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發於(yu) 美國並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促使理論家和實踐者深入反思此次危機的成因及其後果，乃至理論範式本身的適用性。實際上，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已有很多研究指出美國經濟發生的不可逆轉的金融化趨勢，正是這些源自資本積累深層次矛盾的結構性變革，為(wei) 危機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美國經濟金融化的四個(ge) 維度

　　廣義(yi) 來說，金融化意味著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行為(wei) 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nei) 國際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突出表現在以下四個(ge) 方麵。

　　金融部門的崛起。傳(chuan) 統觀點認為(wei) ，銀行是融通資金的中介，服務於(yu) “工業(ye) 流通”，位於(yu) 金融體(ti) 係的核心。然而，從(cong) 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金融係統的內(nei) 部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金融市場逐漸成為(wei) 金融和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力量，使得當代金融業(ye) 務已經脫離了收儲(chu) 放貸的簡單模式，主要表現為(wei) 在金融市場上直接交易。與(yu) 金融市場一起發展起來的是各種非銀行金融中介，包括投資銀行、保險公司、信托公司、共同基金、養(yang) 老基金等，它們(men) 借助發行證券、提供保險等方式籌集資金，並將其用於(yu) 長期投資或市場投機;或者為(wei) 證券交易提供如信息、承銷等方麵的服務以獲取傭(yong) 金。與(yu) 此同時，得益於(yu) 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普及，證券化等方法被大規模運用，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並轉移了金融風險，但也直接導致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產(chan) 品的爆炸性增長。時至今日，金融機構的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中充斥著大量風險各異的金融衍生產(chan) 品，為(wei) 了應對可能出現的價(jia) 格波動，金融機構不得不在增殖性和流動性之間“走鋼絲(si) ”。

　　非金融企業(ye) 的金融化積累。實物投資和現實積累受到生產(chan) 的物質、技術條件製約，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而生產(chan) 出來的產(chan) 品又不一定能夠順利完成“驚險的跳躍”，在福特主義(yi) 衰亡、經濟增長乏力的大背景下，非金融企業(ye) 有足夠的動力越來越多地通過設立金融機構間接或者直接參與(yu) 金融活動，以尋求資本的快速增殖。以通用電氣為(wei) 例，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其下屬的通用金融公司(GE Capital)的銷售收入和利潤分別為(wei) 656.3億(yi) 美元和121.79億(yi) 美元，對集團的貢獻分別達到38.6%和47.5%。而隨著金融崛起，機構投資者增多，以及它們(men) 以股票、債(zhai) 券等有價(jia) 證券的形式持有企業(ye) 資本的一部分，企業(ye) 治理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企業(ye) 目標從(cong) 主流教科書(shu) 中的利潤最大化逐漸導向股東(dong) 財富最大化。在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情況下，為(wei) 了解決(jue) 所謂的委托——代理問題，企業(ye) 普遍采用股票、期權等激勵手段促使管理層的行為(wei) 方式符合股東(dong) 們(men) 的效用函數，從(cong) 而又建立起了管理層與(yu) 金融市場的密切聯係，並推動企業(ye) 從(cong) “維持和再投資”轉向了“縮小規模和利益分配”。

　　家庭陷入增長的金融旋渦。20世紀後期的金融擴張不是以健康經濟為(wei) 基礎的，隨著70年代以來實體(ti) 部門發展出現困境，美國產(chan) 品生產(chan) 部門吸納的就業(ye) 人口不斷萎縮，大量過剩勞動力被推向了除金融之外、收益較低的服務生產(chan) 部門。在二戰結束後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均在50%以上，而在此之後，工資占比明顯下降。對於(yu) 普通家庭而言，由於(yu) 其並沒有持有足夠多的金融資產(chan) (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負債(zhai) )，從(cong) 而獲得利息、紅利以及資本利得收入，因此實際工資增長的停滯與(yu) 就業(ye) 變動因素一起不可避免地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後者又會(hui) 給資本積累帶來新的障礙——有效需求不足，而這一問題的暫時緩解則是通過債(zhai) 務累積實現的。即便是沒有穩定收入來源的群體(ti) ，他們(men) 大到住房、汽車，小到玩具、禮物，甚至日常消費，都可以借助金融機構和信用卡完成，其結果就是累積如山的債(zhai) 務的產(chan) 生和金融利潤的超常增長。當然，債(zhai) 務增長的背後潛藏著大量違約風險，憑借證券化技術等創新手段，金融機構又可以輕而易舉(ju) 地將其轉移給金融市場上的其他參與(yu) 者。這一機製在資產(chan) 價(jia) 格增長、財富效應明顯的時期運轉良好，但是分散風險並不意味著消滅風險，一旦泡沫破滅，危機就會(hui) 接踵而來。

