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孜孜以求的奮鬥目標。2016年5月16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hui) 議，分別研究落實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工作。習(xi) 近平同誌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關(guan) 係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hui) 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西方，中產(chan) 階級被認為(wei) 在社會(hui) 發展中充當著社會(hui) 結構的“穩定劑”、社會(hui) 矛盾的“緩衝(chong) 層”及社會(hui) 行為(wei) 的“指示器”。眾(zhong) 所周知，我國中產(chan) 階層具有與(yu) 西方中產(chan) 階級相類似的功能，但是中國的中產(chan) 階層是以工人階級為(wei) 依托的，與(yu) 西方世界的社會(hui) 結構並不相同。未來我們(men) 要不斷擴大中產(chan) 階層規模，並加以引導，使其成為(wei) 我國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逐步實現向更高發展階段的進階。

　　擴大中產(chan) 階層並非易事

　　中產(chan) 階層發展與(yu) 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目標是一致的，小康是一種以中等收入為(wei) 特征的社會(hui) 現象。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目標就意味著培育一個(ge) 龐大的中產(chan) 階層，但現實是目前我國中產(chan) 階層的發展麵臨(lin) 著諸多困境。

　　第一，中產(chan) 階層容易受經濟發展狀況影響，忽上忽下。我國尚處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我國中產(chan) 階層是改革開放後發展起來的，距今已近四十年時間，因此中產(chan) 階層先天規模小、底子薄，對外部經濟依賴性強，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的影響。

　　第二，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相對滯後，影響到中產(chan) 階層的發展。目前我國國民財富分享機製仍有所欠缺，居民收入在國民財富分配中比重較低。在初次分配中由於(yu) 強勢階層和群體(ti) 在各種資源擁有方麵具有明顯的優(you) 勢，因此國民收入在初次分配過程中向強勢要素傾(qing) 斜，必然造成收入差距擴大，而我國分配規則和製度建設仍不完善，再加上要素市場不健全，導致弱勢群體(ti) 在初次分配過程越發處於(yu) 不利地位。收入分配製度的不完善成為(wei) 製約我國中產(chan) 階層培育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產(chan) 階層擴大麵臨(lin) 著諸多社會(hui) 風險，需要法治和市場多重保障。現代社會(hui) 是一個(ge) 風險社會(hui) ，中產(chan) 階層發展缺乏安全感。一是國家對私人財產(chan) 保護有待提高。國家對居民財產(chan) 方麵的改革讓人民對私人財產(chan) 有所擔心，擔心自己的財產(chan) 因國家政策變動而受到影響，如對房屋所有權“70年大限”的熱議等。二是容易受我國轉型期產(chan) 業(ye) 、職業(ye) 結構變化的影響，工業(ye) 化以及服務業(ye) 的大發展，出現了很多新崗位，同時也淘汰了很多舊崗位，人們(men) 在這種變化中擔心自己是否被時代所淘汰而失去工作。三是利於(yu) 中產(chan) 階層投資理財的良好環境建設仍需加強。中產(chan) 階層雖擁有一定財富但卻麵臨(lin) 著貶值風險，想要投資理財卻擔心國內(nei) 金融狀況不佳，稍微投資不慎，就會(hui) 陷入財富縮水危機，甚至重返貧困。四是飆升的房價(jia) 也在阻止人們(men) 新近加入中產(chan) 階層行列，會(hui) 嚴(yan) 重降低他們(men) 的經濟利益和累積存餘(yu) 。五是中產(chan) 階層剛性支出較大，近年來股市低迷下行、財產(chan) 性收入縮水嚴(yan) 重，使得中產(chan) 階層的實際消費比例減小。六是中產(chan) 階層本就先天不足，卻又後天失調。其自身認為(wei) 社會(hui) 風險太大，對未來沒有穩定的預期，缺乏安全感穩定感是其主要心態，總是會(hui) 焦慮其財產(chan) 安全問題，對改革會(hui) 損害其利益的排斥，害怕失去現有的經濟地位。另外在權力運行缺乏監督與(yu) 製約的狀況下，權力腐敗成為(wei) 危害社會(hui) 的毒瘤，它的存在扭曲了人們(men) 的價(jia) 值觀，人們(men) 可能不再對權力腐敗深惡痛絕，甚至也會(hui) 成為(wei) 攫取權力的一分子，這就容易導致負麵情緒在社會(hui) 上彌漫，不利於(yu) 中產(chan) 階層的健康發展。

　　第四，社會(hui) 階層分化且有流動不暢，阻礙底層民眾(zhong) 向上流動。由於(yu) 當前社會(hui) 的較高階層往往呈封閉趨勢，且排斥性較強，社會(hui) 呈現出“向上流動難，向下流動易”的單向性流動，即社會(hui) 底層人員向上流動不易，但任何社會(hui) 風險都有可能導致中上層向下流動，尤其是處在中間的社會(hui) 階層，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底層。突出的表現在由於(yu) 城鄉(xiang) 二元結構的存在，造成城鄉(xiang) 發展失衡，機會(hui) 路徑被阻隔妨礙了農(nong) 民成為(wei) 中產(chan) 階層，另外由於(yu) 戶籍和社會(hui) 保障製度限製，農(nong) 民工群體(ti) 無法真正成為(wei) 市民享受城市文明。

