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世界主要國家經濟、金融、貿易、科技等指標的考察表明，未來10~15 年，繼續崛起的中國將從(cong) 全球性經濟大國提升為(wei) 經濟強國，貢獻全球公共產(chan) 品的能力和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力將得到強化。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和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調整、改革現實需求，中國應作為(wei) 國際製度體(ti) 係的深度參與(yu) 者、重要建設者和共同改善者，按照參與(yu) 進程的漸進性、參與(yu) 方式的合作性和參與(yu) 層麵的國內(nei) 外統籌性原則融入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其目標是構建一個(ge) 與(yu) 綜合實力相適應、權力和責任基本對稱、發展共同利益和促進本國利益相結合的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框架，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全球經濟治理機製的合法性、有效性，最終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關(guan) 鍵詞：全球經濟治理 中國的國際定位 中國的國際戰略

　　一、問題的提出與(yu) 核心思想

　　曆次重大經濟危機總會(hui) 帶來重大的理論反思和政策改進。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導致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近十幾年的亞(ya) 洲金融危機特別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隨後的歐洲主權債(zhai) 務危機爆發以後，如何構築有效應對全球係統性風險防護機製顯得十分迫切，人們(men) 開始深刻反省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如何適應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這也是近年來全球經濟治理及其國家的參與(yu) 問題成為(wei) 學術界和各國政要關(guan) 切的現實背景。

　　從(cong) 理論淵源來看，全球治理的理論來源於(yu) 全球治理的實踐，這種實踐主要體(ti) 現為(wei) 建立國際秩序、解決(jue) 全球性問題的共同行動。早在19世紀後期，主權國家就不乏對人道救助、衛生、通訊和環境等領域的國際合作實踐例證。一戰末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和平計劃，主要強調公開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貿易自由、全麵裁軍(jun) 、公正處理殖民地爭(zheng) 議等方式以建立一個(ge) 新的國際秩序，這是全球治理思想的最早實踐。在全球治理的早期實踐基礎上，隨著環境、能源、恐怖主義(yi) 、跨國犯罪等各個(ge) 領域的全球問題的日益顯現，傳(chuan) 統國家的治理能力難以應對，全球治理的概念孕育而生。冷戰結束之後，學界逐步將其推向理論研究的視野。1992年美國學者羅西瑙首次從(cong) 學術上提煉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論框架，同年聯合國宣告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員會(hui) ”(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並創辦了《全球治理》雜誌，於(yu) 1995年發表了報告《我們(men) 的全球之家》(Our Global Neighborhood)。盡管全球治理理論和概念充滿爭(zheng) 議，但其基本要義(yi) 強調的是多元協同，利益協調、製度規範基礎上的“善治”(Good Governance)。

　　作為(wei) 全球治理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經濟治理源自於(yu) 對國際經濟秩序建立和解決(jue) 經濟領域中的全球問題的需要，從(cong) 實踐來看，二戰以後建立起來的布林頓森林體(ti) 係構成了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製度基礎，也是全球經濟合作和治理機製開始運行的標誌，但是超主權經濟合作和治理決(jue) 策平台主要局限於(yu) G7，其範圍並不具有全球代表性。冷戰結束後，隨著發展中大國群體(ti) 性崛起，發展中國家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意願、能力以及相應的責任明顯增加。亞(ya) 洲金融危機後成立的G20 非正式部長級會(hui) 議機製，意味著發達國家和新興(xing) 市場國家共同合作參與(yu) 的全球經濟治理開始起步。 2008 年下半年，為(wei) 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G20 領導人峰會(hui) 的首次召開，標誌著具有全球意義(yi) 的全球經濟治理的正式啟動。至此，全球經濟治理的理念和話語被廣泛運用，加強全球經濟治理與(yu) 改革全球經濟治理機製被提到空前的高度。

　　實際上，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zhai) 務危機的集中爆發，折射出來的是全球經濟總量和結構失衡，全球性經濟金融風險監測、預防、處置的合作機製不健全，各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配合不當，以及國際經濟製度體(ti) 係的滯後。這一係列的問題，暴露了全球經濟治理的有效供給不足。全球經濟治理“失靈”現象，其深層次的原因是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內(nei) 在缺陷的反映。

　　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為(wei) 世界經濟的複蘇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的綜合國力、全球影響力和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崛起的中國自覺不自覺地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台，曆史性地成為(wei) 全球治理的新焦點。中國作為(wei)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作為(wei) 公認的全球性經濟大國，客觀上要求中國參與(yu) 全球治理是以積極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為(wei) 先導和中心的總體(ti) 戰略，中國官方多次宣示了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態度和政策主張[②]。麵對中國要“擔負更多責任”的外在壓力和國內(nei) 經濟主體(ti) 的利益訴求，中國以何種理念、何種戰略定位和戰略路徑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在改革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中擔當何種角色和如何發揮作用?是國際社會(hui) 的重要關(guan) 切，也構成了當代中國政治經濟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本文認為(wei) ，全球經濟治理是國家和非國家行為(wei) 體(ti) 按照一定製度規範對全球或跨國經濟領域內(nei) 共同問題的治理。所謂經濟領域的共同問題是指經濟總量和結構的失衡和相應的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與(yu) 經濟援助問題，以及金融、貿易、國際產(chan) 業(ye) 分工等領域競爭(zheng) 和合作中的問題。所謂治理，其方式強調的是不存在全球性政府條件下多元合作共治，即各主權國家、國家集團、全球公民社會(hui) 、跨國公司等共同協商使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采取集體(ti) 行動的過程[③]。

　　金融危機之後，隨著新興(xing) 市場國家的群體(ti) 性崛起和世界多極化的趨勢的顯現，主權國家特別是包括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在內(nei) 的一些大國在內(nei) 的全球經濟治理的作用得到了強化。實際上，不管國家和非國家行為(wei) 體(ti) 在全球經濟治理網絡結構中的相對地位如何變遷，國家憑其意誌和動員資源的力量，在國際製度安排、機製設計、議程設置乃至於(yu) 推動治理體(ti) 係發展和完善中，其主體(ti) 地位和關(guan) 鍵角色會(hui) 長期得到深刻的體(ti) 現。一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可以理解為(wei) 一國政府為(wei) 核心的包括本國的次國家政府、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乃至公民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關(guan) 係。這種關(guan) 係集中為(wei) 表現為(wei) 國家參與(yu) 治理的理念、態度(意願)、能力、地位、權力和責任配置。

　　本文的基本觀點是：

　　全球經濟治理其宗旨在於(yu) 通過國際經濟製度和規範，矯正全球經濟總量和結構的失衡，防範全球和跨國經濟金融係統性風險，維護和保持世界經濟持續和健康增長，以建立全球善治、有序和高效的經濟運行係統，全球經濟治理體(ti) 現了全球公共產(chan) 品的本質屬性。由於(yu) 不存在一個(ge) 統一的世界政府供給治理所需的公共產(chan) 品，有效的治理有賴於(yu) 行為(wei) 體(ti) 的合作機製和共同行動(collective action)。

　　二戰以來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經濟組織和規範體(ti) 係為(wei) 保障國際經濟秩序提供了必要的製度基礎。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發展，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治理機製滯後於(yu) 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和經濟日益相互依存的勢態，所帶來的後果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有效供給不足和治理效果的失靈。全球多邊共治是今後全球經濟治理的合理取向。

　　在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製度體(ti) 係內(nei) ，中國獲得了改革開放的巨大紅利，未來可以預見的時間內(nei) ，中國經濟的眾(zhong) 多指標將以相對較快的速度增進，中國經濟發展成果不會(hui) 成為(wei) 挑戰現有國際製度體(ti) 係的力量，而是直接或間接地轉化為(wei) 提供公共產(chan) 品的能力，中國將在現存的國際經濟組織和規範體(ti) 係的基礎上，共同發展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這意味著將更多地充當全球公共產(chan) 品的貢獻者和共同利益的協調者的角色。

　　為(wei) 此，中國應按照參與(yu) 進程的漸進性、參與(yu) 方式的合作性和參與(yu) 層麵的國內(nei) 外統籌性融入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其目標是構建一個(ge) 與(yu) 綜合實力相適應、權力和責任基本對稱、發展共同利益和促進本國利益相結合的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框架，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全球經濟治理機製的合法性、有效性，最終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本文餘(yu) 下的內(nei) 容安排是，第二部分對中國經濟規模和質量指標作出分析和預測，評價(jia) 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chan) 品的能力和參與(yu) 全球多邊共治的經濟基礎。第三部分根據中國的發展趨勢和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現實需求，論證並提出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定位、戰略目標和戰略原則。第四部分是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具體(ti) 戰略舉(ju) 措。第五部分是對全文的總結。

　　二、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實力基礎：分析與(yu) 預測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在和平與(yu) 發展的世界主題下，中國抓住了“大有可為(wei) 的戰略機遇期”。新世紀頭一個(ge) 10年，以當年匯率計算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國。未來10-15年內(nei) ，即跨“十三五”和“十四五”兩(liang) 個(ge) 五年規劃內(nei) ，是中國全麵深化改革的取得關(guan) 鍵成果並繼續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新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內(nei) ，中國的經濟發展實力和未來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是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戰略選擇的基礎條件。

　　(一)經濟總量：GDP是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典型指標，同時又是國際經濟組織中計量參與(yu) 份額或股份的重要指標，可直接轉化為(wei) 提供公共產(chan) 品的能力和相應的投票權力。