　　新自由主義(yi) 的政策導向。由福特主義(yi) 創造的短暫繁榮到20世紀70年代之後戛然而止，為(wei) 了擺脫經濟低迷的困境，西方主要資本主義(yi) 國家紛紛采取了新自由主義(yi) 式的經濟政策，即全球化、小政府、勞動力市場彈性、擯棄充分就業(ye) 。通過這四個(ge) 方麵的措施，美國解除了自羅斯福新政以來對資本的種種束縛，推動了金融市場的擴張，並源源不斷攫取雇傭(yong) 工人收入，保證了金融利潤的增長。而“華盛頓共識”在世界範圍內(nei) 的推廣和資本流動限製的解除，以及發展中國家由於(yu) 國內(nei) 資本短缺而產(chan) 生的對國際金融市場的依賴，使得美國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能夠依靠金融資本的國際流動，攫取發展中國家的大量實際資源，並不斷將金融資本在積累過程中累積的風險向後者轉嫁，進一步擴大了世界經濟中不穩定和不平衡的因素。

　　美國經濟金融化及其危機的啟示

　　資本主義(yi) 的金融化及其不斷出現的社會(hui) 經濟矛盾表明，必須重新審視經濟和金融的相互聯係與(yu) 運動機理，以及資本積累的內(nei) 在矛盾，盡可能降低金融資本在積累過程中的負麵影響，在實體(ti) 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實現良性互動，為(wei) 當前我國的改革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建議。

　　大力發展實體(ti) 經濟。實體(ti) 經濟是一國生產(chan) 力的基礎和國民財富的源泉。當前美國經濟業(ye) 已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已經致使其再工業(ye) 化的努力步履蹣跚、困難重重，如果上述資本主義(yi) 體(ti) 係積累周期的轉移是某種“規律”的話，那麽(me)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擴張有可能預示著新的世界積累中心的形成，但這依賴於(yu) 我國經濟社會(hui) 能否成功轉型。我們(men) 要在限製複雜金融衍生工具使用的同時，深入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出台各種政策鼓勵資本、人才向生產(chan) 性部門流動。

　　防止過度金融化。一國金融體(ti) 係的發展應當與(yu) 其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需要相適應，過度金融化不僅(jin) 達不到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而且將帶來過度投機和難以控製的風險，埋下危機的隱患。我們(men) 要認識到金融市場的兩(liang) 麵性，它既能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也可能製造巨大的資產(chan) 泡沫，因此，就我國當前實際來說，金融的發展必須是有節製的，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避免盲目推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和證券化，促進金融市場的有序發展。

　　加強對國際儲(chu) 備和國際投資的管理。一方麵，要加強對國際儲(chu) 備的總量控製和結構管理，避免過度累積和結構不合理造成的損失;另一方麵，要加強對外投資及其管理，控製金融性投資，增加對戰略性資源和產(chan) 業(ye) 的投資，以更好地服務於(yu) 我國長期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國際貨幣金融體(ti) 係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之前，我們(men) 必須防止對他國貨幣或貨幣索取權的過度積累，防止對國際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

　　加強對國際金融資本的管控。國際資本的流動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會(hui) 導致貨幣風險、資本外逃風險、金融脆弱性風險、傳(chuan) 染風險，甚至主權風險。麵對國際金融資本的過度積累，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管控，避免我國經濟和金融市場受到國際金融資本的衝(chong) 擊而引發經濟和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