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由工業(ye) 社會(hui) 向信息社會(hui) 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治理創新問題是一個(ge) 需要及早提上議程研究的問題。政府治理理論的創新取決(jue) 於(yu) 對政府治理現代化的理解和認識。政府治理理論的現代化就是要對政府治理現代化進程及其問題進行詮釋和分析，並期待對政府未來的建設提出預見性的學說，充分發揮理論穿透力和解釋力的優(you) 勢。

　　在由工業(ye) 社會(hui) 向信息社會(hui) 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治理創新問題是一個(ge) 需要及早提上議程研究的問題，因為(wei) 信息技術改變了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模式，帶來了深刻的社會(hui) 變革。

　　2016年5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哲學社會(hui) 科學工作座談會(hui) 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hui) 總是在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總是層出不窮的，其中有一些可以憑老經驗、用老辦法來應對和解決(jue) ，同時也有不少是老經驗、老辦法不能應對和解決(jue) 的。”當前政府治理麵臨(lin) 一些傳(chuan) 統治理理論不能解釋的問題。回顧曆史，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基本公共服務，尤其是互聯網在經濟社會(hui) 中的應用，催生了新的商業(ye) 模式，推動了中國特色理論的建設，發展了中國學術的話語體(ti) 係。

　　改革的不斷深入呼喚理論創新，在政府與(yu) 市場、政府與(yu) 社會(hui) 、市場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上的確需要有一個(ge) 根本性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研究和理論上的全新解釋。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3月15日答記者問時再一次承諾政府要“壯士斷腕”和“自我革命”，展示了本屆政府在政府改革問題上的堅定不移的決(jue) 心。而為(wei) 政府全麵改革創新提供理論支撐是學術界的責任。

　　一、政府治理理論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要求

　　(一)理解政府治理現代化

　　政府治理理論的創新取決(jue) 於(yu) 對政府治理現代化的理解和認識。這裏，把政府治理現代化定義(yi) 為(wei) 政府履行職責的能力不斷提升、效率不斷提高、成本不斷降低和官員公共精神不斷得到培育的過程;在這個(ge) 過程中，政府的履職能力通過數據化、精準化適應現代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要求，滿足人民群眾(zhong) 的獲得感;通過使用新技術、新型服務模式、新型治理模式滿足人民群眾(zhong) 日益多樣化的發展需求，並獲得全新的體(ti) 驗。與(yu) 傳(chuan) 統的政府治理不同，政府治理現代化利用互聯網技術與(yu) 居民、企業(ye) 連接和媒合成一個(ge) 雙向互動模式，並使社會(hui) 資源動員方式發生質的變化。Facebook創始人紮克伯格2017年2月發6000字長文,談Facebook未來願景和世界該有的樣子時說：“隨著我們(men) 從(cong) 部落、城市到國家的巨大飛躍，我們(men) 總是需要建立社會(hui) 基礎設施，比如社區、媒體(ti) 以及政府等，以支持我們(men) 茁壯成長，並進入下個(ge) 層次。”在當代互聯網已成為(wei) 人們(men) 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像教育、醫療稱為(wei)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內(nei) 容一樣。

　　在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總體(ti) 布局中，經濟建設的水平與(yu) 質量有賴於(yu) 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的明確界定和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提升;政治建設中，政府履職能力和效率極為(wei) 關(guan) 鍵;文化建設離不開政府的公共財政投入，而且政府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其公共精神和公務員的行為(wei) 直接影響社會(hui) 價(jia) 值體(ti) 係;社會(hui) 建設，無論是完善公共服務體(ti) 係，還是創新社會(hui) 治理，都是政府的重要職能;環境保護必須有市場的參與(yu) 。

　　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和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必須完善現代國家製度，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在現代國家製度建設過程中，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設十分重要。經濟社會(hui) 持續穩定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改革創新。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是當前全麵深化改革進程中一項重要的工作。這幾年，各級政府的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截止到2016年，全國政務微信公眾(zhong) 號數量已經達到十多萬(wan) 個(ge) ，各級政府的政務微信普及率在30%~60%之間，發展態勢呈大範圍、多層級趨勢，且必將隨著中央政府的統一部署和國家統一數據平台的建設得到快速發展。這些，都在呼喚政府治理理論的創新。

