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三五”規劃建議作為(wei)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第一個(ge) 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五年規劃建議，給正在爬坡過坎的kaiyun官方地址注入了新的內(nei) 涵和要義(yi) 。說改革正在爬坡過坎，是因為(wei) 改革遭遇的複雜性和艱巨程度前所未有。改革的目標論業(ye) 已形成，但方法論仍左右交鋒、難以統一；高層振臂呐喊，基層和部門“步穩蹄不疾”；改革整體(ti) 性、協調性推進，但重大領域和關(guan) 鍵環節需要突破，讓群眾(zhong) 看得見、摸得著、感受深的改革有待發生。

　　改革不是一個(ge) 新名詞。近現代以降，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製度上進行了諸多的實驗和探索。撫今追昔，1980年代的改革最為(wei) 成功，成就和影響也最大，其經驗對今天的改革鏡鑒也最大。以鄧小平、胡耀邦、習(xi) 仲勳、萬(wan) 裏等為(wei) 代表的一批改革家大力啟動改革開放，將中國帶入一個(ge) 新的方向。其中胡耀邦大智大勇、殫精竭慮，在積弊積重中撥亂(luan) 反正，在抱殘守缺中衝(chong) 鋒陷陣，在形格勢禁中開拓創新，努力造就一個(ge) 生氣勃勃、激情洋溢、幹事創業(ye) 的年代。

　　一、改革需要一個(ge) 開放自由的環境

　　從(cong) 曆史縱深和拉長視野看，一個(ge) 開放自由的社會(hui) ，必然帶來經濟、社會(hui) 、文化的繁榮，人才的湧流和創造力的噴發。春秋戰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zheng) 鳴”，才產(chan) 生孔子等傑出思想人物。唐太宗廢止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造就了有唐一朝文化藝術創作的高峰和中國封建社會(hui) 曆史中最強盛富庶的時代。歐洲的文藝複興(xing) 和啟蒙運動，事實上是神權的式微，人性的弘揚和解放，恩格斯評價(jia) 說，這是一次人類從(cong) 來沒有經曆過的最偉(wei) 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ge) 需要巨人而且產(chan) 生了巨人的時代。

　　一個(ge) 是否開放自由的社會(hui) ，主要在於(yu) 政治家是否聽得進別人的議論和批評。在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袖中，胡耀邦真正表現出信奉人人平等、具有與(yu) 生俱來的基本自由與(yu) 權利這一普世價(jia) 值理念，並落實到政治實踐中去。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雖然文革動亂(luan) 已經結束，但“兩(liang) 個(ge) 凡是”的極左陰霾依舊是黑雲(yun) 壓城城欲摧。在曆史的關(guan) 鍵時期，正是胡耀邦親(qin) 自領導的振聾發聵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和冤假錯案大平反，衝(chong) 破重重迷霧，打碎層層枷鎖，為(wei) 中國的整個(ge) 改革開放事業(ye) 奠定了思想基礎，做了輿論準備和組織資源儲(chu) 備。

　　對意識形態和宣傳(chuan) 工作，胡耀邦倡導開放包容、尊重差異，不要設置那麽(me) 多框框。他對馬克思抨擊普魯士報刊審查的一段文字尤為(wei) 激賞：“你們(men) 讚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feng) 富寶藏，你們(men) 並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lan) 一樣的芳香，但為(wei) 什麽(me) 卻要求世界上最豐(feng) 富的東(dong) 西——精神隻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1979年10月，中國文聯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召開前後，胡耀邦提出應該尊重創作自由的主張。他說：黨(dang) 非但不應該幹預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反而應該尊重知識分子及其精神勞動的獨特性，保證創作自由和學術自由。為(wei) 開辟意識形態的新局麵，胡耀邦試圖在體(ti) 製內(nei) 突破，但又不違反“原則”，為(wei) 此常處於(yu) 左右夾攻之中，動輒得咎。但正是由於(yu) 有像胡耀邦這樣開明的領導人的“左衝(chong) 右突”，甚至委曲求全、犧牲自己，縫隙中的光亮不斷發散，深埋的種子迸土而出，才促進了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意識形態與(yu) 文化方麵的大解放，從(cong) 而形成上下的改革共識，才有隨後將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作為(wei) 國策的可能性。

