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自建立國家之日始，經曆了四千多年沒有中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間經曆了無數次的王朝興(xing) 廢與(yu) 治亂(luan) 更迭，但始終保持著統一多民族的國家形態，屹立於(yu) 世界文明古國之林，這不是偶然的。在國家治理方麵積累了豐(feng) 富的經驗，而且得到曆代智者輾轉相承，不斷充實提高，成為(wei) 治理國家的瑰寶。其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就是一項具有傳(chuan) 世價(jia) 值的最寶貴的經驗。

　　夏朝建立以後，禹為(wei) 了鞏固第一個(ge) 階級王朝，注意傾(qing) 聽民眾(zhong) 的呼聲。他製造了五種樂(le) 器，凡是向禹講解為(wei) 政之道者，擊鼓;要求行仁義(yi) 之事者，擊鍾;請求解決(jue) 某種事項者，振鐸;以憂患相告者，擊磬;以獄訟相告者，搖鞀。禹聽到樂(le) 器的聲音，便及時接待來訪者，史稱“五音聽治”。[1]由於(yu) 來訪者多，禹有時甚至“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發”。由於(yu) 禹重民親(qin) 民，不僅(jin) 穩定了統治，並且順利地推行了王位世襲製度。由啟繼承王位，但傳(chuan) 至第三代太康，不務德，傷(shang) 害了百姓，失去了王位，直到第四代少康才重新穩定了夏朝統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結論就是由此而來的，並被冠以皇祖的訓誡。後世統治者多將其奉為(wei) 治國的警世恒言。對於(yu) 今天的國家建設同樣具有曆史的借鑒意義(yi) 。

　　一、國之本在民，無民何以為(wei) 國

　　民是構成國家的最基本的要素，無民何以為(wei) 國?

　　民之所以成為(wei) 國家的構成要素和最重要的實體(ti) ，就在於(yu) 民是社會(hui) 物質生產(chan) 的承擔者，社會(hui) 由此得以延續和發展，國家由此得以存在，政治和思想上層建築由此得以確立。“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cong) 事其所能”。[2]沒有民的社會(hui) 性生產(chan) ，國家也就不複存在。

　　民又是國家賦稅的提供者，賦稅是國家存在與(yu) 發展的要素之一，是國家活動的財政保證。馬克思說“國家存在的經濟體(ti) 現就是捐稅”。[3]從(cong) 夏朝立國起，賦稅便是民對國家的一項義(yi) 務，《史記·夏本紀》記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

　　民又是國家軍(jun) 隊的主要來源，在中國古代，“祀”與(yu) “戎”是國家大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4]沒有軍(jun) 隊，國家就失去了重要支柱，就無法保衛邊疆和實現國家對內(nei) 與(yu) 對外的職能。在中國古代，充當軍(jun) 隊不僅(jin) 是民的義(yi) 務，也是民的權利。

　　民還是國家重大工程的興(xing) 建者，無論是修築水利工程還是修築城池宮殿，民都是營建者。貞觀元年，唐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xing) 造，必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而眾(zhong) 所共有故也。”[5]凡有大興(xing) 土木之事，民力既是工程營建的力量來源，也是衡量利弊的重要標準。

　　二、重民在得民心，得民心則國興(xing)

　　“民惟邦本”重民方略的實施，首在於(yu) 得民心。無數的史實都證明了“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自夏末代國王桀，“不務德而武傷(shang) 百姓，百姓弗堪”。迫使百姓發出了“時日曷喪(sang) ，予及汝偕亡”的憤怒呐喊。[6]終為(wei) 商朝所滅。這可以說是民心向背決(jue) 定國家興(xing) 亡的第一個(ge) 史例。

　　商是一個(ge) “邦畿千裏”的大國，但是卻為(wei) “小邦周”所滅，原因就在於(yu) ，商末代國王紂“重刑辟”。實行法外極刑，喪(sang) 失了民心，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間覆亡。勝利者在驚喜之餘(yu) ，深深感覺到民心的向背決(jue) 定著國家的興(xing) 亡。商王曾經自恃擁有“如火如荼”的龐大軍(jun) 隊，以為(wei) 周之寇傷(shang) 不足道也。不料，正是這支軍(jun) 隊倒戈相向，使紂王身死國滅。