　　(二)互聯網的廣泛運用推動政府變革

　　提高政府機構工作效率、服務水平和履行職責的能力,解決(jue) 個(ge) 別官員不作為(wei) 、亂(luan) 作為(wei) 和提升基層居民的獲得感等問題，政府要學習(xi) 和借鑒商業(ye) 平台的成功經驗，適應社會(hui) 媒體(ti) 化和媒體(ti) 社會(hui) 化這一新趨勢，在互聯網、大數據和雲(yun) 計算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政府組織與(yu) 企業(ye) 組織和社會(hui) 組織、官員和居民的互動機製，探索建設網絡政府、平台型政府和“政府-公眾(zhong) 朋友圈”等新的組織形態，實現政府流程再造，提升政府服務和治理現代化水平，讓處於(yu) 互聯網環境中的居民和企業(ye) 在一種全新體(ti) 驗中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和其他服務，讓公務人員與(yu) 人民群眾(zhong) 在新型關(guan) 係中享受全新體(ti) 驗。

　　黨(dang) 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互聯網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2017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guan) 於(yu) 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要求，“整合分散設立的各類公共資源交易平台，立足公共服務職能定位，完善管理規則，優(you) 化市場環境，著力構建規則統一、公開透明、服務高效、監督規範的公共資源交易平台體(ti) 係。依托大數據、雲(yun) 計算等信息技術，加快推進交易全過程電子化，實現交易全流程公開透明和信息共享。”[1] 這樣的交易平台，一方麵要求政府加強監管，另一方麵又需要優(you) 化市場機製。《意見》提出的要求，既抓住了當代信息技術發展的趨勢，也指出了當前我國信息技術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問題的解決(jue) 方向。按照中辦、國辦的要求，必須加速完善全國統一的市場體(ti) 係，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強化全國範圍內(nei) 的市場監管和基本公共服務配置，使政府的職能得到更加完美的履行，市場的效率不斷提高，人民群眾(zhong) 多樣化、高水平的要求不斷得到滿足。政府治理理論的現代化就是要對政府治理現代化進程及其問題進行詮釋和分析，並期待對政府未來的建設提出預見性的學說，充分發揮理論穿透力和解釋力的優(you) 勢。

　　二、從(cong) 新技術變革提出政府治理的新理論

　　(一)互聯網賦予公共服務外部性和政府治理理論以新的內(nei) 涵

　　1.外部性的新解釋

　　公共服務理論認為(wei) ，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基本責任和職能，因為(wei) 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如路燈、燈塔，任何人都是可以使用的)。這是公共服務理論的基本觀點，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務體(ti) 係建設和稅收理論的基礎。以往，人們(men) 利用這些理論成功地解釋了公共物品的提供，為(wei) 基本公共服務體(ti) 係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持。

　　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一些網絡平台，諸如百度、穀歌盡管是私人公司創辦的，但任何人都可以到網上免費搜索。擁有數億(yi) 用戶的“微信”也是免費提供的，在中國它甚至成為(wei) 人們(men) 交流的主要方式。由此要問，在這些領域，公共與(yu) 私人公共服務的邊界在哪裏?穀歌、百度以及“微信”為(wei) 什麽(me) 可以具有外部性?當然，穀歌和百度賴以定位的GPS係統是由政府提供的，它最早由美國軍(jun) 方開發和軍(jun) 方自己使用，後來對民間開放。互聯網最初也是美國軍(jun) 方內(nei) 部的通信和計算係統，政府和軍(jun) 方的外部性溢出成就了穀歌的定位功能。“微信”中形成的社交群體(ti) ，人們(men) 通常視之為(wei) 社會(hui) 組織形態。通過它，人們(men) 之間互換信息，提供服務，也呈現出了外部性。互聯網的某些領域，政府、企業(ye) 和社會(hui) 的邊界變得不是清晰了，而是模糊了。在這種模糊事實基礎上，重新界定它們(men) 之間的職能和關(guan) 係預示著公共服務理論將發生革命性的創新。

　　“羊毛出在豬身上”是人們(men) 對穀歌、百度等平台外部性的一種解釋，也就是，網絡平台免費點擊的最終付費者是相關(guan) 公司，相關(guan) 公司根據自己相關(guan) 廣告項目點擊的次數付費。是修正傳(chuan) 統的外部性理論還是重新界定外部性?這是一個(ge) 重大的理論問題。百度搜索等是一種新的商業(ye) 模式，也是一種新的公共服務的交易模式。現實中也曾發生這樣的情況，個(ge) 別網絡公司為(wei) 了提高自己的利潤不惜暗設軟件，實現自動點擊，讓廣告客戶付出巨額利潤，對此，必須加強政府監管，加快建設全社會(hui) 的信譽體(ti) 係。互聯網的出現不是削弱了政府職能，而是要在監管領域加強政府職能，加強全社會(hui) 的責任意識和誠信意識。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呼喚著政府治理理論現代化。

