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雕版印刷術印製的書(shu) 籍通稱為(wei) 刻書(shu) 。古代小說刻書(shu) 業(ye) 發端於(yu) 南宋。一般而言，古代刻印書(shu) 籍分為(wei) 官刻、私刻、坊刻三類。官刻由中央與(yu) 地方官府進行刻書(shu) ;私刻一般指官員、士人、鄉(xiang) 紳等個(ge) 人刻書(shu) 以及寺院、道觀、家族祠堂等刻書(shu) ;坊刻指書(shu) 鋪商人刻書(shu) 。其中，坊刻主要以營利為(wei) 目的。一個(ge) 時期的刻書(shu) 業(ye) 是社會(hui) 文化活動繁盛的重要標識，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時期的政治、經濟狀況。事實上，經過宋元時期的發展，到了明朝，在多種因素作用下，小說刻書(shu) 業(ye) 達到了一個(ge) 鼎盛時期。

　　經濟發展、宋元民間文學的發展等因素，積累到明朝後期，使小說創作逐漸繁榮起來，這為(wei) 刻書(shu) 業(ye) 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一些在民間長期流傳(chuan) 的曆史故事在宋元時期被改編成了通俗演義(yi) 。宋朝是中國古代商業(ye) 繁榮的時期，也是古代發達的城市市民文化朝代，其中一個(ge) 重要的表現就是在各種瓦肆裏進行各種“說話”“戲曲”等形式的表演，而且這些表演都取材於(yu) 三國、隋唐等時期的曆史故事。元代市民文化並不衰落，在這些傳(chuan) 統的曆史題材故事不斷豐(feng) 厚的同時，取材於(yu) 北宋末年的農(nong) 民起義(yi) 故事也加入進來。隨著刻書(shu) 業(ye) 的發展，到明朝中後期，這些故事就逐步被編寫(xie) 成小說，並成為(wei) 官刻和坊刻的重要素材。《三國誌演義(yi) 》《水滸傳(chuan) 》等商業(ye) 性質刻本出現後，立即流傳(chuan) 開來，成為(wei) 暢銷書(shu) 。同時，隨著戲曲、說話、史傳(chuan) 等被大量改編為(wei) 通俗小說，並受到民間的歡迎，反過來也加速了刻書(shu) 業(ye) 的發展。如《金瓶梅》《西遊記》《隋唐誌傳(chuan) 》和《全漢誌傳(chuan) 》等小說都在明末出現。這些作品成為(wei) 刻書(shu) 的重要素材，同時又有市場需求。由於(yu) 明朝中後期江南商品經濟的繁榮，商業(ye) 城市的發展，市民數量的增加，城市市民文化由此而起，並對小說的需求不斷加大，這是刻書(shu) 業(ye) 發展的一大文化因素。

　　明朝中後期，江南經濟在手工業(ye) 和農(nong) 業(ye) 商品化的帶動下逐漸發展起來，其中突出的表現就是商業(ye) 城市的大量興(xing) 起。就全國範圍而言，商業(ye) 城鎮由明初的33座增加到明中後期的57座。以蘇州吳江縣為(wei) 例，弘治以前僅(jin) 有三市四鎮，而到萬(wan) 曆時期增加到十市七鎮，其中的盛澤鎮，明初僅(jin) 有幾十戶人家，到萬(wan) 曆時就發展成為(wei) 五萬(wan) 多戶居住的大鎮。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城鎮中的居民大都是農(nong) 民，但已經不是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農(nong) 民了，而主要是依靠商業(ye) 謀生的手工業(ye) 或商業(ye) 經營者，這就是所謂的城市市民階層。除此以外，還有“大批落魄的士林文人和沒落的官宦小吏湧入市井”，成為(wei) 市民階層的另一大來源。這些市民有一定的文化需求，尤其是對通俗文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正因如此，刻書(shu) 業(ye) 大都以刊刻通俗小說為(wei) 主要盈利方式。

