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zhuan) 家、各位老師，以及媒體(ti) 界的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這是我第一次以(社科院)經濟所所長的身份參加這樣一個(ge) 論壇，雖然在座的很多朋友我們(men) 經常見麵，但那是在其他場合，所以以中國經濟增長和周期論壇這樣一個(ge) 平台，我們(men) 能聚在一起，感到既高興(xing) 又新鮮。

　　作為(wei) 主辦方，付誌峰校長剛才已經致了歡迎辭，我除了繼續表示感謝和歡迎之外，沒有更多的話要說，隻想借這樣一個(ge) 機會(hui) 談一談我自己最近關(guan) 於(yu) 宏觀經濟分析方麵的初步想法。起了一個(ge) 題目，剛才張教授已經說了，是宏觀經濟分析應注重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之所以想到這樣一個(ge) 題目，我注意到經濟發展新常態這樣一個(ge) 字眼是在2014年開始形成的，是總書(shu) 記的一次講話，後來到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正式作出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常態這樣一種重大的判斷。

　　2015年，先是提出五大發展新理念，緊跟著到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又提出著力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2016年年末舉(ju) 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就正式提出，經過了兩(liang) 年多的時間，我們(men) 已經初步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這些提法當你一幕一幕的回憶起來，並且立足於(yu) 當下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時間過得非常快，已經有三年的時間過去了，這三年多的時間當中。大家想到2014年最初提出，叫做認識、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我們(men) 立足於(yu) 當下就要問這樣幾個(ge) 問題。第一，是不是已經認識適應了經濟發展新常態?第二是不是我們(men) 已經進入到了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階段?我們(men) 不做圈外的考察，就立足於(yu) 我們(men) 這個(ge) 圈子。我們(men) 的宏觀經濟分析，比如我們(men) 今天要在這裏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討論中國經濟周期問題，當我們(men) 在進行如此之類的問題的分析和研究的時候，我們(men) 的腦子裏在認識、適應、把握、引領經濟新常態方麵，有哪些具體(ti) 的表現?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非常簡單。我們(men) 身後的背景已經發生變化，是經濟新常態而不是舊常態，我們(men) 所要做的事情也已經做出重大調整，我們(men) 正在做的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而不是遺忘的著眼於(yu) 需求的那樣一種措施措施。所以當意識到這一切一切都在發生變化的時候，我想恐怕得需要沉下心來作一番審視和檢討。這種審視和檢討的一個(ge) 最常用的辦法，其實就是比對，過去我們(men) 怎麽(me) 做的，現在我們(men) 應該怎麽(me) 做，我們(men) 現在做的和過去有哪些不同，當你意識到經濟發展是新常態而不是舊常態的時候，當你意識到理念是新發展理念，而不是老的發展理念的時候，當你認識到政策的主線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而不是以往的需求管理的時候，那我們(men) 關(guan) 於(yu) 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怎樣做出的?我們(men) 關(guan) 於(yu) 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又是怎麽(me) 做出的。但不管怎麽(me) 做出，我覺得有一條我們(men) 要堅持，總要有點變化。總要和過去有所不同，否則我們(men) 難以說我們(men) 認識、適應、把握、引領了新常態。

　　當然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wei) 止我們(men) 還是不講圈外，就講我們(men) 自己。我們(men) 所做的宏觀經濟分析，總體(ti) 上講變化不大，或者不那麽(me) 顯著。我隻舉(ju) 一個(ge) 例子，是我相對來講比較熟悉的例子，我是一直做財政稅收的研究，對財政稅收的形式和政策的變化相對比較敏感。比如說積極財政政策，我們(men) 對這樣一個(ge) 字眼非常熟悉，應該說它形成於(yu) 1998年那場東(dong) 南亞(ya) 金融危機，當時朱熔基總理主政，當提到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二字時，我們(men) 知道它的基本含義(yi) 就是擴張，所以看到積極財政政策就等同於(yu) 擴張性財政政策，這是我們(men) 都已經認定的事實。那麽(me) 當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形成過程當中的時候，首先是經形勢判斷，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提出，堅持以供給側(ce) 結構改革為(wei) 主線，適度擴大社會(hui) 總需求。很多人在解讀這句話的時候，把適度擴大的“適度”二字忽略掉了，就把它理解為(wei) 擴大社會(hui) 總需求。再有人也會(hui) 注意到，積極財政政策本來就是表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但是從(cong) 2015年以來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總要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後邊不斷的加後綴。2015年提出基於(yu) 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6年提出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有力，今年又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

