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因革損益傳(chuan) 統給我們(men) 的啟發是，由於(yu) 形成於(yu) 軸心文明時代的經典具有永恒價(jia) 值，結合時代的特點可以從(cong) 經典著述中不斷翻出新意。但是，這種新意必須要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呈現。

　　製度一詞的含義(yi) 存在許多種解釋，本文取其治國理政基本原則與(yu) 規定之狹義(yi) 。中國傳(chuan) 統製度文化，是諸子百家思想在政治社會(hui) 層麵匯集與(yu) 融合的產(chan) 物，是儒家、道家、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融合的結晶。

　　因革損益 隨時變通

　　自漢代以後，外儒內(nei) 法成為(wei) 曆朝曆代實際的指導思想，儒法兩(liang) 家匯合起來形成的製度文化總體(ti) 上是居於(yu) 顯處的，而道家思想在傳(chuan) 統製度文化中則居於(yu) 隱秘或者說深層之處。無論是治國方針、為(wei) 君之道、安民之道、用人之道，以及落實這些治國方略的製度法規，後人往往看到儒法兩(liang) 家的顯著影響，卻不易探究道家在其中發揮的隱幽而深刻的作用。

　　道家像一個(ge) 冷靜的旁觀者，從(cong) 治國方針和製度精神方麵貢獻特殊的思想和智慧，既有對現實政治和製度的深入批評，又有許多建設性的策略和思想。尤其是由儒入道、采儒道互補思想的東(dong) 晉人葛洪，其所著《抱樸子·外篇》中許多篇章都是討論治國理政的言論，對於(yu) 傳(chuan) 統製度文化的塑造影響頗深。例如，關(guan) 於(yu) 用人，葛洪認為(wei) 明君要“勞於(yu) 求人，逸於(yu) 用能”，而不可獨統萬(wan) 機，親(qin) 總細務。他不同意“臣賢於(yu) 君者，不可任”的觀點，指出“漢高決(jue) 策於(yu) 玄幃，定勝乎千裏，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ye) 克成”。漢高祖劉邦之所以能夠建立帝業(ye) ，關(guan) 鍵在善於(yu) 用人，用張良、陳平決(jue) 策，用韓信、黥布治兵。在治國實踐中如何選官用人、如何構建良好的君臣關(guan) 係，葛洪總結的這些原則都落實到了製度建設之中，對於(yu) 後來帝王治國影響頗深。

　　具有道教背景的思想家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製度文化的貢獻，更在於(yu) 其因革損益、隨時變通的思想。葛洪在《抱樸子·用刑》中提出，“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湧之亂(luan) ，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不懂得隨時變通，就如同“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那樣滑稽可笑。他用“刻舟求劍”、“指天而射”兩(liang) 個(ge) 寓言故事，強調了禮法政刑隨著世變時移而因革損益的原則。這種思想也成為(wei) 中國製度文化的主流精神之一。

　　因世更化 與(yu) 時俱進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中，因與(yu) 革是認識製度演進的兩(liang) 個(ge) 向度，二者缺一不可，是互相依存又互相製約的關(guan) 係。治國理政的政治實踐中，有時側(ce) 重因循守成，強調恪守祖宗之法和祖製祖訓，例如北宋真宗以後形成的祖宗之法，明朝對洪武祖製及皇明祖訓的遵循。有時又側(ce) 重損益變通，例如漢武帝時董仲舒進《天人三策》提出全麵“更化”理論，宋神宗時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的變法主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曆史上對製度改革和創新有重大貢獻的人，往往是思想家、經學家，他們(men) 對曆史和文化傳(chuan) 統都有著透徹的理解。

　　董仲舒的“更化”理論，以總結“天人之征、古今之道”的《春秋》為(wei) 指導思想，以“奉天而法古”為(wei) 基本準則。要從(cong) 理論上奉天，就必須從(cong) 實踐中法古。而所謂“古”，在董仲舒看來，主要是指上古堯舜之時，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不足以成為(wei) 最高目標。隻有上古的堯舜，才是至高的聖人。他之所以要把治國的目標定得那麽(me) 玄遠，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就是要強調教化的過程。太平之世，製禮作樂(le) ，是一種偉(wei) 大的政治理想，永遠為(wei) 這個(ge) 理想而奮鬥，才能不斷進步。董仲舒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並非主張治世之道不須更張，而是強調彼時天意已變，需要全麵“更化”。