　　繼起的周朝的執政者周公一再告誡他的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

　　從(cong) 周公起，大肆倡導明德、敬德、尚德、成德，他宣揚商之亡在於(yu) 失德，周之興(xing) 在於(yu) 周人有德，所謂天隻讚助有德之人。針對商朝重刑辟、失民心、亡國家的教訓，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治國方略，“慎罰”旨在保民。由此形成了一係列刑法原則和司法原則，比如，區別用刑，罰當其罪;罪疑從(cong) 罰、罰疑從(cong) 赦;以中罰作為(wei) 司法的準則，開展三刺、三宥、三赦的“聽於(yu) 民”的司法創製，等等。

　　由於(yu) 周初立法體(ti) 現了重民、保民的精神，因此法製興(xing) 帶來了國興(xing) 。周初的法製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所創造的法製文明。以德主宰法製建設，可以說是文明古國中所僅(jin) 有的，其影響至為(wei) 深遠。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稱雄，兼並戰爭(zheng) 連年不絕，為(wei) 了取得兼並戰爭(zheng) 的勝利，民的價(jia) 值進一步受到重視。得民者興(xing) 、失民者亡的政治現實豐(feng) 富了“民為(wei) 邦本”的思想內(nei) 涵，如孟子提出了一個(ge) 千古不朽的命題：“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

　　荀子進一步總結道：“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7]

　　孟荀此論，既是夏商周興(xing) 衰之由的曆史性總結，也是對於(yu) 國家治理的要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精彩闡發。後世論者，大都仿此，隻是增加了時代的烙印而已。

　　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8]“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9]“安危榮辱之本在於(yu) 主，主之本在於(yu) 宗廟，宗廟之本在於(yu) 民”。[10]

　　三、愛民富民，民安國強

　　民既為(wei) 邦之本，因此如何使本固，繼而達到邦寧，是曆代統治者所關(guan) 注的焦點之一。為(wei) 達此目的，論者鹹謂愛民則安，富民則強。文王問太公曰：“原聞為(wei) 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wei) 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yu) 而勿奪，樂(le) 而勿苦，喜而勿怒。”[11]祖述文武周公的儒家學派莫不以愛人(民)作為(wei) 立論與(yu) 施政的基點。孔子說“仁者愛人(民)”，[12]荀子說“故人君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liang) 者無一焉而亡”。[13]實行法治的法家也同樣主張愛民。商鞅說：“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14]愛民則民安，使民無怨，達到社會(hui) 和諧的目的。

　　治理國家的實際經驗使愛民之說不斷豐(feng) 富。三國時期吳國政治家賀邵說：“國之興(xing) 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wei) 草芥。”[15]明初，頗有作為(wei) 的成祖說：“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敝。是故聖王之於(yu) 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思其饑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則有以遂之;民情惡勞也，我則有以逸之。……薄其稅斂而用之，必有其節。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勸民而民心歸。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16]他還說：“天之視聽皆因於(yu) 民，能愛人即所以得天。”明太祖從(cong) 君民關(guan) 係闡述愛民觀點：“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shang) ;不善者征斂銖求，惟曰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ti) ，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17]

　　但是愛民並不是空發議論，而在於(yu) 利民、惠民、富民。荀子提出：“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yu) 。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yu) ;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18]民眾(zhong) 富裕，才有國家富足。漢劉安認為(wei)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wei) 本”。[19]元代陳天祥說：“國家之與(yu) 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ti) 。血氣充實則膚體(ti) 康強，血氣損傷(shang) 則膚體(ti) 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ti) 豐(feng) 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20]

