更加客觀、公正、更加符合科學本身的要求，而好過對權威的服從(cong) 。

　　似乎，一般聽眾(zhong) 還是會(hui) 認可一個(ge) 人的頭銜，因為(wei) 相應的識別成本更低。他會(hui) 本能認為(wei) ，這個(ge) 頭銜也是一種約束，讓專(zhuan) 家不能隨意說不夠專(zhuan) 業(ye) 、謹慎的話。但現實中，情況可能正好相反?

　　黃少卿：所謂頭銜、專(zhuan) 業(ye) 稱呼，它們(men) 具有約束力的前提是要存在有效的聲譽機製。而如果缺乏學術共同體(ti) ，聲譽機製往往就不能起作用。

　　我們(men) 會(hui) 看到，總體(ti) 上，在美英等發達國家，專(zhuan) 業(ye) 人士發表專(zhuan) 業(ye) 觀點是很謹慎的。因為(wei) 在這些國家，存在比較成熟的學術共同體(ti) 。當學者跨到一個(ge) 不熟悉的領域，發表並非真正專(zhuan) 業(ye) 、不負責任的觀點之時，學術共同體(ti) 的成員就會(hui) 對其聲譽產(chan) 生懷疑，或者直接挑戰其言論，或者降低對他的聲譽評價(jia) 。在這種學術共同體(ti) 內(nei) 部的多邊懲罰機製之下，當每一位學者從(cong) 維護自身聲譽的角度考慮，從(cong) 自身的職業(ye) 生涯的長遠發展考慮時，就不會(hui) 輕易跨界，在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說不夠專(zhuan) 業(ye) 的觀點。

　　中國目前還缺少這樣的學術共同體(ti) 。學者跨到自己熟知的領域之外，表達了不專(zhuan) 業(ye) 的觀點，並不會(hui) 給自己帶來什麽(me) 負麵影響，反而可能還有一些其他收益。因為(wei) 出場次數越多，越能在普通受眾(zhong) 那裏得到名氣，而名氣又和出場費掛鉤。這就難免誘使學者走出自己的領域。在我們(men) 這裏，因為(wei) 聲譽機製失效，“訴諸權威”這件事情更需要非常謹慎。不能夠完全相信，所有專(zhuan) 家在所有領域說的話都是準確的、具有相應專(zhuan) 業(ye) 水準的。

　　如果強調專(zhuan) 業(ye) 知識在公共政策討論中的作用，那麽(me) 您是否可以總結一下，這樣的專(zhuan) 業(ye) 討論該遵循何種程序要求?

　　黃少卿：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六個(ge) 字：“講道理，擺事實。”

　　學者如果要強調自己的觀點是專(zhuan) 業(ye) 觀點，首先要講出自己的理論分析框架是什麽(me) ，基於(yu) 這個(ge) 理論分析框架得到的相關(guan) 假說是什麽(me) 。其次，要用經驗證據來支撐這一假說。有不同觀點者，可以進行質疑，但如前所述，這種質疑不能訴諸意識形態、道德規範，不能訴諸權威或訴諸個(ge) 人經驗。

　　相應的質疑，也需要基於(yu) 這三點：理論分析框架是否完整、假說推導是否準確、以及經驗數據的支撐是否充分，比如整個(ge) 計量分析、數據度量的準確度、模型的準確度、分析方法的運用、經驗數據本身和公共政策的相關(guan) 性，等等。而不能基於(yu) 其他維度來質疑。其他維度和專(zhuan) 業(ye) 討論沒有關(guan) 係。

　　我主張在公共政策領域應有充分的學術論辯，這樣才能把正確的東(dong) 西凸顯出來。如果沒有這種充分的辯論，我們(men) 也不知誰的東(dong) 西更加準確。這種辯論需要基於(yu) 一種規範的框架和程序來進行。如果脫離了規範的框架和程序，就會(hui) 失去交流的基礎，雞同鴨講、不知所雲(yun) ，最後不但達不到共識，反而導致學者之間更大的分裂。

　　現在存在一個(ge) 不太好的現象，大家在討論中似乎都不喜歡擺事實，卻說自己掌握著事實。這樣你就不知對方觀點的依據在哪裏，所以，也很難評判觀點對錯。在我看來，不擺事實的觀點，就會(hui) 失去討論的價(jia) 值。

　　四、學者如何理解和處理公共政策討論中的利益訴求

　　我們(men) 常能看到有公司資助學者研究，這裏如何區分利益的表達和專(zhuan) 業(ye) 的表達?