　　王安石不顧北宋政治鬥爭(zheng) 中祭起“祖宗家法”來打擊政敵的慣常做法，不顧文彥博對宋神宗“祖宗法製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的告誡，毅然指出：“至於(yu) 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不過，“祖宗不足法”的主張，乃是建立在製度因革的辯證關(guan) 係基礎上。祖宗之法不足守，並非要完全拋棄祖宗之法，而是不必墨守祖宗之成憲。其實，在是否需要改革的原則上，保守派和改革派並未有實質性分歧。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改革方案，考慮的是改革的成本和風險。他承認現狀並不令人滿意，但改革需要具備各方麵條件，否則反而可能導致垮得更快。司馬光說，“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則不更造;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則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矣。”王安石則持較為(wei) 樂(le) 觀的態度，他覺得自己已經把準了社會(hui) 弊端的脈，隻有拋開各種矛盾往前走才能開出一條路來。他說，“治天下譬如醫用藥，當知虛實寒熱，方虛寒時，純用烏(wu) 頭附子不患過熱”。

　　拋開對諸如“天不變，道亦不變”等思想言論斷章取義(yi) 之曲解，即使針對事實上製度的因循沿襲一麵，如果對此過分強調而忽視其創新內(nei) 容，則無疑會(hui) 誇大中國製度文化中保守之惰性。“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任何朝代的製度建設皆有其“革故鼎新”一麵，都不可能完全因襲前朝。各種曆史文獻中有關(guan) “漢承秦製”、“宋承唐製”、“清承明製”等模式化的書(shu) 寫(xie) ，並不能掩蓋後一朝對前朝製度的損益變通。即使在同一個(ge) 朝代的不同時期，出於(yu) 行政合理化的客觀需要，也必須完善製度的自我更新機製，並不斷調整製度、建設製度。即如強調恪守“祖宗之法”的北宋，卻恰恰是以“防弊”、“矯失”為(wei) 立國精神的。宋太祖即位赦書(shu) 中說，“革故鼎新，皇祚初膺於(yu) 景命;變家為(wei) 國，鴻恩宜被於(yu) 寰區”。“防弊”、“矯失”，就是在行政理性化驅使下製度自我更新的內(nei) 在動力，本身已經成為(wei) “祖宗之法”的一個(ge) 有機組成部分。

　　製度具有高度的曆史延續性，製度文化中強調相因也就有了必然性與(yu) 必要性。元代史學家馬端臨(lin) 作《文獻通考》，其所考製度，重點在於(yu) “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其《自序》特別指出，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雖然貫通古今，但是“詳於(yu) 理亂(luan) 興(xing) 衰，而略於(yu) 典章經製”。所謂理亂(luan) 興(xing) 衰其實是代各有史、互不相因的，而“典章經製，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唯其如此，製度建設必須有因才有革，因革損益是中國傳(chuan) 統製度文化的精神內(nei) 核。討論製度必須要博而好古，必須要有跨越朝代的曆史坐標，隻有“會(hui) 古酌今”，才能做到“燦然一新”。改製必須托古，這是中國古人的慣性思維。所以，唐人李翰在為(wei) 杜佑《通典》所作序言中強調“三代之道，百世可師”，提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yu) 今”。但是，所有對製度相因相襲特性的強調，都是以隨時損益、與(yu) 時俱進為(wei) 落腳點的。

　　斟酌古今 創新發展

　　因革損益傳(chuan) 統給我們(men) 的啟發是，由於(yu) 形成於(yu) 軸心文明時代的經典具有永恒價(jia) 值，結合時代的特點可以從(cong) 經典著述中不斷翻出新意。但是，這種新意必須要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呈現。

　　馬端臨(lin) 一方麵強調製度的因循沿襲，同時也指出曆史上所有“欲複三代之規”的做法都是徒勞，“以古今異宜故也”。清朝乾隆皇帝在《禦製重刻通典序》中也援引《尚書(shu) ·說命》“學於(yu) 古訓乃有獲”的古訓，著重強調“為(wei) 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將期與(yu) 治同道而不泥其跡”。隻有斟酌古今，才能與(yu) 治同道，吸收製度文化的內(nei) 在精神，而不至拘泥於(yu) 其表麵設施。至於(yu) 對待本朝的祖宗家法如何因革損益，則需要視一定時期內(nei) 政治與(yu) 製度的走向而定。“家法”之冠以“祖宗”，一定程度上是為(wei) 了規範繼承者的言行，是一種特殊的政治約束，導致皇帝有時也隻能憤憤幾聲“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尊重祖宗之法，不等於(yu) 可以不顧社會(hui) 變化的現實而一直唱著老調子。否則，就會(hui) 應了魯迅針對宋代祖宗家法所說的話，“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hui) 沒有關(guan) 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曆史再三證明，當因循沿襲限製了損益變通，曆史就需要尋找新的出口。無論是整體(ti) 製度的某一方麵的變革，還是文化融合帶來的新鮮血液，曆史總能在艱難轉型中實現新的跨越。■

　　(作者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