　　明太祖說：“善政在於(yu) 養(yang) 民，養(yang) 民在於(yu) 寬賦”。[21]又說：“朕本農(nong) 夫，深知民間疾苦。”[22]“天下一家，民猶一體(ti) 。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yang) 之。”不僅(jin) 嚴(yan) 禁官兵擾民，多次下令減輕賦稅，還“命中書(shu) 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宇。”為(wei) 衣食無著的貧民提供食物、衣服和房舍。此外，明太祖認為(wei) ：“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提出施行仁政，重在使百姓得到實惠。“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yi) ，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yang) 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23]

　　曆代開明之君不僅(jin) 倡導愛民，而且還實行養(yang) 民、利民、富民的政策措施，使民既富，進而帶來國強的後果。孔子說：“百姓足，君孰與(yu)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yu) 足?”[24]即強調隻有百姓富裕才能使國家富強。

　　法家愛民之說最後也落實到富民上，認為(wei) 富民是愛民之一端。管仲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xiang) 重家，安鄉(xiang) 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xiang) 輕家，危鄉(xiang) 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luan) 國常貧。是以善為(wei) 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25]他還說：“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26]

　　三國時期，吳國著名軍(jun) 事家陸遜說：“國以民為(wei) 本，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27]唐初，以“安人寧國”為(wei) 治國方策的唐太宗說：“凡事皆需務本，國以人為(wei) 本，人以衣食為(wei) 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wei) 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28]他還說：“君依於(yu) 國，國依於(yu) 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君富而國亡。”[29]

　　宋朝管理地方頗有治績的劉應龍說：“民者，邦之命脈，欲壽國脈，必厚民生。”[30]程頤說：“為(wei) 民立君，所以養(yang) 之也;養(yang) 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yang) 遂，生養(yang) 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wei) 政以民力為(wei) 重也。”[31]

　　古人論證富民之道，是和以農(nong) 立國的國情密切聯係在一起的，荀子說：“輕田野之稅，平關(guan) 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xing) 力役，無奪農(nong) 時”。[32]

　　為(wei) 了養(yang) 民、富民，曆代統治者製定了一係列民生立法：

　　其一，保護自然生態平衡。《逸周書(shu) ·大聚解》記載：“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出土的雲(yun) 夢秦簡更以確切的資料證明了秦法對於(yu) 自然生態的保護。《秦律·田律》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wei) 灰。”[33]其意就是：春天二月，不準到山林伐木，不準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準燒草為(wei) 肥料。

　　《唐律疏議》中，此類立法所在多有：“諸部內(nei) ，有旱、澇、霜、雹、蟲、蝗為(wei) 害之處，主司應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律169條)。”諸部內(nei) 田疇荒蕪者，以十分論，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戶主犯者，亦計所在荒、蕪，五分論，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律170條)。”“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時者，主司杖七十。毀害人家，漂失財物者，坐贓論，減五等……(律424條)”“諸失火，及非時燒田野者笞五十……(律430條)”“諸棄毀官私器物及毀伐樹木、莊稼者，準盜論(律442條)。”

　　以上立法著眼點和出發點是保護和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需要，立法者並沒有意識到保護自然生態平衡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但我們(men) 今天看來，中華民族的先人是何等的睿智和富於(yu) 遠見。

　　其二，田土均之，民富國強。從(cong)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魯宣公十五年“初種畝(mu) ”，再到李悝“盡地力之教” 和商鞅“開阡陌封疆”令，都是先秦有關(guan) 土地的立法。漢初為(wei) 了抑製土地兼並，董仲舒首倡“限民名田，以澹不足”[34]的主張，漢統治者也屢頒“限田”和“抑兼並”的詔令。漢以後，土地立法進一步規範化，成為(wei) 中國古代法律體(ti) 係的核心內(nei) 容。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朝以來至隋唐進一步製度化的、法律化的“均田法”。根據唐《均田令》，社會(hui) 各色人等都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權。武德七年(624)頒布均田令如下：“諸丁男、中男給田一頃，篤疾、廢疾各給田四十畝(mu) ，寡妻妾三十畝(mu) ，若為(wei) 戶者加二十畝(mu) 。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wei) 世業(ye) ，八為(wei) 口分。世業(ye) 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沒官，更以給人。狹鄉(xiang) 授田，減寬鄉(xiang) 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xiang) ，三易者，不倍授。”[35]