　　計算一國和世界經濟總量時普遍采用市場匯率法得到名義(yi) GDP和購買(mai) 力平價(jia) 法得到實際GDP，本文主要介紹兩(liang) 種方法的預測結果。

　　先考察未來10至15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從(cong) 人口、資本和全要素生產(chan) 力等角度看，中國今後10年的增長潛力較過去可能呈現轉折性變化(亞(ya) 太藍皮書(shu) ，2014)[1] 2015年麵臨(lin) 勞動力人口峰值，隨後勞動力絕對數開始緩慢減少。相應地，勞動力數量作為(wei) 一種生產(chan) 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將相應地逐漸降低，甚至將轉變為(wei) 負的貢獻。資本積累仍將是中國未來10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未來的投資速度較過去會(hui) 10%下降至7%左右，相應地資本積累速度也將有所下降。伴隨著中國的技術追趕，中國從(cong) 其他國家的技術模仿和引進變難，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增長將可能由過去的3%下滑至2%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麵，世界銀行公布的2012年中國按PPP計算的人均GDP為(wei) 9233國際美元。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GDP達到1.1萬(wan) 國際美元的時候，經濟增長率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的幅度大體(ti) 是在30%到40%(劉世錦，2013)[2]。李善同(2010)預測，“十二五”期間GDP增長速度為(wei) 7.9%左右，2016～2020年約7.O%左右，2021～2025年約6.6%左右，到2026～2030年期間，經濟增長速度預期在5.9%左右[3]。也就是說，中國未來10-15年的增長將由過去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wei) 6-8%的中高速增長。

　　以下主要考察未來中國和一些傳(chuan) 統大國、新興(xing) 大國的經濟總量的預測值。

　　根據OECD(2012)中長期基準模型(MTB)的預測，采用購買(mai) 力平價(jia) 法，按2005年國際美元計算，2017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wei) 經濟實力最大的國家。作為(wei) 經濟增長最快的兩(liang) 個(ge) 國家，中國和印度的GDP總量在2010年僅(jin) 為(wei) G7經濟體(ti) 的一半，而在2025年將超過G7經濟體(ti) 。以市場匯率計算，2020年代早期，中國經濟實力將超過美國，印度經濟實力在2020年代末期超過日本。中國和印度GDP總量到2040年將超過G7經濟體(ti) ，而在2010年還不到G7經濟體(ti) 的四分之一(OECD Economic Outlook，Volume 2012/1)，由此說明兩(liang) 個(ge) 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大國經濟體(ti) 量將迅速膨脹。

　　歐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報告應用Fouré等(2013)的全球經濟宏觀計量模型(MaGE)模擬基準情景下，世界幾大經濟體(ti) 以當年匯率和2005購買(mai) 力平價(jia) 度量的GDP占比。結果也顯示，以2005購買(mai) 力平價(jia) 度量，2017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wei) 經濟實力最大的國家，2018年將超過歐元區27國(圖1)。

　　圖1 世界幾大經濟體(ti) 以2005購買(mai) 力平價(jia) 度量的GDP占比

　　資料來源：CEPS，The Global Economy in 2030:Trends and Strategies for Europe， November 2013。

　　而以市場匯率計算，202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實力將超過美國和歐元區27國(圖1)。

　　圖2 世界幾大經濟體(ti) 以當年匯率度量的GDP占比

　　資料來源：CEPS，The Global Economy in 2030:Trends and Strategies for Europe， November 2013。

　　劉世錦(2013)對中國美國名義(yi) GDP的預測結果類似(表1、圖3)。

　　圖3 中國與(yu) 美國的名義(yi) GDP時間序列預測

　　資料來源：劉世錦：《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3-2022)》，中信出版社，2013。

　　根據普華永道(2013)的預測，以2011年美元度量，到2030年，中國名義(yi) GDP將達到24.4萬(wan) 億(yi) 美元左右，美國為(wei) 23.4萬(wan) 億(yi) 美元，中美兩(liang) 國形成第一梯隊，印度、日本、巴西、德國、俄羅斯、法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名義(yi) GDP不到10萬(wan) 億(yi) 美元，處於(yu) 第二梯隊，經濟體(ti) 量上的“二超多強”格局比較明顯(表2)。

　　表2 12國市場匯率法度量的GDP(2013及預測2030、2050)

　　上述結果表明，無論采用市場匯率法還是購買(mai) 力評價(jia) 法，在未來10-15年內(nei) ，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和歐元區27國成為(wei) 第一大經濟體(ti) ，印度將超越日本成為(wei) 世界經濟總量第三大國，巴西和俄羅斯等新興(xing) 大國的經濟總量將位於(yu) 世界前列。

　　(二)金融實力：金融是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強勁推進器，金融強國是經濟強國的必要條件，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金融創新的能力、監管水平、金融穩定性直接表明一國金融發展水平，同時也反映金融治理的能力。

　　金融實力反映的是一個(ge) 國家或地區金融發展的總體(ti) 狀況。唐雙寧(2009)將金融實力劃分為(wei) “軟實力”和“硬實力”，而且金融實力的關(guan) 鍵在於(yu) 提高“軟實力”[4]。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的世界62個(ge) 主要國家的年度金融發展報告(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對製度環境、商業(ye) 環境、金融穩定狀況、銀行金融機構、非銀行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服務可獲得性等七大類指標進行計算金融軟硬實力，得出綜合排名。表3是根據該報告選取的G7和金磚五國金融發展狀況的比較。

　　資料來源：根據世界經濟論壇《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2012》數據整理，排名範圍為(wei) 表內(nei) 12國。

　　從(cong) 指標得分情況來看，盡管領先於(yu) 金磚四國，但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確實存在較大差距，特別是美國。綜合來看，中國排名第23位，而美國排第2位。中國金融“硬實力”平麵擴張迅速，但金融“軟實力”提高相對緩慢，導致了中國現階段金融實力和發達國家仍有較大的差距。七大類指標中排名較前的是非銀行金融機構(排第4)，銀行金融機構(排第17);而製度環境(排第35)，商業(ye) 環境(排第47)、金融穩定狀況(排第20)，金融市場(排第21)、金融服務可獲得性(排第41)排名都較後。金融“硬實力”的平麵擴張是金融大國的標誌;金融“軟實力”的立體(ti) 提升是金融強國的標誌。所以今後中國在金融領域的任務是著重提高金融“軟實力”，包括完善金融製度環境，商業(ye) 環境，加強金融穩定性，加大開放力度，使得金融產(chan) 品與(yu) 服務更加多樣化，力爭(zheng) 在2030年前金融實力進入世界前5，實現金融大國向金融強國轉變。

　　(三)貿易實力：貿易規模反映的是一國對外依度，貿易協定的高標準發展趨勢表明，貿易結構、貿易模式與(yu) 產(chan) 品質量等才是反映貿易水平的關(guan) 鍵性指標。

　　從(cong) 進出口貿易規模來看，中國已經成為(wei) 名符其實的貿易大國。但與(yu) 世界主要貿易強國相比，中國還存在很大差距。

　　商務部研究院(2010)預測，到2020年，我國包括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在內(nei) 的總貿易額將達到5.3萬(wan) 億(yi) 美元左右，其中，貨物貿易額進出口額將分別達到約1.9萬(wan) 億(yi) 和2.4萬(wan) 億(yi) 美元，占世界比例分別約8.2%和10.1%，分別居世界第二和第一位;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將分別達到0.5萬(wan) 億(yi) 美元左右，占世界比例分別約8.7%和8.1%，各居世界第二位[5]。

　　該報告進一步提出，到2030年要初步實現貿易強國目標。這個(ge) 目標分兩(liang) 步完成：在2020年前鞏固貿易大國地位，推動貿易強國進程;在2030年前後，初步實現貿易強國目標。而貿易強國應在貿易規模、進出口結構、貿易模式、產(chan) 品質量(標準)、品牌國際化、技術、貨幣國際化、國際投資等方麵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其評價(jia) 指標體(ti) 係包括如下10個(ge) 一級指標和26個(ge) 二級指標(表4)。

　　用雷達圖的方式綜合反映當前中國的貿易強國評價(jia) 指標的得分情況(圖4)，並與(yu) 美國、日本以及德國等傳(chuan) 統貿易強國做對比。某一指標越靠近雷達圖的邊緣，則說明表現越好;以核心源擴散的麵積大小為(wei) 強弱，擴散麵積越大，表示該國貿易實力越強。從(cong) 圖上看，中國目前僅(jin) 有國際收支平衡與(yu) 匯率穩定兩(liang) 個(ge) 指標相對比較強，其他方麵相對較弱。最外圈，也就是最強指標數目最多的為(wei) 德國。該圖中，從(cong) 內(nei) 向外的第三個(ge) 圈是基本臨(lin) 界點，如果在該圈內(nei) 則意味著該指標基本不具備競爭(zheng) 力，反之則表明具備競爭(zheng) 力。其他三個(ge) 國家的指標基本都在該圈外，而中國指標在該圈內(nei) 外均有分布，這意味著目前中國與(yu) 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差距還很大。