　　真正的改革需要一種偉(wei) 大文化和崇高道德的指引。2013年，習(xi) 近平邀請黨(dang) 外人士共迎新春指出,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黨(dang) 外人士而言,要敢於(yu) 講真話,敢於(yu) 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群眾(zhong) 心聲,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七嘴八舌勝過鴉雀無聲。曆史已經行進到新的階段，在中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發展共同體(ti) 、逐漸由國際體(ti) 係追隨者轉向未來世界領導者的今天，應當比過去更自信，有比過去更寬鬆、寬容和開放、自由的精神理念，在此基礎上兼容並蓄、推陳出新，形成自身的道德形象、價(jia) 值準則和文化體(ti) 係。習(xi) 近平指出，“衝(chong) 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解放思想是首要的”。思想解放的前提是開放自由的言論。諾貝爾獎得主科斯在2011年曾指出：“如今的中國經濟麵臨(lin) 著一個(ge) 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cong) 生的根源。”從(cong) 改革本身講，進一步解放思想，對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開放、自由而切實的討論，是改革向前推進的必要前提和必須途徑。

　　二、敢於(yu) 在製度設計和重要領域取得突破

　　中國的事情有其獨特的複雜性。一個(ge) 擁有13億(yi) 人口的大國，多麽(me) 小的問題乘以13億(yi) ，都會(hui) 變得很大;多麽(me) 大的經濟總量，除以13億(yi) ，都會(hui) 變得很小。30年前，胡耀邦就深刻洞悉這一點。1983年建國後首次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hui) 議在北京召開，胡耀邦作了題為(wei) 《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重要講話。指出：要搞四個(ge) 現代化，必須進行一係列的改革，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ge) 現代化；改革要貫穿四個(ge) 現代化的整個(ge) 過程。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cong) 實際出發，全麵而係統地改，堅決(jue) 而有秩序地改。什麽(me) 是全麵而係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舊的、妨礙我們(men) 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jue) 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為(wei) 什麽(me) 要提堅決(jue) 而有秩序地改？大規模的改革，當然是一件很艱巨複雜的事情，需要深思熟慮，實事求是。正是鑒於(yu) 這一點，中央決(jue) 定有步驟地進行，並且經過典型試驗。

　　用胡耀邦自己的話說，從(cong) 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到十二大，主要是撥亂(luan) 反正，撥亂(luan) 反正為(wei) 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前提條件。之後的改革，也就是破舊創新，必然為(wei) 奪取現代化建設的勝利提供可靠保證。在破舊創新方麵，胡耀邦表現出極大的曆史擔當和時代責任，他說：過去一談到改革，我們(men) 的同誌喜歡用“態度要堅決(jue) ，步子要穩妥，工作要細致”的話，在通常的情況下，這三句話是對的。但是我們(men) 經常看到，一些同誌往往由於(yu) 片麵理解“步子要穩妥”，而猶豫不前，老是被動。鄧小平後來在南方談話中也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yu) 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