　　至開元二十五年(737)，根據推行均田的經驗，進一步修訂頒行均田令：“諸丁男給永業(ye) 田二十畝(mu) ，口分田八十畝(mu) ，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mu) ，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mu) 。先有永業(ye) 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ye) 田二十畝(mu) ，口分田二十畝(mu) 。應給寬鄉(xiang) ，並依所定數。若狹鄉(xiang) 新受者，減寬鄉(xiang) 口分之半。其給口分者，易田則倍給(寬鄉(xiang) 三易以上者，依鄉(xiang) 法易給)。”[36]永業(ye) 田可以傳(chuan) 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口分田，本人死後還官。州縣內(nei) “受田悉足者為(wei) 寬鄉(xiang) ，不足者為(wei) 狹鄉(xiang) ”。[37]

　　此外，“諸以工商為(wei) 業(ye) 者，永業(ye) 、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xiang) 者並不給”;[38]“道士給田三十畝(mu) ，女官二十畝(mu) ，僧尼受具戒準此”;[39]“雜戶者，依令，老免進丁受田，依百姓例。官戶受田，減百姓口分之半”。[40]

　　收授田地有固定日期，“每年起十月一日裏正預校勘造簿，曆十一月，縣令總集應退、應受之人，對共給授，十二月內(nei) 畢”。[41]

　　“良口”除依法分得永業(ye) 、口分田外，還可以分得園宅地，“三口以下給一畝(mu) ，每三口加一畝(mu) 。賤口五口給一畝(mu) ，每五口加一畝(mu) ，並不入永業(ye) 、口分之限”。[42]

　　貴族高官可依勳爵和官品獲得永業(ye) 田。“凡官人及勳爵，授永業(ye) 田”，其具體(ti) 數額是：“親(qin) 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cong) 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cong) 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cong) 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cong) 四品各十一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cong) 五品各五頃。上柱國(武官最高勳級)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jun) 二十頃，護軍(jun) 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mu) ，雲(yun) 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mu) 。”[43]此外，還有臨(lin) 時賞賜的賜田。

　　不僅(jin) 如此，京都文武職事官還可以依品級分得京城百裏內(nei) 不同數量的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九品二頃”。[44]在外諸州及都護府、親(qin) 王府官人的職分田，“二品十二頃，三品十一頃，四品八頃……九品二頃五十畝(mu) ”。[45]

　　至於(yu) 充作各級官府辦公費用的公廊田，在京諸司由二十六頃至二頃，在外諸司由四十頃至一頃。[46]

　　均田法是一項偉(wei) 大的創造，它的價(jia) 值和積極作用就是：

　　第一，作為(wei) 農(nong) 業(ye) 立國的國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chan) 資料，根據《均田令》由國家將土地分配給農(nong) 民，使廣大農(nong) 民及其他諸色人等獲得了穩定的、相對持久的謀生手段，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了民生問題。

　　第二，《均田令》所達到的積極效果是均富，農(nong) 民不僅(jin) 獲得口分田，而且還獲得了永業(ye) 田，從(cong) 而刺激了他們(men) 精心經營土地的積極性，使豐(feng) 產(chan) 獲得保障，在此基礎上達到富足。

　　第三，無論官民和各色人等，都依法獲得土地，官與(yu) 民所獲土地總體(ti) 上是公平、公正的。但是由於(yu) 封建時代是以等級為(wei) 特征的，所以官民分得土地的畝(mu) 數是有等差的，奴婢還可以依良丁授田，使官僚貴族之家獲得了較多的土地。在貫徹《均田令》的過程中，也存在著強占農(nong) 民土地的現象，《唐令》明確規定：“諸親(qin) 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nei) 無可開拓者，於(yu) 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47]