　　2.基本公共服務的新內(nei) 容

　　利用現代技術推動社會(hui) 變革與(yu) 創新，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要更能適應居民的需求，有研究發現，近年來大學生村官深入基層，把自己掌握的互聯網技術帶到農(nong) 村，帶動了農(nong) 村網絡交易這一新的商業(ye) 模式的發展，網絡商業(ye) 盤活農(nong) 民生產(chan) 的產(chan) 品，帶動了農(nong) 民致富。這項研究說明，有村官的村莊電商出現概率高出無村官村莊7.6%。由此可以聯想到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小城鎮的星羅棋布，帶動了農(nong) 村經濟的發展，農(nong) 民生產(chan) 出來的產(chan) 品，通過小城鎮轉銷了出去，實現了農(nong) 村經濟的繁榮。互聯網的出現，使農(nong) 村發展、農(nong) 民致富站在一個(ge) 新的曆史起點上，它甚至挑戰傳(chuan) 統的城鎮體(ti) 係，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表明，把互聯網作為(wei) 一種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基礎設施提供已經成為(wei) 當代政府建設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這將大大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和公共服務的效率和效益，改變政府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推動政府變革。從(cong) 簡單有限和單一的公共服務供給製度到複雜多元的公共服務供給製度將是公共服務供給理論的重大突破。

　　3.從(cong) “售貨機”式政府到平台型政府

　　在我國，各地積極探索使用互聯網來提升政府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創新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杭州市區域衛生信息平台既包括原先的信息平台，也將其他信息平台整合進來，還考慮了各級行政係統的特點，把各區的係統也整合進來，形成一個(ge) 本係統的統一平台，同時把市民卡接口媒合進來，在技術和體(ti) 製上實現了突破。

　　國外的一些學者把政府治理比作一個(ge) 自動售貨機(vending machine)：公眾(zhong) 納稅(投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出貨)，若是公眾(zhong) 得不到滿意的服務，一些居民就會(hui) 對此抱怨，甚至發起抗議——“搖晃自動售貨機”，這或許就是人們(men) 稱之為(wei) 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服務型政府。網絡技術的出現把政府單向提供公共服務變成雙向，甚至N向互動——集體(ti) 合作和共同參與(yu) 取代集體(ti) 報怨。在自動售貨模式中，一切服務清單是事先確定的——政府把有限的服務放進售貨機，居民對服務選擇也是有限的。傳(chuan) 統的公共服務通常是居民在自己生活的社區內(nei) 獲得或得到提供的，平台型政府建設將改變這一供需模式。自2009年至今，政府已經投入數萬(wan) 億(yi) 人民幣於(yu) 醫療衛生體(ti) 製改革，這也是納稅人投入的貨幣，但是人民群眾(zhong) 依然得不到滿意的醫療衛生服務，這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複雜，其中包括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等，不可忽視的是，技術因素在一定意義(yi) 上影響了醫療衛生體(ti) 製的改革。眼下很多醫療機構內(nei) 部的信息係統建設得非常全麵、係統、精確，但各個(ge) 醫院、各個(ge) 部門、各個(ge) 地區之間的信息是封閉的，形成了各自的信息孤島，醫療資源不能最佳地得到配置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是自願協作的一種形式，是人們(men) 選擇的用來實現某些目標的一種途徑;之所以選擇政府，是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政府是實現那些目標最有效的途徑。”[2]平台型政府就是要推動這些部門和機構之間的協同發展。隨著經濟社會(hui) 環境的變化，絕大多數社會(hui) 中的政府都會(hui) 發生相應的變化。

　　互聯網改變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內(nei) 容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模式，這是社會(hui) 發展的必然結果。社會(hui) 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互聯網也是人類創造出來的。隻要願意，人們(men) 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和協作的原則在互聯網、在線數據和計算的基礎上組織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治理以及其他活動，去建設一個(ge) 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人們(men) 需求的社會(hui) ，一個(ge) 使政府更有效率的社會(hui) ，在這樣的社會(hui) 中，政府更容易去實現治理現代化目標。

