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間競爭(zheng) 實際是國家戰略的競爭(zheng) ，戰略競爭(zheng) 又是戰略境界和價(jia) 值觀的競爭(zheng) 。政策來自戰略，戰略來自哲學，哲學又與(yu) 價(jia) 值觀相聯係。意識形態和價(jia) 值觀競爭(zheng) ，看似僅(jin) 僅(jin) 是觀念之爭(zheng) ，實則是“舉(ju) 什麽(me) 旗，走什麽(me) 路”的問題。一旦國家的理論體(ti) 係出現偏差乃至顛覆，其戰略和政策也將發生180度轉變，在不知不覺中推行一種有利於(yu) 別國的政策。在國際政治博弈中，誰的理論和戰略誤入歧途，誰就可能遭遇國家衰亡的命運。

　　近幾十年來，中東(dong) 國家遵循“華盛頓共識”，追隨西方道路，最終卻出現了“去工業(ye) 化”、貧富分化加劇等一係列問題，最終在2011年一些中東(dong) 國家爆發政權更替潮。其中一個(ge) 重要原因是發展道路上誤入歧途，犯下顛覆性錯誤而不自知。中東(dong) 國家出現這種狀況，除了自身治國理政能力不足的內(nei) 因外，還與(yu) 西方長期進行“戰略忽悠”和戰略誤導直接相關(guan) 。

　　西方學術話語暗含意識形態陷阱

　　二戰結束後，隨著殖民體(ti) 係瓦解，西方國家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奉行殖民政策，直接控製發展中國家。在此背景下，誘導發展中國家追隨西方道路，使其繼續保持對西方的政治經濟依附，就成為(wei) 西方大國一項重要戰略舉(ju) 措。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學術研究成為(wei) 西方大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戰略忽悠”的重要戰場。表麵看，學術研究“兩(liang) 耳不聞窗外事”，一心謀求“客觀中立”，實則不然。學術研究使用的概念與(yu) 理論，往往暗含了特定的觀點與(yu) 結論，進而可能成為(wei) 政府決(jue) 策的理論出發點。所謂“一言興(xing) 邦，一言喪(sang) 邦”，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學術研究的極端重要性。因此，西方國家非常重視學術研究，並有意識培養(yang) 一批專(zhuan) 門“忽悠”發展中國家的禦用學者。這些禦用學者們(men) ，有意無意製造和強化某些概念和理論，並借學術交流之名，引導和塑造第三世界的發展戰略，使其朝有利於(yu) 西方大國的方向發展。幾年前，美國曾出版了一本暢銷書(shu) 《一個(ge) 經濟殺手的自白》，根據該書(shu) 作者揭露，美國有這樣一批經濟殺手，他們(men) 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合法外衣，其實卻肩負著建立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任務，他們(men) 主要以經濟而非武力操作別國，通過賄賂、色情、威脅、敲詐勒索甚至暗殺等手段，拉攏、控製別國的政治經濟精英，蓄意作出錯誤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chan) 業(ye) 投資建議，誘騙發展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控製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通過欺騙手段讓成萬(wan) 億(yi) 的資金不斷流入美國，最終鞏固、擴大美國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軍(jun) 事霸權。

　　大多數中東(dong) 國家是西方“戰略誘導”的典型案例

　　大多數中東(dong) 國家是西方意識形態化的學術理論的犧牲品和受害者。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東(dong) 蓬勃興(xing) 起的民族主義(yi) 政權，起初並未從(cong) 西方教授的“成本—收益”“自由貿易”等經濟教條出發，而是從(cong) 國家安全和政治獨立的高度入手，經濟上奉行“進口替代”戰略，矢誌推動本國工業(ye) 化進程。後來的曆史發展證明，那個(ge) 時期是整個(ge) 20世紀以來阿拉伯世界最有希望實現民族複興(xing) 的時期。然而，由於(yu) 西方國家不斷詆毀“進口替代”戰略，倡導以西方為(wei) 目標的現代化理論，在西方話語霸權長期的“戰略忽悠”下，中東(dong) 國家不知不覺被牽著鼻子走，走上西式現代化道路。

