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鍵詞：政治傳(chuan) 播;政治話語;華夷之辨;大一統

　　雖然很少被研究者提及，但不可否認的是競爭(zheng) 性是政治傳(chuan) 播的本質屬性之一。因為(wei) 從(cong) 實踐來看，所謂政治傳(chuan) 播，一般而言並非僅(jin) 指單一傳(chuan) 播主體(ti) 與(yu) 受眾(zhong) 之間封閉循環的政治溝通，而往往是多元主體(ti) 為(wei) 爭(zheng) 取受眾(zhong) 認同而展開的傳(chuan) 播競爭(zheng) 。甚至在隻允許單一傳(chuan) 播主體(ti) 存在的極權社會(hui) ，也存在受眾(zhong) 對傳(chuan) 播者某種無言的抵抗。在多元力量和多元意識形態並存的社會(hui) 變革時期，這種競爭(zheng) 性體(ti) 現得尤為(wei) 突出。

　　政治傳(chuan) 播的競爭(zheng) 體(ti) 現在政治傳(chuan) 播活動的各個(ge) 環節，但在最前沿展開激烈博弈的則是政治話語，因為(wei) 作為(wei) “語言事件或者語言的使用”，[1]話語是思想、觀念、情感得以表達的第一媒介，任何政治信息的傳(chuan) 播最終隻能依靠特定的話語來完成。因此在政治傳(chuan) 播活動中，尤其在政治傳(chuan) 播競爭(zheng) 中，最終在我們(men) 眼前展開的，都是話語的較量和搏殺。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來說，我們(men) 可以用政治傳(chuan) 播中的白刃戰來比喻話語博弈在政治傳(chuan) 播競爭(zheng) 中的地位。特別是在傳(chuan) 播的物質技術條件相似的情況下，話語的競爭(zheng) 更是直接決(jue) 定著競爭(zheng) 主體(ti) 政治傳(chuan) 播效果的優(you) 劣。正是基於(yu) 對話語在政治傳(chuan) 播中地位以及當代中國在對內(nei) 、對外政治傳(chuan) 播中話語困境的深刻認知，話語研究成為(wei) 當下中國政治傳(chuan) 播研究的核心話題之一。與(yu) 西方社會(hui) 科學家的話語研究主要致力於(yu) 探討語言與(yu) 權力的複雜關(guan) 係不同，中國社會(hui) 科學家對話語的研究主要致力於(yu) 現有話語的改善。對內(nei) 而言，研究者希望打通官方話語與(yu) 民間話語之間的壁壘，實現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良性溝通;對外而言，研究者希望通過構建一套新的話語體(ti) 係來“講好中國故事，傳(chuan) 播好中國聲音”，為(wei) 硬實力正在崛起的中國爭(zheng) 取國際話語權和良好的國際形象。考慮到學者們(men) 對相關(guan) 問題的探討之多，憂慮之深，我們(men) 甚至可以說當下中國出現了相當程度的“話語焦慮”。檢視現有研究成果，就對外傳(chuan) 播而言，學者們(men) 圍繞“加強話語體(ti) 係建設，構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這一重大命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諸多新的觀點和看法。[2]就對內(nei) 傳(chuan) 播而言，學者們(men) 則圍繞官方話語的改進這一重要命題提出了很多新建議。[3]這些研究提出的新觀點、新見解，有效地推進了我們(men) 對當代中國話語問題的理論認識。但是，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men) 也必須看到，目前學界就相關(guan) 問題提出的觀點或者是基於(yu) 理論的推演，或者是基於(yu) 中國目前現狀提出的應用性對策，尚缺乏充分的經驗證據來做驗證、修正、發展和完善。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與(yu) 當代中國話語體(ti) 係麵臨(lin) 挑戰相匹配的、已經完結的重大話語事例進行剖析，無疑有益於(yu) 我們(men) 更為(wei) 準確和深人地把握相關(guan) 理論問題。