　　(二)國家能力數據化和市場機製優(you) 化

　　1.數字成為(wei) 國家能力

　　國家治理能力受製於(yu) 政府的履職能力和工作效率，而政府的履職效率在當代取決(jue) 於(yu) 它對技術的使用能力和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隻有借助於(yu) 新技術，滿足新技術環境下的社會(hui) 需求方能實現。政府適應經濟社會(hui) 變革的能力，是國家能力的重要體(ti) 現。“靈活行動的能力，即介入、撤出、改革或放棄，是國家能力的核心。”[3] 如何使政府更加靈活?就是要它能夠適時介入、撤出、改革和放棄，要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建立靈敏的互動和反饋係統。將互聯網、在線數據和雲(yun) 計算引入國家決(jue) 策和政策執行，對政府介入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治理非常重要。互聯網、在線數據和計算是重要的權力源，“當國家與(yu) 其他獨立的權力源協同運轉時，理性行動的國家能力會(hui) 被增強而不是削弱。”[4]國家製度與(yu) 互聯網技術的有機結合將大大提升國家能力。

　　目前，在互聯網平台整個(ge) 決(jue) 策過程中，有關(guan) 互聯網平台信息，平台與(yu) 政府決(jue) 策部門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政府並不掌握有關(guan) 信息，這大大影響了決(jue) 策水平。在問題沒有搞清楚之前，決(jue) 策科學化是談不上的。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曾經說過，把問題解釋清楚，就如同問題解決(jue) 了一半。政府決(jue) 策部門目前主要還是通過座談會(hui) 、實地考察和基於(yu) 媒體(ti) 數據以及各種專(zhuan) 家評論等方式來分析問題，缺乏即時認知，也缺乏大數據分析。通常，這樣的決(jue) 策難以達到精準目標。

　　2.數字使市場供需關(guan) 係精確化和提升資源匹配效率

　　互聯網在經濟領域的運用正在推動市場運行方式發生變化，也就是我們(men) 通常所說的新商業(ye) 模式，分享經濟就是一個(ge) 重要的例證。在沒有滴滴出行之前，人們(men) 搭乘出租車的方式是到大街上揚招，通常的情況是，立馬搭上車或者需要等待，很多情況下都是不可預測的，滴滴出行平台通過自己的精算係統可以告知乘客附近車輛的情況，並幫助尋找到合適的車輛，出行平台是個(ge) 人感知能力的延伸。大數據使供求關(guan) 係朝著精細化方向邁進，使資源配置更加精準。推動經濟健康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現代國家的基本職責和基本能力。現代國家如何推動經濟發展和保障改善民生?尤其是在新技術環境下，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引進新技術。一方麵，供給方擁有自己的計算平台，另一方麵，社會(hui) 成員越來越依賴自己的APP。新技術的應用必須建立自己的社會(hui) 基礎設施基礎。

　　通常，企業(ye) 往往會(hui) 在政府之前選擇和使用有用的技術，包括決(jue) 策技術，企業(ye) 創新是整個(ge) 社會(hui) 創新的引擎。這個(ge) 時代少了數據，就沒法決(jue) 策，尤其涉及以數據為(wei) 基礎的互聯網各類商業(ye) 模式，沒有精確的數據，就難以決(jue) 策。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個(ge) 體(ti) 人類的認知能力已經不是亞(ya) 當?斯密思考市場機製時潛意識裏的那種個(ge) 體(ti) 的認知能力。由於(yu) 互聯網，亞(ya) 當?斯密所謂的“看不見的手”，現在或隱或現，比以前更加清晰了。在這個(ge) 過程中，市場機製的設計就自覺不自覺地得到了優(you) 化，比以前更有自覺性，為(wei) 國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技術支撐。