　　當注意到這些字眼並且把積極財政政策等同於(yu) 以往以需求管理為(wei) 主線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時候，我想很多人對今年的財政政策的安排是不滿意的。我見到好多這樣的提法和說法，就認為(wei) 麵對穩增長的這樣一種強烈的需求麵對經濟增長下行的強大的壓力，我們(men) 的財政政策不夠積極，不夠有效。當然更談不到更加積極有效。我看到很多人在做這樣的一類判斷和分析。但卻是如此，如果說把這樣一種政策安排放在經濟的舊常態下，放在以需求管理為(wei) 主線的擴大需求的財政政策的安排線索上的時候，我們(men) 的確認為(wei) 現在的財政政策真的應該更加積極，或者進一步的擴張，比如說財政赤字。我看到有些我們(men) 的同行，當看到今年財政赤字安排在23800億(yi) ，並且財政赤字的增量隻有2000億(yi) 的時候，經濟學都深知，財政有沒有赤字並不表明是不是擴張，財政赤字的規模也不表明擴張的力度，真正的擴張力度體(ti) 現在財政赤字的增量上，2000億(yi) 的財政赤字增量怎麽(me) 能說更加積極有效呢?因此，大家對今年的財政赤字的這樣一種判斷以及效應的分析，我覺得字裏行間，言談話語之間，總是說還不夠。緊跟著的主張就是財政赤字要突破3%的界限，甚至我見到一個(ge) 說法，突破8%也是可以的。甚至有人說10%又怎樣呢?和其他國家比我們(men) 還處在一種怎麽(me) 樣的水平?如此之類。

　　但如果說換一個(ge) 背景，換一個(ge) 政策主線，你的分析會(hui) 不會(hui) 有所不同呢?比如你告訴自己，你現在處在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你現在處在以新發展理念為(wei) 指導，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的新的政策框架條件下應該做出什麽(me) 樣的判斷，是不是要對以往政策框架下的那樣一種判斷做那麽(me) 一點少許的修正呢?如果能做這樣的調換，環境的調換和政策主線的變化，發展理念的調換的話，我想肯定能看到不一樣的東(dong) 西。】

　　比如說3%，我們(men) 知道3%是怎麽(me) 回事，歐洲國家自己也沒有遵守這樣一條線，但不管怎麽(me) 講，我把3%引入中國的時候，我們(men) 是把它當成一個(ge) 安全的警示線來引進的，並且每年的記者招待會(hui) ，每年的形式的通報會(hui) ，在談到中國的財政赤字有沒有風險的時候，我們(men) 的領導人、部門負責人也總是說沒有突破3%，因此我們(men) 的財政赤字不會(hui) 帶來風險，總是這麽(me) 講。所以在中國人心目當中，它實際上是一種標識，是一種心理的防線。當你走出3%這樣一個(ge) 控製線的時候，對於(yu) 人們(men) 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產(chan) 生怎樣的影響，會(hui) 如何影響人們(men) 對未來宏觀經濟走勢的這樣一種預期。這一點恐怕是要想到的，不僅(jin) 影響到當前，而且影響未來。

　　再比如，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其他國家財政赤字雖然都用得是赤字兩(liang) 個(ge) 字，但是我們(men) 的國情不同，我們(men) 提到的公開講的財政赤字就是講四個(ge) 預算當中的一般公共預算的赤字，23800億(yi) ，不是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收支的差額呢?但是脫出一般公共預算，看其他三門預算，我們(men) 看到了其他帶有赤字的因素了嗎?我們(men) 並沒有看到或者看得並不是很清楚。不講其他，政府性基金預算今年發行的債(zhai) 券就列了8000億(yi) ，這8000億(yi) 不是赤字嗎?所以僅(jin) 僅(jin) 盯著一般公共預算而不考慮其他部分三本預算，從(cong) 而沒有對中國整個(ge) 實際財政赤字做一個(ge) 總體(ti) 判斷的時候，你恐怕也會(hui) 覺得赤字的效用不夠或者不過癮，這是一個(ge) 問題。

