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習(xi) 近平同誌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hui) 議時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ti) 係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水平實現整體(ti) 躍升。這是習(xi) 近平同誌首次提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重大命題。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明確了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任務。201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習(xi) 近平同誌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ti) 學習(xi) 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hui) 議上的重要講話，進一步豐(feng) 富了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內(nei) 涵，為(wei) 深入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提供了科學指南。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一頭連著經濟發展新常態，一頭連著經濟體(ti) 製改革並由此對接全麵深化改革，融發展與(yu) 改革為(wei) 一體(ti) ，實施一年多來顯著促進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促進了發展質量和效益提升。習(xi) 近平同誌深刻指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一場關(guan) 係全局、關(guan) 係長遠的攻堅戰。我們(men) 應進一步深化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認識，牢牢抓住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努力打贏這場攻堅戰。

　　一頭連發展：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在國內(nei) 外經濟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適時作出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一個(ge) “新”字，恰到好處地揭示了我們(men) 身處的經濟環境已與(yu) 以往大不相同，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成為(wei) 當前和今後一個(ge) 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用新常態的大邏輯研判經濟形勢就會(hui) 發現：

　　既然我們(men) 麵對的是經濟發展新常態而非舊常態，那麽(me) ，立足於(yu) 中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現實國情，走出一條與(yu) 以往大不相同的經濟工作新路子，構建起與(yu) 以往大不相同的宏觀經濟調控新格局，便是不二選擇。

　　既然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麵臨(lin) 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其根源主要不在於(yu) 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而在於(yu) 結構性因素，是重大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結構性問題，供給和需求兩(liang) 側(ce) 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麵在供給側(ce) ，那麽(me) ，聚焦於(yu) 解決(jue) 這些與(yu) 以往大不相同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從(cong) 供給側(ce) 和結構調整上找出路，當然要成為(wei) 宏觀經濟政策新的著力點。

　　既然造成這些重大結構性失衡的根本原因在於(yu) 體(ti) 製機製障礙，在於(yu)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未能充分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在於(yu) 沒有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那麽(me) ，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ti) 製機製障礙，實現供求關(guan) 係新的動態均衡，無疑要成為(wei) 宏觀經濟政策新的落腳點。

　　上述這些變化歸結為(wei) 一點就是，相對於(yu) 以往立足於(yu) 總量調節、側(ce) 重於(yu) 需求一側(ce) ，並且主要依托於(yu) 政策層麵操作的舊常態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應當立足於(yu) 結構調整、側(ce) 重於(yu) 供給一側(ce) ，並且主要通過改革的方式加以實施。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重大命題，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基於(yu) 這樣的科學判斷而形成並演化為(wei) 經濟工作的主線。這就是說，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經濟發展新常態緊密相連。正是因為(wei)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才必須實施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也隻有立足於(yu) 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一頭連改革：牽引和推動全麵深化改革

　　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所部署的全麵深化改革與(yu) 以往改革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yu) ，它不是某一個(ge) 領域的改革，也不是某幾個(ge) 領域的改革，而是覆蓋經濟體(ti) 製、政治體(ti) 製、文化體(ti) 製、社會(hui) 體(ti) 製、生態文明體(ti) 製等各個(ge) 領域的改革，既涉及生產(chan) 力又涉及生產(chan) 關(guan) 係，既涉及經濟基礎又涉及上層建築，是具有係統性、整體(ti) 性、協同性的全麵改革。圍繞增強改革的係統性、整體(ti) 性、協同性而定方向、選重點、謀布局，統籌推進重要領域和關(guan) 鍵環節改革，顯然是全麵深化改革躲不開、繞不過的中心議題。

　　既然是全麵的改革，就需要對各領域改革最終是為(wei) 了什麽(me) 、要取得什麽(me) 樣的整體(ti) 效果進行統籌謀劃。鑒於(yu) 全麵深化改革涉及一係列體(ti) 製機製轉型，每項改革都會(hui) 牽動或影響其他方麵的改革，每項改革也都需要其他方麵的改革協同配合，圍繞全麵深化改革而提出的目標便不能僅(jin) 僅(jin) 覆蓋某一個(ge) 或某幾個(ge) 領域，而應覆蓋所有領域、統領所有領域。因而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wei) 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既然是著眼於(yu) 這樣一個(ge) 總目標全麵深化改革，就需要在各領域改革的聯動和集成中選擇突破口和主線索，有重點地加以推進。我國的改革是以經濟體(ti) 製改革為(wei) 重點的，全麵深化改革又是在經濟體(ti) 製改革取得舉(ju) 世矚目成就、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已經建立的基礎上啟動的。無論從(cong) 哪個(ge) 方麵看，要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hui) 和生態文明等各領域體(ti) 製改革的聯動中取得改革的總體(ti) 效應並形成改革的總體(ti) 效果，從(cong) 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經濟體(ti) 製改革都仍舊是具有“牛鼻子”效應的改革領域。這意味著，全麵深化改革要把經濟體(ti) 製改革作為(wei) 牽引、推動各領域改革的重點。

