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麟《西園雅集》

　　右文重儒

　　宋朝建國後，宋太祖很快由一介武夫變為(wei) 尊儒重文之君，享有“性好藝文”的稱譽。太宗更以“銳意文史”而見著於(yu) 史冊(ce) ，麵對“喪(sang) 亂(luan) 以來，經籍散失，周孔之教將墜於(yu) 地”，“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抄寫(xie) 購募，今方及數萬(wan) 卷，千古治亂(luan) 之道，並在其中矣”。太宗即位後三個(ge) 月，就舉(ju) 行了第一次貢舉(ju) ，錄取名額較多，共得進士及諸科507人。朝廷對第一第二等進士並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等官職;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you) 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赴任出發時，每人賜裝錢20萬(wan) 。對這次貢舉(ju) ，宰相薛居正等認為(wei) “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但太宗“方欲興(xing) 文教，抑武事，弗聽”。“興(xing) 文教，抑武事”，正是宋廷右文政策的具體(ti) 腳注。

　　太宗時還特別注意從(cong) 孤寒之家選拔人才。為(wei) 了避免勢家“與(yu) 孤寒競進”，朝廷於(yu) 雍熙二年(985年)實行別試製度，“令試官親(qin) 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這一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從(cong) 弟呂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王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許待問，舉(ju) 進士第皆入等，但由於(yu) 是勢家之子而被罷去。為(wei) 孤寒之家開路，成為(wei) 宋代科舉(ju) 改革的一個(ge) 重要原則，為(wei) 國家選拔才德兼備人才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範仲淹、李覯、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等都是出身孤寒之家的知識分子。正如明人徐有貞在《重建文正書(shu) 院記》中所指出的：“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

　　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太學從(cong) 國子學三館中分出，單獨建校，其入學資格“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wei) 之”。這使太學在宋代成為(wei) 混雜士庶子弟的普通學校，是宋代學校製度的一個(ge) 重大變化，擴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範圍。到神宗時期，那些“遠方孤寒人士”和“四方士人”沒有資格進入國子學的，自然就進入太學學習(xi) 。熙寧四年(1071年)十月，立太學三舍法。以初入學生員為(wei) 外舍生，不限人數;然後考試合格者，自外舍升內(nei) 舍，內(nei) 舍升上舍。這使太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元豐(feng) 二年(1079年)，太學生總數達2400人，到了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太學生總數高達3800人。南宋時，國家處於(yu) 戰亂(luan) 之中，太學生人數雖然有所減少，但數量仍然較為(wei) 可觀。如紹興(xing) 二十六年(1156年)六月，時人林同指出：“太學養(yang) 士千餘(yu) 人”，可見太學仍有學生1000多人。

　　與(yu) 此同時，宋廷又給太學生以優(you) 厚的經濟和政治待遇。從(cong) 經濟上看，熙寧五年(1072年)，朝廷規定，外舍生每月發津貼850文，內(nei) 舍生和上舍生每月發津貼1090文;元豐(feng) 三年(1080年)，外、內(nei) 、上舍生均增至1100文;崇寧三年(1104年)，外舍生增至1240文，內(nei) 舍、上舍生增至1300文。在政治上，熙寧四年(1071年)推行三舍法時，朝廷就規定：“如學行卓然尤異者，委主判及直講保明，中書(shu) 考察，取旨除官。”元豐(feng) 二年(1079年)，又明確規定：“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崇寧三年(1104年)，廢除科舉(ju) 中的州郡發解(鄉(xiang) 試)法和禮部試(省試)法，全麵實行“舍選”，即“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於(yu) 是，太學成為(wei) 全國士庶子弟獲得參加殿試資格的主要途徑。南宋初年，國子學已不複獨立存在，與(yu) 太學合二而一。

　　宋代的右文重儒政策，一方麵帶來了兩(liang) 宋文化的繁榮，在理學、文學、史學等方麵都達到了一個(ge) 新的高峰;另一方麵也造就了一大批士大夫階層，並廣泛參與(yu) 趙宋各級政權。這些士大夫有的終身從(cong) 政，有的在一生中某一時期從(cong) 政，其中的絕大部分人不管是在朝還是在野，都以天下為(wei) 己任，通經術，明吏事，曉法律，重現實，疑經論政，批判現實，著書(shu) 撰文立說，總結自己的從(cong) 政經驗，闡發治國理政思想和方略。如李覯、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朱熹、葉適、呂祖謙等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不同思想的撞擊