　　從(cong) 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薩達特推行“對外開放”政策為(wei) 標誌，中東(dong) 國家相繼開啟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國際經濟體(ti) 係”進程，由此導致外國資本大舉(ju) 進入，民族工業(ye) 日趨凋敝，埃及等國工業(ye) 化水平持續倒退，最終日漸淪為(wei) 依靠旅遊、僑(qiao) 匯、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乞討經濟”。這些國家犧牲了發展、財富和尊嚴(yan) ，但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ti) 係中仍然吃的是下等飯，成為(wei) 利潤最薄、經濟最脆弱的產(chan) 業(ye) 鏈下遊國家。

　　然而，沒有哪個(ge) 發展中國家因照搬這種線性思維的現代化理論，而真正實現國富民強。相反，很多國家不顧國情，一味按照西方模式推進“現代化”，結果引發社會(hui) 動蕩，乃至最終爆發革命，導致政權垮台。例如，伊朗巴列維國王因推進“白色革命”，最終在1979年引發伊斯蘭(lan) 革命。2011年，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因經濟困境難以自拔，而在短期內(nei) 相繼出現政權垮台。

　　值得玩味的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機構對這種畸形經濟模式卻讚揚有加。在政權垮台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經濟競爭(zheng) 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連續多年穩居非洲大陸首位;埃及2008年被評為(wei) “全球最佳改革國家”之一，在178個(ge) 國家中列第16位，在中東(dong) 僅(jin) 次於(yu) 阿聯酋和以色列。在西方這種“哄死人不償(chang) 命”的廉價(jia) 表揚背後，則是中東(dong) 產(chan) 業(ye) 結構畸形、埃及4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嚴(yan) 峻現實。隨著肇始於(yu) 2008年的金融危機蔓延，受到衝(chong) 擊最大、政權最先垮台的，恰恰是這些按照西方發展觀行事、經濟指標不錯的中東(dong) 國家。

　　防範“戰略誘導”任重道遠

　　當前，發展中國家學術研究領域存在明顯的“西方中心論”情結，即凡是來自西方國家的理論、概念、體(ti) 係，無論正確與(yu) 否、前提條件是什麽(me) ，總是很容易被接受、擁護乃至廣泛傳(chuan) 播。然而，西方國家的學術成果良莠不齊，其中不乏刻意製造、定向輸出的偽(wei) 概念、偽(wei) 理論，並用這些無厘頭的指標去衡量、引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方向。

　　可以說，正是由於(yu) 那些“定向輸出”的偽(wei) 概念、偽(wei) 理論的誤導，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處境，即隻看表麵的經濟指標，而忽視經濟結構、產(chan) 業(ye) 升級及由此引發的社會(hui) 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味強調經濟數量，還掩蓋了經濟發展質量、經濟結構和所有權關(guan) 係等更為(wei) 關(guan) 鍵的問題，使相關(guan) 國家的經濟在誤入歧途乃至病入膏肓時，仍無法清晰認知自身麵臨(lin) 的困境。

　　例如，在2011年中東(dong) 劇變前，突尼斯、埃及先後發生政權更替。然而，直到政權動蕩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上述兩(liang) 國評價(jia) 卻非常之高。2010年，在衡量“經濟自由度”的指數中，突尼斯和埃及在非洲諸國中排名靠前;在2009—2010年“經濟競爭(zheng) 力指數”中，突尼斯排第32位(領先於(yu) 巴西和土耳其)，埃及排名70位，領先於(yu) 部分歐洲國家(如希臘)。而在2010年評估政府政策的“KOF全球指數”排名中，埃及和突尼斯分別高居12位和35位。但令人諷刺的是，這些經濟指標並未揭示出這些國家的真實困境。這種不能反映經濟真相的概念指標，實際更多是一種意識形態話語，而無助於(yu) 經濟發展本身。

　　總之，西方國家的學術理論，尤其是涉及亞(ya) 非拉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理論，經常用一套看似縝密的邏輯推理，以及繁複瑣碎的學術論證，為(wei) 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不容辯駁的發展道路，最終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上與(yu) 西方大國捆綁，形成依附性關(guan) 係。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來說，借鑒西方理論必須學會(hui) 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yi)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照單全收，墜入西方學術話語暗含的意識形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