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然勒功”是我國曆史上首次有戰功紀念刻石的記載。曆經近2000年，我們(men) 終於(yu) 找到了班固所撰《燕然山銘》的摩崖石刻，這表明“燕然勒功”起源的地方也找到了。

　　紀功碑這種方式，不隻限於(yu) 對戰役的紀念，也不僅(jin) 是中國人的創造，而是人類的創造。人們(men) 在完成一件事功之後，總是希望通過某種媒介傳(chuan) 達給後代，來彰顯自己完成的巨大功德。在伊朗(波斯)、埃及、印度等地，會(hui) 發現世界各個(ge) 文明古國都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功德記錄在一個(ge) 比人類的個(ge) 體(ti) 生命更長久的物質上，從(cong) 而流傳(chuan) 後世。這個(ge) 物質或許是金屬品，或許是石刻。譬如移植在法國巴黎協和廣場上的方尖碑，就是3000多年前埃及記載其民族曆史的象形文字紀功碑。人類相信“金石永固”，金石上的銘刻表現了延續人類生命的強烈觀念;而通過研究金石，來看以往的人們(men) 怎樣把他們(men) 的文化信息、文明傳(chuan) 遞給我們(men) ，這就是金石學。所以，金石學不僅(jin) 是中國的一門傳(chuan) 統學問，也是世界各人類文明的傳(chuan) 統學問。

　　中國的古人比較偏好用文字的形式把這些記錄在石刻上，我們(men) 現在看到最早的紀功石刻是石鼓文，石鼓文之前肯定還有其他形式，至少目前我們(men) 知道的是：公元前八世紀左右的中國，就有這樣的石刻出現了。晚清時期的葉昌熾在《語石》中，根據功能，把紀功碑分成了幾種類型，如秦始皇東(dong) 巡刻石，也是記功，但它不是為(wei) 了紀念戰役的勝利。戰役勝利的紀念碑隻是紀功碑的一種，葉昌熾歸納為(wei) “邊庭諸將之紀功碑”，我把它簡稱為(wei) “邊塞紀功碑”，因為(wei) 大量的戰役是發生在邊疆地域上，發生在西域的戰爭(zheng) 紀功碑，我們(men) 也簡稱“西域紀功碑”。

　　關(guan) 於(yu) 邊塞紀功碑，我們(men) 現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源頭就是燕然刻石。現在蒙古高原上的杭愛山，史書(shu) 上稱燕然山。東(dong) 漢時期，漢與(yu) 匈奴之間有屢次戰役，其中永元元年(公元89年)有過一場決(jue) 定性的戰役，使匈奴離開了漠北高原，往西遠遁。作為(wei) 漢軍(jun) 統帥的車騎將軍(jun) 竇憲為(wei) 了紀念這場重要的戰爭(zheng) ，把記載勝利的文字刻在了杭愛山的山崖上，史稱《封燕然山銘》。它由當時跟隨竇憲參加戰役的班固所寫(xie) ，在《後漢書(shu) ·竇憲傳(chuan) 》中得以保存。這一摩崖今天終於(yu) 找到了，就在蒙古國的杭愛山。不過，此前因為(wei) 一直找不到這個(ge) 摩崖，時間長了之後，人們(men) 就覺得燕然刻石隻是一種戰爭(zheng) 神話，是虛構的。在中國曆史上，類似這種邊塞戰役還有很多，所以這最早的“燕然刻石”就在後來的邊塞吟詠中傳(chuan) 誦不絕。現在有電腦方便多了，搜一搜“燕然”這個(ge) 詞，就會(hui) 有一溜的唐詩出現，宋詞也是。如果比較一下，特別有意思：唐朝人是“佇(zhu) 見燕然上，抽毫頌武功”(李嶠《餞薛大夫護邊》)，人還沒有到達邊關(guan) ，就可以推想到將來的戰爭(zheng) 必勝，一定可以提筆來寫(xie) 燕然勒銘的續篇;而宋朝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範仲淹的“燕然未勒歸無計”(《漁家傲》)，已經駐守在了西北邊關(guan) ，還覺得是“燕然未勒歸無計”，絲(si) 毫沒有凱旋的信念。唐詩宋詞，確實有它各自的時代氣息在裏麵。