　　圖4 中國貿易強國二級評價(jia) 指標雷達圖

　　資料來源：《後危機時代中國外貿發展戰略研究》(2010)。

　　報告提出，把美國、德國和日本一級指標標準得分的算術平均數作為(wei) 該指標的強國標準，也就是說，理想狀態下當我國達到貿易強國的時候，在10個(ge) 一級指標上的標準得分應與(yu) 美國、德國和日本標準得分的算術平均數相等。因此，以縮小與(yu) 強國標準差距的程度作為(wei) 未來我國推進貿易強國進程的目標，到2015年我國與(yu) 貿易強國標準差距縮小1/4，到2020年我國與(yu) 貿易強國標準差距縮小1/2，到2030年各指標與(yu) 貿易強國基本相等。到2030年，中國將實現由“大”到“強”，擁有一批跨國公司和世界品牌;占據產(chan) 品、技術、環境、勞工、社會(hui) 等標準的國際領先地位;提升國際貿易規則製定和主導權;提升商品定價(jia) 權或議價(jia) 權;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不斷改善我國對外貿易條件，形成國際競爭(zheng) 的綜合優(you) 勢。

　　(四)人民幣國際地位：國際貨幣體(ti) 係具有全球公共產(chan) 品的特征。一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ti) 係中的地位、其認可程度和國際化程度的提高，說明存在優(you) 化國際貨幣結構的功能，反映一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進程中的影響力。

　　現行的國際貨幣體(ti) 係是從(cong) 1944年開始形成的以美元為(wei) 核心的國際貨幣體(ti) 係。據環球銀行間金融通訊係統(SWIFT)2013年1月的國際支付全球排名統計，占全球貨幣市場份額排名第一的貨幣是集合德法意等老牌歐洲經濟強國之力才得以世界通行的歐元(40.17%)，其次是美元(33.48%)，接著是英鎊(8.55%)、日元(2.56%)和澳元(1.85%)。

　　中國跨境貿易人民幣業(ye) 務自 2009年7月試點啟動以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增長較快。2010年10月SWIFT的統計中，人民幣使用量在全球跨境支付交易中的排名還隻是第35位;到了2012年8月，人民幣就超過丹麥克朗，排名已經升至第14位，市場份額為(wei) 0.53%;2013年1月份人民幣國際支付規模超越俄羅斯盧布，升至第十三位，市場份額0.63%;而2013年6月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市場的占有率為(wei) 0.87%，又提高兩(liang) 位升至第11位，排名緊隨新加坡元和瑞士克朗。SWIFT將人民幣的晉級評價(jia) 為(wei) ：“人民幣通過離岸市場的推進作用，正在攀升為(wei) 國際性支付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在全球範圍的認知度已較為(wei) 廣泛。2013年匯豐(feng) 集團委托國際知名市場研究公司尼爾森針對全球企業(ye) 跨境人民幣業(ye) 務情況進行深入調查，範圍包括中國內(nei) 地和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亞(ya) 、德國、英國及美國等六個(ge) 與(yu) 內(nei) 地經貿往來頻繁的市場，結果發現，有接近半數(48%)受訪企業(ye) 表示它們(men) 對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有較為(wei) 足夠的理解。伴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不斷推進，境外企業(ye) 對跨境人民幣業(ye) 務益處的認知已經達到一定水平。其中香港和英國的比例最高，分別達72%和56%，美國和德國也均達到了44% ，新加坡和澳大利亞(ya) 略低，分別為(wei) 39%和33%。在被調查的全球七大市場中，人民幣跨境業(ye) 務增長前景樂(le) 觀：使用人民幣的受訪企業(ye) 中，73%表示未來五年預計跨境人民幣業(ye) 務將會(hui) 得到增長;其中，預計跨境人民幣業(ye) 務增幅超過20%的占到近百分之三十。[④]金融業(ye) 內(nei) 人士預計，到2015年人民幣將超過英鎊和日元，成為(wei) 除美元、歐元外的全球三大跨境貿易結算貨幣之一。[⑤]在未來，人民幣跨境使用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自然會(hui) 產(chan) 生一種需求，就是人民幣逐步的、有序的走向可兌(dui) 換。

　　盡管中國以當年匯率表示的經濟總量於(yu) 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wei) 全球第二，經濟總量的增長推動人民幣在全球的使用範圍和數量，但是，要超越老牌經濟體(ti) 已經打下的貨幣支付基礎並不容易，目標是人民幣成為(wei) 排名前三的國際性支付貨幣。

　　(五)製造業(ye) 競爭(zheng) 力：製造業(ye) 特別是先進製造業(ye) 是實體(ti) 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製造業(ye) 國際競爭(zheng) 力水平是抵禦虛擬經濟泡沫的基礎。

　　由聯合國工業(ye) 發展組織(UNIDO)根據2010年數據編寫(xie) 的《2012-2013年工業(ye) 競爭(zheng) 力報告》以產(chan) 能、技術進步和世界影響力作為(wei) 考量因素，對全球135個(ge) 國家和地區的工業(ye) 競爭(zheng) 力進行測量。和上文一樣，我們(men) 仍然選取G7和金磚五國共12個(ge) 大國數據做比較(表5)，結果顯示，日本以0.5409的工業(ye) 競爭(zheng) 力指數位居排行榜之首，緊跟其後的是德國和美國，工業(ye) 競爭(zheng) 力指數分別為(wei) 0.5176和0.4822。這三個(ge) 國家自1990年以來一直處於(yu) 排行榜的第一梯隊。中國在2010年的排名是第七位，比2000年上升了16位，。

　　表5 G7和金磚五國工業(ye) 競爭(zheng) 力指數及分項指標排序

　　而德勤全球製造業(ye) 組與(yu) 美國競爭(zheng) 力委員會(hui) 發布的《2013全球製造業(ye) 競爭(zheng) 力指數》通過調查全球550多位全球製造業(ye) CEO與(yu) 高管對38個(ge) 國家和地區製造業(ye) 當前和5年後競爭(zheng) 力的排名，結果顯示，由於(yu) 中國擁有一些關(guan) 鍵優(you) 勢，即勞動力及原料成本優(you) 勢、政府大力投資製造行業(ye) 以及完善的供應商網絡，所以中國的製造業(ye) 競爭(zheng) 力指數在當前以及未來五年均位居世界榜首。美國、德國和日本等20世紀的製造業(ye) 中堅力量在在未來五年維持其競爭(zheng) 優(you) 勢方麵將麵臨(lin) 印度和巴西等新興(xing) 國家的挑戰。目前德國和美國位列全球第二和第三名，但是調查顯示五年後他們(men) 的排名將有所下滑，德國將退居第四，而美國則排名第五。而金磚四國中的印度和巴西雖然目前排名第四和第八位,五年後競爭(zheng) 力排名將竄升至全球第二和第三位。目前列於(yu) 榜單前十的其他兩(liang) 大發達國家的競爭(zheng) 力也將在五年後有所下降：加拿大將從(cong) 第七名降至第八名，而日本將跌出前十，退至十二名。

　　(六)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要素，同時因其正外部性特征構成了重要的知識公共產(chan) 品。

　　一個(ge) 國家的國際科技刊物論文數、居民發明專(zhuan) 利申請量、研究與(yu) 開發支出等科技資源總量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可以用來衡量其科技總實力。1980年,中國科技資源總量占世界的 0. 81%,相當於(yu) 美國和日本的1/32和1/20;2004年,中國科技資源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為(wei) 7.09%,是美國和日本的1/3.4和1/2.1。中國科技在1980—2004 年期間經曆了高速發展,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弱國轉變成為(wei) “科技大國”，2005年中國科技實力已躍居世界第3位，排在美國和日本之後，此後，中國的科技實力不斷接近日本。[⑥]

　　在科技發明方麵，世界知識產(chan) 權組織(WIPO)2012年的報告指出，2011年中國的專(zhuan) 利申請數量第一次超過美國，成為(wei) 世界第一大專(zhuan) 利申請國，占了全世界比例的1/4。[⑦]中國的中興(xing) 通訊公司(2826件專(zhuan) 利)超過日本的鬆下(2463件)，成為(wei) 全球最大的公司申請人。排在第三名的則是中國的民營企業(ye) 華為(wei) ，專(zhuan) 利申請1831件，把它的主要競爭(zheng) 對手——美國高通公司擠出了前三。

　　在科研理論方麵，從(cong) 2003年到2013年9月，中國科研人員發表國際論文114萬(wan) 篇，年均增長率約12%，從(cong) 世界第7上升到世界第2。在工程類論文索引(EI)收錄的論文數量從(cong) 2010年開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wei) 世界第1，被科學論文索引(SCI)收錄的論文數量從(cong) 2008年開始成為(wei) 世界第2，SCI 數據庫2012 年收錄世界科技論文總數159. 67 萬(wan) 篇，收錄中國科技論文為(wei) 19. 01 萬(wan) 篇。十年內(nei) 科技論文被引用數量超過700萬(wan) 次，排在世界第5位，比2004年的第18位提高了13名，平均每年進步超過1位(表6)。

　　表6 我國各十年段科技論文被引用次數世界排位變化

　　目前，中國國際論文發表數量是美國的三分之一，被引用的數量則隻有五分之一。到2020年，中國國際科研論文發表數量將達到美國的二分之一，被引用數量則將達到三分之一。差距依然明顯，但毫無疑問將坐穩世界第二的位置。考慮到絕大部分國際期刊都是英文且大部分在美國發行這一不利因素，中國真實的科研力量應該比國際論文所展現出來的更加強大。

　　2012年，中國研發(R&D)經費突破一萬(wan) 億(yi) 元，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 1.97%，大約是美國同期研發投入的40%。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從(cong) 2008年到2012年四年間，中國的研發經費增長了122%，年均增長22%，遠高於(yu) 同期GDP增速。[⑧]根據2020年中國實現全社會(hui) 研發經費占GDP 2.5%以上的目標，以及美國研發方麵投資占GDP總量的2.8%的假定，中國研發經費將是美國同期研發投入的80%。而巴特爾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則預測，中國的研發總投入將於(yu) 2022年超越美國(圖5)[6]。