　　黃少卿：這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但這個(ge) 問題的確重要。比如，在轉基因問題上，在美國，一些從(cong) 事轉基因產(chan) 品生產(chan) 的公司，常常會(hui) 資助專(zhuan) 業(ye) 人士的研究。如果專(zhuan) 業(ye) 人士拿了這些生物技術公司的錢或數據，大家難免就會(hui) 懷疑他們(men) 向大眾(zhong) 提供的專(zhuan) 業(ye) 知識是否真實、準確，而沒有參雜利益的成分。

　　我是這樣理解這件事的。第一，我不反對，我甚至特別主張，學者和業(ye) 界可以結合。因為(wei) 業(ye) 界掌握很多第一手數據，從(cong) 做科學研究的角度，如果能得到這些來自業(ye) 界的數據支持，對提升專(zhuan) 業(ye) 研究的水準很有幫助。

　　第二，得到業(ye) 界支持或資助的專(zhuan) 業(ye) 人士，參與(yu) 公共政策討論時，一定要特別小心。不是說得到了企業(ye) 支持，就沒有權利參與(yu) 公共政策討論，而是說，以專(zhuan) 業(ye) 身份參與(yu) 公共政策討論，必須基於(yu) 規範的、表達專(zhuan) 業(ye) 知識的方式，而不是訴諸利益的方式。換句話講，得到了企業(ye) 的支持後，如果不按照專(zhuan) 業(ye) 要求，來表達對公共政策的意見時，人們(men) 就可以懷疑，你是基於(yu) 利益在表達。專(zhuan) 家基於(yu) 利益訴求表達觀點，就會(hui) 產(chan) 生非常大的道德風險。

　　一般而言，專(zhuan) 家給社會(hui) 的形象，是公正和獨立的，是在發表專(zhuan) 業(ye) 觀點。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肯定專(zhuan) 家參與(yu) 公共政策討論的價(jia) 值。但專(zhuan) 業(ye) 人士如果違背職業(ye) 倫(lun) 理，一屁股坐到某個(ge) 企業(ye) 一邊，卻打著專(zhuan) 業(ye) 的幌子，實則為(wei) 業(ye) 界的某些公司訴求利益，那就走到了反麵。這是非常有害的，不但對相應的政策有害，還會(hui) 損害整個(ge) 社會(hui) 對專(zhuan) 業(ye) 群體(ti) 的認知。

　　一個(ge) 社會(hui) ，如果總有一些專(zhuan) 家學者，為(wei) 具體(ti) 企業(ye) 的利益說話，久而久之，整個(ge) 社會(hui) 就會(hui) 對專(zhuan) 業(ye) 群體(ti) 失去信任，甚至還會(hui) 做出令人難堪的評價(jia) 。這相當於(yu) 毀壞了整個(ge) 專(zhuan) 業(ye) 團體(ti) 的聲譽。盡管多數專(zhuan) 業(ye) 人士在做認真的科學研究，他們(men) 的專(zhuan) 業(ye) 觀點，對保證公共政策的科學性不可或缺。然而，社會(hui) 整體(ti) 已經不信任這個(ge) 群體(ti) ，不在意他們(men) 的觀點了。這是非常可怕的事。

　　在我看來，應當允許專(zhuan) 家與(yu) 企業(ye) 合作，讓企業(ye) 提供數據，來從(cong) 事更加好的經驗研究。當專(zhuan) 家經過對真實世界的探索，求得對因果關(guan) 係的準確把握，得到了這些研究成果之後，就應該按照一種科學的、規範的方式來表達觀點，告訴決(jue) 策者，基於(yu) 這樣的探索，公共政策應該如何製定。

　　有的時候，公共政策本身就是在做利益上的協調，專(zhuan) 業(ye) 人士如何用專(zhuan) 業(ye) 眼光，理解和處理利益分配問題?您個(ge) 人作為(wei) 經濟學者是怎樣看的?