　　3.數字提升了政府購買(mai) 公共服務過程中的匹配能力

　　平台化將推進政府購買(mai) 公共服務體(ti) 製機製創新。如果仔細分析政府、市場、社會(hui) 和公共服務類型、性質的具體(ti) 過程和特點，政府購買(mai) 公共服務這一命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化。舉(ju) 個(ge) 例子，加快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把該下放給市場的權力下放給市場，把該下放給社會(hui) 的下放給社會(hui) ，把該下放給地方政府的下放給地方政府。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例如，下放給市場，首先，現實的市場都不是理論意義(yi) 的市場，它存在很多缺陷甚至失靈的方麵，政府下放給市場權力後，如何確保績效?這就涉及政府如何監督和評估。一般說來，“政府常常不能準確地知道自己到底要買(mai) 什麽(me) ，從(cong) 哪裏買(mai) ，或者買(mai) 到的是什麽(me) 。”[5]權力下放給市場，政府減少了提供服務的專(zhuan) 業(ye) 壓力，卻增加了監管和評估的壓力，兩(liang) 者的專(zhuan) 業(ye) 化要求雖不一樣，但是工作量可能不相上下，政府投入的資金也不相上下，甚至可能監督評估比提供服務的壓力和工作量更大。還有，現實中社會(hui) 組織也不是純粹意義(yi) 上的社會(hui) 組織，人們(men) 經常講到的誌願性、非營利性等，事實上，一旦進入市場和社會(hui) 領域運作，社會(hui) 組織，“在出現極壞的情況，商業(ye) 化經營有可能葬送組織的社會(hui) 服務宗旨”。[6]現實中，這類情況已經屢見不鮮，社會(hui) 輿論多多，從(cong) 9?11之後的美國紅十字會(hui) ，到最近幾年間的中國紅十字會(hui) ，都曾緋聞纏身，莫不如此。這些，都需要在政府購買(mai) 公共服務中深入研究。

　　政府作為(wei) 委托方和社會(hui) 組織或企業(ye) 作為(wei) 代理人之間的關(guan) 係非常複雜，主要表現在利益衝(chong) 突和監控管理，“利益衝(chong) 突和監控問題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各種交易的通病。”[7]對政府購買(mai) 公共服務過於(yu) 簡單理解和設計，可能會(hui) 為(wei) 錯誤診斷的疾病開出錯誤的藥方。在這個(ge) 問題上，不僅(jin) 要研究發達國家成功的經驗，也要研究它們(men) 在實踐過程中碰到的問題，尤其是挑戰，要吸取它們(men) 的教訓。尤其是，要考慮中國當下的圍繞著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來探索完善政府購買(mai) 公共服務的體(ti) 製機製，以及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設，這些是不可逾越的環節。

　　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改變了社會(hui) 結構、社會(hui) 發展模式、社會(hui) 價(jia) 值觀念，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治理模式也必然發生變革。例如，大學生村官進入農(nong) 村，促進了農(nong) 村網絡商業(ye) ，農(nong) 村網絡商業(ye) 的發展，帶動了農(nong) 民的家庭創業(ye) 創新，激發了農(nong) 村的發展活力，增加了農(nong) 民的收入，改變了農(nong) 村的社會(hui) 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使政府推動公共服務供給的水平大大提高。按照《關(guan) 於(yu) 促進移動互聯網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的要求，要“依托移動互聯網加強電子政務建設，完善國家電子政務頂層設計，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在保障數據安全和個(ge) 人隱私的前提下，推動公共信息資源開放利用，優(you) 先推進民生保障服務領域政府數據集向社會(hui) 開放。加快實施信息惠民工程，構建一體(ti) 化在線服務平台，分級分類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促進移動互聯網與(yu) 公共服務深度融合，重點推動基於(yu) 移動互聯網的交通、旅遊、教育、醫療、就業(ye) 、社保、養(yang) 老、公安、司法等便民服務，依托移動互聯網廣泛覆蓋和精準定位等優(you) 勢加快向街道、社區、農(nong) 村等延伸，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各級黨(dang) 政機關(guan) 積極運用移動新媒體(ti) 發布政務信息，提高信息公開、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治理水平。”[8]黨(dang) 中央、國務院對政府改革和創新提出了新的具體(ti) 的要求，及早認識這一發展戰略的意義(yi) ，並開展相關(guan) 研究，提出相應的創新和改革路徑，是當前政府治理理論創新的一項重要任務。

　　(三)平台化社會(hui) 治理形成多元到N元互動機製

　　1.從(cong) 多元治理到N元治理

　　社會(hui) 治理經曆了一個(ge) 認識上不斷深化的過程，從(cong) 單一治理到多元治理是一個(ge) 曆史性飛躍，在互聯網基礎上的N元治理更是一個(ge) 曆史性飛躍。原來意義(yi) 上的多元互動顯示的是政府、市場和社會(hui) 組織之間的互動，互聯網和在線互動的“朋友圈”使成百上千的人可以同時互動，突破了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社會(hui) 互動。一般人們(men) 說的多元互動也不過是在街頭、會(hui) 議上的議題討論，而且這種互動通常需要一定時間的準備，但是，借助互聯網平台，人們(men) 可以即時互動和N元互動，這是一種虛擬現實中的互動。在進一步使用新科技的基礎上，這種虛擬互動會(hui) 進一步現實化，成為(wei) 虛擬現實。