　　清初，以少數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合法性建構方麵麵臨(lin) 著以華夷之辨話語構建的正統觀念的尖銳挑戰。為(wei) 了應對這一挑戰，清統治者精心製訂話語策略，采用大一統話語來回應挑戰，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三代努力，總體(ti) 上實現了王朝的話語霸權，比較理想地解決(jue) 了自己的正統辯護和合法性建構問題。清的成功是多種因素綜合施力的結果，當然不僅(jin) 僅(jin) 是話語的原因，但話語策略的成功運用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希望通過對這一案例的考察，就政治傳(chuan) 播中話語戰勝的內(nei) 在機理做一些初步的探討，以推進我們(men) 對相關(guan) 問題的理論認識。

　　一、華夷之辨話語：清初合法性建構麵臨(lin) 的話語挑戰

　　中國古代新建王朝的合法性建構主要從(cong) 天命、聖德和正統性三個(ge) 方麵著手。與(yu) 前兩(liang) 個(ge) 觀念相比，正統性出現的時間比較晚，大約要到三國、魏晉時期，正統性在王朝合法性建構中的重要性才凸顯出來。在之後的曆史中，正統的內(nei) 涵及其在王朝合法性建構中的地位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演變。發展到以種族身份來作為(wei) 衡量正統與(yu) 否的首要標準，並將其提升為(wei) 王朝合法性建構最關(guan) 鍵的因素，則始於(yu) 南宋。華夷之辨話語是當時反映這一觀念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話語。在元朝之後建立的明朝在正統觀念上遙承南宋，而在晚明和清初，滿族入主中原這樣“天崩地解”的曆史劇變，更是激發了這套話語的生命力，成為(wei) 明朝遺民和清朝前期反叛者挑戰清王朝政治合法性的強大武器。

　　語詞是話語形成的基礎，屬於(yu) 關(guan) 鍵概念的語詞更是區分話語體(ti) 係的基本要素，語詞在話語中的重要性不在於(yu) 語詞本身的物質形態，而在於(yu) 基於(yu) 政治社會(hui) 權力結構等特定曆史情境對語詞的解釋。

　　華夷之辨話語，正是以時人對華、夷這兩(liang) 個(ge) 核心概念的界定及隨之而來的相互關(guan) 係的解釋為(wei) 基礎而形成的。對夷的界定，在這套話語體(ti) 係的構成中地位尤其重要。華、夷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華，又稱夏、華夏、中夏、諸夏、中國等，是主要生活於(yu) 中原黃河流域、以禮儀(yi) 文明為(wei) 標誌的族群的自我尊稱。夷，常常又稱為(wei) 夷狄，是華夏族對其周邊文化相對落後、被認為(wei) 未遵循禮儀(yi) 文明的族群和政權的總稱。這樣的概念顯然有高下、優(you) 劣的區分，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華夏文明當時主要在中原地區，但先秦時期人們(men) 在使用這兩(liang) 個(ge) 概念時並非基於(yu) 種族與(yu) 地理標準，而主要是一種政治與(yu) 文化標準，正如梁啟超所言：“後世之號彝狄，謂其地與(yu) 其種族;《春秋》之號彝狄，謂其政俗與(yu) 其行事。”[4]正因為(wei) 如此，華夷之間是可以相互轉換的，關(guan) 鍵在於(yu) 是否尊奉作為(wei) 華夏文明標誌的禮儀(yi) 人倫(lun) ，而非地理與(yu) 種族。但是，在南宋以來興(xing) 起的基於(yu) 種族主義(yi) 的華夷之辨話語中，華、夷概念的界定及其相互關(guan) 係和先秦時期有了天壤之別。時人通過在對夷狄的界定中刻意歧視性地使用動物來做譬喻，使華夷之間的差別由文化的高下變成了人與(yu) 禽獸(shou) 的區分，從(cong) 而在理論上完全否定了華、夷轉換的可能性。南宋遺民鄭思肖在其所著的《心史》中，即用動物譬喻夷狄，稱：“四裔之外，素有一種孽氣，生為(wei) 夷狄，如毛人國、猩猩國、狗國，女人國等，其類極異，絕非中國人之種類。”基於(yu) 這樣的認識，他指出如果夷人學習(xi) 踐行華夏的禮樂(le) 文物，是“僭行中國之事以亂(luan) 大倫(lun) ，是衣裳牛馬而稱曰人也”。[5]明初大儒方孝孺也用禽獸(shou) 、犬馬、蛇蟲等詞來譬喻夷狄，聲稱若夷狄人主中國，就“是率天下為(wei) 禽獸(shou) 也”。[6]明代中期著名理學家丘濬則把夷狄視為(wei) 人與(yu) 禽獸(shou) 之間的一個(ge) 物種，聲稱帝王負有“攘夷狄”“驅猛獸(shou) ”的職責，在華夷之間，“華必統夫夷，夷決(jue) 不可幹中國之統”。[7]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反對清朝入主中原的著名士人，同樣以禽獸(shou) 的比喻來界定夷狄概念。黃宗羲聲稱：“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yu) 獸(shou) ，獸(shou) 不可雜之於(yu) 人。”[8]而王夫之則斷言，如果夷狄效法華夏文化，即是“沐猴冠而為(wei) 時之大妖”。[9]比黃宗羲等人稍晚的清代前期著名的反清思想家呂留良也“以夷狄比於(yu) 禽獸(shou) ”。[10]正是這種對華夷概念的特殊解釋及在此基礎上對華夷關(guan) 係的界定，為(wei) 華夷之辨話語的形成及流行奠定了基礎。