　　黃少卿：回答這個(ge) 問題，首先，需要把專(zhuan) 業(ye) 人士做一下區分，分為(wei) 自然科學領域和社會(hui) 科學領域。對自然科學家而言，社會(hui) 中不同利益群體(ti) 的利益分配問題，這不是他的專(zhuan) 業(ye) 研究對象，因此，我不認為(wei) 他們(men) 需要在這個(ge) 問題上表達專(zhuan) 業(ye) 觀點。而對社會(hui) 科學家而言，利益分配本身就是其研究對象，因此，除了要揭示社會(hui) 現象及其背後的因果關(guan) 係，也應該向公共政策的製定者，表達他對特定政策所涉利益分配關(guan) 係的理解，以及如何處理的建議。

　　作為(wei) 經濟學者，我必須指出，經濟學理論對於(yu) 利益問題的分析，和對於(yu) 社會(hui) 現象本身及其因果關(guan) 係的分析，在分析範式和工具方麵很不一樣。前一個(ge) 問題，我們(men) 往往將其歸為(wei) 規範經濟學(Normal Economics)範疇，後一個(ge) 問題則歸為(wei) 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範疇。在經濟學裏，“求真”的工作是交給實證經濟學的，它負責回答“是什麽(me) ”的問題;而規範經濟學並不討論“求真”，它僅(jin) 僅(jin) 根據給定的社會(hui) 規範和標準，來回答“應該是什麽(me) ”的問題。要判斷一項公共政策的利益分配影響，經濟學家需要借助規範經濟學分析工具。

　　在我看來，有些觀點不太嚴(yan) 謹之處，就在於(yu) ，它把實證經濟學和規範經濟學的討論混淆起來。比如，有人主張對網絡約租車進行數量控製或價(jia) 格管製，是從(cong) 它可能產(chan) 生擁堵負外部性乃至導致整個(ge) 城市交通係統運轉失靈，這樣一個(ge) 實證視角來討論的。而反對的觀點卻強調，這是把出租車司機的利益淩駕於(yu) 其他社會(hui) 群體(ti) 利益之上，或者說這種做法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從(cong) 而轉換到了一個(ge) 規範的討論視角。

　　在利益訴求方麵，不同社會(hui) 群體(ti) 都要有發聲機會(hui) ，那麽(me) 到底誰的利益更重要?如果我們(men) 把政府假設為(wei) 全社會(hui) 利益的守護者，它自然不應偏袒任何一個(ge) 群體(ti) 的特殊利益，而應該強調實現社會(hui) 總福利水平的最大化。在規範意義(yi) 上，經濟學家不會(hui) 去強調，某一個(ge) 群體(ti) 的利益天然淩駕於(yu) 其他群體(ti) 的利益之上，因為(wei) 找不到判斷誰的利益更重要這樣的社會(hui) 標準。

　　網絡約租車的消費者，當然有權利要求政府維護其利益。但如果維護他們(men) 的利益，讓更多網絡約租車上路，結果導致城市交通嚴(yan) 重擁堵。那麽(me) ，維護他們(men) 的利益(擁堵極端嚴(yan) 重的情形下，他們(men) 自身利益可能也受損)，就會(hui) 損害到其他群體(ti) 的利益，比如開私家車的人、坐公交車的人。這導致了社會(hui) 不同群體(ti) 之間的利益再分配。那麽(me) ，是否網絡約租車消費者的利益，就可以優(you) 先於(yu) 其他群體(ti) 的利益呢?

　　還有人強調，因為(wei) 利用了互聯網技術，相比於(yu) 傳(chuan) 統巡遊出租車，網絡約租車更有效率，因此，它的引入會(hui) 帶來非常大的社會(hui) 利益。但與(yu) 此同時，它也對傳(chuan) 統巡遊車產(chan) 生了衝(chong) 擊，使得傳(chuan) 統巡遊車的市場開始萎縮。實際上，任何一項技術創新，因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毀滅”，都會(hui) 產(chan) 生一個(ge) 利益再分配效果。問題在於(yu) ，這是否意味著，那些從(cong) 事傳(chuan) 統行業(ye) 、采用傳(chuan) 統技術的人，其利益就天然應該被損害?哪個(ge) 理論可以提供這樣的正當性?