　　展望未來，我國中產(chan) 階層比重應該呈現適度加速上升的趨勢

　　在實踐中，關(guan) 於(yu) 中產(chan) 階層的界定存在很多爭(zheng) 議，尤其是關(guan) 於(yu) 中產(chan) 階層的底線區間存有不同的觀點，有觀點認為(wei) 應該以居民收入的平均值為(wei) 底線，也有觀點認為(wei) 要以居民收入的中位數為(wei) 標準。在我國，由於(yu) 收入差距水平較大，分配格局呈現底部大的“金字塔”型或倒T型，低收入者人數偏多，而高收入群體(ti) 和中產(chan) 階層人數偏少，導致中位數遠低於(yu) 平均數。因此，我國關(guan) 於(yu) 中產(chan) 階層的界定，應該要將平均數與(yu) 中偏高位數相結合確定。即以平均數的收入水平為(wei) 下限，同時參考80分位數水平，由此合理確定中產(chan) 階層區間。

　　第一，中產(chan) 階層比重過低，與(yu) 人均GDP8000美元不太相稱。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我國城鄉(xiang) 居民平均收入20167元，全國居民80分位數收入為(wei) 26937元，根據前文關(guan) 於(yu) 中產(chan) 階層的標準下，我國2014年中產(chan) 階層的收入標準應在20167—26937元之間。按照該標準，城鎮居民的中等偏下收入組(收入為(wei) 19651元)和中等收入組(收入為(wei) 26651元)都在該區間內(nei) ，而農(nong) 村居民中隻有高收入組(收入為(wei) 23947元)在此區間內(nei) 。在區間均勻分布的假定下，城鎮中約有18%的居民屬於(yu) 中產(chan) 階層。按同樣方法，農(nong) 村居民中，約有10%的居民屬於(yu) 中產(chan) 階層。在2014年，我國城鎮居民占比為(wei) 54.8%，農(nong) 村居民占比為(wei) 45.2%，在這一加權比例下，我國中產(chan) 階層的比重為(wei) 14.4%左右。可以說，這一中等收入比重較小，與(yu) 不少發達國家50%甚至60%以上的高比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國際經驗顯示，一個(ge) 國家或地區的中產(chan) 階層在人口中占到40%以上規模時，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狀況就會(hui) 相對平穩。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我國還沒有形成中等收入階層占多數的橄欖型社會(hui) ，仍是低等收入階層偏大的分配結構。

　　第二，大部分中產(chan) 階層在平均收入線附近徘徊，不夠標準，不太體(ti) 麵。由於(yu) 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水平過大，導致少數富裕群體(ti) 占據收入份額的比重過大，從(cong) 而中產(chan) 階層的比重就較小，而且平均收入水平也遠高於(yu) 中位數收入水平，因此客觀上存在居民收入“被平均”的現象。這就意味著有相當一部分中產(chan) 階層處於(yu) 社會(hui) 平均收入附近，收入高於(yu) 社會(hui) 平均收入而又低於(yu) 80分位收入的人群規模還在相當程度上存在。2014年，按照收入五等份分組的城鎮居民家庭中，居於(yu) 中間位置的2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wei) 26651元，而城鎮人均為(wei) 28844元，平均數比中位數約高出了8%，大部分城鎮居民的收入低於(yu) 平均水平;而在農(nong) 村居民家庭中，中等收入戶的人均純收入為(wei) 9504元，農(nong) 村人均為(wei) 10489元，平均數比中位數高出了9%以上，農(nong) 村地區大部分人的收入也不及平均水平。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雖然我們(men) 定義(yi) 中產(chan) 階層的底線是社會(hui) 平均收入，但其實大部分中產(chan) 階層的收入水平也僅(jin) 略高於(yu) 平均收入，這就顯著製約了中產(chan) 階層的消費能力提高。

　　第三，中產(chan) 階層在收入分配中所處位置不穩定，升力不足，阻力偏大。根據北京大學追蹤調查數據，中產(chan) 階層在居民收入分配中所處的位置並不穩定。在2010-2014年期間，中等收入組向更低收入組轉移的概率在40%左右，向更高收入組轉移的比例僅(jin) 占1/4，能保持在原等級的隻有1/3左右。而就中產(chan) 階層自身來講，收入增長普遍緩慢，甚至出現實際可支配收入有明顯縮水跡象。國家統計局五等分組數據顯示，2014年中等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wei) 26651元，而2013年這一數據為(wei) 24173元，名義(yi) 增幅約10.2%，遠低於(yu) 城鎮低收入組的名義(yi) 增幅(13.4%)，也低於(yu) 農(nong) 民可支配收入的名義(yi) 增幅(11.2%)。另外，由於(yu) 中產(chan) 階層大部分年齡在30-50歲之間，剛性支出較大，往往需要背負高昂的房貸壓力以及養(yang) 老和子女養(yang) 育成本，再加之近年來股市低迷下行、財產(chan) 性收入縮水嚴(yan) 重，這也就使得中產(chan) 階層的實際消費比例甚至出現縮水。