　　當然，我們(men) 把當時有關(guan) 正統論證的話語稱為(wei) 華夷之辨話語，並非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關(guan) 於(yu) 華、夷區別的話語是正統論證的代表性話語，更重要的是，當時還以華夷之辨為(wei) 基礎改造和重構了傳(chuan) 統的儒家意識形態話語體(ti) 係，形成了華夷之辨話語統攝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ti) 係。

　　依照英國學者湯普森的看法，“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是用話語形式表達出來的”。[11]

　　從(cong) 實踐來看，這種意識形態的話語表達，首先依靠的就是核心概念。不同的意識形態，是通過不同核心概念的邏輯排列表述出來的。某一概念在意識形態表達中的有無及位置排列，能夠有效地影響受眾(zhong) 對意識形態的理解。

　　華夷之辨話語對傳(chuan) 統儒家意識形態話語體(ti) 係的改變，正是通過凸顯華夷之辨概念在意識形態關(guan) 鍵概念鏈條中的顯赫位置而完成的。眾(zhong) 所周知，綱常倫(lun) 理是儒家意識形態最核心的概念，一般而言，華、夷兩(liang) 個(ge) 概念在這套意識形態中的位置並不明顯，至少不突出。但是，基於(yu) 強烈的種族主義(yi) ，創製華夷之辨話語的思想家不但在前述概念界定中通過將夷狄譬喻為(wei) 動物來加劇了華、夷之別，而且將其提升為(wei) 意識形態話語體(ti) 係中最關(guan) 鍵的概念，置於(yu) 綱常倫(lun) 理概念之前，構建了一套以華夷之辨話語主導的儒家意識形態。明朝思想家丘濬的《世史正綱》可謂是體(ti) 現這套意識形態的典型文本。在這部書(shu) 的序言中，丘濬明確指出本書(shu) 的首要宗旨即是“嚴(yan) 華夷之分”，他論證說：

　　夫華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殽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yi) ，其體(ti) 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chuan) 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12]

　　由上述引言不難看出，作者將華夷之辨置於(yu) 君臣、父子倫(lun) 常之前，認為(wei) 其關(guan) 涉人與(yu) 物的區分，在此基礎上才能談君臣、父子之倫(lun) 常。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則用“君臣之分，所關(guan) 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係者在天下”[13]來表達相同的意識形態立場。餘(yu) 波所及，清雍正年間，受呂留良思想影響的反清人士曾靜，繼續沿用這樣的話語體(ti) 係，強調華夷之辨在儒家意識形態中的至高地位，聲稱：“華夷之分，大於(yu) 君臣之倫(lun) ;華之與(yu) 夷乃人與(yu) 物之分界，為(wei) 域中第一義(yi) 。”[14]

　　綜上，華夷之辨話語通過對華夷這兩(liang) 個(ge) 概念的種族主義(yi) 界定，尤其通過以禽獸(shou) 譬喻來對夷這個(ge) 概念進行汙名化界定，在華、夷之間挖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完全堵死了兩(liang) 者轉換的可能性。而將華夷概念置於(yu) 傳(chuan) 統儒家意識形態話語體(ti) 係的首要地位，更強化了這套話語的威力，使傳(chuan) 統儒家意識形態披上了濃厚的種族主義(yi) 色彩，從(cong) 而在理論上給清王朝為(wei) 自己入主中原的正統性和合法性辯護造成了似乎難以逾越的障礙。