　　圖5 中國、美國及歐盟研發經費預測

　　資料來源：Battelle，2014 Battelle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December 2013。

　　未來中國的目標是提高科技的發展速度，進一步縮小與(yu) 美國和日本的相對差距。到2020年中國將趕上並超過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科技實力大國;與(yu) 美國的相對差距也將縮小在2倍以內(nei) 。

　　(七)全球公共產(chan) 品的提供：全球公共產(chan) 品提供是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成本，其提供數量反映了一國參與(yu) 意願和參與(yu) 能力。

　　國際組織，尤其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性政府間國際經濟組織，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公共產(chan) 品。隨著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中國逐步從(cong) 全球經濟治理的外圍躋身核心圈，承擔越來越多國際責任，也日益為(wei) 國際規則載體(ti) 和平台運行擔負更多的成本和智力支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員國在IMF的份額基本上決(jue) 定了其在IMF決(jue) 策中的投票權。隨著新興(xing) 市場的力量逐漸凸顯，其要求提高在世界金融機構話語權的呼聲得到重視。2010年12月IMF通過了被視為(wei) 是其成立67年以來最根本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中國的份額將大幅上調，排名從(cong) 第六位跳躍至第三位。

　　現行份額公式是包括以下變量的加權平均值：GDP(權重為(wei) 50%)、開放度(主要是衡量經常項目收支總和)(30%)、經濟波動性(經常項目收入和資本淨流動的波動度)(15%)，以及國際儲(chu) 備(5%)。公式還包括一個(ge) 用來縮小成員國計算份額離散程度的“壓縮因子”(0.95)。以其為(wei) 基礎得到下表所示前15國家的份額比例。

　　表8 IMF改革前後份額排名前15的國家

　　從(cong) 上表可以看出，IMF改革後最顯著的變化是，中國的份額出現大幅上調(由3.994%至6.390%)，由於(yu) 除了GDP以外，還要考慮開放度和經濟穩定性指標，中國的份額排在第三，僅(jin) 次於(yu) 美國和日本。而金磚四國也全部位列IMF份額的前10位，印度和巴西均從(cong) 10位之後跳到10位之前。俄羅斯的占比份額也調整在比加拿大之前。這次IMF的份額改革方案下，美國擁有15%以上的投票權，而根據IMF的表決(jue) 機製，美國事實上對IMF重大決(jue) 定具有一票否決(jue) 權。

　　未來的份額和投票權狀況還取決(jue) 於(yu) 大國間的博弈，IMF一般每五年會(hui) 對份額進行一次總檢查來評估其資金是否充足，並根據世界經濟的實際情況調整份額公式。

　　另一方麵，由於(yu)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雇員的專(zhuan) 業(ye) 性，為(wei) 基金組織提供獨立的消息來源和專(zhuan) 業(ye) 貢獻，因此他們(men) 對基金組織的影響不容忽視。近年來中國籍雇員人數增長很快，2010年還隻有50位左右，2014年已接近130位，特別是IMF近年來聘用的年輕經濟學家中，中國籍的比重很大。[⑨]

　　世界銀行成員國認購股份的多少根據該國的經濟實力，同時參照該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繳納的份額大小而定。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hui) 在2010年4月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這次改革使中國在世行的投票權從(cong) 之前的2.77%提高到4.42%，成為(wei) 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dong) 國，僅(jin) 次於(yu) 美國和日本。其股份和投票權結構與(yu)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和投票權結構類似。

　　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各成員向秘書(shu) 處繳納的會(hui) 費以貿易份額為(wei) 基礎進行計算。2012年中國向世界貿易組織繳納的會(hui) 費為(wei) 1415.7萬(wan) 瑞士法郎，列第三位，美國第一，為(wei) 2368.7萬(wan) 瑞士法郎;德國第二，為(wei) 1713.5萬(wan) 瑞士法郎。作為(wei) 全球重要的貿易大國，中國參與(yu) 製訂國際貿易規則的話語權和能力也在不斷提升。中國在多哈回合談判中全程深度參與(yu) 了國際貿易規則的製定。中國不僅(jin) 進入由美國、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ya) 、日本、印度、巴西等核心成員組成的“諸邊磋商組”、成為(wei) 諸邊磋商的“常任理事國”，也成為(wei) 反傾(qing) 銷談判技術專(zhuan) 家組重要成員。在2010年12月召開的談判會(hui) 議上，中國又成為(wei) 談判主席指定的7個(ge) 核心談判成員之一，擔任 “主席之友”協助起草新的主席綜合案文。

　　但是，對一些非限製性的公共產(chan) 品提供情況來看，表現為(wei) 中國的貢獻相對不足。對外援助特別是對一些最不發達國家提供援助，可以起到緩解全球經濟失衡，縮小南北差距作用，也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內(nei) 容和議題之一。表9顯示2013年中國、印度和G7國家政府開發援助的規模。

　　表9 2013年主要國家政府開發援助規模及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

　　作為(wei) 新興(xing) 援助國，中國對外援助規模還十分有限，從(cong) 占國民總收入比例上看，還遠低於(yu) 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hui) 24個(ge) 成員國的比例0.30%。不過，中國已經成為(wei) 非成員中除沙特阿拉伯外的第二大援助提供者。[⑩]另外，中國向聯合國專(zhuan) 屬機構繳納的會(hui) 費占GDP的比重相對不足，低於(yu) 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xing) 市場國家。同時還存在對外直接投資對東(dong) 道國就業(ye) 貢獻相對偏低，貿易便利化水平以及服務貿易開放度相對不高等情況[11]，這些問題需要在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進程中，不斷加以改進。

　　三、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戰略目標與(yu) 原則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釋放了開放經濟的製度“紅利”，經濟保持了高速成長。但是，在相當一段時期內(nei)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表現為(wei) 能動不足、地位次要和行動的被約束。一些學者認為(wei) ，中國參與(yu) 全球治理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ge) 長期的“被”全球治理、尤其是“被”全球經濟治理的過程[7]。隨著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發展中國家群體(ti) 性崛起，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快速崛起成為(wei) 第二大經濟體(ti) ，並將可能從(cong) “多強”中脫穎而出的境況下，國際社會(hui) 已經不再滿足於(yu) 一個(ge) “韜光養(yang) 晦”低調的中國，為(wei) 此中國需要做出整體(ti) 應對戰略。

　　(一)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基本理念與(yu) 國際定位

　　目前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下，不可避免地存在國家利益至上、權責配置不合理、搭便車行為(wei) ，最終導致對全球經濟治理公益性目標發生偏離，難於(yu) 實現真正合法和有效的全球治理。現實中全球經濟治理的基本缺陷在於(yu) ：一是治理機製滯後。應當承認過去的幾十年裏，現行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重要的國際機製為(wei) 維護世界和平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製度保證，美國通過這些機製承擔和協調了貨幣穩定以及自由貿易的相當多數的全球公共產(chan) 品，但是隨著世界多極化的發展，這些全球性的多邊治理機製沒有充分反映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和日益相互依存勢態，製度規範總體(ti) 上轉型不足。二是治理結構失衡;盡管反映發達國家和主要新興(xing) 市場國家多邊共治的G20，正在發揮全球經濟治理的主平台的作用，但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格局沒有充分反映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三是全球公共產(chan) 品提供不足。目前貿易、投資、金融等全球性的治理製度供給不足，體(ti) 製壁壘、排他性地區製度呈現發展趨勢，全球經濟治理碎片化現象嚴(yan) 重，新的全球性的多邊機製缺失。

　　麵對全球經濟治理現實問題，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的理念顯得尤其重要。當代的中國傳(chuan) 承著古代文明的文化基因，“無外”和“天下”的思維模式形成了中國“和”的世界觀，從(cong) “和平共處”到“和平發展”再到“和諧世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等，無不體(ti) 現這一世界觀的理念模式，近年提出的“和諧世界”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命題是中國在世界新秩序理念發展中的重要貢獻，體(ti) 現出中國對世界新秩序理念的深刻思考與(yu) 中國式的世界理想。該理念具體(ti) 到全球經濟治理上的要義(yi) 在於(yu) ，經濟全球化使得人類越來越成為(wei) 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ti) ，共同利益、共同發展、共同安全成為(wei) 這個(ge) 時代的基本特征，麵對全球性的共同問題，所有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以國家為(wei) 核心的各種治理主體(ti) ，圍繞貨幣金融、貿易投資、產(chan) 業(ye) 分工和可持續發展等領域，合理設計“責權利”的關(guan) 係和製度規範，共同應對挑戰和管理風險，以建立更為(wei) 公正、有序、均衡、包容、和諧的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當然，這些理念需要通過具體(ti) 化展開、係統化提煉和國際傳(chuan) 播，以促成多數國家認可乃至全球基本認同的共享知識和價(jia) 值追求。

　　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身份和角色的定位確認，主要來自中國的自我認知與(yu) 選擇，同時也需要國際社會(hui) 對中國的評判與(yu) 認同。中國國際定位根據中國的發展趨勢和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現實需求作出清晰化、明朗化的身份定位。

