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和12月的意大利修憲公投，2016年11月的特朗普當選美國新一屆總統，2017年差點又飛出一隻“黑天鵝”的法國大選，以及彌漫著政治不確定性的即將到來的德國大選，是當代西方國家政治舞台上引人矚目的景象。在這種看似“民主輕喜劇”的喧囂背後，是當代西方政黨(dang) 政治麵臨(lin) 的嚴(yan) 峻挑戰。可以說，當代西方政黨(dang) 政治正陷入內(nei) 源性危機，這種危機主要表現為(wei) 以下三個(ge) 方麵。

　　主流政黨(dang) 政策選擇供給的危機。這種危機顯然是歐盟國家中主流政黨(dang) 所麵臨(lin) 的共同困境。總體(ti) 而言，經過半個(ge) 多世紀的歐洲一體(ti) 化進程，尤其是伴隨1993年歐盟成立以來的“更緊密歐洲”建設，涵蓋28個(ge) 成員國的歐盟統一市場和管治框架已經基本形成。這意味著歐盟市場已經是一個(ge) 均質化或自由流動性很強的統一性市場，而歐盟政體(ti) 也已經是一個(ge) 管治權限(尤其是在經濟領域)較集中的(準)超國家政府。在這一趨勢作用下，歐盟成員國中即便是像法國這樣的核心大國，也已經很難獨立製定實施自己的經濟政策，哪怕是在最近幾年歐洲金融與(yu) 債(zhai) 務形勢處於(yu) 嚴(yan) 重危機的極端情形下。也就是說，絕大多數歐盟成員國中的主流政黨(dang) ，其實已經無法做到根據本國實際提出既符合國家整體(ti) 利益、又不違背歐盟財政規則、同時還代表自己政治支持者利益要求的政策主張。其結果必然是，作為(wei) 最可能組閣執政的主流政黨(dang) ，它們(men) 的政治主張、政策主張變得日漸趨近，失去了提供不同政策選擇的政黨(dang) 政治功能。除了歐洲，美國政黨(dang) 政治似乎也遭遇了這樣一種困境。在如何正確回應當代美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傳(chuan) 統中產(chan) 階層裂變和解體(ti) 、貧困群體(ti) 類型與(yu) 數量急劇擴張這一問題上，連續執政兩(liang) 屆的奧巴馬政府和民主黨(dang) 、剛剛上台執政的特朗普政府和共和黨(dang) ，從(cong) 根本上說都不能提出正確的政治主張、提供適當的政策選擇。

