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忠孝仁義(yi) 與(yu) 漢代法製融合的原理。漢代倫(lun) 理與(yu) 法製的融合內(nei) 貫著自然—秩序原理、家國同構原理、倫(lun) 理—政治原理，這三項原理是和諧之道在自然、家庭和國家中的體(ti) 現。

　　儒家倫(lun) 理與(yu) 漢代法製的融合，主要基於(yu) 忠孝仁義(yi) 的倫(lun) 理體(ti) 係。探索儒家倫(lun) 理與(yu) 漢代法製融合的原理，揭示中華法係形成時期所呈現的倫(lun) 理法律化與(yu) 法律倫(lun) 理化的獨特意蘊，詮釋中國傳(chuan) 統倫(lun) 理法在社會(hui) 秩序建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繼承和弘揚中華傳(chuan) 統優(you) 秀法律文化，對於(yu) 解決(jue) 好協調道德與(yu) 法律的資源性難題，創新、發展中國特色倫(lun) 理政治與(yu) 法律文化，推動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法律文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yi) 。

　　忠孝仁義(yi) 是具有內(nei) 在邏輯關(guan) 聯的倫(lun) 理規範體(ti) 係。儒家以仁孝互釋建立了以血親(qin) 之愛為(wei) 基礎的仁孝一體(ti) 觀。仁的親(qin) 親(qin) 原則表現在家庭倫(lun) 理中就是孝道，父子關(guan) 係是人倫(lun) 之本，孝道是家庭與(yu) 社會(hui) 穩定的基礎。在儒家的倫(lun) 理體(ti) 係中，由親(qin) 親(qin) 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成為(wei) 必然的邏輯軌跡。把孝發展到仁，以家庭成員的血親(qin) 之愛為(wei) 基礎發展至普遍意義(yi) 上的仁愛，克服家庭成員之間的自然關(guan) 聯而體(ti) 現為(wei) 倫(lun) 理精神，黑格爾將這種倫(lun) 理精神稱之為(wei) “神的規律”。

　　忠與(yu) 義(yi) 的聯結是在君臣之間的權利與(yu) 義(yi) 務關(guan) 係中確立起來的。“義(yi) 合君臣”雖然也強調雙方義(yi) 務的相互性，但其內(nei) 涵更多的是指向臣之義(yi) ，即忠。君臣關(guan) 係是一種政治關(guan) 係，“君臣有義(yi) ”是支配國家倫(lun) 理的“人的規律”，體(ti) 現了君臣在具體(ti) 的政治實踐中的政治理性和國家的倫(lun) 理精神。通過移孝為(wei) 忠的倫(lun) 理運思，忠孝仁義(yi) 聯結為(wei) 一體(ti) ，從(cong) 而成為(wei) 具有內(nei) 在邏輯關(guan) 係的倫(lun) 理規範體(ti) 係。移孝為(wei) 忠就是把基於(yu) 血緣親(qin) 情的孝與(yu) 仁推移至體(ti) 現人倫(lun) 精神的忠與(yu) 義(yi) 之中，使天倫(lun) 與(yu) 人倫(lun) 、神的規律與(yu) 人的規律統一起來。在漢代大一統封建帝國建立後，忠(義(yi) )孝(仁)由意誌自由的應當轉化為(wei) 意誌自由的必然，其最終的邏輯歸宿必然是向法律轉化，其與(yu) 漢代法製的融合既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家國一體(ti) 社會(hui) 結構的邏輯歸宿，又是中國封建社會(hui) 發展的必然趨勢。

　　忠孝倫(lun) 理與(yu) 漢代法製的融合。援孝入律，雖是對周秦以來法律製度的繼承，但在法律實踐中又一改秦法以強製手段推行的弊端，在基層社會(hui) 組織中，設立孝悌、力田、三老等鄉(xiang) 官製度，以孝悌倫(lun) 理勸諭風化，敦厚民風;在官員的選人製度上，以孝廉作為(wei) 漢代選官的重要科目，促進了孝道倫(lun) 理的推行;在養(yang) 老製度上，以多種形式優(you) 撫老年，將孝道倫(lun) 理推廣到整個(ge) 社會(hui) ，形成敬養(yang) 老人的良好社會(hui) 風氣。在刑罰製度上，嚴(yan) 懲不孝犯罪。這樣就構成了教化與(yu) 懲治相結合、德治與(yu) 法治相結合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董仲舒提出的“春秋決(jue) 獄”，不僅(jin) 解決(jue) 了孝道倫(lun) 理法律化的道德難題，也為(wei) 法律倫(lun) 理化提供了理論論證。孝倫(lun) 理法律化以其極大的強製性使得孝倫(lun) 理得以積極參與(yu) 漢代的政治生活，孝倫(lun) 理的社會(hui) 化則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方式，使孝倫(lun) 理觀念成為(wei) 社會(hui) 全體(ti) 成員普遍的價(jia) 值訴求與(yu) 倫(lun) 理原則。