　　一是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深度參與(yu) 者。治理進程中的國際製度體(ti) 係是多極體(ti) 係的中大國博弈的均衡結果，具有一致預測性，對於(yu) 已經約定俗成的國際規範加以維護，是一個(ge) 成熟的大國負責任的表現。作為(wei) 曾經的社會(hui) 主義(yi) 大陣營的主要國家，中國當年是美國主導的西方國際體(ti) 係的對抗者和挑戰者，改革開放特別是冷戰結束後，中國淡化了意識形態的輸出，不挑戰西方國家構建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合作者的身份融入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實踐證明這種身份定位為(wei) 中國的崛起不僅(jin) 創造了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而且在現存體(ti) 係中發展壯大，贏得了經濟快速發展的戰略機遇。進入新世紀，中國更加深度融入國際體(ti) 係，加入了WTO等幾乎所有的國際經濟組織。未來的中國仍然是國際製度體(ti) 係內(nei) 的“局中人”而不是體(ti) 係外“攪局者”。對於(yu) 通過區域和跨區域協定，淡化二戰以來的全球性多邊規則體(ti) 係功能和作用，中國需要全球經濟治理回到有廣泛國家參與(yu) 的全球性多邊機製上來，更加維護好二戰以來形成的國際秩序。

　　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主要建設者。全球經濟治理是一個(ge) 不斷演進和發展過程。中國作為(wei)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崛起過程中既要考慮如何當好世界“老二”又要為(wei) 未來過度到經濟體(ti) 量“老大”做好準備。適度減少一些“韜光養(yang) 晦”，多一些“有所作為(wei) ”，在深度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基礎上發揮主要建設者作用，這不僅(jin) 是國際社會(hui) 對中國發揮更大的建設作用的期待，也是中國自身實力和負責任的大國體(ti) 現。主要建設者是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骨幹成員”，而且一定意義(yi) 上講也是G20等多邊共治機製中的“集體(ti) 領導”之一，在治理規範的形成、治理方案的設計和治理決(jue) 策的製定上有所擔當。

　　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共同改善者。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根本缺陷在於(yu) 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不足。金融危機以來，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已經成為(wei) 全球的共識，但是圍繞治理結構上改革卻是一個(ge) 艱難的博弈過程，以新興(xing) 經濟體(ti) 為(wei) 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成為(wei) 全球經濟治理結構轉型的主導力量，但是美國為(wei) 首的傳(chuan) 統發達國家會(hui) 力圖維護和發展其有利的國際製度體(ti) 係。例如，美國近來主導的區域和跨區域性的TPP和TTIP談判，主要目的就是通過製訂高標準的新規則，提升自身的競爭(zheng) 實力。中國作為(wei)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xing) 市場國家，與(yu) 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具有共同發展的利益訴求。中國需要當好發展中國家和新興(xing) 市場國家的代表，擴大和深化利益交匯渠道，減少戰略互信和利益衝(chong) 突，形成合力，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走增量改革邊際演進的道路，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

　　(二)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原則

　　全球經濟治理的基本宗旨在於(yu) 通過金融、貿易、產(chan) 業(ye) 等領域的國際協調機製，矯正全球經濟總量和結構的失衡，維護和保持世界經濟持續和健康增長，以實現共同發展這一普惠的價(jia) 值理想。由於(yu) 不存在一個(ge) 統一的世界政府提供全球經濟治理的公共產(chan) 品，治理行為(wei) 體(ti) 的合作機製和共同行動也就顯得尤為(wei) 重要。從(cong) 集體(ti) 理性的角度講，各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目標是：通過設計合理的國際製度最大限度地防範和處置全球係統性經濟風險，實現世界經濟的共同發展。但是，即便是在無霸權治理條件下，作為(wei) 民族利益代表者的主權國家在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中，必然會(hui) 根據自身的能力和意願，權衡參與(yu) 成本和收益問題，這是各國個(ge) 體(ti) 理性的一般表現。所以，各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具體(ti) 目標選擇會(hui) 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例如，對於(yu) 極不發達國家來說，獲得外部援助、消除貧困是其最迫切的要求;對包括新興(xing) 國家在內(nei) 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和國家繁榮是其優(you) 先選項;但就美國而言，保持自身的領導優(you) 勢地位、維護美國治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其更看重的目標[8]。

　　如何設定和確立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目標和原則?或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目標和原則應該是什麽(me) ?

　　1.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目標

　　第一，樹立大國形象的目標。塑造大國風範，提升國際形象是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基礎性目標，如果在參與(yu) 進程中，國際形象得不到有效提升，中國的長遠發展不僅(jin) 將受到影響，而且容易被孤立起來難以在全球治理中獲得相應的大國地位。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廣泛興(xing) 起的話語體(ti) 係，為(wei) 了共同應對危機的影響和協商解決(jue) 治理機製的問題，中國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並付出了巨大的投入，積極參與(yu) 應對危機的國際協調，為(wei) 世界經濟複蘇做出了積極貢獻，這種積極的態度和迅速的行動本身又是一次“負責任大國”的明確宣示[9]，這也是全球經濟治理的公益性目標和公共產(chan) 品的屬性所決(jue) 定的。

　　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及其規則體(ti) 係的過程，經曆了從(cong) 被動適應國際規則到主動倡導和建設公正合理國際經濟秩序的過程。改革開放的頭些年，中國加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分工體(ti) 係，通過市場原則，獲取了開放的巨大紅利和發展空間。中國的身份更多體(ti) 現融入者和利益的交易者，這也是一個(ge) 發展中大國生存和發展之道。三十五年以來，中國的發展速度和經濟體(ti) 量高於(yu) 西方世界的預期，經濟的迅速崛起使得西方大國和周邊國家的感受十分複雜，對中國未來的國際戰略導向難以把握，各種猜忌和誤判難以避免，中國威脅論也甚囂塵上，這種情況下，迫切需要通過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主動提升國際形象，為(wei) 國際社會(hui) 提供必要的援助和公共產(chan) 品，讓中國的發展惠及更多的國家，以消除和化解戰略互疑和可能產(chan) 生的國際緊張。

　　國際形象主要是由外國政府、企業(ye) 團體(ti) 和外國公民所組成的國際社會(hui) 對一國的認知所決(jue) 定的。近年來，中國的國際形象並沒有隨著中國不斷深度融入全球經濟而提升，一些評估機構對中國國際形象評估甚至有下降的趨勢[10]，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國家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普遍認為(wei) 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而又沒有按其預期要求支付承擔大國責任的成本。當他們(men) 經濟處於(yu) 發展動力不足、相對衰落時，麵對一個(ge) 不斷崛起的中國所產(chan) 生的和心理的落差和競爭(zheng) 壓力，對中國的國際形象的評價(jia) 自然會(hui) 被這種複雜的情緒左右。另一方麵，中國的國際行為(wei) ，包括海外投資、收購、公民形象等，還存在不少問題，加劇了外界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中國國內(nei) 的環境保護、經濟結構、收入分配、社會(hui) 誠信等治理問題的缺陷勢必影響國際社會(hui) 的認知。正因為(wei) 如此，中國應積極把握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機遇期，正人正己，扭轉國際形象下滑的局麵。

　　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不等同於(yu) 參與(yu) 全球經濟，以獲取經濟利益為(wei) 單一目標。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更多的體(ti) 現為(wei) 利益協調基礎之上的責任、義(yi) 務以及相應的地位和權力，是參與(yu) 全球經濟的高級形態。治理強調的是達成良好秩序以規則為(wei) 基礎的“善治”，國家作為(wei) 主要的全球經濟治理的主體(ti) ，首先要求它是現有規製體(ti) 係的執行者、維護者和遵循者，按規則辦事的“自律”行為(wei) 顯得非常重要，所以中國的企業(ye) 在從(cong) 事貿易和投資活動中，遵守規則、恪守道德、規範行為(wei) 必須引起重視，避免不必要的“被治理”事件而影響國家形象。其次，隨著國家的經濟實力的提升，相應的增加國際援助和公共產(chan) 品，做好從(cong) 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向全球財富增長的貢獻者的身份轉換，在與(yu) 世界的互動中向外界持續傳(chuan) 遞中國“正能量”，幫助感受中國競爭(zheng) 壓力的國家正確認知崛起的中國是“和平可親(qin) 文明的醒獅”[12]。再次，明確政府和跨國公司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邊界，在國際市場上同樣需要規範政府職能，發揮市場的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防止企業(ye) 市場行為(wei) 泛化為(wei) 國家戰略，保證中外企業(ye) 的平等競爭(zheng) ，避免西方對“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yi) ”挑戰的誇大。最後，對全球經濟治理中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在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中贏得尊重和聲譽。

　　第二，協調各方利益的目標。其要義(yi) 是指化解衝(chong) 突的利益，發展共同利益，伸張海外利益，保持國家利益和世界利益的均衡發展是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終極目標。正如全球治理委員會(hui) 強調的那樣：“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ge) 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chong) 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全球經濟治理中利益原則始終是行為(wei) 體(ti) 的基本導向，多元利益協調伴隨著對全球問題管理的整個(ge) 過程，國家利益目標隻有和全球經濟治理的公益性目標基本協調一致，公正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才能實現。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ti) 化不斷發展，經濟主體(ti) 的交易和互動不斷加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相互依存的現象在當今的世界表現的尤其突出，促進雙邊、區域跨區域乃至全球的共同利益成為(wei) 各國戰略選擇主要考量。但是，由於(yu) 世界共同利益和國家利益並非完全一致，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交織在一起，互補性和競爭(zheng) 性的同時存在，任何國家作為(wei) 民族利益的代表在全球經濟治理中麵臨(lin) 著國家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的協調和均衡。中國的國家利益是國家安全、經濟、政治和文化利益的集中體(ti) 現，是實現和平發展和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的基礎。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進程中，中國的經濟利益主要表現為(wei) 國際貿易投資(引進技術、承包工程與(yu) 勞務轉讓、海外投資)、國際金融(金融機構海外發展，國際股市)、國際產(chan) 業(ye) 分工(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等利益。隨著中國的繼續崛起和海外投資能力同步增進，開拓海外市場，謀求更多的海外利益將成為(wei) 中國的重要選擇。但是，中國經濟的趕超戰略和快速增長不可避免地對一些國家產(chan) 生利益競爭(zheng) 甚至經濟衝(chong) 擊，所以應注意樹立更加包容的義(yi) 利觀，為(wei) 其他國家特別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留出空間，進一步擴大貿易往來調整貿易結構，同時，擴大對需要幫助的國家的經濟援助，讓中國的發展真正惠及全球。

