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人群治理的一個(ge) 新內(nei) 涵

　　隨著社會(hui) 轉型和社會(hui) 流動向廣度和深度進發，中國逐漸進入大規模陌生人群治理的階段，這是理解和分析當代中國法治問題的基本現象。此種現象對中國的法治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戰，並且更新了我們(men) 對法治問題的理解。這也是中國法理學有可能做出世界性貢獻的基礎，此前西方的人群治理都沒有如此大規模人群治理的經驗。這種大規模的陌生人群的治理，並不僅(jin) 僅(jin) 是指中國的城鎮化過程，以及大量農(nong) 村人口進入城市，形成工業(ye) 化時代的大規模人群的集中居住的模式，同時還具有更深遠的內(nei) 涵和意蘊。

　　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成功地解決(jue) 長期困擾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在溫飽問題沒有解決(jue) 的短缺經濟時代，大量的問題都聚焦為(wei) 人民群眾(zhong) 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滿足與(yu) 經濟發展水平的製約問題，因此都可以通過經濟的發展得到解決(jue) 。但是當經濟基礎的製約被緩解後，當人民群眾(zhong) 最基本的物質文化需求被滿足後，人民群眾(zhong) 的需求就開始變得多元起來。需求的多元化帶來了利益的多元化問題，從(cong) 而給國家的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戰。也就是說，大規模人群治理的一個(ge) 新內(nei) 涵，就是人本身發生了變化，變得更加複雜和多元。

　　傳(chuan) 統的以社區內(nei) 部糾紛解決(jue) 為(wei) 核心的法律難以承擔這樣的功能

　　但這還不是中國大規模陌生人群治理問題的全部。大規模陌生人群治理的另外一個(ge) 維度是，對人際交往地理空間限製的根本性突破。

　　傳(chuan) 統中國法律治理的經驗，更多地偏向於(yu) 小規模人群治理，強調的是在小型熟悉人群之間糾紛的解決(jue) 。但大規模陌生人群的治理，向此種小型人群治理的法治經驗提出了許多新的挑戰。例如，傳(chuan) 統的法社會(hui) 學研究關(guan) 注農(nong) 村熟悉人群的糾紛解決(jue) 問題，強調的是法律規則的分散性與(yu) 差異性，即不同地區法律規則的地方性特征。但在大規模人群治理的社會(hui) 中，不同地區人群之間，通過市場經濟被更緊密地聯係起來。通過商品的使用和消費，我與(yu) 商品生產(chan) 者、銷售者、與(yu) 商品的生產(chan) 與(yu) 銷售相關(guan) 聯的保險公司、相關(guan) 商品質量的監控者、質量標準的製定者等等陌生人之間產(chan) 生的關(guan) 係，可能遠遠超越我居住社區的某個(ge) 或某些鄰居們(men) 。

　　我們(men) 可能與(yu) 居住在同一社區的鄰居們(men) 永遠不發生實質性的關(guan) 係，也絲(si) 毫不關(guan) 心他們(men) 是如何生活的，他們(men) 的喜好與(yu) 道德的傾(qing) 向，但我們(men) 會(hui) 關(guan) 心我們(men) 使用和消費的商品的質量是否達標，是否隱藏著潛在的安全風險。傳(chuan) 統的以社區內(nei) 部糾紛解決(jue) 為(wei) 核心的法律難以承擔這樣的功能。這需要一種全新的，具備體(ti) 係性特征的法律來承擔此種功能。就此而言，法律係統構成了我們(men) 所生活的“社會(hui) 世界”的基礎架構之一。

　　通過經濟改革和全國性的統一市場的形成，以及交通、通訊、互聯網等各種基礎設施的架構，我們(men) 已經生活在一個(ge) 超大規模的陌生人社會(hui) 中。我們(men) 的身體(ti) 雖然局限於(yu) 某個(ge) 具體(ti) 的時空之中，但這些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交通、通訊、互聯網等基礎設施，已經將我們(men) 相互連接起來，並且相互之間形成某種抽象的、肉眼不可見，但對我們(men) 的生活的影響卻日益增強的相互關(guan) 係。

　　法律必須在“糾紛解決(jue) ”的功能之外，承擔起全新的功能

　　此種關(guan) 係的協調必然對法律的功能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要求，從(cong) 而要求我們(men) 發展出一種全新的法律觀念。因此，法律必須在“糾紛解決(jue) ”的功能之外，承擔起全新的功能。此種全新的功能就是遠程陌生人相互信任機製的建立。在此情況下，熟人社會(hui) 中個(ge) 人之間的人格信任機製，必須升級為(wei) 陌生人社會(hui) 中個(ge) 人對法律係統等抽象大型基礎設施的信任。隻有這種抽象信任的關(guan) 係建立起來，遠程的、抽象的陌生人之間才能夠建立起正常的交往關(guan) 係。例如，盡管某個(ge) 具體(ti) 的個(ge) 人做了有損信任關(guan) 係的事情，對我造成了傷(shang) 害，但隻要我對法律係統的信任沒有被損害，我就可能繼續維持原先的行動預期不變，維持原先的各種安排與(yu) 計劃不變。因為(wei) ，出於(yu) 對法律係統的信任，我傾(qing) 向於(yu) 認定此人的行動是個(ge) 別現象和例外事件，在多數情況下，由於(yu) 法律係統正常發揮功能，我依靠法律係統所建立的各種合法預期仍然是值得堅持的。在此基礎上，具有充分自主性的，並且相互不透明的大規模陌生個(ge) 體(ti) 之間就有可能形成穩定的生活秩序。

　　為(wei) 了承擔和實現這種功能，法律係統內(nei) 部必須建立起某種程度的體(ti) 係性和穩定性。法律的地方性因此變成了法律的第二位的特征，而法律的體(ti) 係性，反而構成了法律的首要特征。這並不是說法律的地方性就不重要了。而是說，地方性必須在尊重體(ti) 係性的前提下，才是有意義(yi) 的。

　　(作者為(wei) 北航法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