　　忠倫(lun) 理與(yu) 漢代法製的結合，一方麵體(ti) 現在“不忠入律”。漢代法律把不忠行為(wei) 的種種體(ti) 現，諸如大逆無道罪(包括謀反、降敵、大逆罪等)、不道罪(包括誣罔不道、漏泄省中語不道、匿反者不道、上僭不道、奉使無狀不道)、不敬、大不敬等不忠行為(wei) 納入法律體(ti) 係中，體(ti) 現了“君為(wei) 臣綱”在封建法律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麵，東(dong) 漢時期形成的《忠經》成為(wei) 固定化的法典，標誌著兩(liang) 漢時期忠倫(lun) 理已經成為(wei) 一種係統而完整的政治(法律)倫(lun) 理學說。《忠經》對忠的概念作了係統闡釋，並且賦予忠以神秘化的宗教意蘊，並把忠君作為(wei) 最高道德準則，看作是最高的政治價(jia) 值，強調恪守忠德所產(chan) 生的政治功能。《忠經》由統治者通過教化向社會(hui) 成員有意識、有目的地進行灌輸，內(nei) 化為(wei) 社會(hui) 成員的價(jia) 值觀念，使忠君道德得到所有社會(hui) 成員的認同。而統治者以國家立法的形式，援忠於(yu) 律，進一步強化了《忠經》的法律地位，使《忠經》不僅(jin) 是一種探討如何忠君事上的理論學說，而且成為(wei) 了具有封建法典意義(yi) 的法律製度。在現實的法律實踐中，忠孝倫(lun) 理的矛盾與(yu) 衝(chong) 突，造成了人們(men) 在忠孝關(guan) 係的倫(lun) 理抉擇上的兩(liang) 難困境。在忠孝一體(ti) 的情況下，以孝勸忠、移孝為(wei) 忠、忠孝兩(liang) 全是人們(men) 行為(wei) 的正當選擇;在忠孝發生矛盾與(yu) 衝(chong) 突的情況下，則呈現出由漢代前期的孝重於(yu) 忠到後來忠重於(yu) 孝的發展趨勢。但是，由於(yu) 忠孝之間的內(nei) 在聯係，忠孝矛盾一直未能被克服，從(cong) 而形成了道德倡導的一個(ge) 重要誤區。

　　忠(義(yi) )孝(仁)是漢代法律的根本價(jia) 值。儒家學說是以宗法道德作為(wei) 基礎的，其法律思想也是基於(yu) 這種道德之上的。仁義(yi) 與(yu) 孝忠是漢代法製的最高範疇與(yu) 法的根本價(jia) 值指向。無論是漢初的陸賈、賈誼，還是《淮南子》，都把仁義(yi) 作為(wei) 法的根本價(jia) 值來看待。而董仲舒通過對仁與(yu) 義(yi) 的不同價(jia) 值取向作出明確細分，提出了“義(yi) 與(yu) 仁殊”的仁義(yi) 之辨。從(cong) 人的本質的內(nei) 在規定來看，仁義(yi) 又是人禽之別的標判，是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根本之法。成人是人所追求的一般目標，而成聖是人的最高道德理想，聖人是仁義(yi) 道德的化身，集聰明才智、崇高品德與(yu) 豐(feng) 功偉(wei) 業(ye) 於(yu) 一身。由成人到成聖的價(jia) 值追求既是社會(hui) 個(ge) 體(ti) 自我完善的道德人格的仁義(yi) 之法的實現過程，又是由個(ge) 體(ti) 所組成的人類社會(hui) 整體(ti) 的和合諧一的最終價(jia) 值目標的實現過程。仁義(yi) 之法是做人的終極目標，也是法律追求的最高價(jia) 值目標，即實現人道大同和合諧一的社會(hui) 秩序。法律僅(jin) 僅(jin) 是治國的手段，仁義(yi) 道德才是判別法律的善惡價(jia) 值標準。

　　忠孝仁義(yi) 與(yu) 漢代法製融合的原理。漢代倫(lun) 理與(yu) 法製的融合內(nei) 貫著自然—秩序原理、家國同構原理、倫(lun) 理—政治原理，這三項原理是和諧之道在自然、家庭和國家中的體(ti) 現。家庭的倫(lun) 理秩序與(yu) 國家的法律秩序是一種等級結構，由家庭倫(lun) 理關(guan) 係與(yu) 國家政治關(guan) 係構成的等級結構沿著宗法血緣這個(ge) 原點向外擴展，人的身份等級及其權利義(yi) 務都會(hui) 隨之遞減。但無論如何，維係家庭與(yu) 國家和諧的人倫(lun) 規範與(yu) 秩序原則都沒有變，家庭重孝道，國家重忠道。忠孝雖有側(ce) 重，但往往又密不可分。忠孝仁義(yi) 與(yu) 法律長期糾葛在一起，形成了中華法係倫(lun) 理法的鮮明特征。道德滲透於(yu) 法律之中，使得原本嚴(yan) 肅的法條帶有一層溫情脈脈的倫(lun) 理親(qin) 情;而法律進入倫(lun) 理之中，使得原本柔性的倫(lun) 理似乎補足了鈣質而具有更為(wei) 剛性的強製力量，可以有效地維係倫(lun) 理秩序。■

　　(作者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忠孝仁義(yi) 與(yu) 漢代法製研究”課題負責人，湖州師範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