　　再有，當你意識到今年的提法，就是堅持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適度擴大社會(hui) 總需求的時候，適度兩(liang) 個(ge) 字和以往是不大一樣的。適度表明什麽(me) ?表明我們(men) 對於(yu) 社會(hui) 擴大總需求是要把握一定度的界限的，不是全力去擴大。適度也表明在擴大社會(hui) 總需求這個(ge) 線索上的行動是輔助性行動，而不是主力隊員的角色。所以這個(ge) 時候的積極財政政策的解釋就不能僅(jin) 僅(jin) 用在擴大社會(hui) 總需求方麵的效應怎樣這一個(ge) 標準來作判斷了，一定要引入供給側(ce) 的標準，引用結構性改革的標準，引用是不是推進改革的新的探索。這些東(dong) 西不該進入到我們(men) 的視野嗎?再比如地方債(zhai) ，講到中國的地方債(zhai) 的時候，總得要看到現行我們(men) 的財政體(ti) 製不夠規範，一旦稍有鬆懈。以目前地方政府行為(wei) 的慣性，不控製地方債(zhai) 還會(hui) 泛濫成災。

　　如果說從(cong) 中央財政的安排上就按照3%以上的赤字去安排，比如4%、5%，給地方政府傳(chuan) 遞的是一種什麽(me) 樣的信號呢?如此等等，當我們(men) 把這些東(dong) 西都考慮在內(nei) 的時候，恐怕我們(men) 對今年積極財政有關(guan) 財政赤字的安排就不再是那樣一種不滿意或者覺得不過癮、不夠擴張的一種判斷了。所以這時候是真的很有意思，講堅持馬克思主義(yi) 的時候，總是講堅持馬克思主義(yi) 的立場、觀點、方法，當我們(men) 把立場變一變、觀點變一變、方法變一變的時候，我想宏觀經濟分析得出的判斷就是不一樣的。

　　再講一個(ge) 例子，現在談到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時候，總是要提到減稅降費，這是李克強總理在放管服方麵一個(ge) 重要的著力點。如果我們(men) 站在經濟舊常態的背景條件下，並且仍然操用以往需求管理的政策思路的話，你總會(hui) 覺得現在的減稅降費的力度不夠大。去年減了5700億(yi) ，今年計劃減5500億(yi) ，說這樣的減稅力度不夠大，而且也總會(hui) 有人提出要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怎麽(me) 加大呢?不惜擴大赤字。這顯然放在舊的背景條件下，舊的政策框架條件下無疑是對的。但是當你意識到是在新常態背景條件下說話，當你意識到推進的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的時候，我覺得情況就會(hui) 有所不同。比如目前的減稅降費的主要著眼點是降成本，而且降的是企業(ye) 成本。把這樣一種減稅降費和它的目標相對接，你盯著降成本，這手啟動減稅降費，那頭降成本，你得看一看減稅降費在降成本方麵究竟能不能有實效。比如說，按照不少人的主張擴大財政赤字去減稅降費，擴大財政赤字之後的減稅降費是用什麽(me) 效應呢?常識告訴我們(men) 得發國債(zhai) ，不可能擴大財政赤字就完了，肯定要發國債(zhai) ，等於(yu) 說用發行國債(zhai) 的辦法去支撐或換取減稅降費，再具體(ti) 講借錢減稅降費，借錢減稅降費能降成本嗎?借來的錢終究是要還的。

　　我們(men) 說政府債(zhai) 可以永久不還，不斷的置換，把它忽略不計，但是不還的債(zhai) 要計息啊，不付息嗎?付息。付的利息會(hui) 形成什麽(me) ?未來財政支出的疊加，會(hui) 疊加到未來財政支出的基礎上，今年借債(zhai) 明年就開始計息了，這些疊加的支出最終又是什麽(me) 呢?形成企業(ye) 新的稅費的增量，羊毛主要出在羊身上。因此它是一種從(cong) 根本上的減稅降費的降成本的措施嗎?顯然不是。再進一步看，減稅降費的目的除了降成本之外，就是調整資源配置格局，總得要把政府的一部分資源調增給企業(ye) 吧，在政府支出情況不變的情況下，在政府發國債(zhai) 的辦法，借錢的辦法去支撐減稅降費，實質的資源配置格局不會(hui) 發生變化。他所帶來的唯一的變化是政府融資方式的變化，原來是強製收上來的錢，現在變成借來的錢。不就是這樣一種變化嗎?所以這些東(dong) 西我覺得當我們(men) 換一種思維方式的時候，情況也會(hui) 有所不同，你就會(hui) 矚目於(yu) 新的減稅降費的辦法，而且矚目於(yu) 減稅降費的可行性。