　　均田法的實施確實達到了富民的效果，史書(shu) 說：“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feng) 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yu) 嶺表，表山東(dong) 至於(yu) 滄海，皆不賚糧，取給於(yu) 路。如山東(dong) 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時有贈遺，……”[48]史書(shu) 的記載難免有溢美之詞，但從(cong) 中可以看到百姓的富足，社會(hui) 的和諧與(yu) 安定，以及“天下帖然”，“人人自安”的盛世。[49]

　　由於(yu) 民富，唐朝的府庫充盈、邊疆鞏固、國力強盛，無論典章製度、文化藝術都達到了成熟形態，其影響遠播海外，成為(wei) 世界上最著名的強盛國家。曆史雄辯地說明了隻有民富才能國強，隻有藏富於(yu) 民才是國家固本之策。清初，唐甄特別論證了藏富於(yu) 民的重要性，他說：“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wei) 貧國，不可以為(wei) 國矣。”[50]

　　以上可見，田土均之的法令取得了民富國強的效果，貞觀之治、開元之治都源於(yu) 均田法的實施。安史之亂(luan) 以後，藩鎮割據、戰亂(luan) 頻仍，均田製遭到嚴(yan) 重破壞，民生凋敝，唐朝隨之走上了下坡路。這從(cong) 另一麵證明了愛民富民，民安國強。戰國時慎子說的好：“善為(wei) 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誌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yi) ，則不勞而化理成矣”。[51]

　　其三，輕徭薄賦，疏民困，利民生。捐稅是國家存在的一種形態，夏商周立國之後，天下既定，“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52]。庶民是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主要承擔者，需要從(cong) 土地收益中向官府繳納田賦，“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據《孟子·滕文公上》記載：“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mu)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西周推行什一實物租賦製度，即“民耗百畝(mu) 者，徹取十畝(mu) 以為(wei) 賦”。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mu) 》，具體(ti) 田賦標準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餘(yu) 畝(mu) ，複十取一。”

　　秦時，農(nong) 民租種土地，須交“泰半之賦”[53]，而徭役竟然“三十倍於(yu) 古”，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54]終於(yu) 招致農(nong) 民大起義(yi) ，二世而亡。這說明賦稅的輕重關(guan) 係到國家的興(xing) 亡。曆史的教訓使後來的統治者注重輕徭薄賦以疏民困，以利民生，維持社會(hui) 的穩定和國家的興(xing) 盛。

　　漢高帝時實行“什五稅一”的“輕田租”政策;文帝時厲行節儉(jian) ，“思安百姓”，改為(wei) 三十稅一，強調“農(nong) ，天下之本，民所恃以生”，曾因勸民眾(zhong) 重視農(nong) 業(ye) 多次下令減免“田租之半”[55];景帝以後三十稅一遂成定製，並嚴(yan) 懲官吏不使百姓專(zhuan) 心務農(nong) 的失職行為(wei)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wei) 盜，二千石聽者，與(yu) 同罪”[56]，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通行兩(liang) 漢350餘(yu) 年。

　　唐朝在均田製的基礎上實行租庸調的稅法，凡授田者，每丁每年向國家納粟二石或稻三解，為(wei) “租”，亦即田賦。每年每丁勞役二十天，閏年加兩(liang) 天，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為(wei) “庸”，亦即百姓對國家應負的勞役。每年納絹或績二丈，加綿三兩(liang) ，不產(chan) 絹之地交納布二丈五尺和麻三斤，為(wei) “調”，亦即國家對家庭手工業(ye) 產(chan) 品的征課，實為(wei) 戶口稅。由此可見，每丁每年向國家繳納的賦稅是很低的，是和均田法相適應的，收到了疏民困、利民生的效果。隨著均田製的破壞，租庸調法也難以實行，此後根據社會(hui) 生產(chan) 的實際狀況以及國家的需要，賦稅製度不斷進行改革，如唐後期的兩(liang) 稅法，宋神宗時的青苗法、方田均稅法，明神宗時的“一條鞭法”。

