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代，選官製度又出現了變化。

　　據《明史·選舉(ju) 誌》記載，明代選官起初用過抓鬮的方式，後來吏部掌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調動等事的司長(文選員外郎)倪斯蕙向上司提出了抽簽的辦法，當時的吏部尚書(shu) 李戴就準備報請皇帝批準照此執行。明萬(wan) 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孫丕揚出任吏部尚書(shu) 。孫丕揚是個(ge) 廉潔清正的人，《明史》上說他個(ge) 性倔強、剛直不阿，同僚沒有人敢托他的人情辦私事。然而就是這位孫先生當了吏部尚書(shu) 之後，把倪斯蕙提出的“掣簽法”進一步完善並正式實行開來。明朝的幹部安排方式從(cong) 此一變，官員們(men) 無論賢愚清濁，一概要憑手氣抽簽上崗了。更有意思的是，孫丕揚用抽簽的方式選官，卻得到了當時朝野上下交口稱頌。

　　這樣一個(ge) 近乎荒唐的做法為(wei) 什麽(me) 在當時得到這樣的評價(jia) ?孫丕揚為(wei) 什麽(me) 要把皇上托付給自己的選賢任能的重大職責，轉交給一堆竹簽呢?

　　明代是封建君主專(zhuan) 製集權的最高峰，朱元璋連為(wei) 他打工的宰相擁有的權力都不能容忍，殺掉胡惟庸後幹脆連宰相也不設了。《明史·職官誌》總結明朝的行政權歸屬，說：洪武十三年廢除宰相製度之後，天下事就由各部尚書(shu) 負責處理。大學士當顧問，皇帝自己做決(jue) 定。這時候的大學士很少能參與(yu) 決(jue) 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間，大學士因為(wei) 有太子老師的資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經在六部尚書(shu) 之上了，內(nei) 閣權力也從(cong) 此超過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嚴(yan) 嵩用事，其地位已經赫然為(wei) 真宰相。不過，內(nei) 閣的擬票權，不得不決(jue) 於(yu) 內(nei) 監的批紅權，於(yu) 是，宰相權實際就到了宦官手裏。所以曆代宦官為(wei) 禍，以明朝為(wei) 烈。前有把皇帝忽悠到做了瓦剌人俘虜的王振、繼有富可敵國的超級富豪劉瑾，當然還有“九千歲”魏忠賢。這些人在太監史上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狠角色。據《明史》記載，文武百官都不敢找孫丕揚走後門，但是宦官敢。宦官沒完沒了地托他給親(qin) 信安排肥缺，孫丕揚安排又不是，拒絕又不敢，於(yu) 是就發揚光大了抽簽的辦法，讓那些宦官不要再來走後門。這個(ge) 抽簽製度實施後，吏部的後門果然堵住不少，當時的人們(men) 便盛讚孫丕揚公正無私。可以理解，孫丕揚也是用心良苦。

　　曾經當過禮部尚書(shu) 的於(yu) 慎行在他的《穀山筆塵》中批評孫丕揚道：人的才能有長有短，各有所宜;資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務有繁有簡，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遠有近，各有所準。而這一切差別都付之竹簽，難道遮上了的鏡子還能照見容貌，折斷了的秤杆還可以稱出分量麽(me) ?於(yu) 慎行的這些批評很精當，簡直就像是比照著現代管理學原理說出來的。顧炎武對竹簽當政的指責更加尖銳，他從(cong) 孔聖人教導的高度出發，徑直聯係到天下興(xing) 亡。顧炎武說：孔夫子對仲弓說“舉(ju) 爾所知”。如今科舉(ju) 取士，禮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這是“舉(ju) 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簽安排幹部，這是“用其所不知”。用這套辦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麵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麵倒很巧妙。明代的孫丕揚和北魏的崔亮這兩(liang) 位吏部尚書(shu) 相隔一千餘(yu) 年，但是選官規則的形成法則相同，形成的情勢相近，形成的結果自然也差不多。曆史的車輪竟然越開越滑向黑暗的深淵，這究竟是為(wei) 什麽(me) ?

　　我們(men) 還是要回到歐陽修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論述。大唐王朝之所以形成了盛世，是因為(wei) 唐太宗在位時製定了一係列嚴(yan) 密而有效的製度。歐陽修在總結唐朝官製的沿革時說：“其為(wei) 法則精而密，其施於(yu) 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員也。方唐之盛時，其製如此。蓋其始未嚐不欲立製度、明紀綱，為(wei) 萬(wan) 世法。而常至於(yu) 交侵紛亂(luan) 者，由其時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職業(ye) 而卒不能複。”在這段精煉的論述中，歐陽修揭示了官僚製度的幾個(ge) 重要原則。他首先說明製度的設計必須精密。隻有製度精密無疏漏，執行起來才能簡單易行。如果製度不精確、不嚴(yan) 密，則執行的人就無所依據，而要靠自己對“道”的理解，即興(xing) 發揮。發揮得好，皆大歡喜;發揮得不好，則難免誤事，給國家帶來損失。第二層意思是說，每一個(ge) 王朝在開始時都想修訂製度、申明法紀，渴望建立不朽的法度。而往往導致“交侵紛亂(luan) ”結局的根本原因，是因為(wei) 它的國君不能嚴(yan) 格按照製定好的“大政方針”執行，遇到問題不去思考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問題，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隨意突破國家以前製定好的法度。這樣做的後果是國家麵臨(lin) 的問題越來越多，官位越設越多，效率反而越來越低，最終導致官製徹底崩潰。

　　崔亮在麵對武人紛紛要官做的局麵時不是沒有提出過解決(jue) 辦法，他曾當麵向皇帝建議“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當時的皇帝顧慮軍(jun) 人造反，在建議沒有被采納的情況下，崔亮才提出了論資排輩的餿主意。孫丕揚麵臨(lin) 的問題是宦官嚴(yan) 重幹政。當時的皇帝“不能慎守”明太祖朱元璋製定的宦官不能幹政的祖製，而作為(wei) 吏部尚書(shu) 的孫丕揚根本不可能解決(jue) 這一問題，於(yu) 是“徇一切之苟且”，幹脆主動放棄了自己選官的職權，“至失其職業(ye) 而卒不能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