　　當代學者葛兆光指出：“在中國曆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ge) 王朝的覆亡會(hui) (像明朝一樣——引者注)出現這麽(me) 多的‘遺民'，也沒有哪一個(ge) 王朝的更迭會(hui) 引起如此激烈的文化震撼。”[15]明明是一個(ge) 腐朽的、對民眾(zhong) 橫征暴斂的王朝的覆亡，竟然有如此多的遺民，有如此激烈的文化震撼，顯然與(yu) 民眾(zhong) 難以接受新統治者滿族的身份有關(guan) ，而這種對統治者身份的不認同，是與(yu) 華夷之辨話語及其建構的種族主義(yi) 觀念的流行有密不可分關(guan) 係的。

　　二、以“大一統”應對“華夷之辨”：清王朝正統性辯護的話語策略

　　早在入關(guan) 之際，清統治者就清楚地意識到由華夷之辨話語造成的正統辯護困境是其在中原、尤其是江南地區建構王朝合法性的重大挑戰，並開始積極予以應對。[16]而其應對的策略則是從(cong) 對華、夷概念的重新解釋入手，修改、重構南宋和明以來流行的儒家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鏈條，創製了一套既有曆史傳(chuan) 統為(wei) 基礎，又具有本朝特色的“大一統”政治話語。

　　雍正年間因“曾靜案”刊發全國的奇書(shu) 《大義(yi) 覺迷錄》，收錄了雍正為(wei) 清王朝正統性及本人帝位正當性辯護的大量一手資料，在為(wei) 清王朝正統性辯護的語篇中，雍正充分運用了具有本朝特色的大一統話語來應對華夷之辨話語的挑戰，為(wei) 我們(men) 考察兩(liang) 種話語的博弈提供了典型的範例。前文已經闡明，華夷之辨話語的基礎是通過對夷這一概念進行動物化、汙名化界定，從(cong) 而製造出華、夷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與(yu) 近代西方在對華交往中把夷理解為(wei) 野蠻人(barbarian)，並要求廢棄這一名詞不同，清統治者並不避諱這一概念，[17]而是對這一流傳(chuan) 久遠的概念做了重新界定。雍正聲言：“不知本朝之為(wei) 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wei) 東(dong) 夷之人，文王為(wei) 西夷之人，曾何損於(yu) 聖德乎?”又說：“且逆賊呂留良等，以夷狄比於(yu) 禽獸(shou) ，未知上天厭棄內(nei) 地無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為(wei) 內(nei) 地主。”通過這樣的解讀、界定，華夷之間，僅(jin) 僅(jin) 成為(wei) 了內(nei) 外地域之區別，不僅(jin) 沒有了幾乎是人與(yu) 禽獸(shou) 之分的種族主義(yi) 色彩，而且連文明先進、落後的區分也沒有了，華不再有任何優(you) 越性，夷也不再有任何貶義(yi) 色彩。依照這樣的界定，由華夷之辨話語構建的華、夷之間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就不複存在了。這就給清為(wei) 自身的合法性辯護清除了最根本的障礙。雍正還進一步將華夷之辨概念曆史化來降低其地位、削弱其影響。他指出：華夷之說，是“晉宋六朝偏安之時”，“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的產(chan) 物，在曆史上，隨著天下一統局麵的發展，華夷的邊界和所指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之湖北、湖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wei) 夷狄可乎”?[18]揭示出夷狄所指隨著曆史發展而不斷變化的事實，使華夷概念曆史化，就瓦解了宋明以及清初反清人士在華夷之辨話語體(ti) 係中建構起來的華夷概念所指普世化、永恒化的曆史假象，這無疑會(hui) 進一步大大降低華、夷概念的重要性。