　　白居易從(cong) 種樹栽花中悟出治稅養(yang) 民之道，他把養(yang) 民和種樹聯係起來，認為(wei) 養(yang) 民之“根”，在於(yu) 平均賦稅，《東(dong) 坡種花》詩中寫(xie) 道：“養(yang) 樹既如此，養(yang) 民亦何殊?將欲茂枝葉，必先救根株。雲(yun) 何救根株?勸農(nong) 均賦租。雲(yun) 何茂枝葉?省事寬刑書(shu) 。移此為(wei) 郡政，庶幾氓俗蘇”[57]。這也是唐代以養(yang) 民為(wei) 本的賦稅製度之生動寫(xie) 照。

　　明代張居正提出，民是國家的根基，民生的安危關(guan) 係到國祚的短長，“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隻有安民生方能固本，安民生亦是“長治久安之術”[58]。為(wei) 此，張居正多次上書(shu) 奏請皇帝蠲除積年逋賦，安定民心。針對時弊，張居正更化國政，推行“一條鞭法”，將各種賦稅“悉並為(wei) 一條，皆計畝(mu) 征銀，折辦於(yu) 官”，[59]使賦稅征收程序化繁為(wei) 簡，而民眾(zhong) 的賦稅負擔改重趨輕，既實現了國用充足，也使民力大為(wei) 寬解。

　　清康熙帝繼位後，為(wei) 鞏固國家統治，自元年至四十四年(1662—1705)蠲免錢糧九千餘(yu) 萬(wan) 兩(liang) 。特別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宣布全國的賦稅額以康熙五十年為(wei) 準，以後額外添丁，不再多征，即“盛世滋丁，永不加賦”。[60]這既表現了康熙朝經濟的發達與(yu) 財富的大量積累，同時也是一項最切實的利民之舉(ju) ，刺激了人口的增長和農(nong) 業(ye) 的豐(feng) 穩。雍正朝，在“聖世滋丁，永不加賦”的基礎上，實行攤丁入地，廢除了行之已久的人丁稅，進一步增加了農(nong) 民的實際收入，成為(wei) 康雍乾盛世的標誌之一。

　　以上可見，賦稅立法也是中國古代法律體(ti) 係中的重要內(nei) 容，它是因時而變的，一般的規律是新王朝建立伊始，為(wei) 了穩定統治基礎，實行與(yu) 民休息的政策，輕徭薄賦便是此項政策的核心內(nei) 容。由此成為(wei) 一個(ge) 王朝複興(xing) 的原因之一。即至王朝後期多因政治腐敗、官吏貪汙，加重了百姓的賦稅負擔，使民不堪命。明末之所以爆發全國性的農(nong) 民大起義(yi) ，原因之一就在於(yu) 在極為(wei) 繁重的苛捐雜稅之外，更加三餉加派，使民不聊生，終於(yu) 激起民變。曆史的經驗證明，輕徭薄賦可以疏解民困，有利民生，使社會(hui) 安定，民富國強;反之，橫征暴斂，使民不堪，往往是一個(ge) 王朝衰亡的重要誘因。

　　四、富則教之，明刑弼教

　　曆代政治家、思想家不僅(jin) 從(cong) 曆史的鏡鑒中總結了重民、富民對於(yu) 國家強盛的重要性，更重視教民，特別是在民衣食足之後，強調富而教之。孔子在回答冉有“既富矣，又何加焉”的提問時，明確回答說：“教之”;[61]在回答子張“何謂四惡”的問題時，將“不教而殺”視為(wei) 暴虐行徑，列入惡政之首;[62]並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63]在孔子看來，民眾(zhong) 在解決(jue) 衣食溫飽之後，迫切需要的是進行教化，使之明禮義(yi) 、重廉恥、遠罪惡、知是非、近善良、敦鄉(xiang) 裏、識大體(ti) 、愛國家，能夠自覺地進行內(nei) 省，約束自己的行為(wei) ，符合禮義(yi) 廉恥的聖訓和法律的規範，從(cong) 而有利於(yu) 奠定國家富強的社會(hui) 基礎。反之，富而不教，以致為(wei) 富不仁、巧取豪奪、訛詐取利，是足以敗壞風俗、紊亂(luan) 秩序，雖富但無助於(yu) 國家富強，反而成為(wei) 社會(hui) 的消極因素。管子所說：“倉(cang) 廩食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64]但知禮節、知榮辱不是簡單由富裕生活中自然生成的，還需要“教”。富民、教民是“民惟邦本”這個(ge) 鏈條上的兩(liang) 個(ge) 重要環節。