　　既然我們(men) 已經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注意到了經濟發展新常態與(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緊密相連的客觀事實，那就不難發現，無論是推進經濟體(ti) 製改革，還是推進全麵深化改革，都離不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來自各方麵的信息也表明，當前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大部分重點、難點要麽(me) 位於(yu) 供給側(ce) 、要麽(me) 出在結構上，是同供給側(ce) 和結構性問題交織在一起的。比如，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當中，無論是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還是政府的作用，抑或是二者的協調配合，都屬於(yu) 供給側(ce) 和結構性的問題。由此可見，以經濟體(ti) 製改革為(wei) 重點推進全麵深化改革，隻能而且必須從(cong)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入手，圍繞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展開;隻能而且必須將改革與(yu) 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在改革中求發展，在發展中謀改革。

　　從(cong)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經濟體(ti) 製改革—全麵深化改革這一關(guan) 係鏈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持續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並且用改革的方法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把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you) 化服務改革作為(w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nei) 容，持續增加包括製度供給在內(nei) 的有效供給，是我們(men)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推進全麵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防止“新瓶裝舊酒”：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必須依靠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融發展與(yu) 改革為(wei) 一體(ti) ，既體(ti) 現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的要求，又同全麵深化改革的總體(ti) 部署相銜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zheng) 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打贏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場關(guan) 係全局和長遠的攻堅戰，異常重要、異常關(guan) 鍵。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全麵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進一步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絕非易事。鑒於(yu) 我們(men) 麵臨(lin) 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經發生變化，當下尤其需要注意並重點防範的一個(ge) 問題，就是“新瓶裝舊酒”——運用慣性思維麵對新形勢，複製習(xi) 慣做法處理新問題;當下一項異常重要而緊迫的工作，就是全麵係統地調整以往習(xi) 以為(wei) 常的理念、思想和戰略，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dang) 中央的大政方針和決(jue) 策部署上來，以黨(dang) 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wei) 指導推進和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比如去產(chan) 能。排在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首的去產(chan) 能，不能等同於(yu) 以往的“去產(chan) 量”，更不能一味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來實施。產(chan) 能過剩是所有矛盾和問題的總根子，化解產(chan) 能過剩問題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但是，去產(chan) 能應當也必須立足於(yu) 市場調節，把著力點放在完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體(ti) 製機製上。

　　比如降成本。應認識到，當下降低企業(ye) 稅費負擔的主要目的在於(yu) 降低企業(ye) 成本、提高供給質量，是結構性調整而非總量性調節，著力點落在供給側(ce) 而非需求側(ce) ，因而減稅降費決(jue) 不能走以往的“借錢”套路——通過擴大赤字、增發國債(zhai) 支撐減稅降費，而應實行減稅降費與(yu) 削減政府支出聯動，以政府支出規模的削減為(wei) 企業(ye) 降低稅費負擔騰挪空間。隻有這樣，企業(ye) 稅費負擔才會(hui) 是真正意義(yi) 上的降低，資源配置格局才能發生有利於(yu) 企業(ye) 的變化。

　　比如補短板。對於(yu) 作為(w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重要任務之一的補短板，決(jue) 不能簡單采取“麵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麵”的方法，而應認識到製造業(ye) 和服務業(ye) 的此消彼長是產(chan) 業(ye) 結構的規律性變化;也不能單純從(cong) 保增長、擴投資入手，而應認識到改善民生、做好基本民生兜底保障是亟待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重要領域。補短板要立足於(yu) 經濟發展新常態，從(cong) 嚴(yan) 重製約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guan) 鍵環節切入、從(cong) 人民群眾(zhong) 迫切需要解決(jue) 的突出問題切入，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製度短板。

　　比如宏觀經濟政策。鑒於(yu) 我們(men) 已經初步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wei) 指導、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的政策體(ti) 係，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決(jue) 不能滿足於(yu) 以往的“逆風行事”範式——經濟過熱的時候搞緊縮，經濟趨冷的時候搞擴張，而應擺脫政策調整的局限，將政策調整與(yu) 製度安排巧妙結合，以改革的辦法實現供求關(guan) 係新的動態均衡。

　　以上列舉(ju) 幾例旨在說明：經濟發展新常態不同於(yu) 經濟發展舊常態，全麵深化改革不同於(yu) 單純的經濟體(ti) 製改革，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不同於(yu) 需求管理與(yu) 調節。隻有以黨(dang) 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wei) 指導推進和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方能打贏這場攻堅戰，並以此推進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的落實和全麵深化改革目標的實現，從(cong) 而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作者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體(ti) 係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