　　規範經濟學理論在這方麵，比有的學者宣揚的實則要保守的多。甚至可以說，規範經濟學本身，更偏向於(yu) 對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承認，強調社會(hui) 變革不應導致有人福利水平絕對變壞;甚至強調，當存在有人絕對變壞的情形下，要通過公共政策加以彌補。

　　我個(ge) 人更偏好這一種說法：既然相比傳(chuan) 統巡遊車，網絡約租車效率更高，給社會(hui) 帶來了更大利益，那麽(me) ，所有從(cong) 網絡約租車這個(ge) 新事物中，獲得了更多利益的群體(ti) ——包括其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他們(men) 首先應該去彌補那些受損害者。

　　如果他們(men) 新增的利益彌補了受損者的利益損失，還能有多餘(yu) ，即網絡約租車受益群體(ti) 並未比之前變得更差，獲得了新的利益，而通過公共政策再分配機製，受損者的損失也能得到彌補。這才能說明，網絡約租車增進了全社會(hui) 的福利總水平，是真正促進了社會(hui) 進步的技術創新。

　　反過來，如果網絡約租車的受益群體(ti) ，獲得的所謂更大利益，還不能彌補受損者所付出的損失，那就意味著全社會(hui) 的福利總水平其實下降了。那麽(me) ，如果以全社會(hui) 的福利總水平作為(wei) 判斷標準，這一所謂創新並無可稱道之處，因為(wei) 它不過是幫助一部分人“偷竊”了另一部分人。

　　也就是說，如果網絡約租車真地促進了全社會(hui) 福利總水平，讓全社會(hui) 所獲得的利益，在彌補了受損者之後還有餘(yu) 值，政府就應通過公共政策，來實現全社會(hui) 利益分配格局的“希克斯改進”。規範經濟學有一個(ge) 概念叫“帕累托改進”，指的是這樣一種情形，在不需要通過政府再分配的前提下，沒有人變得更差，但一定有人變得更好。而“希克斯改進”是指，有人變得更好，也有人變得更差，而通過政府介入，讓變得更好的人在彌補了變得更差的人之後，也沒有比之前更差，全社會(hui) 還有餘(yu) 值，從(cong) 而達到了帕累托改進的同等效果。

　　在新技術革命衝(chong) 擊下，我們(men) 的公共政策，某種意義(yi) 上就要承擔實現“希克斯改進”的再分配功能。公共政策要鼓勵創新，同時也要讓社會(hui) 保持平穩。而不要讓創新對社會(hui) 某一個(ge) 群體(ti) 帶來巨大的負麵衝(chong) 擊。這是任何公共政策製定者都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我曾向某些網絡平台公司的管理者，提出過如下建議：網絡約租車發展初期，應盡量避免對傳(chuan) 統巡遊車造成衝(chong) 擊，重點發展中高端市場，通過產(chan) 業(ye) 本身的擴張，給政府創造更多稅收。政府可以通過再分配機製，彌補那些受到衝(chong) 擊的巡遊車司機，幫助他們(men) 轉崗、調整自己的工作。之後，網絡約租車再慢慢向低端市場滲透。這種戰略考慮的合宜之處在於(yu) ：這樣有利於(yu) 政府彌補受損者，從(cong) 而化解社會(hui) 對網絡約租車的政治反對力量。

　　我並不讚成，創新者利益要優(you) 先得到保護，而技術相對落後、產(chan) 業(ye) 相對傳(chuan) 統的從(cong) 業(ye) 者，其利益就可以被忽視或放到次要地位。規範經濟學理論推導不出這樣的觀點。一旦創新導致了不同群體(ti) 的利益再分配，公共政策就一定要發揮它的作用。

　　在具體(ti) 公共政策製定層麵，照顧一些弱勢群體(ti) 的利益，與(yu) “求真”之間存在什麽(me) 關(guan) 係?

