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的背景下對優(you) 秀的傳(chuan) 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不僅(jin) 需要我們(men) 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要做到尊重曆史、正視曆史,客觀地看待中國數千年來動態的曆史變化過程,並且要對曆史事件、曆史人物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jia) ,這才是曆史的“整體(ti) 觀”。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哲學社會(hui) 科學座談會(hui) 上的講話中指出,當代中國的偉(wei) 大社會(hui) 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其他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shu) 。這就要求我們(men) ,以中國理論分析中國問題,在破解中國問題中發展中國理論。具體(ti) 而言,應該在曆史的視野中審視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客觀看待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以及人民的主體(ti) 性,既要在橫向比較中把握中國與(yu) 世界,更要在縱向比較中看待中國自身的曆史與(yu) 傳(chuan) 統。

　　從(cong) 傳(chuan) 統文化到文化傳(chuan) 統

　　陳先達在《學點哲學》一書(shu) 中指出,“民族是文化的實體(ti)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沒有民族實體(ti) ,傳(chuan) 統文化無所依托;沒有傳(chuan) 統文化,民族沒有靈魂。中華民族文化與(yu) 中華民族是融為(wei) 一體(ti) 的。從(cong) 文化角度看,中華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符號;從(cong) 民族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主體(ti) 。”這啟示我們(men) 要重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更要以曆史性、整體(ti) 性的眼光看待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多次強調要從(cong) 優(you) 秀的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汲取智慧。要在現代化的背景下傳(chuan) 承、接續、再造傳(chuan) 統,就需要對優(you) 秀的傳(chuan) 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要把握好這一“創造性”,不僅(jin) 需要我們(men) 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要做到尊重曆史、正視曆史,客觀地看待中國數千年來動態的曆史變化過程,並且要對曆史事件、曆史人物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jia) ,不能超越時代局限性來臧否曆史人物,更不能存在偏見、忽視或者臆測曆史的可能性,這才是曆史的“整體(ti) 觀”。中華民族的傳(chuan) 統文化是動態形成的,而這種動態寓於(yu) 多次民族融合的宏闊曆史進程。在儒家文化“夷夏之變”和“王者無外”思想影響下,中華民族文化呈現出多元一體(ti) 、包容和諧的特征,吸收了具有差異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特點,形成了涵養(yang) 古今、包容中西的文明特征,顯示出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說,在巨大人口體(ti) 量和廣袤領土的超級大國中,維持領土的完整性、實現國家意識形態的一致性,確保“超級大國”的統一性,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功不可沒。

　　然而,晚清以降,傳(chuan) 統以儒學為(wei) 中心的中國文化結構遭到西方的激烈衝(chong) 擊。在洋務運動30年之後,甲午海戰一戰戰敗,張之洞等士大夫“中體(ti) 西用”論的合法性遭到強烈的質疑。之後,康有為(wei) 等人“立孔教為(wei) 國教”的設計遭遇失敗,製度化儒學解體(ti) ,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的傳(chuan) 統文化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比以往儒學士大夫更為(wei) 強有力的治國方案,亦即依靠政黨(dang) 組織和社會(hui) 動員實現現代國家的建立(政黨(dang) ,並不是依附於(yu) 軍(jun) 閥政治的議會(hui) 黨(dang) ,而是具有強烈的曆史使命和社會(hui) 責任感,更具嚴(yan) 密組織紀律的革命政黨(dang) 領導並建設國家的組織模式)。信仰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極其重視深耕基層、緊密聯係工人和農(nong) 民,通過土地改革等一係列前所未有的舉(ju) 措,真正實現了最廣泛、最根本的社會(hui) 整合和社會(hui) 動員。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下,新中國在1949年10月1日誕生了。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hui) 發生的巨大變化,馬克思主義(yi) 在中國的傳(chuan) 播,要麵對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土壤;而傳(chuan) 統儒學也麵對新的曆史情境的挑戰。

　　從(cong) 精英主義(yi) 到人民主體(ti)

　　如何評價(jia) 曆史長河中的人物?如何理解個(ge) 人在社會(hui) 中的價(jia) 值?這一問題涉及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對“個(ge) 人”和“自我”的看法。個(ge) 人與(yu) 集體(ti) 的關(guan) 係,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尤其重視的問題。正如陳先達所言,“在風雪交加、獨自一人處於(yu) 茫茫曠野之時,能夠體(ti) 會(hui) 到個(ge) 人的無能,能體(ti) 會(hui) 到哪怕兩(liang) 個(ge) 人也比一個(ge) 人強。而處於(yu) 社會(hui) 之中已經享受到集體(ti) 力量庇護的人,往往片麵誇大個(ge) 人的力量。隻知道有我,不知道有我們(men) 。隻有在‘我們(men) ’中的‘我’,才能充分發揮作為(wei) 個(ge) 人的‘我’的力量。對這種隻知有我不知有我們(men) 的教育方法,是把他放逐到社會(hui) 之外,當他一個(ge) 人麵對大自然時才能體(ti) 會(hui) 到社會(hui) 的力量。人,其實不隻是我,而是我們(men) 。我是隻有在我們(men) 中才能存活。我們(men) 不應該隻會(hui) 說我,應該學會(hui) 說‘我們(men) ’。”