　　在徹底解構華夷之辨話語中華、夷概念的同時，清代統治者還通過重新選擇和排列儒家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精心創製了反映符合清朝統治需要的儒家意識形態的話語體(ti) 係，《大義(yi) 覺迷錄》對此有充分的展現。這套體(ti) 係的基礎是按重要性依次排序的若幹核心概念，依據其特點，我們(men) 可以把表達這套意識形態的話語體(ti) 係稱為(wei) “大一統話語體(ti) 係”，因為(wei) 大一統是這套話語體(ti) 係的基礎。大一統的含義(yi) 非常廣泛，但疆域的廣闊，即所謂天下一統無疑是基礎。對清朝而言，尤其如此，並且也是其可資利用的優(you) 勢。所以在構建大一統話語體(ti) 係時，疆域的廣闊和一統成為(wei) 清統治者反複強調的內(nei) 容。《大義(yi) 覺迷錄》的首篇中“統一寰宇”“天下一家”“天下一統”“華夷一家”等詞隨處可見，目的是用來炫耀清朝幅員之廣闊，說明“海隅日出之鄉(xiang) ，普天率土之眾(zhong) ，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天下的一統，是正統性建構的重要並且曆史最悠久的要素之一，並且是旨在構建王朝官方意識形態的大一統話語的物理基礎，所以雍正才反複強調。正是從(cong) 建基於(yu) 疆域廣闊基礎上的大一統概念出發，雍正才能貶斥華夷之辨話語不過是“鄉(xiang) 曲疆域之私衷淺見”，“訕鎊詆譏之說耳”。[19]

　　天命與(yu) 帝王之德是大一統話語體(ti) 係中非常重要的兩(liang) 個(ge) 核心概念。當然，這裏的帝王之德不能簡單理解為(wei) 帝王的道德與(yu) 品德，古代中國的“德是一個(ge) 綜合概念，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為(wei) 一體(ti) ”。[20]在具體(ti) 文本中常以“恩德”“大德”“聖德”等形式出現，來表達這種帝王之德的宏大。這裏把兩(liang) 個(ge) 概念合並討論，是因為(wei) 在實際運用中也常常將其聯係在一起，用來證明帝王正是由於(yu) 其足以感動上天的聖德而贏得了天命，而天命則是中國古代帝王建構合法性最關(guan) 鍵的理由，幾乎可以視為(wei) 中國古代合法性的代名詞。在《大義(yi) 覺迷錄》收錄的上諭中，雍正熟練地運用這兩(liang) 個(ge) 概念組合而成的話語為(wei) 清王朝的合法性辯護，成功地在理論上擊破了華夷之辨話語給清王朝合法性建構造成的困境。在上諭的開篇，雍正即聲言：“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wan) 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協億(yi) 兆之歡心……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為(wei) 天下君，未聞不以德為(wei) 感孚，而第擇其為(wei) 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不難看出，雍正把天命和聖德作為(wei) 這套話語體(ti) 係的兩(liang) 個(ge) 核心概念，矛頭指向依然是華夷之辨話語強調的種族、地域觀念。在將華夷解讀為(wei) 僅(jin) 僅(jin) 是內(nei) 外地域的基礎上，雍正用天命與(yu) 聖德兩(liang) 個(ge) 核心概念直接闡明了清王朝入主中原的合法性，“是為(wei) 德在內(nei) 近者，則大統集於(yu) 內(nei) 近，德在外遠者，則大統集於(yu) 外遠”，“上天厭棄內(nei) 地無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為(wei) 內(nei) 地主”。[21]

　　當然，在這一話語體(ti) 係中，綱常倫(lun) 理是一個(ge) 更為(wei) 核心的概念，通常又被簡稱為(wei) 倫(lun) 常。倫(lun) 常概念之所以地位重要，不僅(jin) 就一般而言，君權至上是大一統內(nei) 在含義(yi) 之一，而倫(lun) 常是構建君權至上權力秩序的概念框架，更是就清王朝的合法性建構而言，特別凸顯綱常倫(lun) 理在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地位，就在理論上剝奪了反清人士運用華夷之辨話語反對清王朝統治的正當性，也即在理論上有效剝奪了反清人士的話語權。雍正顯然深諳此理。在上諭中，針對華夷之辨話語用禽獸(shou) 來比擬夷狄的做法，他把倫(lun) 常確定為(wei) 人禽區分的標誌，並尤其凸顯君臣之倫(lun) 的核心重要性：

　　夫人之所以為(wei) 人，而異於(yu) 禽獸(shou) 者，以有此倫(lun) 常之理也。故五倫(lun) 謂之人倫(lun) ，是缺一則不可謂之人矣。君臣居五倫(lun) 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shou) 乎?盡人倫(lun) 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shou) ，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且天命之以為(wei) 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22]