　　今年的減稅降費實際上是有新意的，這個(ge) 新意是什麽(me) ?就是一方麵通過借錢減稅降費，財政赤字的增量是2000億(yi) ，另外一方麵是削減政府支出，盡管削減的規模不大，但總歸提出了三個(ge) 方麵的線索。第一，一般性政府支出消減5%，現在已經部署了。第二，絕不允許增加三公經費支出，把三公經費的存量鎖定了，經濟增長，三公經費不漲。第三，削減非重點項目的財政支出。所以今年的減稅降費是一種借錢減稅降費，和削減政府支出支撐的減稅降費，並行的減稅降費的辦法，得根據可行的空間來安排減稅降費規模，所以就安排了3500億(yi) 的減稅，2000億(yi) 的降費的安排。所以這樣的理解，我們(men) 能夠看得比較清楚。

　　說了那麽(me) 多，我隻想說一件事，就是要引領好經濟發展新常態條件下的宏觀經濟分析。我們(men) 說了那麽(me) 多，其實不是說企業(ye) 要做什麽(me) 或者政府要做什麽(me) ，決(jue) 策部門管理層要做什麽(me) ，其實任何事情都是理論先行。我覺得更多的是經濟、理論工作者首先要把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任務完成好。

　　當前圍繞著經濟發展新常態，圍繞著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我們(men) 說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說新瓶裝舊酒，穿新鞋走老路，在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執行過程中被打折扣，不由自主的回到原有的路徑上去，形成路徑依賴，如此等等，表麵上看是實踐問題，實際上是理論問題。我們(men) 沒有把這些理論問題交代清楚，或者是交代了，但是交代的不夠明白，如果我們(men) 能夠把這些道理講到讓普通人理解擴張性經濟政策那樣的地步的話，我想障礙就會(hui) 減少許多。我一提凱恩斯的那套東(dong) 西，連普通百姓都懂，逆風行事，這套東(dong) 西是多少深入人心，但是相對於(yu) 新常態，相對於(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我們(men) 講的決(jue) 不是非常透徹。好多人還不明白，究竟有何不同呢?特別是官員。官員在發言的時候總是兩(liang) 段，前麵一段說一定要堅持發展新理念、堅持供給側(ce) 改革立足於(yu) 經濟發展新常態，這種表態性發言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到具體(ti) 措施的時候，他的政策立足點，理論基礎基本上還是照搬老一套的思維方式。所以這樣的情形我覺得不能再繼續，再繼續的話，認識、適應、把握、引領的道路就太漫長了。三年多的時間還是這個(ge) 樣子，顯然不行。我們(men) 到目前為(wei) 止還沒有建立起一套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並且能夠與(yu) 大不相同以往的政策框架作為(wei) 基礎的宏觀經濟學體(ti) 係。

　　所以總書(shu) 記講要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hui) 科學，其中有一條就是要構建中國特色的經濟學。這一套經濟學的立足點顯然是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而不是經濟發展的舊常態，顯然是新的發展理念，而不是舊的發展理念，顯然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政策主線，而不是以需求管理的那樣一套政策框架。因此在當前與(yu) 今後這個(ge) 時期，我覺得我們(men) 應當在宏觀經濟分析方麵把建立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ti) 係，講好中國的故事作為(wei) 中心任務，並以此引領中國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方向。當然這是一個(ge) 非常遠大的任務，在此之前或者為(wei) 了走向和完成這樣一個(ge) 任務，在當下我建議我們(men) 應當開始有意識的以比對的思維方式作宏觀經濟分析。

　　當我們(men) 提出一個(ge) 重大政策判斷的時候，過去我們(men) 怎麽(me) 說的，現在怎麽(me) 說的，怎麽(me) 變了，當我們(men) 提出政策建議的時候，總是要說以往該怎麽(me) 提，現在該怎麽(me) 提，總得要有點變化，我先不說“大不相同”，一定要不斷的警醒自己，我們(men) 應當立足於(yu) 經濟發展新常態，著力於(yu) 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標準於(yu) 踐行新的發展理念。

　　說的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張連城：高所長是我國著名的研究財政稅收的經濟學家，對我國財政政策在新常態下的實施提出了新的理念。因為(wei) 中國現在的隱性赤字太多了，高所長建議一定要堅守3%的赤字不突破，否則中國經濟運行可能會(hui) 出現大的風險。重點應當依靠縮減政府財政支出來降低成本，優(you) 化資源配置，在新常態下主張理論工作者應當把政策主張上升到理論層麵，引領和構建新常態下的經濟學。讓我們(men) 感謝高所長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