　　傳(chuan) 統儒學中重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重視對個(ge) 人修養(yang) 和個(ge) 人道德的完善,道家哲學則重視自我的自由和放達,可以說,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不乏對個(ge) 人價(jia) 值的重視。但是,在傳(chuan) 統文化中,“個(ge) 人”和“自我”的價(jia) 值意義(yi) ,要在“家國天下”和“名教禮法”的譜係下才能得以彰顯。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等,皆表示“個(ge) 人”的定位,要在倫(lun) 理關(guan) 係和宗族共同體(ti) 中才能呈現出意義(yi) 。近代以後,嚴(yan) 複首次用“群己權界論”、“自繇”概念來定義(yi) 個(ge) 人自由、個(ge) 人與(yu) 他人的關(guan) 係,直至譚嗣同將“衝(chong) 決(jue) 羅網”作為(wei) 打破家庭關(guan) 係的先聲、新文化運動集中地呈現出舊式家庭中的極端矛盾,“個(ge) 人”的意義(yi) 才從(cong) 傳(chuan) 統家庭關(guan) 係中得以解脫,個(ge) 人得以覺醒,“個(ge) 人”的政治作用開始凸顯。

　　但是,在陳獨秀、胡適等人對個(ge) 體(ti) 認知、個(ge) 人自由充分提倡後,中國的社會(hui) 改造依然無法完成。中國新舊文化精英們(men) 基於(yu) 個(ge) 人學識和社會(hui) 經驗進行的社會(hui) 運動和國家改造,當麵對軍(jun) 閥混戰和地方割據時依然一籌莫展。20世紀初的曆史經驗顯示,僅(jin) 僅(jin) 依靠新舊文化精英的聯合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組織分布和資源分配,無法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更無法建立真正意義(yi) 上的現代國家。

　　在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中國人的文化傳(chuan) 統中對於(yu) 個(ge) 人的認識和理解長期處於(yu) “臣民”意識的籠罩下。中國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即是去除“臣民性”,最深入、最廣泛地聯係群眾(zhong) ,最大程度地進行民主革命,進而重新組織人民、建立現代國家。在馬克思主義(yi) 的指導下,由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所領導的革命,正是一場以人民為(wei) 主體(ti) 的革命。要完成這項革命任務,必須將從(cong) 家庭關(guan) 係中脫離出來的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和集體(ti) 發生橫向聯係,進而才能完成革命主體(ti) 的重組,這是馬克思主義(yi) 指導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偉(wei) 大真理。

　　橫向比較與(yu) 縱向視野

　　近一百年來,在馬克思主義(yi) 的指導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中國社會(hui) 進行了政治、經濟秩序的徹底重建。馬克思主義(yi) 不再是一種外來文化,而是已經在文化傳(chuan) 統的動態發展中內(nei) 向生長成為(wei) 了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實踐中,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wei) 世界經濟共同體(ti) 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百年來的曆史進程說明,作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政黨(dang)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不斷汲取新的知識體(ti) 係,不斷進行自我革新,已經成為(wei) 承載中華文明複興(xing) 的最有力的主體(ti) 。在評價(jia) 世界體(ti) 係中的中國崛起時,既要堅持橫向比較,與(yu) 當代的其他發達國家比較,更要重視對自身曆史和傳(chuan) 統的縱向比較。恰如陳先達所說,“縱向比較,就是自我比較。這是一種曆史眼光。資本主義(yi) 世界從(cong) 誕生至今已經數百年,它在向外殖民時期積聚和掠奪了世界財富,才造就了少數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中國近代經曆了西方列強割地賠款、敲骨吸髓的掠奪,山河破碎,民窮財盡。我們(men) 依靠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經過60多年把中國建設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中國的崛起不是依靠戰爭(zheng) 和海外掠奪,而是完全依靠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和全國人民的力量。中國的崛起顯示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優(you) 越性和無限發展的前途。應該把橫向比較的結果,放在縱向比較的坐標中思考。縱橫交錯,既有世界眼光又有曆史眼光,這才是唯物辯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