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意大利公投和美國大選等一係列黑天鵝事件引發了對第三波民粹主義(yi) 浪潮的討論。政治現象的出現背後往往蘊藏著經濟動因，這構成個(ge) 體(ti) 行動的共同曆史條件。當前一個(ge) 曆史條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的持續低迷，其影響包括三個(ge) 層麵：在全球層麵，經濟全球化陷入困境;在地區層麵，地區經濟一體(ti) 化進程遭遇挫折;在國內(nei) ，收入差距的擴大和不平衡所帶來的社會(hui) 問題因為(wei) 經濟增長低迷而日趨嚴(yan) 峻。由此看來，西方民粹主義(yi) 興(xing) 起的經濟原因可以分為(wei) 國內(nei) 、地區和全球三個(ge) 層次。

　　西方民粹主義(yi) 興(xing) 起的國內(nei) 經濟原因

　　從(cong) 國內(nei) 經濟層次來分析西方民粹主義(yi) 興(xing) 起，美國表現的最為(wei) 明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E·斯蒂格裏茨曾做過這樣的統計：2016年美國全職男性雇員的收入中位數低於(yu) 42年前的水平，對於(yu) 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來說，找到一份能拿到足額工資的全職工作也越來越難。位處收入分配底部群體(ti) 的實際工資，依然停留在約60年前的水平。美國經濟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在過去60年中表現良好：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增長了近6倍，但是在大規模減稅政策之下，這些增長成果落到了位於(yu) 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一批人手裏。其結果，從(cong) 1971年以來，中產(chan) 階層失去了在美國社會(hui) 中所占的多數，至2014年，中產(chan) 階層在整個(ge) 社會(hui) 所占的比例是49.4%。反觀之，0.1%的最為(wei) 富有的家庭卻擁有了90%的財富。這種財富格局，一方麵導致美國社會(hui) 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傳(chuan) 統意義(yi) 上西方發達社會(hui) 那種典型的“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蛻變為(wei) 拉長的“水滴型”社會(hui) 結構，少數人握有大量財富，占據了財富版圖的金字塔頂。另一方麵，社會(hui) 結構的轉變帶來社會(hui) 多數民眾(zhong) 對政府政策的不滿：不滿精英統治，改變國家治理現狀，改變少數人壟斷國家權力資源成為(wei) 當前社會(hui) 的普遍呼聲。

　　美國財富版圖的這種轉變究其根源，還在於(yu) 財富的產(chan) 生方式。概括來講，資本和勞動是產(chan) 生財富的兩(liang) 種方式。但在信息化的今天，這兩(liang) 種財富產(chan) 生方式創造財富的邊界並不一樣。就個(ge) 體(ti) 勞動者而言，大到極致每天隻能勞動24小時，且不可持續，因而勞動產(chan) 生財富的邊界是有限的。但是，資本因為(wei) 信息技術的發展，可以在一個(ge) 全球化的世界裏隨意流動，可以不受時空的限製不眠不休地產(chan) 生財富。如此一來，勞動和資本兩(liang) 種產(chan) 生財富方式導致了“富者恒富，貧者恒貧”的財富積累分化。幾十年來美國政府的減稅政策更增加了資本產(chan) 生財富的規模，加劇了財富兩(liang) 極分化的趨勢，產(chan) 生更為(wei) 懸殊的兩(liang) 極分化結構。華爾街因為(wei) 精英治理的放縱而成為(wei) 民眾(zhong) 反對精英統治的最大靶子，其根本的原因也在這裏。

　　客觀地講，美國社會(hui) 財富的兩(liang) 極分化並非始自今日，但今天的經濟環境卻加劇了財富的兩(liang) 極分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複蘇乏力。這對於(yu) 任何外向型經濟體(ti) 而言，都以為(wei) 將國內(nei) 財富分配蛋糕做大的難度加劇了。由此就看到，一方麵財富分配的兩(liang) 極分化，另一方麵用來分配的財富增長速度嚴(yan) 重低於(yu) 了兩(liang) 極分化增長的速度，其結果是固有的兩(liang) 極分化在這個(ge) 時間節點被空前放大了。在這種經濟背景之下，不信任精英統治，“求變”成為(wei) 普通民眾(zhong) 的第一訴求，至於(yu) 變得更好還是更壞則是第二個(ge) 問題。當特朗普在大選中將議題聚焦於(yu) 經濟領域時，登台一呼，應者蜂起，也就成為(wei) 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地區經濟合作與(yu) 民粹主義(yi) 的興(xing) 起