　　第三，平衡權力和責任的目標。既然世界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全球經濟的多邊共治的也就越來越成為(wei) 這個(ge) 時代的特征。但是多邊治理結構客觀上要求相對集中的權威或領導權力結構，才能有效形成治理的議題和討論方案，決(jue) 策、執行和監督等過程才能有序展開。

　　在未來的多極化國際結構的演變中，中國的經濟規模超越美國後，綜合國力特別是軟實力還需要相當多長的時間趕上美國，由於(yu) 國際製度體(ti) 係的相對穩定性，中國的綜合國力轉化為(wei) 參與(yu) 全球治理決(jue) 策影響力和規則製定權更需要漫長的曆練。所以，未來多極世界的國際領導結構發展趨勢可能是，由美國的單邊集權領導格局向主要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國際集體(ti) 領導”的分權格局轉變。

　　在全球治理進程中，盡管中國扮演著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承擔了應盡的國際責任，但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的呼聲一直就沒有停歇過。實際上中國承擔更多責任的要求，其真實意義(yi) 的背後是繼美國之後承擔更多的國際領導責任。正如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主張的那樣：“美國繼續推進與(yu) 中國積極的、建設性的和全麵的聯係，歡迎中國與(yu) 美國一起承擔負責任的領導角色”，因為(wei) 無論是傳(chuan) 統安全還是非傳(chuan) 統安全，經濟還是環境領域，今天的美國都缺乏“單獨行動”的代價(jia) 。作為(wei) 國際社會(hui) 重要的大國，中國實際上已經在國際義(yi) 務承擔上做出了發展中大國相應的成績，但總體(ti) 上責任和權力是不相對稱的，存在國際經濟體(ti) 係“二把手”的困惑。所以，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一方麵在於(yu) 提高在治理係統中的話語權、代表性和影響力，爭(zheng) 取權力和責任的基本稱性，致力於(yu) 優(you) 化治理結構，推動治理結構轉型，使得多邊治理體(ti) 製因中國的因素顯得更加合理、公正和有效。更重要的方麵在於(yu) 中美兩(liang) 個(ge) 世界最主要大國的權力和責任均衡，承擔全球共治的主要責任，這是中美新型大國關(guan) 係的高級形態。作為(wei) 世界上兩(liang) 個(ge) 最重要大國，中美新型的大國關(guan) 係除了在相互依存中維護彼此的核心利益開發共同利益外，還需要提供相應的國際公共產(chan) 品的義(yi) 務，共同應對諸多地區和全球性挑戰，在塑造未來的國際政治經濟體(ti) 係中深化合作，發揮兩(liang) 國的主要作用。

　　2.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原則

　　以上世紀70年代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為(wei) 標誌，中國正式成為(wei) 全球治理的參與(yu) 者。但作為(wei) 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ti) 係的“體(ti) 製內(nei) 成員”，直到加入G20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才在全球經濟治理的舞台上頻繁亮相，扮演較為(wei) 重要的角色。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時間不長，參與(yu) 治理能力和經驗相對不足，社會(hui) 製度、文化習(xi) 俗和發展道路，與(yu) 美國等傳(chuan) 統大國相比，有其特殊性，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需遵循自身的一些原則：

　　第一，漸進性原則。數量的邊際演進與(yu) 時間的逐次推進的漸進性改革原則是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從(cong) “摸著石子過河”的改革路子到“韜光養(yang) 晦、有所作為(wei) ”的外交策略，都體(ti) 現這種原則所蘊含的理念，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同樣需要遵從(cong) 漸進性原則。

　　首先在參與(yu) 深度上，量力而行，順勢而為(wei) 。從(cong) 目前來看，重點是培育和集聚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與(yu) 能力，為(wei) 深度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保障基礎。必須要承認，實力仍然是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核心要素，是實現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目標的基本條件，中國需要繼續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速度，提升增長質量，保持適度經濟規模，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注重科技、研發的投入，保持軍(jun) 事實力相應提升，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力將會(hui) 得到進一步改進。全球化人才是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能力根本要素，與(yu) 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具有國際視野、跨文化交際特別是全球化管理能力的人才匱乏，對中國深度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事務造成製約。因此，加速通曉國際規則、國際規範和跨文化交際國際化人才隊伍的建設是中國國際戰略重要內(nei) 容。

　　其次，在參與(yu) 治理地域範圍上，以周邊國家為(wei) 基礎，以亞(ya) 洲地區為(wei) 重心，以金磚國家為(wei) 關(guan) 鍵，以新型大國關(guan) 係為(wei) 紐帶，重點突破，整體(ti) 推進。中國的快速崛起，除了要協調和管理好與(yu) 傳(chuan) 統大國的關(guan) 係外，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考慮周邊國家的感受，增強戰略互信減少戰略互疑，處理好與(yu) 周邊國家的關(guan) 係。中國是眾(zhong) 多周邊國家最大的貿易夥(huo) 伴，共同利益高度融合，周邊地區是中國崛起的戰略依托地帶，周邊環境安全與(yu) 否直接影響中國和平發展的目標實現。所以，加強同周邊國家的經濟往來和合作，更加重視周邊外交，積極“經營周邊”，以“睦鄰、富鄰”促“安鄰”，實現“立足亞(ya) 太，穩定周邊”，具有超越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yi) 。在此基礎上，通過海陸兩(liang) 條絲(si) 綢之路的構建，向更大地域範圍延伸，同時管理好中美為(wei) 核心的大國關(guan) 係和以金磚國家為(wei) 代表的新興(xing) 大國關(guan) 係，更加有效促進中國全麵深化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

　　再次在參與(yu) 治理全球經濟的對象上，要有所側(ce) 重，鑒別輕重緩急，區分在貿易投資、金融和產(chan) 業(ye) 等領域內(nei) 哪些問題中國更有實力解決(jue) ，哪些問題與(yu) 中國相關(guan) 度較大，哪些問題過於(yu) 敏感容易引發衝(chong) 突，確定和設計好相關(guan) 問題的先後次序。在國際組織和治理平台上，對於(yu) 一些比較迫切需要解決(jue) 的全球性問題，要表達自身的意見，發出自己的聲音，提出解決(jue) 的方案，爭(zheng) 取對議題更大的話語權和決(jue) 策權。

　　第二，合作協同性原則。從(cong) 多極化趨勢來看，目前還沒有哪一個(ge) 大國單獨解決(jue) 全球問題的能力，美國在經曆911和金融危機後，也開始從(cong) 主張單邊主義(yi) 過度到全球主義(yi) ，提倡“夥(huo) 伴關(guan) 係”。從(cong) 中國的現有情況來看，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模式更不宜單邊行動，形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合作協同式參與(yu) 才可能是合理的取向。

　　具體(ti) 體(ti) 現為(wei) 三方麵。一是國家合作模式參與(yu) ，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群體(ti) 性崛起是推動世界多極化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結構必須反應這種變化，中國參與(yu) 全球治理應體(ti) 現這種群體(ti) 效應，運用G20、金磚國家峰會(hui) 等合作平台，提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和治理議題，增強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二是區域合作模式參與(yu) ，區域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必要補充，發揮中國在周邊和亞(ya) 洲地區的影響力，在實踐中不斷注入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和地區機製建構理念，充分利用中國―東(dong) 盟自貿區、東(dong) 盟地區論壇和東(dong) 亞(ya) 峰會(hui) 等合作機製，推動東(dong) 盟共同體(ti) 順利建成，強化中國主導或主要發起的區域合作平台，如上海合作組織、博鼇亞(ya) 洲論壇等，提升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能動性和創造性。三是國家主導下的多元共同參與(yu) 。中央政府及相關(guan) 政府部門是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主導性行為(wei) 體(ti) ，這是中國國內(nei) 政治體(ti) 製所決(jue) 定的，但參與(yu) 權力過度集中在最高行政層麵上，盡管能充分體(ti) 現國家意誌，但不利於(yu) 分散參與(yu) 成本、集聚參與(yu) 力量，形成合理有效的參與(yu) 結構。所以，培育和引導國家次政府、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積極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才能形成中國多元的參與(yu) 結構[13]。

　　第三，內(nei) 外統籌性原則。在世界各國交往互動、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一個(ge) 特征就是局部性的國內(nei) 和地區問題容易觸發、演化為(wei) 全局性的國際和全球問題。一定意義(yi) 上講全球經濟治理是國內(nei) 經濟社會(hui) 治理的拓展和延伸，尤其是一個(ge) 高度開放的大國，其國內(nei) 經濟社會(hui) 的穩定和發展問題直接關(guan) 係到世界經濟運行的狀態。中國作為(wei)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參與(yu) 全球治理的進程中，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統籌國內(nei) 和國際兩(liang) 個(ge) 大局，更能反映中國在全球“善治”下對自身的責任意識。