　　曆代對於(yu) 富而教之的論述可謂多矣。《尚書(shu) ·舜典》提出對民的“敬敷五教”之說，[65]據孔穎達疏：五教即為(wei) 父義(yi)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書(shu) ·武成》在歌頌周武王的功績時，也有“重民五教，惟食喪(sang) 祭”之語。[66]

　　荀子也說：“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67]賈誼提出，“禮者禁於(yu)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yu) 已然之後”，“以禮義(yi) 治之者積禮義(yi) ，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yi) 積而民和親(qin) 。”[68]

　　東(dong) 漢王符提出：“人君之治，莫大於(yu) 道，莫盛於(yu) 德，莫美於(yu) 教，莫神於(yu) 化。”[69]他還說：“明王之養(yang) 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70]他總結說：“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71]

　　唐太宗李世民說：“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xiang) 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72]可知富貴之意，善於(yu) 耕種以安其居則富，知曉禮儀(yi) 以明教化則貴。“富則教之”，也是百姓獲取富貴之道。

　　晚清主張改良政體(ti) 的思想家也以開民智為(wei) 首要任務，以構建改良政治的群眾(zhong) 性基礎，康有為(wei) 說：“民智愈開者，則其國勢愈強。”[73]嚴(yan) 複說：“貧民無富國，弱民無強國，亂(luan) 民無治國。”[74]梁啟超說：“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又說：“新民為(wei) 今日中國第一急務。”[75]

　　中國古代的法典蘊含著重德禮、慎刑罰;遵倫(lun) 常、講忠孝;重誠信、遠詐偽(wei) ;重和諧、求和睦的民族精神。由此，思想家提出“明刑”可以“弼教”，也就是通過彰顯法律規範的內(nei) 容，使民了解它所蘊含的民族精神，表明法律非以刑人為(wei) 目的，而以使民遠惡遷善為(wei) 目的，達到以刑弼教、以刑輔教的目的。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周初偉(wei) 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旦強調以禮樂(le) 主宰刑罰、使刑罰得中的重要原因。法家主張“在於(yu) 使民知法，以法為(wei) 教”“以吏為(wei) 師”，[76]所以提出“法莫如顯”，其目的也既可以使民遠離犯罪又可以借法保護其自身的權益。商鞅說：“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幹法官也。”[77]韓非子說：“一民之軌，莫如法;厲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wei) ，莫如刑。”[78]正是由於(yu) 法具有止惡勸善的功能，並非一味以刑人為(wei) 目的，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風，違法者如履薄冰。

　　漢儒傳(chuan) 承了以禮樂(le) 主宰刑罰的傳(chuan) 統，形成了德主刑輔的指導原則，賈誼說：“禮者禁於(yu)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yu) 已然之後。”[79]董仲舒還借助陰陽五行之說，大肆鼓吹“大德小刑”，以德化民、教民，使民不敢為(wei) 非、不觸法禁。

　　至唐代，唐高祖李淵在製定《武德律》時指出了法律的作用就在於(yu) “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wei) 先。”[80]特別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議》開宗明義(yi) 便宣布“德禮為(wei) 政教之本，刑罰為(wei) 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81]。闡明了教化為(wei) 先，刑焉其後，明刑弼教的真諦。著名的文學大家韓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德禮為(wei) 先而輔以政刑。”[82]宋理學家朱熹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發，他說：“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83]他還說：“為(wei) 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wei) 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wei) ，但德修於(yu) 己而人自感化。”[84]清人評價(jia) 唐律“一準乎禮，以禮為(wei) 出入，得古今之平”，[85]表達了後人對於(yu) 傳(chuan) 統法律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的理解。