　　激進小政黨(dang) 政治代表性的危機。政黨(dang) 在政治衝(chong) 突中具有政治代表性。在西方現代社會(hui) 所形成的政治衝(chong) 突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無產(chan) 階級與(yu) 資產(chan) 階級之間的矛盾和對立，相應地，西方各國政黨(dang) 政治首先表現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左翼政黨(dang) 和資產(chan) 階級右翼(保守)政黨(dang) 之間的政治較量，也就是人們(men) 通常所說的“左右政治”。但在現實中，“左右政治”競爭(zheng) 並沒有替代或消除其他向度下的政黨(dang) 衝(chong) 突，如城市與(yu) 鄉(xiang) 村、中心與(yu) 邊緣、物質主義(yi) 與(yu) 後物質主義(yi) 等之間的衝(chong) 突。單純從(cong) 選舉(ju) 政治和議會(hui) 政治角度來說，除了社會(hui) 主義(yi) 左翼政黨(dang) 和資產(chan) 階級右翼(保守)政黨(dang) ，其他一些小規模政黨(dang) 的影響大都微不足道，但由於(yu) 它們(men) 往往代表著一個(ge) 國家中的特定政治衝(chong) 突類型，因而有著遠遠超出其選舉(ju) 實力的重要性。換言之，對小政黨(dang) 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政治代表性，而不是選舉(ju) 實力。而且，選舉(ju) 實力較弱的小政黨(dang) ，往往有著更激進的意識形態取向。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是綠黨(dang) ，它最初的政治口號就是反既存體(ti) 製、反政黨(dang) 本身，立誌代表非左非右的“正前方”。如果說以綠黨(dang) 為(wei) 代表的激進小政黨(dang) 仍明顯地展現了其政治代表性——將生態環境保護維度納入西方主流政治，那麽(me) ，最近一波崛起的新極右翼主義(yi) 或新民粹主義(yi) 政黨(dang) 則遭遇嚴(yan) 重的政治代表性挑戰。進入新世紀後，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極右翼政黨(dang) 已經從(cong) 一種更多具有象征性意義(yi) 並與(yu) 個(ge) 別政治家相聯係的另類性政黨(dang) ，發展成為(wei) 一種普通性政黨(dang) 。而真正的問題是，激進小政黨(dang) 所提出的政策選擇很難說是代表區域整體(ti) 利益或者國家長遠利益的，甚至可以說是直接與(yu) 之衝(chong) 突的。例如，奈吉爾·法拉奇領導的英國獨立黨(dang) 在競選活動中最經常使用的“論據”就是，脫歐後每年節省下來的178億(yi) 英鎊歐盟會(hui) 費以及大量向來自歐盟成員國學生與(yu) 流動人口支付的福利，可以大幅度改善英國民眾(zhong) 的物質生活狀況;但他卻並沒有對英國因脫歐要付出的巨額經貿關(guan) 稅和其他交往費用作出理性分析。

　　代議製民主模式的危機。選舉(ju) 政治是西方民主模式的關(guan) 鍵環節，通過眾(zhong) 多的程序性和技術性設置，依靠選舉(ju) 進入議會(hui) 的政黨(dang) 與(yu) 政治精英組成在既定任期內(nei) 執掌國家權力的政府。這既是現實中代議製民主模式的理想邏輯，同時也隱含了精英治國的民主理念。其基本假設是，通過一種正確選舉(ju) 方法選擇出的有能力、負責任的政治精英，可以更好地對國家或地區事務實施公正有效的管理。與(yu) 代議製(精英主導)民主模式不同的就是直接民主和民眾(zhong) 自治。不難想象，在區域一體(ti) 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直接民主和民眾(zhong) 自治看起來很美，但在現實中卻隻有在有限的空間範圍內(nei) 是可行的。也就是說，在代議製民主模式不斷改善的基礎上發展直接民主和民眾(zhong) 自治，無疑是一個(ge) 理想而正確的方向，但指望用直接民主和民眾(zhong) 自治的無序引入來取代代議製民主，來掩飾和遮蔽代議製民主的缺陷，則隻會(hui) 製造一些看似色彩豔麗(li) 的“民主輕喜劇”。而這種“民主輕喜劇”在當今西方社會(hui) 卻頻頻上演。無論是英國脫歐公投還是意大利修憲公投，都在嚴(yan) 重弱化議會(hui) 民主決(jue) 策功能的同時，過度刺激了民主政治中的民粹主義(yi) 元素。這是西方代議製民主模式正在遭遇的危機。這種危機加劇了西方國家常設性製度機構與(yu) 偶然性全民公投、充斥著焦慮敵意的民眾(zhong) 與(yu) 自私傲慢的精英群體(ti) 之間的裂痕。

　　需要強調的是，這三重危機的深層原因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西方國家整體(ti) 實力的相對弱化、新自由主義(yi) 主宰下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經濟轉型所導致的物質財富嚴(yan) 重兩(liang) 極分化、社會(hui) 階層裂變與(yu) 重組過程中出現的精英與(yu) 大眾(zhong) 的政治分裂。這些原因使原來的政黨(dang) 精英在相當程度上喪(sang) 失了政治代表性和合法性。也正因為(wei) 如此，西方政黨(dang) 政治所麵臨(lin) 的三重危機在近期將會(hui) 繼續惡化，而不是相反。

　　(作者為(wei)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