　　很多通俗小說的原型人物在民間受到社會(hui) 各界的追捧，不僅(jin) 王公大族們(men) 熱衷，普通百姓也十分喜歡，成書(shu) 之後也備受歡迎，這是刻書(shu) 業(ye) 興(xing) 盛的重要人文原因。當時很多小說都是由原來在民間廣受歡迎的“說話”“戲曲”演變而來，其中很多人物形象經過曆代“說話”的演繹，已經深入人心，如三國時期的關(guan) 羽，在民間已經形成對關(guan) 羽的文化崇拜，所以，《三國誌演義(yi) 》小說一經出現之後就競相成為(wei) 民間追捧的對象。在利潤的驅使下，各個(ge) 書(shu) 商隻能競相出版，不斷增加刻本。

　　民間的廣泛喜愛還直接影響到了上層社會(hui) 人士的喜好。《三國誌演義(yi) 》《水滸傳(chuan) 》等一旦成書(shu) 之後，“就受到明朝帝王公侯、文人士大夫的廣泛歡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還推動了官刻書(shu) 業(ye) 的發展。如明朝都察院就刊刻了《水滸傳(chuan) 》。事實上，為(wei) 了滿足自己的文學愛好和迎合某種社會(hui) 風尚的需要，很多私人開始刊刻這些書(shu) 籍，並加以收藏。

　　明初統治者為(wei) 了強化封建專(zhuan) 製統治，不僅(jin) 大興(xing) 文字獄和實行嚴(yan) 控思想的八股取士，還禁止通俗文藝的傳(chuan) 播。明初1389年朝廷下文：“在京軍(jun) 民人等，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娼優(you) 演劇，除神仙、義(yi) 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wei) 善，及歡樂(le) 、太平不禁外，如有褻(xie) 瀆帝王聖賢，法司拿究;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顯然，在這樣的文化禁錮的環境下，通俗小說是無法產(chan) 生和傳(chuan) 播的。

　　到宣宗時期，雖然對社會(hui) 通俗文藝、文學等控製還是較為(wei) 嚴(yan) 格，但社會(hui) 文化思想已經有了新的變化。到成化年間，私人刻書(shu) 、官府刻書(shu) 和民間刻書(shu) 活動開始活躍起來，通俗文學的整理刊刻也已出現，如後來發掘的北京永順堂刊印的“說唱詞話”就是很好的例證。到了弘治年間，社會(hui) 文化政策開放，朝廷開始關(guan) 注通俗文學，以至在全國範圍內(nei) 搜求和征集“古今經史子集，下至陰陽藝術、稗官小說等項”。這就為(wei) 刻書(shu) 業(ye) 創造了寬鬆的社會(hui) 條件。

　　書(shu) 籍批發市場的出現，為(wei) 刻書(shu) 業(ye) 發展創造了市場條件。明朝中後期，江南的很多地方，如福建建陽、金陵、杭州、蘇州、湖州等地成為(wei) 著名的刻印中心。這些中心裏麵有著大量的刻書(shu) 工人、造紙工人等，進行各種書(shu) 籍的印刷。如何銷售成為(wei) 書(shu) 商麵臨(lin) 的問題。於(yu) 是，逐漸形成了以這些刻書(shu) 中心為(wei) 依托的書(shu) 籍批發市場，如福建建陽最早籌建了書(shu) 籍批發市場，甚至後來發展到了北京。這些書(shu) 市都有固定的交易日，“每月逢一、六等，一個(ge) 月有6天大規模的交易”。這樣，作為(wei) 刻書(shu) 業(ye) 發達的南方就可以將書(shu) 籍很快運到北方進行銷售，以滿足北方消費者的需求。

　　客觀上講，很多原因促使明朝刻書(shu) 業(ye) 的發展，但最主要的因素有三個(ge) ，一個(ge) 是文學小說本身的繁榮，另一個(ge) 是刻書(shu) 業(ye) 市場的發展，還有一個(ge) 重要原因是文化政策的寬鬆，後兩(liang) 者又對小說創作產(chan) 生了影響，推動了小說文學在民間的傳(chuan) 播，乃至文化的普及。可以說，刻書(shu) 業(ye) 的出現對中國古代文化史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