　　胡耀邦領導和實施的改革中，有三項改革可謂是石破天驚，極大影響並改變了中國未來的走向。一是農(nong) 村改革。胡耀邦旗幟鮮明支持安徽、四川等地實行農(nong) 村包產(chan) 到戶，在為(wei) “包產(chan) 到戶”激烈爭(zheng) 論之時，他在大庭廣眾(zhong) 之下說“包產(chan) 到戶，萬(wan) 裏第一、紫陽第二、周惠第三。” 1982年任總書(shu) 記後，胡耀邦連續主持製定中央五個(ge) 一號文件，名正言順地為(wei) 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 “上戶口”，為(wei) 使其成為(wei) 中國農(nong) 村的基本經濟體(ti) 製打下堅實的基礎。二是主持製定《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1984年初，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中央決(jue) 定由胡耀邦等領導起草《決(jue) 定》，並在10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上通過。《決(jue) 定》突破了長期以來的禁錮，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的概念，回答了長期困擾社會(hui) 主義(yi) 改革前進的理論問題。《決(jue) 定》要求積極發展多種所有製形式並擴大開放，為(wei) 非公經濟的逐步壯大和非公經濟在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內(nei) 地位的逐步提高奠定了基礎。三是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jue) 議》。《決(jue) 議》集中體(ti) 現了胡耀邦對政治改革、民主法製、意識形態等方麵的開放開明的思想，既同過去那套“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的做法劃清了界限，也同“以共產(chan) 主義(yi) 思想為(wei) 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的高調區別開來，從(cong) 思想理論上解決(jue) 了精神文明建設同改革開放是一張“皮”而不是“兩(liang) 張皮”的問題，為(wei) 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高度的民主、文明指出了一條必由之路。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製定的《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圍繞“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提出了60項、336條改革。改革力度之大、範圍之廣，被稱為(wei) 繼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的“第二次改革”。兩(liang) 年來，在商事登記製度、利率市場化、民營銀行破局等方麵成效明顯，但國企改革在混合所有製、破除行政壟斷、退出競爭(zheng) 性領域等關(guan) 鍵問題思路欠缺清晰，自貿區負麵清單過長，經驗難以複製和推廣，改革缺乏亮點和標誌性改革等，與(yu) 市場預期有不少差距。“行百裏者半九十”。習(xi) 近平同誌強調，kaiyun官方地址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期，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格外艱巨，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個(ge) 時候就要一鼓作氣。畏葸不前不僅(jin) 不能前進，而且可能前功盡棄。要取得2020年全麵深化改革的決(jue) 定性勝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從(cong) 要素驅動轉型到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必須要克服意識形態的束縛、既得利益的羈絆和民粹主義(yi) 、民族主義(yi) 的幹擾，把牢政府職能改革的“勝負手”，明確劃定政府與(yu) 市場、政府與(yu) 社會(hui) 的治理邊界，盡快在農(nong) 村土地製度改革、還農(nong) 民完整產(chan) 權，消除學校、醫院等事業(ye) 單位和國有企業(ye) “行政化”，發揮民營企業(ye) 市場主體(ti) 作用等方麵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將全麵創新改革試驗區、新區、自貿區等作為(wei) 國家級改革創新實驗平台，在經濟體(ti) 製、政治體(ti) 製、文化體(ti) 製、社會(hui) 體(ti) 製、生態文明體(ti) 製和黨(dang) 的建設製度改革等“六位一體(ti) ”改革方麵先行先試，攻克體(ti) 製機製上的頑瘴痼疾，形成可推廣、可複製的經驗。

　　三、重用改革促進派、改革創新派

　　改革不是一個(ge) 人、一個(ge) 階段的事業(ye) ，而是一個(ge) 前後接力、繼往開來的事業(ye) 。聞鼙鼓而思良將，促改革必用能臣。縱觀kaiyun官方地址三十多年的曆史，改革促進派始終是kaiyun官方地址事業(ye) 的重要推動力量。胡耀邦不光自己身體(ti) 力行，做改革的先行者和衝(chong) 鋒員，而且著眼改革的目前性和長遠性，既不遺餘(yu) 力重用改革促進派，將之推向時代潮頭，並且還培育了一大批改革的種子和火苗。

　　1978年，時任中共中央秘書(shu) 長的胡耀邦，受葉劍英委托，給複出主政廣東(dong) 的習(xi) 仲勳寫(xie) 信勉勵：“仲勳同誌去廣東(dong) 後，大刀闊斧，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麵，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men) 完全支持仲勳同誌的工作。”80年代初，耀邦又相中另一位改革大將任仲夷，促成了他從(cong) 遼寧省調往廣東(dong) 接替習(xi) 仲勳，後來胡耀邦考察深圳時即席題詞：“特事特辦、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堅定地支持任仲夷，遏製了當時否定特區的聲浪。胡耀邦還舉(ju) 薦項南任與(yu) 台灣毗鄰的福建省主要領導人，短時間內(nei) 開辟了福建改革開放的新局麵。