　　從(cong) 清代以來，陸陸續續在離杭愛山不遠的新疆天山的東(dong) 部，發現了漢人與(yu) 匈奴戰爭(zheng) 之後留下來的石刻，有些距離燕然勒銘的時間隻有四年。用這些後來的石刻，是可以印證燕然勒銘的存在的。1981年，在巴裏坤哈薩克自治縣，當時自治區博物館館長李遇春在調研中發現了一塊1965年就被搜集來的石刻，字跡斑駁，但李遇春發現裏麵留下了一些關(guan) 鍵字，使得碑文的大概內(nei) 容已經明了。時間、地點、人物，都有：時間是永元五年——公元93年，即公元89年燕然勒銘以後的四年;有一個(ge) 叫任尚的人，在巴裏坤湖畔留下了這塊碑刻。巴裏坤與(yu) 杭愛山的直線距離不遠，在燕然山戰爭(zheng) 前後，大部分的匈奴人已經踞守在巴裏坤湖一隅——漢人習(xi) 慣把這個(ge) 湖稱作“海”，這塊永元五年碑和後麵說到的《裴岑碑》都表明——這裏是匈奴在東(dong) 漢後期的大本營。這個(ge) 碑刻記載的，肯定是任尚跟匈奴餘(yu) 部戰爭(zheng) 中一場新的勝利。更為(wei) 重要的一點是，任尚這個(ge) 人，在《後漢書(shu) 》的記載中，出現在永元三年以來曆次重要的漢匈事件中。雖然那塊石刻隻留下了十幾個(ge) 字，但是任尚的名字留下來了，年代留下來了，地點又在漢匈戰爭(zheng) 非常重要的戰場;而任尚呢，恰恰跟隨竇憲參加了燕然山戰爭(zheng) ，因戰功被任命持節衛護伊吾，天山東(dong) 部守土的職責就交給他了。因此，可以推想：任尚是在此地的某次勝利之後，學習(xi) 了他的前首長竇憲的方法，刻石記功。任尚在刻石記功形式的發揚光大上作出了貢獻，它不僅(jin) 印證了竇憲勒銘燕然的事實性，也將燕然刻石記功約定俗成為(wei) 邊塞戰役勝利的必然程序。這塊碑，後來稱作《任尚碑》。

　　比《任尚碑》年代稍晚，此地還發現了另外一方稱作《裴岑碑》的紀功碑。這塊碑銘刻的時間是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與(yu) 《任尚碑》相隔四十多年。《裴岑碑》在雍正年間就被發現了，《裴岑碑》的文字保留非常完整，講的是敦煌太守裴岑帶著3000人的部隊和匈奴呼衍王作戰，“斬馘部眾(zhong) ”，把所有匈奴軍(jun) 隊都消滅了，然後“立海祠以表萬(wan) 世”，就是讓世世代代人都能記住這場勝利。這個(ge) 事件在史書(shu) 中沒有記載，後來馬雍先生分析，可能是東(dong) 漢晚期很多史料因為(wei) 戰亂(luan) 而丟(diu) 失，加之曆史書(shu) 的編纂本身也有選擇史料的問題。《裴岑碑》在雍正年間被發現，在緊接著的乾隆以來樸學興(xing) 起、碑學興(xing) 盛的背景下，從(cong) 曆史和書(shu) 法考證的角度，都得到了很大的重視。由於(yu) 它是從(cong) 中國最西部的地方新出現的漢文資料，不僅(jin) 其由篆入隸的書(shu) 寫(xie) 軌跡可辨，且也證明了漢匈之間的戰爭(zheng) 細節，這塊碑不斷被捶拓、臨(lin) 摹。

　　再後來，又發現一塊紀功碑，碑文刻鑿的時間距《裴岑碑》僅(jin) 三年，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它的發現與(yu) 《裴岑碑》一樣，和清代在西域的戰役有關(guan) 。清軍(jun) 在征服準噶爾的過程中，常走一些偏僻的山路，這些路在2000年以前也是農(nong) 耕與(yu) 遊牧民族之間進行戰爭(zheng) 時走的路。清軍(jun) 在與(yu) 漢代重合的行軍(jun) 途中發現了一塊叫“煥彩溝石刻”的大石頭。碑文寫(xie) 的是“雲(yun) 中沙海侯獲”在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發生的一個(ge) 事件，無疑，它也跟與(yu) 匈奴的戰役有關(guan) 係。

　　所以，這五十年間發現的紀功碑可以證明：燕然刻石是作為(wei) 一種傳(chuan) 統被後世繼承下來的，每次戰爭(zheng) 取得成功，總要刻一段文字在石頭上來作紀念——戰爭(zheng) 紀功碑或者說邊塞紀功碑這個(ge) 類型就形成了。■

　　(作者：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