　　第四，中產(chan) 階層比重緩慢增長，遇到經濟新常態步履更加艱難。近年來，收入分配改革秉承了“提低、擴中、控高”的思路，力圖消除初次分配領域的不公。從(cong) 實際執行情況來看，“提低”得到了較好的執行，無論城市還是農(nong) 村居民中的最低收入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較大幅度的增加，由此導致我國收入差距出現略有降低現象。然而，我國的中產(chan) 階層收入並沒有出現實質性的增長，由此導致中產(chan) 階層的比重仍然較低。這可能跟大中城市住房、教育、醫療和養(yang) 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緊密相關(guan) ，它製約了城市工薪階層積累財富的能力，也製約了中產(chan) 階層比重的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按照上述可比標準，2005年我國中產(chan) 階層比重約為(wei) 8%左右，2010年達到10%左右，2014年也隻有14%左右。因此，中產(chan) 階層比重呈現一個(ge) 緩慢的增長態勢。

　　展望未來，我國中產(chan) 階層比重應該呈現適度加速上升的趨勢，這取決(jue) 於(yu) 收入分配改革的成敗和效果。按照上述我們(men) 非常嚴(yan) 格的定量分析工具判斷，初步預計，到2020年中國中產(chan) 階層的比重大約為(wei) 20%，到2025年為(wei) 25%，到2030年為(wei) 30%。由此可見，提高中產(chan) 階層比重是一個(ge) 相當長期的艱巨任務，我們(men) 必須為(wei) 此付出十分艱苦的努力。樂(le) 觀預計，到2040年大約是40%，到2050年為(wei) 50%。

　　擴大中產(chan) 階層必須知難而進

　　擴大中產(chan) 階層規模，促進社會(hui) 政治經濟健康發展是我國政府的重要職責。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在發展中不斷擴大中產(chan) 階層，這關(guan) 係到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hui) 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首先，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不斷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經濟的發展是擴大中產(chan) 階層規模的根本，是中產(chan) 階層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隻有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高度發展，社會(hui) 財富的極大豐(feng) 富，中產(chan) 階層的規模才能不斷擴大。此外，還要不斷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切實使經濟發展成果由最廣大人民群眾(zhong) 共享，要不斷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推進城鄉(xiang)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為(wei) 中產(chan) 階層的持續擴大創造良好的社會(hui) 環境。

　　其次，推進以人為(wei) 核心的城鎮化，實現人與(yu) 城鎮化的協同發展。具體(ti) 包括，有序推進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中小城鎮發展的支持，促進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就地城鎮化，加快推進交通、水利、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增加中西部地區城市群和中小城鎮發展後勁，引導農(nong) 村富餘(yu) 勞動力向城市的二三產(chan) 業(ye) 轉移，成為(wei) 提升中產(chan) 階層比重的最大增量來源;著力推進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和房地產(chan) 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再次，大力發展教育和職業(ye) 培訓，提高整體(ti) 人力資本水平。中產(chan) 階層壯大的基礎是人力資本，而廣大人民群眾(zhong) 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則要依靠建立公平的教育體(ti) 係。社會(hui) 底層成員通過公平的教育機製進而有了成為(wei) 中產(chan) 階層的機會(hui) 和通道，教育製度直接影響到中產(chan) 階層的發展壯大。促進城鄉(xiang) 教育資源合理分配，讓更多的人能夠從(cong) 教育中獲益，積累向上發展的資本。另外還需健全麵向全體(ti) 勞動者的職業(ye) 培訓製度，不斷提高勞動者職業(ye) 技能，加強職業(ye) 培訓和在崗培訓。

　　最後，優(you) 化社會(hui) 結構，打通人們(men) 向上流動環節，並通過切實踐行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鼓勵微觀主體(ti) 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上發展。要不斷采取措施打破社會(hui) 上各種阻礙人們(men) 合理流動的壁壘，特別是一些行政和經濟壟斷，以此來提高全社會(hui) 的效率和公平。此外，中產(chan) 階層的擴大，還需要微觀主體(ti) 通過勤奮勞動，誠實守信，合法經營不斷積累自己的財富，進而邁入中產(chan) 階層行列。但現實情況是我國當前還存在與(yu) 勤勞致富相違背的價(jia) 值觀扭曲現象，這就需要微觀主體(ti) 在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指引下，擺正心態，樹立積極向上、奮發有為(wei) 的人生理念，通過個(ge) 人努力、刻苦鑽研和提高自身素質等合法途徑來實現向上流動，積極為(wei) 自己、家庭以及國家的美好明天而奮鬥。

　　(作者為(wei) 國家發改委社會(hui) 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