　　不難看出，正是依靠倫(lun) 常概念，雍正完成了對華夷之辨話語的最後一擊，如果說之前的概念都是這套大一統話語體(ti) 係中用來為(wei) 王朝的合法性辯護的，那麽(me) 通過對倫(lun) 常概念的運用，則是轉守為(wei) 攻，進行了雷霆萬(wan) 鈞的反擊。因為(wei) 在倫(lun) 常話語中，作為(wei) 臣民的反清人士挑戰清王朝的言行被順理成章地界定為(wei) 違反倫(lun) 常之首的君臣之倫(lun) ，而依據雍正的界定，違背倫(lun) 常就淪為(wei) 了沒有話語權的禽獸(shou) 。

　　綜上所述，麵對華夷之辨話語給清王朝人主中原製造的合法性挑戰，清朝統治者選擇了大一統話語予以反擊，從(cong) 曆史上來看，清朝統治者的話語策略是成功的，不僅(jin) 依靠這套大一統話語擊破了華夷之辨話語的挑戰，掃除了合法性建構的主要障礙，而且使這套話語在清代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直到晚清現代民族主義(yi) 話語興(xing) 起之前，反清複明的觀念和話語隻能在一些底層會(hui) 眾(zhong) 社會(hui) 中流行。

　　三、清代實踐的理論思考：話語博弈的因變原則與(yu) 競爭(zheng) 基礎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像常見的曆史研究那樣，通過引入新的視角、概念來重新解讀、理解特定曆史事件，而是希望通過選擇合適的曆史案例來推進我們(men) 在話語問題上的相關(guan) 理論認識。具體(ti) 而言，就是希望依托對清初話語博弈實踐的考察，以政治傳(chuan) 播中話語戰勝的內(nei) 在機理為(wei) 中心，與(yu) 目前學界流行的關(guan) 於(yu) 我國政治話語建設的若幹重要觀點展開對話，推進我們(men) 對相關(guan) 問題的理論認識。本文強調“話語戰勝”，是因為(wei) 話語作為(wei) “意識形態的一個(ge) 至關(guan) 重要的物質形式”，[23]作為(wei) 反映並同時建構權力的媒介，直接關(guan) 係到一個(ge) 政權的合法性與(yu) 統治。從(cong) 爭(zheng) 奪或維係合法性和權力的角度出發，話語的主體(ti) 在構建自己的話語體(ti) 係時，其最終目的必然是話語的戰勝，即取得足以維護自身統治合法性的話語霸權，而不可能僅(jin) 僅(jin) 是“共振”或“融通”。強調“內(nei) 在機理”，表明我們(men) 的探討聚焦於(yu) 話語本身的力量及其源頭，暫且不考慮傳(chuan) 播技術的作用。因為(wei) 在我看來，傳(chuan) 播技術固然非常重要，但在政治傳(chuan) 播中最終麵對麵交鋒的依然隻能是話語而非技術，最終能夠獲得受眾(zhong) 認同因而達成戰勝目標的也隻能是依靠話語而非技術。特別是同一曆史時期，相對而言傳(chuan) 播技術條件是相似或者相近的，而傳(chuan) 播的競爭(zheng) 自然都發生在同一曆史時期，所以在政治傳(chuan) 播中考察話語戰勝的內(nei) 在機理，比外在條件更重要。

　　結合我國學界有關(guan) 政治話語建設的一些觀點，圍繞話語戰勝的內(nei) 在機理，有兩(liang) 個(ge) 問題值得我們(men) 考慮：第一，在政治話語博弈中，關(guan) 鍵概念的變革與(yu) 因循應該遵循什麽(me) 原則?第二，從(cong) 根本上來說，政治傳(chuan) 播中話語競爭(zheng) 的實質或者說基礎到底是什麽(me) ?前者是討論政治話語博弈的策略原則，後者是討論政治話語力量的根源所在。這既是我國政治話語體(ti) 係建設中必須有清醒理論認識的問題，也是目前各種觀點、歧見最集中的問題。而清前期應對華夷之辨話語的策略，能給我們(men) 提供一些理論啟示。

