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侯列國之中，秦國的文化軟實力原本最弱。春秋時期孔子周遊列國，但卻始終沒有踏上秦國半步，後世韓愈《石鼓歌》有言“孔子西行不到秦”，這是秦國文化缺失的真實寫(xie) 照。商鞅變法之前，秦國很少看到列國士人的影子。商鞅之後雖然有張儀(yi) 、範雎、蔡澤等士人策士相繼接踵赴秦，但無論是士人的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數量都居於(yu) 列國之後。真正改變這種局麵的人是呂不韋。呂不韋在秦國主政十五年，“使諸侯之士斐然爭(zheng) 入事秦”(《史記·太史公自序》)，為(wei) 秦國統一天下收羅了大批的人才，做足了人才儲(chu) 備。呂不韋家僮萬(wan) 人、門客三千，其中對秦國後來影響最大的是李斯、甘羅等賢才，這些人才並沒有因為(wei) 呂不韋身遭羈難而出走，而是大多留在了秦國，最終成為(wei) 秦國的棟梁之材。

　　人才之外，呂不韋給秦國留下的文化遺產(chan) 便是《呂氏春秋》。這部書(shu) 是雜家的集大成之作，是呂不韋執政期間文化建設最耀眼的成就。呂不韋出於(yu) 商人的本能，試圖把諸子百家擇其善者而融為(wei) 一體(ti) ，這樣的文化戰略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正是憑借修著《呂氏春秋》，秦國一躍而成為(wei) 文化發展的引領者，為(wei) 統一天下準備了文化基礎。呂不韋招致賓客遊士編寫(xie) 《呂氏春秋》，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語道破了其真實目的：“文信侯招致賓客遊士，欲以並天下。”

　　很多人對呂不韋的認識充滿了先入為(wei) 主的偏見，都因為(wei) 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呂不韋列傳(chuan) 》開篇即雲(yun)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這句話幾乎成了後人認知呂不韋的蓋棺論定。其實考其生年，呂不韋初見異人時至多不過年方22歲，說他是子承父業(ye) 的富二代尚可，說他是大商人未免言過其實。我們(men) 不要被“奇貨可居”的故事蒙蔽了雙眼，其時的呂不韋不過是一個(ge) 商人出身渴望經邦濟世的熱血青年。呂不韋相秦，推行與(yu) 商鞅變法不同的新的治國方略，提倡“義(yi) 兵”，改變秦國“尚首功”的軍(jun) 功政策，慎殺交戰國軍(jun) 民。呂不韋執政期間，《史記》秦本紀不再見斬首若幹記載。《史記》秦本紀說：“孝文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qin) 戚，馳苑囿。孝文王除喪(sang) 。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醜(chou) 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yu) 民。”縱觀秦史，秦孝文王前，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代君王均無即位“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yu) 民”的做法。呂不韋認為(wei) 片麵強調皆斷於(yu) 法、唯法是治的治國理念已經過時，“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藥，病萬(wan) 變，藥亦萬(wan) 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之殤子矣。故凡舉(ju) 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呂氏春秋·察今》)。呂不韋認為(wei) 仁義(yi) 德化能起到賞罰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主張“為(wei) 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以義(yi) 。以德以義(yi) ，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呂氏春秋·上德》)。這和秦始皇的治國理念截然相反，這才是他悲劇結局的根本原因。

　　郭沫若在《十批判書(shu) ·呂不韋與(yu) 秦王政的批判》中指出，秦始皇與(yu) 呂不韋的矛盾使得秦始皇走了另外一條路統一了中國，“相反的，假如沿著呂不韋的路線下去，秦國依然是要統一中國的，而且統一了之後斷不會(hui) 僅(jin) 僅(jin) 十五年便迅速地徹底崩潰”。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呂不韋的文化價(jia) 值遠遠超過其執政功績。

　　呂不韋應該算是一位文化建設的先行者、實踐者，他其實是一位為(wei) 了自身理想和文化理念而亡的殉道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借揚雄之口評價(jia) 他是“穿窬之雄乎”!就其人生際遇而言，呂不韋確實是弄巧成拙、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就其曆史影響與(yu) 文化建設的貢獻而言，這樣的評價(jia) 未免失之公允。

　　借助“西河之學”“稷下學宮”兩(liang) 大平台，魏國與(yu) 齊國相繼奠定了國家強盛的根基。秦國的文化建設平台比較獨特，一場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的《呂氏春秋》編書(shu) 運動，成為(wei) 加快秦國統一的助推器。魏、齊、秦三國相繼崛起的基因密碼盡藏於(yu)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