　　黃少卿：一開始我就說到了，這是公共政策的兩(liang) 個(ge) 緯度：要照顧不同群體(ti) 的利益，也要體(ti) 現“求真”的訴求、體(ti) 現科學的內(nei) 在要求。

　　專(zhuan) 業(ye) 人士把客觀的因果關(guan) 係揭示出來，事實上，這對全社會(hui) 各個(ge) 群體(ti) 維護自己的利益至關(guan) 重要。專(zhuan) 業(ye) 知識背後的邏輯往往顯得有點冷冰冰，沒有人情味，但是這種無關(guan) 於(yu) 道德的邏輯過程所產(chan) 生的公共政策，由於(yu) 體(ti) 現著對客觀規律的尊重，而往往更能保障全社會(hui) 福利。

　　就網絡約租車而言，“求真”就在於(yu) 探究城市交通屬性的真實特征，探究人們(men) 采用不同交通方式，到底會(hui) 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影響整個(ge) 城市交通係統的運行。這其中，從(cong) 經濟學角度，需要分析不同交通方式的價(jia) 格變動，會(hui) 對供求以及車流量產(chan) 生何種影響;從(cong) 交通管理科學的角度，則要分析，在給定的道路資源的前提下，一個(ge) 城市整體(ti) 及不同區域，它的最大通行車流量的閾值是多少?換言之，在何種通行水平下是不會(hui) 產(chan) 生擁堵的，等等。

　　如果缺失這些“求真”的專(zhuan) 業(ye) 研究，導致公共政策對城市交通的客觀參數把握不準，最終一定是損害全社會(hui) 每個(ge) 人的利益，當然也無法實現社會(hui) 福利最大化目標。譬如，如果網絡約租車上路數量過多，導致交通總流量超過閾值，造成擁堵、甚至造成交通癱瘓。在這種情形下，整個(ge) 城市的居民就都是利益的受損者，公共政策就無法促進社會(hui) 福利總水平。

　　但這和公共政策如何通過利益再分配，來保護新技術下的利益受損者，是不同的兩(liang) 件事。

　　有人強調“保護創新”，單論其訴求本身，則還是基於(yu) 利益的考慮。“保護創新能實現社會(hui) 利益最大化”，這顯然是不準確的。有人會(hui) 說，保護創新可以使科技發展迭代，進而解決(jue) 相應的問題。但技術發展有很多方向，到底哪個(ge) 方向的發展，對人類的福利最為(wei) 有利?我們(men) 事先不知道。技術發展本身不是外生的，而是服務於(yu) 人類的需求、社會(hui) 的需要。全社會(hui) 的需要本身，就構成技術發展的約束條件。倘若網絡約租車這個(ge) 新技術產(chan) 物，帶來了道路的更大擁堵，總量意義(yi) 上它產(chan) 生的社會(hui) 福利增進，還不如福利損失，那麽(me) ，這種技術發展就不是社會(hui) 所需要的。

　　另一種情形是，即便網絡約租車帶來了社會(hui) 福利總水平的提升——假如我們(men) 通過估算，在給定的城市道路最大通行量的條件下，基於(yu) 現有的價(jia) 格彈性，放開網絡約租車不會(hui) 帶來擁堵，而極大提升了城市的通行效率。鑒於(yu) 網絡約租車比傳(chuan) 統巡遊出租車更有效率的出租車業(ye) ，競爭(zheng) 的結果是，短期內(nei) 大量巡遊車司機失業(ye) 。如果他們(men) 不能很快找到新工作，就會(hui) 成為(wei) 這項新事物的受害者。顯然，即便鼓勵網絡約租車發展的公共政策，是充分建立在對專(zhuan) 業(ye) 知識的準確把握上，但仍考慮到另一個(ge) 維度的“利益再分配”問題。總之，“求真”和“維護利益”這兩(liang) 個(ge) 維度是平行的。

　　我們(men) 不能說，出租車司機的訴求不正當，它阻礙社會(hui) 進步。每個(ge) 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從(cong) 自身利益出發去思考公共政策，這是天經地義(yi) 的。這不會(hui) 阻礙社會(hui) 技術進步，恰恰相反，它能幫助我們(men) 找出最有利於(yu) 全社會(hui) 的技術進步的方向。

　　公共政策的製定者，在“求真”的基礎之上，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群體(ti) 的受益或受損?這裏可以借助經濟學的一些規範分析工具，也可以借助其他社會(hui) 學科的規範分析工具，從(cong) 而在公共政策實施中，考慮好利益再分配、時間上的輕重緩急等問題。我在此前發表的研究保重中，建議監管當局要對網絡約租車進行差異化定位，其實也是出於(yu) 這種考慮。

　　您上麵所說的邏輯謬誤，譬如訴諸權威等，尤其是在這個(ge) 互聯網時代，恰恰天然就是被大眾(zhong) 傳(chuan) 媒傳(chuan) 播最多的。對此，您怎麽(me) 看?

