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與(yu) “小康”，出自《禮記》中的《禮運》篇，是中國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重要源頭。大同的背景是“大道之行”，小康的背景是“大道既隱”。我以為(wei) ，大同是理想社會(hui) 的自然圖景;小康是非理想社會(hui) 的有效治理。

　　《禮運》是《禮記》中的第九篇，據說寫(xie) 於(yu) 戰國末年或秦漢之際，是儒學學者用假托孔子答問的形式展開論述的。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這幾句話是對大同社會(hui) 的高度概括。然後講了泛愛，“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講了老年、壯年、幼年各有所托，講了“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講了男女各歸其位，講了人盡其能，物盡其用，講了社會(hui) 誠信和安寧。

　　《禮運》講小康，與(yu) “大同”的“大道之行”相對應，即“今大道既隱，天下為(wei) 家，各親(qin) 其親(qin) ，各子其子，貨、力為(wei) 己。”在此背景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他們(men) 恪守禮製，是謂小康。

　　孔子所說的“大同”和“小康”的時代界線，似乎是清楚的，又似乎是模糊的。他在講“大同”時，講了“三代之英”，人們(men) 理解為(wei) 夏商周三朝，而在說“小康”時，又講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實際上也是夏商周。結合前後文理解，孔子在講收集文獻之難時，講到為(wei) 了“觀夏道”而去杞國，為(wei) 了“觀殷道”而去了宋國，這裏隻涉及到夏和殷商，並沒有涉及周。可以理解為(wei) “大同”至少在周之前。而他所講的“小康”，則是文、武、成王、周公的時代。

　　孔子所說的“大道”，實際上是說的“禮”。“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我理解，孔子所重視的禮是政治秩序、倫(lun) 理秩序、或許還包括法律秩序。

　　孔子推崇周禮，實際上是周總結和傳(chuan) 承之前朝代之“禮”，包括孔子直接通過夏商有限遺存了解到的“禮”。這個(ge) “禮”應該是氏族原始社會(hui) 流傳(chuan) 下來的秩序，進入奴隸社會(hui) 後，私有製出現了，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因此，既要有理想社會(hui) 的追求，又要麵對非理想社會(hui) 的實際，實施有效治理。

　　《禮運》透過“大同”“小康”傳(chuan) 達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在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誌士仁人中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以近現代為(wei) 例，馬克思主義(yi) 最早在中國傳(chuan) 播時，是以“大同學”的麵目出現的。這一方麵說明需要借助中國的文化符號;另一方麵也說明與(yu) 中國人的理想追求一定程度地相契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們(men) 也使用了“小康”的概念，作為(wei) 發展的階段性目標。隻是內(nei) 容內(nei) 涵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