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ye) 是社會(hui) 不可或缺的一個(ge) 行業(ye)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chuan) 》裏引用《周書(shu) 》說：“‘農(nong) 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就是說，一個(ge) 社會(hui) 必須有農(nong) 、工、商、虞(即采集業(ye) )四個(ge) 基本行業(ye) ，它們(men) 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但是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商業(ye) 卻被稱為(wei) “末業(ye) ”，農(nong) 業(ye) 則被稱為(wei) “本業(ye) ”。

　　即使是對商業(ye) 比較寬容的漢文帝、漢景帝，也多次下詔強調：“農(nong) ，天下之本”。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說：“人皆言農(nong) 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朕思足食在於(yu) 禁末作。”清代雍正皇帝告誡全國人民：“農(nong) 為(wei) 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並且要求各級官員“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ye) 之貴”。所以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的主流經濟思想，就是以農(nong) 為(wei) 本，以商為(wei) 末，“舍本逐末”是不允許的，因此要“重本抑末”。

　　然而，在任何時代，理念和實際操作都不一定同步，在實踐中，不同的執政者也會(hui) 有不同的取向。為(wei) 了要保證“農(nong) 本商末”，就必須“重農(nong) 抑商”，重農(nong) 是目的，抑商是手段。“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的大臣管仲就說，“欲殺(抑製)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即農(nong) 民)”。後來秦國的商鞅進一步發展了重農(nong) 抑商的政策，將其變為(wei) 係統的、全麵的國策。他采取的手段有：禁止農(nong) 民棄農(nong) 經商;加重對商人家庭的賦稅;增加交易稅與(yu) 酒、肉買(mai) 賣的稅率，減少商人贏利的空間;實行專(zhuan) 賣製度，把最賺錢的買(mai) 賣拿到國家手裏;管製糧食貿易，提高糧食收購價(jia) 格，不準商人販運糧食，也不準農(nong) 民買(mai) 賣糧食等。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把重農(nong) 抑商稱為(wei) “上農(nong) 除末”，推廣到全國。

　　當然，在大多數時候，國家實行重農(nong) 抑商，並不是要完全取消商業(ye) ，而是要把商業(ye) 抓到政府手裏，變成政府控製的商業(ye) 。重農(nong) 抑商的思想和實踐對中國曆史有深遠的影響。因此許多人認為(wei)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重農(nong) 抑商，一成不變。

　　實際上，重農(nong) 抑商的思想和實踐在漫長的曆史中也在不斷變化。在春秋後期和戰國時期，各國為(wei) 了競爭(zheng) ，采取各種方法來富國強兵，有的國家就鼓勵商業(ye) 。工商業(ye) 者也逐漸擺脫了官府的控製，獲得獨立經營的機會(hui) ，出現了陶朱、猗頓等大富商。

　　在漢朝的文帝和景帝統治時，奉行黃老之學，無為(wei) 而治，因此出現了商業(ye) 繁榮。司馬遷描述說：“漢興(xing) ，海內(nei) 為(wei) 一，開關(guan) 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到了漢武帝當政後，厲行重農(nong) 抑商，把所有賺錢的活動都抓到政府手中，導致商業(ye) 走向了衰落。漢朝滅亡後，天災人禍不斷，政府愈加抑商，於(yu) 是商業(ye) 淪落到瀕臨(lin) 消失的境地。

　　唐朝中後期，抑商政策放鬆，商業(ye) 有了較大發展。到了宋代，出現了商業(ye) 的大繁榮，社會(hui) 對商業(ye) 的看法和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葉夢得從(cong) 社會(hui) 分工的角度指出：“出作入息，農(nong) 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貿遷有無，商之治生也;膏油繼晷，士之治生也。”即認為(wei) 士農(nong) 工商隻不過是不同的治生策略，沒有孰優(you) 孰劣的問題。大文豪歐陽修說：“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ti) ，奈何窒其一，無異稧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裏。”明代大學者王陽明更主張四民同列，說：“古者四民異業(ye) 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不僅(jin) 人們(men) 的觀念發生了轉變，國家政策也在變。到了宋代，抑商的政策已經放寬了。宋太宗就下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稅”，“兩(liang) 浙諸州，紙扇芒鞋及細碎物，皆勿稅”。之後，真宗、仁宗屢下詔令，減免了許多雜稅。

　　明代後期張居正進行改革，提出了“輕關(guan) 市以厚商而利農(nong) ”的“厚商”政策，說：“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nong) ，則農(nong) 病;農(nong) 不得力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nong) 之勢，常若權衡……欲民用不困，莫若輕關(guan) 市，以厚商而利農(nong) 。”他明確反對國家幹預商業(ye) ，反對官、商(特許商人)分利的壟斷性商品專(zhuan) 賣製度，提出以“厚商”代替“抑商”。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盤剝農(nong) 民的奸商，而是當時新興(xing) 的城市工商業(ye) 者。到了清朝，抑商在國家最高決(jue) 策層已經不再占重要位置。乾隆皇帝認為(wei) ，“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wei) 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yu) 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意思是，商品流通這些事，讓百姓去做，國家不要管，國家一來管就會(hui) 對百姓不利。可見，到了明清時期，國家已經不再完全重農(nong) 抑商了。

　　總之，在明清時期，中國商業(ye) 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在此背景下，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觀點，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wei) 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於(yu) 途者，蓋皆本也”。也就是說，此時商業(ye) 已從(cong) “末業(ye) ”變成“主業(ye) ”之一了。■

　　(作者為(wei) 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