　　從(cong) 地區合作的視角可以很好地解釋為(wei) 什麽(me) 很多英國民眾(zhong) 對脫歐持讚同觀點。歐盟自《馬斯特裏赫特條約》以來逐步統一了各成員國的貨幣，推出新的國際流行貨幣——歐元。但是，歐盟始終沒有統一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這就為(wei) 經濟狀況尤其是財政狀況不太好的成員國，借助於(yu) 歐元這一國際硬通貨的信用來發行國債(zhai) 從(cong) 而維持國內(nei) 的財政運轉提供了可乘之機，其結果導致國家的債(zhai) 務與(yu) 國家的財政狀況相脫節。當成員國的財政狀況持續惡化無法償(chang) 還到期債(zhai) 務時，債(zhai) 務危機由此而始。2008年特別是2009年以後，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lan) 、希臘和西班牙等被稱為(wei) “歐豬五國”的成員國相繼發生國家債(zhai) 務危機，原因也在這裏。

　　坦率地講，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的英國雖然經濟持續低迷，但始終沒有惡化到發生國家債(zhai) 務危機的程度。這一方麵得益於(yu) 英國經濟的基本盤保持了穩定，另一方麵跟英國沒有放棄英鎊也有一定關(guan) 聯。正反兩(liang) 個(ge) 方麵的考慮，使得部分英國民眾(zhong) 得出這樣的判斷，歐盟的養(yang) 豬行為(wei) 拖累歐洲和英國的發展，加入歐盟不僅(jin) 使英國沒有獲取預期的經濟收益，反而有受到牽連之虞。這就使英國人產(chan) 生這樣的認知：與(yu) 其是組團養(yang) 豬，倒不如自家過日子更為(wei) 放心和省心。

　　從(cong) 歐盟運行程序看，歐盟拖遝、無效的決(jue) 策機構與(yu) 英國所承擔的費用完全不成比例，也加劇了一些英國民眾(zhong) 對歐盟的抵觸心理。以歐洲議會(hui) 為(wei) 例，歐洲議會(hui) 共計有785名議員，英國占據78席，絕對數量並不少，但相對影響力(即，歐盟內(nei) 各國選民相對影響力)隻有1.08，在25個(ge) 成員國中位居倒數第二位，僅(jin) 高於(yu) 德國的1.00。和從(cong) 歐盟獲得的津貼和財政退款相比，英國每年需多向歐盟繳納近90億(yi) 英鎊。政治決(jue) 策的低效、極低的相對影響力再加上高額的繳納費用，使得很多英國人認為(wei) ，對歐盟的無效投資是在白白浪費納稅人的錢，不如將之投入到國內(nei) 更為(wei) 需要資金的領域以提高國內(nei) 就業(ye) 、醫療教育和國民福利。

　　這兩(liang) 種心理認知，成為(wei) 很多英國人執意要與(yu) 歐盟分家的根源。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相對遲緩的鄉(xiang) 村和邊遠地區，這種心理更為(wei) 普遍。

　　全球化對傳(chuan) 統依附理論的修正

　　阿根廷學者勞爾·普雷維什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依附理論認為(wei) ，廣大發展中國家與(yu) 發達國家之間是一種依附、被剝削與(yu) 剝削的關(guan) 係;在世界經濟領域中，存在著“中心—外圍”層次;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構成世界經濟的中心，發展中國家處於(yu) 世界經濟的外圍，受著發達國家的剝削與(yu) 控製。其結果就是，發展中國家一直以來處於(yu) 貧困落後的狀態，世界也就呈現出發展與(yu) 落後的兩(liang) 極分化格局。

　　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以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大批發展中國家借全球化之機利用後發優(you) 勢展現出了遠超過發達國家的發展活力和潛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後，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新興(xing) 市場國家快速崛起，至2010年世界財富版圖出現變遷，東(dong) 方國家擁有的財富自16世紀以來首次超越西方國家。財富格局的變遷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產(chan) 生了極大的心理衝(chong) 擊，一些民眾(zhong) 包括精英階層認為(wei) ，全球化雖然促進了西方世界的發展，但其收益遠沒有達到預期，特別是新興(xing) 市場國家的崛起更是出乎這些人的預料。另一方麵，西方國家在全球化潮流中的發展狀態，也在修正著傳(chuan) 統的“中心—外圍”理論判斷。歐美國家的財富格局已經表明，並不是所有的群體(ti) 和階層都在全球化進程中收益，工薪階層與(yu) 邊遠地區的發展和財富積累速度遠遠滯後於(yu) 資本持有者和中心城市。這樣一來，在發達國家內(nei) 部又形成了一個(ge) “中心—外圍”財富分配結構。外圍的階層與(yu) 地區也就成為(wei) 民粹主義(yi) 和反精英主義(yi) 聚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