　　據陸遊抄錄作者不詳的《秘史》載：“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yu) 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誓詞三行。一雲(yun)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yu) 獄內(nei) 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yun)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shu) 言事人。一雲(yun) ：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由此可見，宋代自宋太祖開始就立下祖宗之法：一是不誅殺士大夫和言事人;二是兩(liang) 宋太祖之後諸位皇帝謹守誓約。

　　揆諸史事，宋代曆朝皇帝的確比較優(you) 待知識分子，除非罪大惡極，一般不予誅殺;對上書(shu) 言事、犯顏直諫之人，一般都較寬容，更不用說加罪處以極刑。如宋仁宗就以“仁恕”著稱。有人推薦四川學者龍昌期，說他有才學，仁宗就委以官職。後來又有人指出龍昌期有異端理論，仁宗就免去他的官職，而對他的異端理論不予追究。又如年輕氣盛的蘇轍曾公開指責他好色，迷戀後宮妃嬪，但是仁宗並沒有因此懷恨在心，加罪蘇轍，仍任他作為(wei) 諫官。正由於(yu) 宋仁宗對臣下、士大夫的寬容，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富有治國理政思想和方略的名臣，如範仲淹、韓琦、富弼、包拯、蔡襄、蘇軾、蘇轍等。歐陽修等還敢公然對儒家經典提出疑問，掀起疑經的浪潮。

　　宋神宗時期掀起熙寧變法，以王安石為(wei) 首的變法派和以司馬光為(wei) 首的反變法派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甚至在神宗麵前唇槍舌劍，互相攻擊，但神宗基本上允許不同觀點的存在，即使司馬光因意見不被采納提出辭官，神宗仍一再挽留。熙寧變法的論戰，各種不同觀點不同思想的撞擊，產(chan) 生了許多有價(jia) 值的治國理政思想和理論火花。

　　南宋孝宗對各種學派也采取寬容的態度。他喜歡蘇軾的學說，卻沒有因而排斥程頤的學說。呂祖謙、葉適、陸九淵、朱熹等學派可以同時並存，說明當時言論環境較為(wei) 寬鬆。

　　寬鬆的言論環境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敢於(yu) 關(guan) 心現實問題，批判現實問題。如宋初著名的教育家胡瑗大力提倡以學習(xi) 經義(yi) 和時務為(wei) 主體(ti) 的“實學”，要求學生注重時政，不可閉門讀書(shu) ，還要努力精通治民、講武、理財、堰水等實際技能。王安石作為(wei) 一名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要維護封建統治，必須建立起一支德才兼備的官僚隊伍，使天下有了大量的“人才”，“為(wei) 上行法”時，才能治理好國家。學校作為(wei) 培養(yang) 人才的基地，“足以為(wei) 天下國家之用，足以有為(wei) 於(yu) 世”。所以王安石非常積極地興(xing) 辦學校，以至多次向朝廷呼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yu) 天下!”南宋著名學者呂祖謙倡導“學者須當為(wei) 有用之學”，“為(wei) 學要須日用間實下功夫”，“以務實躬行為(wei) 本”。老師應向學生“教以國體(ti) ，使之通達政體(ti) ”，甚至其他經史各項，也應當盡量選取有用於(yu) 當世之處講明。他多次抨擊當時教育脫離實際，學者空談性命，學生徒費精力於(yu) 空虛華靡之學的弊病。

　　在較為(wei) 寬鬆的言論環境中，宋代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陳亮、葉適的重商學派，都關(guan) 心當時的現實問題，朝政的議論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麵。由此雖然形成了無休止的政黨(dang) 之爭(zheng) ，但也由此形成政治、思想上較為(wei) 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為(wei) 學術上的探討和新學說的產(chan) 生，造成了有利的政治條件。其中最典型的現象就是熙寧變法中變法派和反變法派的論戰。

　　在較為(wei) 寬鬆的文化政策環境中，一向為(wei) 傳(chuan) 統儒家思想所鄙視的重商思想在宋代較為(wei) 活躍。如一向以正統儒家思想自居的範仲淹、歐陽修等都重視商人在國家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南宋的重商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陳亮，把官、民、農(nong) 、商並列，認為(wei) 四者的關(guan) 係是“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nong) 而立，農(nong) 賴商而行，求以相輔而非求以相病”。其另一代表人物葉適也認為(wei) ，“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xing) ，抑末厚本，非正論也”。重商思想對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空前繁榮影響深刻，在古代經濟史中占有顯著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