　　先來看第一個(ge) 問題。在目前有關(guan) 中國政治話語建設的討論中，實際上存在兩(liang) 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種主張盡量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規避意識形態紛爭(zheng) ;另一種則主張站在語言主權的高度，全麵建立中國的政治話語體(ti) 係。當然，這些建議主要是針對對外政治傳(chuan) 播提出來的。不過，前文已經指出，

　　內(nei) 外有別的策略並不能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話語傳(chuan) 播的困境，作為(wei) 政治製度與(yu) 意識形態的產(chan) 物，內(nei) 外話語從(cong) 根本上來說是一致的。換言之，今天中國在對外傳(chuan) 播中麵臨(lin) 的話語困境，在對內(nei) 傳(chuan) 播中也同樣存在。因為(wei) 中國對外傳(chuan) 播的話語困境主要根源於(yu) 製度及與(yu) 之伴隨的意識形態差異，而國內(nei) 的話語困境，從(cong) 根本上來說也是基於(yu) 不同意識形態背景的多元社會(hui) 思潮。而且從(cong) 政治話語傳(chuan) 播困境的本質來說，其實都是關(guan) 涉合法性辯護的困境，而不僅(jin) 僅(jin) 是能否接受的困境。

　　正是基於(yu) 這樣的認識，我們(men) 才說清王朝當時麵臨(lin) 的話語困境及其做法在當下確有借鑒的價(jia) 值和研究的必要。那麽(me) ，我們(men) 從(cong) 清的實踐中能得到什麽(me) 啟示呢?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在話語博弈中，既要精準選擇博弈的關(guan) 鍵概念，並且基於(yu) 自身意識形態需要旗幟鮮明、針鋒相對地爭(zheng) 奪其解釋權，但在選擇博弈概念時又要以必要性為(wei) 原則，不宜貪多、貪全，刻意創新。我們(men) 知道，所謂的華夷之辨話語是以對華和夷這兩(liang) 個(ge) 核心概念做種族主義(yi) 的界定為(wei) 基礎的，正是如此界定的兩(liang) 個(ge) 概念，給清王朝的正統性論證造成了根本障礙。從(cong) 曆史來看，清統治者恰恰是從(cong) 對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及其關(guan) 係的重新解釋入手展開反擊，針鋒相對地徹底剝離了其在華夷之辨話語體(ti) 係中的濃厚的種族主義(yi) 蘊含，使其成為(wei) 僅(jin) 僅(jin) 表示內(nei) 外的地域概念，從(cong) 而由意識形態最核心的概念變為(wei) 毫無意識形態色彩的一般語詞。而在清王朝建立的大一統話語體(ti) 係中，也處處指向對華夷之辨話語的駁斥，竭力消除其影響。如果說上述行為(wei) 體(ti) 現了針鋒相對、毫不妥協的原則，那麽(me) 考察這場話語博弈，我們(men) 會(hui) 發現清王朝對關(guan) 鍵概念解釋權的爭(zheng) 奪主要就是聚集於(yu) 華、夷的界定，此外，幾乎一切都沿用了明代及明以前中國古代社會(hui) 長期使用的概念和話語，清朝所謂大一統話語的所有關(guan) 鍵概念都是原先就流行的，它並沒有重新去創立一套完全嶄新的話語體(ti) 係。也就是說，清王朝的話語調整是以必要性為(wei) 原則的，並不追求過多的話語創新。究其原因，與(yu) 具有明顯特殊時代色彩的華夷之辨這樣的概念不同，傳(chuan) 統中華世界存在在當時被視為(wei) 具有普世意義(yi) 的核心價(jia) 值，表達這些價(jia) 值的語詞為(wei) 曆代普遍接受，被認為(wei) 是儒家文明的標誌。獲得受眾(zhong) 認同是政治傳(chuan) 播中話語戰勝的關(guan) 鍵，從(cong) 當時清王朝合法性建構的需要來看，作為(wei) 當時社會(hui) 普遍認同的政治文化的表述，這些概念不但沒有消極作用，反而有益於(yu) 清統治者更好地為(wei) 自身辯護，所以除了堅決(jue) 解構具有種族主義(yi) 色彩的華夷概念之後，清王朝並沒有做更多的話語變革。[24]同樣，當代世界也有被認為(wei) 屬於(yu) “沒有政治衝(chong) 突性”的政治文明的基本概念，[25]在話語體(ti) 係建設中全麵挑戰這些基本概念，未必是合理的選擇。