　　20世紀90年代，曼紐爾?卡斯特預見到了網絡社會(hui) 的興(xing) 起及其對未來世界的影響，他當時寫(xie) 道，“新信息技術正在以全球的工具性網絡整合世界。以電腦為(wei) 中介的溝通，產(chan) 生了龐大多樣的虛擬群體(ti) 。”[9]他預見到了“虛擬社會(hui) ”的出現，這是一個(ge) 社會(hui) 學長期視之與(yu) 社會(hui) 組織、社區不一樣的新的社會(hui) 形態，在我國學界和政策製定部門也都將其稱為(wei) “虛擬社會(hui) ”。隨著“微博”、“微信”等通信、傳(chuan) 播和溝通工具的出現，人們(men) 不再簡單地將網絡社會(hui) 視為(wei) 虛擬社會(hui) ，就像人們(men) 在慢慢改變對網絡平台的非實體(ti) 性看法一樣,也在改變著對由網絡形成的社會(hui) 組織形態的看法。曼紐爾?卡斯還寫(xie) 道，“網絡建構了我們(men) 社會(hui) 的新社會(hui) 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性地改變了生產(chan) 、經驗、權力與(yu) 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10]他在這裏講的“權力”就是指治理機製。未來“網絡政府”的出現也不是沒有可能，在社交網絡基礎上的政府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來創新治理模式和服務供給方式。政府將主動公開信息和市場社會(hui) 分享信息，激發企業(ye) 和居民的積極參與(yu) ，努力建設“開放和分享型政府”。“開放和分享型政府”將大大推動政府市場和社會(hui) 之間關(guan) 係的變革與(yu) 創新，最終引導社會(hui) 活力的迸發。

　　2.沒有“一致同意”的共識

　　多元互動的機理之一是，各類群體(ti) 之間達成共識，也就是社會(hui) 治理主體(ti) ，諸如政府、市場和社會(hui) 需要通過參與(yu) 方式在具體(ti) 的社會(hui) 事務、社會(hui) 問題、社會(hui) 矛盾和社會(hui) 衝(chong) 突等問題上達成一致。這包括，意見和看法的一致。平台互動理論挑戰了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社會(hui) 學的互動理論。隨著平台化趨勢，互聯網時代不太可能產(chan) 生這樣的“共識”，即“人人都滿意”、“人人都同意”，因為(wei) 這是一個(ge) 主體(ti) 多元的時代。從(cong) 本質上，“共識”沒有“一致同意”的內(nei) 涵，共識並不意味著“人人都滿意”和“人人都同意”，也不是指全體(ti) 社會(hui) 成員都必須同意，而是指各個(ge) 利益相關(guan) 者共同達成對國家、公司、員工和消費者都最大便利化的決(jue) 策，並圍繞著這樣一個(ge) 決(jue) 策共同努力。在利益多元化和社會(hui) 信息化時代，必須以一種開放的心態看待“共識”問題。互聯網將大大提升政府、市場和社會(hui) 之間的協同效率，各級政府及其領導幹部對此必須有深刻認識和長遠的預見性，並積極擁抱互聯網。

　　三、結論與(yu) 討論

　　有關(guan) 理論引入國內(nei) 已經多年，遇到了中國社會(hui) 和政府的劇烈變革，在這個(ge) 變革過程中，這些理論的本土化和提升，就是構建中國特色理論和中國理論國際話語權的過程。現行政府治理理論是建立在公共管理理論、宏觀調控理論、公共服務理論、國家能力理論以及社會(hui) 管理等理論的基礎上的，並在工業(ye) 化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必須看到，這些理論幾乎都是工業(ye) 革命時代的產(chan) 物。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帶來的經濟平台化、商業(ye) 模式數據化、社會(hui) 媒體(ti) 化和媒體(ti) 社會(hui) 化，對政府治理和政府流程提出了新要求，也觸動了現行的政府治理理論。實現經濟結構的升級和社會(hui) 的轉型，必須升級政府治理理論。

　　(作者：丁元竹，國家行政學院社會(hui) 與(yu) 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