　　明初，太祖朱元璋認為(wei) ，要達到天下大治，應效仿聖王，以德化天下，推行德化的同時，“亦以五刑輔弼之”。[86]為(wei) 矯元末法紀敗壞、人不畏法，肆意為(wei) 惡的積弊，以嚴(yan) 刑治國。他手訂的《大誥》收集了嚴(yan) 刑懲治犯罪的案例，意在教民“趨吉避凶”之道。自洪武三十年(1380)《大明律》成，他昭告天下：“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87]“明禮以導民”旨在使民遵守禮的規範，按禮行事，提高內(nei) 省的自覺，融入“弘風闡化”綱常名教的主流。“定律以繩頑”旨在運用法律打擊奸頑，懲治犯罪，以維護社會(hui) 的安定與(yu) 國家的綱紀。明太祖還有意識地對某些案件屈法伸情，借以表達明刑弼教之意。例一，“民父以誣逮，其子訴於(yu) 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太祖曰：‘子訴父枉，出於(yu) 至情，不可罪。’”例二，“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禦史欲並論父。太祖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但論其子，赦其父。’”[88]例三，“山陽民，父得罪當杖，子請代。上曰：‘朕為(wei) 孝子屈法。’”[89]

　　清代在承襲明代的立法思想的同時，對政刑與(yu) 禮教的目的做了經典闡述，並指出立法的精義(yi) 在於(yu) “明刑弼教”，《清史稿·刑法誌》篇首開宗明義(yi) ：“中國自書(shu) 契以來，以禮教治天下。勞之來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維持禮教於(yu) 勿替。故尚書(shu) 曰：‘明於(yu) 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製百姓於(yu) 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其製刑之精義(yi) 如此。”[90]

　　從(cong) 明德慎罰到德主刑輔，德禮為(wei) 本，刑罰為(wei) 用，再到明禮導民，定律繩頑，是貫穿中國古代兩(liang) 千餘(yu) 年的一個(ge) 傳(chuan) 統。它產(chan) 生於(yu) 以人為(wei) 本的基礎之上，是人本主義(yi) 的具體(ti) 體(ti) 現。凡是認真貫徹實施者則國興(xing) ，慢而廢棄者則國亡。這是一條曆史規律。“以德化民”的“化”與(yu) “明刑弼教”的“教”二者具有相通性，目的都在於(yu) “導民向善”，使民遠離犯罪。由此形成了德法互補、互用的法律結構和二元的社會(hui) 控製手段，這在世界司法製度史上是少有的。

　　以德化民與(yu) 以法治國是互相連接、互補互用的，是國家治理不可忽視的二柄。法與(yu) 德的結合減少了法律的濫用，緩和了法條嚴(yan) 酷的外貌，便於(yu) 民眾(zhong) 接受。以德化民使民心向善，遏製了犯罪的動機，有利於(yu) 避免法繁刑酷的虐政。德法互補互用，使道德法律化，遵守法律的義(yi) 務和遵守道德規範的義(yi) 務相一致，既止惡，而又勸善，使“明刑弼教”的“教”落到了實處。同時，德法互補又使法律道德化，使法律具有穩定性和權威性。自周初提出“明德慎罰”直到清亡，曆時兩(liang) 千餘(yu) 年，一直在法製建設中實行“德主刑輔”的指導原則絕非偶然。今天在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又提出以德治國，是有著充分的史鑒和現實施政經驗為(wei) 根據的。

　　總括上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中國古代治理國家的重心所在，也是治國理政最重要的曆史經驗總結。為(wei) 了鞏固國本，曆代實行了一係列的重民、愛民、富民、養(yang) 民、便民等政策措施。盡管世易時移，但其中仍有超越時空的合理的因素。這是中華民族的古聖先賢曆經歲月，艱難締造的，是遺留給子孫的豐(feng) 厚的遺產(chan) 。在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中國的今天，非常需要優(you) 秀的中華傳(chuan) 統法文化的支持，尤需借鑒國家治理方麵經過曆史錘煉的寶貴經驗，珍視中華民族古聖先賢給我們(men) 的賜予。■

　　(作者為(wei) 教育部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顧問，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