　　除此之外，清王朝在這場話語博弈中的策略還啟示我們(men) ，在話語博弈中，即使關(guan) 鍵詞的爭(zheng) 奪，也未必需要對每一個(ge) 詞進行重新的解釋、界定，或許隻要適當調整一下舊意識形態話語體(ti) 係中的關(guan) 鍵詞及其排序，就能成功地將其改為(wei) 新意識形態的話語體(ti) 係。清王朝大一統話語體(ti) 係的形成，正是通過這種調整完成的。頗有四兩(liang) 撥千斤的意味。

　　以上，我們(men) 依據清前期的曆史實踐概括提煉了政治傳(chuan) 播中話語戰勝的策略原則。正確的策略自然是話語戰勝的重要條件，不過，還需要進一步追問，從(cong) 內(nei) 在機理來看，在政治傳(chuan) 播中，決(jue) 定話語博弈勝負的根本性決(jue) 定因素是什麽(me) ?這也就是上文提出的第二個(ge) 問題。我國學界有關(guan) 政治話語的研究雖然非常熱烈，但基於(yu) 強烈的現實關(guan) 懷，在研究的著力點上多少有點偏差，具體(ti) 來說，我們(men) 的研究過多地著力於(yu) 通過話語的改進來爭(zheng) 奪話語權，但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話語的根本性製約因素，似乎話語可以不受製約地為(wei) 了傳(chuan) 播目的而任意改變。從(cong) 清前期的話語博弈來看，

　　政治話語的競爭(zheng) 其實是政治觀念、政治意識形態的競爭(zheng) ，沒有相應的觀念、意識形態，就沒有相應的話語，

　　因此所謂的話語戰勝，從(cong) 根本上來說其實是以話語為(wei) 媒介的觀念或者意識形態在競爭(zheng) 中因得到受眾(zhong) 的廣泛認同而勝出。華夷之辨話語，是基於(yu) 種族主義(yi) 世界觀基礎上的儒家政治文明;大一統話語，則是基於(yu) 世界主義(yi) 世界觀的儒家政治文明。世界觀的不同，使其對儒家文明有了不同的意識形態解讀，而兩(liang) 種話語體(ti) 係，就是這兩(liang) 種不同意識形態的物質呈現。在這場博弈中，大一統話語勝出的根本原因，在於(yu) 它所表達的意識形態更符合當時社會(hui) 主流的觀念和政治文化，更能解釋當時已經形成的政治權力結構。同樣的大一統話語，在清前期可以戰勝華夷之辨話語，在晚清則無法抵禦在形式上與(yu) 華夷之辨話語頗為(wei) 相似的民族主義(yi) 話語的衝(chong) 擊。這一鮮明的對比，也充分說明了話語博弈的基礎其實是意識形態。認識到話語博弈的基礎是意識形態，或者說話語是意識形態的表達，有利於(yu) 我們(men) 更深刻地理解當代中國政治傳(chuan) 播中話語焦慮的原因所在，也有利於(yu) 我們(men) 更客觀、理性地看待我國的政治話語體(ti) 係建設問題。

　　綜上所述，鑒於(yu) 政治話語在政治傳(chuan) 播中的重要地位與(yu) 我國目前麵臨(lin) 的政治話語困境，本文圍繞話語戰勝的內(nei) 在機理這一主題，係統考察了清代前期清王朝應對華夷之辨話語的策略，並在此基礎上圍繞政治傳(chuan) 播中話語戰勝的策略原則與(yu) 獲勝的根本決(jue) 定因素探討了這一案例的理論啟示，希望以此來與(yu) 我國學界有關(guan) 當下中國政治話語建設的一些代表性觀點進行商榷。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我認為(wei) 本文所選的案例與(yu) 當代中國麵臨(lin) 的情況有相當的相似性，但絕不否認一旦涉及具體(ti) 層麵，二者之間也有諸多深刻的區別。況且從(cong) 理論啟示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ge) 單一的事例都有其局限性，所以相關(guan) 理論的形成還有待更多的經驗性研究，本研究隻是希望能為(wei) 相關(guan) 理論的最後形成提供一個(ge) 可資討論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