　　黃少卿：社會(hui) 大眾(zhong) 首先會(hui) 從(cong) 自己的經驗和利益來考慮問題，也會(hui) 崇尚權威者的光環。而媒體(ti) 則天然有迎合社會(hui) 大眾(zhong) 的傾(qing) 向。所以的確存在這樣的問題。

　　我的想法是，在一個(ge) 社會(hui) 結構相對平衡的社會(hui) 裏，大眾(zhong) 媒體(ti) 更少表達極端趨向的觀點。因為(wei) 它需要顧及人數最多的中等收入階層群體(ti) ，這個(ge) 群體(ti) 相對比較理性，因此會(hui) 對媒體(ti) 過於(yu) 偏激的傾(qing) 向構成一些約束。當然，還會(hui) 有各種代表不同利益訴求群體(ti) 的小眾(zhong) 媒體(ti) ，但大眾(zhong) 媒體(ti) 的受眾(zhong) ，主要還是最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本身。

　　當下中國的一些公共政策爭(zheng) 論，如果放到一個(ge) 橄欖形結構的社會(hui) 當中，可能就會(hui) 顯得平和得多，專(zhuan) 業(ye) 的觀點能得到充分表達和討論;對弱勢群體(ti) 利益再分配的考慮，也會(hui) 更充分、更能得到理解。

　　深入分析下去，我們(men) 社會(hui) 今天對公共政策的爭(zheng) 論不休，對立情緒嚴(yan) 重，也與(yu) 當下社會(hui) 結構有關(guan) 。今天上演的種種政策觀點的嚴(yan) 重對峙，其實正是這個(ge) 社會(hui) 被撕裂的一種表征，是社會(hui) 結構兩(liang) 極分化依然嚴(yan) 重的結果。自然，媒體(ti) 也難免站隊。

　　因此，作為(wei) 專(zhuan) 業(ye) 人士，我們(men) 還是要主動地、積極地把自己專(zhuan) 業(ye) 的聲音發表出來。對於(yu) 出於(yu) 擔心得罪權威等理由而不發聲、以及基於(yu) 利益而亂(luan) 發聲等行為(wei) ，學術界值得反思。

　　那麽(me) ，您希望學界如何看待專(zhuan) 業(ye) 人士對公共政策的這種討論?

　　黃少卿：我特別要強調：不要簡單把學者們(men) 對公共政策的態度區分為(wei) 反對與(yu) 支持，因為(wei) 反對和支持這種表麵的東(dong) 西並不重要，觀點背後的學理基礎、證據基礎才是最重要的。

　　實際上，對一項公共政策，專(zhuan) 家的觀點往往是：讚成其中的某些內(nei) 容，可能也並不認同某些規定，同時還對另一些方麵有自己的改進建議。每個(ge) 學者支持或反對的具體(ti) 條款不一樣，給出的建議也不相同，這都很正常，關(guan) 鍵要拿出反對或讚成的理論和經驗依據。哪怕對同一項內(nei) 容表示“反對”，可能背後的學理基礎也完全不同。

　　此次網絡約租車政策征求意見稿出來後，我看到一本觀點匯編往學者身上貼標簽，把他們(men) 的態度簡單分為(wei) “支持”和“反對”。這恐怕未必符合專(zhuan) 家的本意。如果換成問題對專(zhuan) 家觀點進行歸類，讓公眾(zhong) 更好地了解專(zhuan) 家觀點背後的邏輯，從(cong) 而判斷專(zhuan) 家是基於(yu) 利益訴求，還是基於(yu) 專(zhuan) 業(ye) 立場在進行觀點表達，也許更為(wei) 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