　　首先，治理規則的內(nei) 外協調。經濟全球化相當程度上是市場經濟規則的一體(ti) 化，全球經濟治理是市場經濟規則為(wei) 基礎的治理。國際市場準則特別是正在醞釀的一些新的高標準經貿規則為(wei) 國內(nei) 經濟可持續發展提出來了機遇和挑戰，倒逼中國新一輪開放和更全麵深化的市場化改革，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的經濟運行機製和管理模式，將鞏固融入全球市場經濟規則體(ti) 係的基礎。中國國內(nei) 的經濟治理體(ti) 係，如宏觀經濟管理體(ti) 係、貨幣運行體(ti) 係、金融監管體(ti) 係和產(chan) 業(ye) 政策體(ti) 係需要走一條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之路，既要立足國內(nei) 實情，又必須注重與(yu) 國際的協調與(yu) 互動。而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等領域直接受到國際規範的約束，其運作方式和規則體(ti) 係更要體(ti) 現與(yu) 國際對接的相容性。

　　其次，治理過程的互動關(guan) 聯。無論國內(nei) 治理還是全球治理，都是一定製度下的持續的管理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各國的內(nei) 部治理過程都是聯動的，如各國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觀的產(chan) 業(ye) 政策以及企業(ye) 微觀層麵的價(jia) 值鏈無不相互影響、相互依存。所以中國的各項政策的出台，麵對不僅(jin) 是國家層麵的治理，還要考慮對其他國家可能的傳(chuan) 遞和輻射效應以及其他國家應對策略。同時，國際形勢變化和其他主要國家的治理政策的調整，也是中國製定針對性經濟治理政策的風向標。

　　再次，治理內(nei) 容的相互銜接。中國的國內(nei) 層麵的問題，相當多的是涉及跨國問題和全球問題，如貧困治理問題是國際社會(hui) 共同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也是二元經濟條件下中國多年所麵臨(lin) 的的困境，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的時間內(nei) ，在解決(jue) 貧困問題的成就為(wei) 一些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範例，也為(wei) 世界貧困治理做出了貢獻。中國當前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國，國內(nei) 的低碳經濟建設和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直接關(guan) 係到全球氣候治理的問題，全球經濟治理的內(nei) 容向國內(nei) 拓展是有效提升治理效率的途徑。

　　四、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戰略舉(ju) 措

　　根據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目標和原則，我們(men) 認為(wei) 目前重點要抓住以下三個(ge) 戰略平台：G20機製、國際經濟組織、區域經濟組織，針對不同的全球經濟治理領域，實施中國的參與(yu) 戰略。

　　(一)戰略舉(ju) 措一：G20機製層麵的新型大國關(guan) 係協調

　　G20機製是目前大國協調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甚至越來越被國際社會(hui) 視為(wei) 未來全球經濟治理的指導委員會(hui) ，原因在於(yu) 該機製適應國際經濟權力結構的變遷，承認新興(xing) 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製度性地位，采用相對較低的國際交易成本和論壇式的製度安排滿足了大多數成員國的製度偏好，從(cong) 而在國際經濟、金融、貿易領域正在起到定規則、定調子、定方向的作用。[11]我們(men) 注意到，G20所代表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的特點在於(yu) 以G20峰會(hui) 的領導人共識為(wei) 統領，以南北主要大國的政策協調與(yu) 合作為(wei) 手段，以主要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參與(yu) 和落實G20決(jue) 策為(wei) 支撐。G20核心議程包括以加強成員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為(wei) 宗旨的相互評估進程、以完善國際金融體(ti) 係為(wei) 宗旨的金融市場治理體(ti) 係改革和以維護和促進多邊自由貿易體(ti) 係為(wei) 宗旨的貿易議題。但是由於(yu) G20並沒有常設秘書(shu) 處，其達成的許多決(jue) 定和共識仍需要通過有關(guan) 國際組織和大國去推行和落實。由於(yu) 大國對G20利益取向的差異，發達國家同新興(xing) 市場國家治理議題和方案的競爭(zheng) 將長期存在，同時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集團內(nei) 部也存在競合關(guan) 係。

　　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的新型大國關(guan) 係，發展和加強中美戰略互信、中俄戰略互補、中歐戰略互動，成為(wei) 當前中國經濟外交的重心和關(guan) 鍵。[12]對中國而言，G20是中國建立新型大國關(guan) 係的重要舞台和實踐平台，也是中國首次以塑造者、創始國和核心參與(yu) 方身份參與(yu) 的全球經濟治理機製。借助G20的平台，中國與(yu) 美國、歐盟、俄羅斯等國實現了良性戰略互動，中國增加了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和投票權，加入了被長期拒之門外的全球金融治理機構-金融穩定理事會(hui) 和全球稅收論壇，在巴塞爾委員會(hui) 、國際證監會(hui) 合作組織等機構中的發言權也大幅上升。中國依靠G20，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製度性權力獲得實質性增加，這有利於(yu) 中國加強同美國、歐盟等主要大國和國家集團的關(guan) 係，塑造良性的大國關(guan) 係架構，協調大國雙邊和多邊的經濟與(yu) 金融合作，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將日益增長的綜合國力轉化為(wei) 對大國關(guan) 係和國際經濟秩序的塑造力和影響力，所以中國要維護、培育、用好、用活G20這一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機製。

　　(二)戰略舉(ju) 措二：國際經濟組織層麵的策略調整與(yu) 利益協調

　　一是積極參與(yu) 國際經濟組織治理，結合國情和世情的動態演化采取融入型和選擇型參與(yu) 戰略。在參與(yu) 國際經濟組織中各種國際規則的製定和執行時，我們(men) 要循序漸進，首先要了解和熟悉國際規則的製定和執行情況，在此基礎上既要尊重規則，但是也不能拘泥於(yu) 現有規則，要積極推動規則的合理化和公平化。對於(yu) 國際經濟組織製定的有損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規則，基於(yu) 成本-收益的綜合考慮，要注意有選擇性的敢於(yu) 說不善於(yu) 說不，必要時要積極聯合廣大亞(ya) 非拉發展中國家和新興(xing) 市場經濟體(ti) ，以此來牽製和抗衡西方發達國家或集團基於(yu) 自身利益而采取損害全球利益的政策和行為(wei) ，從(cong) 而使全球經濟治理能夠更加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例如中國作為(wei) 對外債(zhai) 權大國，應積極倡導建立保護投資者權益的全球投資環境，要求美國和歐洲等西方發達國家全麵開放國內(nei) 投資、銀行和資本市場。為(wei) 了降低匯率變動給全球經濟帶來的風險，要求歐美日建立匯率穩定機製，履行維持主要國際貨幣匯率穩定的義(yi) 務。通過主動參與(yu) 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多邊組織和機構的各項職能活動，積極承擔與(yu) 本國經濟實力和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為(wei) 全球提供公共產(chan) 品的責任和義(yi) 務，推動世界經濟的良性健康發展。由於(yu) 貿易不平衡是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因素，因此解決(jue) 中國的雙順差現象一度被發達國家視為(wei) 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議題之一。當前的國際經濟體(ti) 係在此輪全球金融危機後表現出明顯的負外部性,但由於(yu) 各自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集團之間存在利益衝(chong) 突和權勢競爭(zheng) ,集體(ti) 行動的困境問題勢必無法得到根本解決(jue) ,因此短期內(nei) 無法對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而隻能進行漸進的、局部的調整和完善。[13]而這必然需要世界各國的合作,尤其是中國為(wei) 首的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參與(yu) 。因此中國需要在維持自身的國家利益需求的基礎上，調整貿易結構擴大國內(nei) 要求，進而製定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多元化戰略。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推動國際貨幣體(ti) 係多元化，增強我國參與(yu) 國際產(chan) 業(ye) 分工、多邊和雙邊貿易合作、國際金融監管和匯率政策協調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外匯儲(chu) 備的保值增值問題視為(wei) 考驗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能力的重要顯示性指標，探索構建國際外匯儲(chu) 備管理組織。基於(yu)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注意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區域化、人民幣周邊化戰略的分布推進，從(cong) 人民幣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儲(chu) 備貨幣三個(ge) 階段的價(jia) 值取向來設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演化路徑。[14]中國的外匯儲(chu) 備已超出適度的規模,因此帶來了巨大的保值增值成本和壓力，也容易引起了國際社會(hui) 的關(guan) 注。而適度的外匯儲(chu) 備有助於(yu) 保持匯率的穩定,保證正常的進口和外債(zhai) 支出，抵禦外部風險。然而中國外匯儲(chu) 備真實有效收益率的波幅遠大於(yu) 美元計價(jia) 的外匯儲(chu) 備收益率波幅，真實有效收益率水平遠低於(yu) 美元計價(jia) 的外匯儲(chu) 備收益率。特別是在2007年以來，以美元計價(jia) 外匯儲(chu) 備收益率最大化為(wei) 目標的外匯儲(chu) 備管理背離了實現外匯儲(chu) 備真實財富保值增值的初衷。[15]本輪金融危機後美元一度持續貶值，中國以美元為(wei) 主的外匯儲(chu) 備嚴(yan) 重縮水，中國巨額外匯儲(chu) 備的保值增值問題更是必須得到有效治理。但是如果中國利用國內(nei) 的巨額外匯儲(chu) 備嚐試購買(mai) 大量黃金、大宗商品、戰略資源或進行國際投機性行為(wei) ，則可能會(hui) 對全球經濟和商品價(jia) 格產(chan) 生嚴(yan) 重的負麵影響。因此，能否成立新的國際外匯儲(chu) 備管理組織，在確保市場平均收益率的情況下，對類似於(yu) 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積累的外匯儲(chu) 備進行國際協調、全球監管和使用，重點用於(yu) 確保國際資本市場、匯率政策的穩定和扶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得外匯儲(chu) 備資源能夠得到優(you) 化配置和有效利用。