　　為(wei) 進一步推動幹部製度與(yu) 改革開放相適應，胡耀邦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梯隊”的概念。胡耀邦解釋說：“我們(men) 黨(dang) 內(nei) 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誌是第一梯隊；考慮到第一梯隊的同誌都年事已高，為(wei) 了使他們(men) 集中精力考慮大事，我們(men) 黨(dang) 搞了第二梯隊，這就是現在在中共中央書(shu) 記處和國務院第一線上工作的同誌。第二梯隊的許多同誌也不年輕了。所以，我們(men) 下決(jue) 心搞第三梯隊，就是要選拔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在幹部問題上，胡耀邦曾主張“多換思想少換人”。隨著時間的推移，胡耀邦看到一些思想僵化、觀念陳舊的幹部，不能跟上時代的發展，更不能堅決(jue) 地執行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於(yu) 是提出了“既換思想又換人”，把選拔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作為(wei) 改革開放的一個(ge) 重要戰略問題。1980年5月胡耀邦說，中央書(shu) 記處11個(ge) 書(shu) 記加起來718歲，年齡太大了。他積極主張選拔一批50多歲、40多歲的人進領導班子。1982年9月，黨(dang) 的十二大實現了黨(dang) 的領導幹部的新老合作與(yu) 新老交替，選出的348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112人年齡在55歲以下，他們(men) 當中有王兆國、田紀雲(yun) 、李瑞環等。其中最年輕的胡錦濤，隻有39歲。

　　習(xi) 近平在2015年5月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hui) 議提出：引導大家爭(zheng) 當改革促進派。回溯改革，1983年胡耀邦作了題為(wei) 《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重要講話後，《人民日報》於(yu) 2月2日、9日、17日發表三篇社論，題目分別是：《做改革的促進派》、《做改革的衛護者》、《堅決(jue) 而有秩序地改革》。“百舸爭(zheng) 流，奮楫者先”。何為(wei) 改革促進派？概言之就是“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者。在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關(guan) 鍵階段，重用改革促進派、改革創新派正當其時。要推廣幹部培養(yang) 的梯隊建設製度，建立諸如“第三梯隊”的人才培養(yang) 和儲(chu) 備計劃，給年輕的改革派幹部提供一種長遠預期的機會(hui) 和信心。建立幹部（政務官）崗位有進有出，能上能下的機製，在改革決(jue) 策和執行中吸納更多的改革促進派、改革創新派加入其中，不惟身份、資曆、學曆、年齡限製，擇天下英才而用之。“允許改革犯錯誤，不允許不改革。”推動改革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互動，鼓勵地方、基層解放思想、積極探索，實施在前，試錯在前。

　　四、中國的前途在於(yu) 民主和法治

　　曆史從(cong) 來都是經曆者自我反省的曆史。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 的霧月十八日》名著中說，人們(men) 創造曆史，“並不是在他們(men) 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cong) 過去繼承的條件下創造。與(yu) 許多領袖人物不同，胡耀邦對曆史有著深刻反思，胡耀邦認識到，個(ge) 人崇拜、獨斷專(zhuan) 行、蘇聯模式，是造成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失誤的重要原因。並認為(wei) ，沒有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就要蛻化變質，由相信社會(hui) 主義(yi) 到蛻化為(wei) 法西斯主義(yi) ，從(cong) 人民的公仆變為(wei) 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變為(wei) 壓迫人民的統治者。他說：“一定要順從(cong) 潮流，順從(cong) 民心。在本世紀初中國結束封建專(zhuan) 製以後，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世界各國流行的理論和思潮都在提倡和實踐過。中國人民最後選擇了民主和科學作為(wei) 最高社會(hui) 價(jia) 值和目標。這是在長期專(zhuan) 製和落後壓抑困擾下的中國人民的最後選擇。四十年建設，十年動亂(luan) ，又加上了一條法製。這些已成為(wei) 全黨(dang) 和全國人民的共識。”時任中共中央書(shu) 記處常務書(shu) 記習(xi) 仲勳也支持說：“法治是現代政府管理社會(hui) 的最好方式，也是我們(men) 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選擇。”在30多年前泛政治思維甚囂塵上的語境下，說出這些話，需要怎樣的胸襟、遠見和勇氣！