　　三是增強我國參與(yu) 國際貿易體(ti) 係改革的能力，積極維護WTO多邊自由貿易體(ti) 製。積極推動貿易和投資開放，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yi) 。通過積極參與(yu) 和主導東(dong) 亞(ya) 區域經濟一體(ti) 化的經貿合作實踐，逐步培育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ti) 製，構建和積累區域範圍內(nei) 跨國貿易合作的有效治理機製和治理經驗，推進WTO框架下全球貿易規則和貿易政策的合理化與(yu) 完善化，努力推進構建多邊共贏的全球貿易治理框架。

　　(三)戰略舉(ju) 措三：基於(yu) 區域經濟合作層麵的戰略謀劃與(yu) 布局

　　其一，中國應該加強戰略籌劃和戰略布局，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要有所作為(wei) 。戰略重心應放在亞(ya) 太地區，戰略突破點放在東(dong) 南亞(ya) 、非洲、中亞(ya) 和大洋洲地區。步步為(wei) 營，不必急於(yu) 求成。目前中國政府運用“立足亞(ya) 太、穩定周邊”的地區戰略是比較明智而務實的戰略選擇，應當繼續以大國外交為(wei) 主線，以地區穩定戰略為(wei) 依托，與(yu) 東(dong) 南亞(ya) 國家率先在東(dong) 亞(ya) 地區建成中國-東(dong) 盟自由貿易區，將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和安全政治合作功能進一步實現利益捆綁，謀劃與(yu) 非洲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貿合作關(guan) 係，謀求與(yu) 南亞(ya) 緊鄰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中國日益主導上合組織，積極參與(yu) 東(dong) 亞(ya) “10+3”自由貿易區和APEC合作新機製的區域經濟整合，都可以作為(wei) 中國參與(yu) 乃至尋求主導區域經濟治理的戰略實踐平台和試驗基地。戰略上主要采用經濟外交和金融外交，戰術上要注意政策區分，消解對中國的戰略遏製。

　　其二，積極推進金磚國家和新興(xing) 經濟體(ti) 之間的戰略合作，並將其作為(wei) 重要的戰略平台來用心經營。以金磚國家為(wei) 首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方麵具有了越來越顯著的話語權和影響力。[16]然而金磚五國和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國家由於(yu) 政治製度、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出口市場等方麵存在較大差異性和競爭(zheng) 性。因此，中國應該更加注意提升與(yu) 金磚國家為(wei) 代表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國家形成更緊密的戰略聯盟，增強在經濟層麵的互補性和相互依賴性，逐步通過利益捆綁來加強國家間經濟金融、外交政策、安全戰略的協調性，尤其是要注意提升整個(ge) 金磚國家和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在國際經濟組織和區域經濟組織中的權重、話語權和影響力，有效分散和減輕國際社會(hui) 對中國崛起的壓力和抵製力。

　　其三，未雨綢繆應對TPP，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升級和優(you) 化，加快推進區域經濟集團的內(nei) 部整合進程，提升利益捆綁程度。2011年以來美國主張重新建構亞(ya) 太經濟秩序，發展以TPP為(wei) 核心的區域經濟治理新平台，中國在區域經濟治理方麵的主導能力和發展空間將會(hui) 受到限製。針對區域經濟合作現實，中國應及早謀篇布局，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結合亞(ya) 太地區不同國家的國情和區域經濟治理的現實，提出契合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自由貿易區升級版和新戰略。

　　五、結語

　　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是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10-15年，基本反映經濟綜合實力的經濟總量、貿易、產(chan) 業(ye) 和科技實力將處於(yu) 趕超美、歐等國家的態勢。中國將從(cong) 全球性經濟大國提升為(wei) 經濟強國，貢獻國際公共產(chan) 品的能力和參與(yu) 全球多邊共治的經濟基礎將得到強化

　　根據中國的發展趨勢和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現實需求，中國應以一個(ge) 現存國際製度體(ti) 係的深度合作者、重要建設者和共同完善者的身份定位，按照參與(yu) 進程的漸進性、參與(yu) 方式的合作性和參與(yu) 層麵的國內(nei) 外統籌性積極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其目標是構建一個(ge) 與(yu) 綜合實力相適應、權力和責任基本對稱、發展共同利益和促進本國利益相結合的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框架，提升全球經濟治理機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最終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其戰略途徑是：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和持續提升國家實力，重點要抓住G20機製、國際經濟組織、區域經濟組織三個(ge) 戰略平台。選擇大國協調、金磚國家和新興(xing) 經濟體(ti) 合作、周邊睦鄰為(wei) 基礎的合作參與(yu) 模式，提升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凝聚力和整體(ti) 效率，逐步在國際金融、貿易投資和產(chan) 業(ye) 分工等領域的製度和政策形成中爭(zheng) 取更大的影響力和決(jue) 策權。

　　參考文獻：

　　[1] 李向陽主編：《亞(ya) 太藍皮書(shu) ：亞(ya) 太地區發展報告(2014)》，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2] 劉世錦：《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3-2022)》，中信出版社，2013。

　　[3] 李善同：“十二五”時期至2030年我國經濟增長前景展望，《經濟研究參考》2010年 第43期。

　　[4] 唐雙寧：提升中國金融“軟實力”問題，《銀行家》，2009年第4期。

　　[5]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李鋼等：《後危機時代中國外貿發展戰略研究》(研究報告)，2010.4.18。

　　[6] Battelle，2014 Battelle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December 2013。

　　[7] 龐中英.全球治理的轉型——從(cong) 世界治理中國到中國治理世界[J].國外理論動態，2012,(10)

　　[8] 何帆 馮(feng) 維江 徐進，全球治理機製麵臨(lin) 的挑戰及中國的對策，世紀經濟與(yu) 政治2013(4)

　　[9] 王義(yi) 桅，如何應對中國國際形象的下滑?《對外傳(chuan) 播》，2013.08

　　[10] 崔誌楠、邢悅：從(cong) “G7時代”到“G20時代”：國際金融治理機製的變遷，《世界經濟與(yu) 政治》，2011年第1期。

　　[11] 倪世雄：發展長期健康穩定的新型大國關(guan) 係，《當代世界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2013年第3期。

　　[12] 杜朝運、葉芳：集體(ti) 行動困境下的國際貨幣體(ti) 係變革——基於(yu) 全球公共產(chan) 品的視角，《國際金融研究》，2010年第10期。

　　[13] 王元龍：人民幣國際化的頂層設計與(yu) 推進策略，《金融與(yu) 經濟》，2013年第4期。

　　[14] 張斌、王勳、華秀萍：中國外匯儲(chu) 備的名義(yi) 收益率和真實收益率，《經濟研究》，2010年第10期。

　　[15] 閻學通：權力中心轉移與(yu) 國際體(ti) 係轉變，《當代亞(ya) 太》，2012年第6期。

　　[16] 鄭李猛：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吉林大學社會(hui) 科學學報》，2014年第2期;

　　[①]基金項目： 教育部長江學者和創新團隊發展計劃“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機製與(yu) 戰略選擇” (序號IRT1224)

　　本文由隋廣軍(jun) 牽頭組織，陳偉(wei) 光、程永林、蔡偉(wei) 宏為(wei) 主要執筆，肖鷂飛、李青、粱立俊、劉繼森、陳寒溪、等參與(yu) 討論並提出寫(xie) 作建議。

　　[②]黨(dang) 的十八大報告強調：“中國堅持權利和義(yi) 務相平衡，積極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yi) ”。習(xi) 近平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八次峰會(hui) 指出，要完善全球經濟治理，使之更加公平公正，並強調要共同提升新興(xing) 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參見：習(xi) 近平：推動經濟結構改革寧可增速降一些，來源於(yu) 人民網：

　　https://finance.people.com.cn/n/2013/0906/c1004-22825242.html

　　[③] 目前對全球經濟治理概念還沒有比較完整的學術界定，本文對其基本內(nei) 涵作出簡單提煉。

　　[④] 匯豐(feng) 集團：全球企業(ye) 跨境人民幣業(ye) 務調查報告，2013年7月17日。

　　[⑤] 潘晟：人民幣結算的貿易需求不斷增加，上海金融報，2012年6月26日。

　　[⑥] 胡鞍鋼、熊義(yi) 誌：《對中國科技實力的定量評估(1980—2004)》，《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08年第2期。

　　[⑦]世界知識產(chan) 權組織：《2012年世界知識產(chan) 權指標》報告。

　　[⑧] 《2012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

　　[⑨] 吳成良：拖延IMF改革，美國遭“最後通牒”，人民日報，2014年4月13日。

　　[⑩] OECD援助數據庫。

　　[11] 裴長洪 全球經濟治理、公共產(chan) 品與(yu) 中國擴大開放 經濟研究 2014年第3期

　　[12]參見：習(xi) 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講話《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hui) 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3月29日)。

　　[13]陳偉(wei) 光，教學與(yu) 研究 2014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