　　基於(yu) 這種清醒認識和高度自覺，胡耀邦反複強調任何個(ge) 人和團體(ti) 都必須在憲法框架下活動，切實推進黨(dang) 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ge) 社會(hui) 生活的民主化，致力於(yu) 將國家和黨(dang) 納入法律軌道。法學家郭道暉說：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是中國憲政運動的一次閃光——平反意味著對人性、人道主義(yi) 的複歸，對人權、民主、法治等基本價(jia) 值的尊重。特別是責任政治的擔當。這都屬於(yu) 實行憲政的範疇。”胡耀邦力圖以黨(dang) 內(nei) 民主引導人民民主，又以人民民主推動黨(dang) 內(nei) 民主。1983年，他旗幟鮮明地支持蛇口真刀實槍地推行政治改革，1984年，又放手支持中國作家協會(hui) 第四屆代表大會(hui) 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ju) ，顯示不凡的氣魄和智慧。

　　把民主和法治視為(wei) 全人類的精神遺產(chan) ，而不是資產(chan) 階級的專(zhuan) 利品，並將其寫(xie) 入執政黨(dang) 的正式文件，這是胡耀邦對中國的裏程碑式貢獻。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作了《全麵開創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的報告。報告提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新的曆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ye) 、農(nong) 業(ye) 、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wei) 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hui) 通過了《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jue) 議》。決(jue) 議中寫(xie) 道：“高度民主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偉(wei) 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hui) 生活中的重要體(ti) 現。在人類曆史上，在新興(xing) 資產(chan) 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zhuan) 製製度的鬥爭(zheng) 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還有如此明確的規定：“要遵守憲法規定的原則，實行學術自由、創作自由、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已經在中國經濟社會(hui) 內(nei) 部生成，一個(ge) 現代良序市場經濟必須要有相適應相配套的政治架構和法律體(ti) 係。民主法治不健全，市場經濟就會(hui) 成為(wei) “權貴經濟”。鄧小平曾說過：“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麵。”習(xi) 近平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hui) 上強調，“憲法的生命在於(yu) 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yu) 實施”，並提出要健全違憲監督機製和程序，堅決(jue) 糾正違法違憲行為(wei) 。從(cong) 根本上講，改革就是還權於(yu) 民。應當大力貫徹落實憲法相關(guan) 規定，製定新聞出版、網絡管理、影視製作等方麵的法律，除法律禁止之外，保障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yu) 輿論監督權利。保障人民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hui) 行使國家權力。實現司法去行政化、官僚化，保證司法獨立運行。重點發展黨(dang) 內(nei) 民主和基層民主，在黨(dang) 內(nei) 最高層次上引入競爭(zheng) 機製；落實縣級人大代表直選和專(zhuan) 職化，較大範圍內(nei) 試行縣級行政長官差額選舉(ju) ，推動基層民主的常態化和具體(ti) 化。

　　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南方都市報一篇社評說：“今天討論改革與(yu) 發展，最重要的是回歸當年‘改革開放’的精神與(yu) 意念，回歸改革與(yu) 開放的內(nei) 生邏輯，並打破所謂路徑依賴。”而“當年改革開放的精神與(yu) 意念”和“內(nei) 生邏輯”，正是胡耀邦和以他為(wei) 代表的一批優(you) 秀的黨(dang) 內(nei) 領袖所秉持與(yu) 打造的。經濟新常態需要改革新作為(wei) 。曆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越是在關(guan) 鍵時刻，越要敢出手重大改革，就越能夠化解麵臨(lin) 的危機和風險，越能夠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麵臨(lin) 深水區和硬骨頭，必須要有“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的勇氣，有“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擔當，有全球視野和世界格局，努力建設一個(ge) 良序民主法治政治下的市場經濟社會(hui)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