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提出“中等收入群體(ti) 持續擴大”的要求，並將其作為(wei) 人民生活水平全麵提高的一個(ge) 重要方麵。伴隨著高速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政府實施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不斷擴大，標誌著越來越多的群眾(zhong) 得以同步、均等地分享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與(yu) 此同時，目前的中等收入群體(ti) 仍然存在著異質性，對公共服務有著不盡相同的需求。為(wei) 了加快培育中等收入群體(ti) ，形成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在繼續依靠經濟增長做大蛋糕、勞動力市場發育以改善收入分配作用的同時，也應該思考如何分好蛋糕。

　　“雙城記”

　　美國自由撰稿人謝潑德在他2015年出版的《中國的鬼城》一書(shu) 中，描述了中國一些城市大量興(xing) 建的中高檔住宅區，並稱之為(wei) “鬼城”。在外國記者的眼中，“鬼城”的規模如此之大，原以為(wei) 這些新樓盤會(hui) 長期空置如初。但是，隨後的調查發現讓謝潑德驚異不已，這些住宅區無一不是很快因大量中等收入家庭的購買(mai) 和入住而被填滿。

　　在達沃斯舉(ju) 行的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上，我與(yu) 中外與(yu) 會(hui) 者一起討論了中國中等收入者及其強大的消費力對中國和世界不容低估的影響。對中高檔住宅的這種強大需求，隻是印證中等收入家庭消費力的諸多事例之一。

　　不過，還有一類被稱作小城市或鎮的中國城市，雖然其戶籍政策早已經放開，落戶門檻早已大大降低，但由於(yu) 在經濟和社會(hui) 意義(yi) 上都缺乏吸引力，即使政府一再鼓勵農(nong) 村勞動力向這裏轉移，卻依然呈現出“人去城空”的凋敝景象，表現為(wei) 產(chan) 業(ye) 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缺乏人氣和經濟活力。中國目前大約有650多座城市，其中超過一半被定義(yi) 為(wei) 小城市。此外，還有2萬(wan) 多個(ge) 鎮。如果不能將這類城鎮納入新型城鎮化的過程，必然會(hui) 減弱城鎮化推進的動力，降低城鄉(xiang) 居民在城鎮化進程中的獲得感。

　　上述“雙城記”的鮮明對比顯示，中國人口中實際上存在著不同類型的中間群體(ti) ，分別麵臨(lin) 著不盡相同的需求，既有追求更舒適、更高質量生活的群體(ti) ，也有追求更多的就業(ye) 機會(hui) 、以便超越基本生活需求收入的群體(ti) 。

　　換句話說，在把中間群體(ti) 這個(ge) 概念應用於(yu) 不同人口群體(ti) 時，其具有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並非一致，對應的人群也有不盡相同的生活感受和政策訴求。如果不能精準、統一地觀察中間群體(ti) 作為(wei) 勞動者的功能與(yu) 作為(wei) 消費者的功能，甚至將兩(liang) 者分割開，中等收入群體(ti) 為(wei) 主的橄欖型社會(hui) 功能也不能充分得以發揮。因此，這裏的“雙城記”既是一個(ge) 關(guan) 於(yu) 中等收入群體(ti) 的故事，也是與(yu) 之相關(guan) 的人口學、社會(hui) 學和經濟學故事，隻有把這些方麵完整地結合起來，才能把關(guan) 於(yu) 中國特色中等收入群體(ti) 的故事講完整。

　　有缺陷的“中間群體(ti) ”

　　關(guan) 於(yu) 中間群體(ti) ，或中等收入者，或者國際上所稱中產(chan) 階級的人數和比例的估計，其實從(cong) 來都隻是一個(ge) 定義(yi) 的問題，使用不同定義(yi) 進行估計，通常導致大相徑庭的數量結果。從(cong) 學術界來看，有人嚐試依據人口的主觀感受來定義(yi) 中等收入者，而更多學者則按照客觀收入或消費水平定義(yi) 中等收入者，後者之中又有以相對水平定義(yi) 的中等收入者概念，以及以絕對收入水平定義(yi) 的中等收入者概念。應該說，不同的定義(yi) 分別來自不同的研究框架，有不盡相同的學術意圖和政策指向，當然也就對應著不同的數字估計。

　　宏觀層麵的數字像是森林，每一個(ge) 個(ge) 人或家庭則像是樹木。研究收入問題，關(guan) 注的應該是人本身及其在社會(hui) 發展中的獲得感，所以不能隻見森林、不見樹木。

　　嚴(yan) 格來說，前述按照不同定義(yi) 所做的各種界定，主要還是人口學意義(yi) 上的中間群體(ti) 。從(cong) 我們(men) 意圖培育的、能夠幫助形成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的中等收入群體(ti) 來看，就業(ye) 的安全性、收入水平與(yu) 經濟發展的同步性、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生育意願與(yu) 生育政策的一致性、對消費升級換代的支撐能力等維度，需要得到特別關(guan) 注。換句話說，人口學意義(yi) 上的中間群體(ti) ，如果不能真正轉化為(wei) 經濟社會(hui) 意義(yi) 上的中等收入群體(ti) ，一方麵尚不能發揮橄欖型社會(hui) 的功能，另一方麵隨著人口老齡化，其中的一些群體(ti) 還會(hui) 成為(wei) 新的貧困人口。

　　例如，一個(ge) 值得關(guan) 注且與(yu) 人口變化趨勢相關(guan) 的中間群體(ti) 是農(nong) 民工。以其為(wei) 典型，可以分析具有中國特色的中間群體(ti) ，揭示什麽(me) 樣的改革和政策調整有助於(yu) 把他們(men) 培養(yang) 成中等收入群體(ti) 。當下，普通勞動者工資加速提高，農(nong) 民工是主要的受益者。2015年，外出農(nong) 民工的平均月工資已經達到3072元，按照購買(mai) 力平價(jia) 美元估算，平攤到每月30天中，每天工資收入已達29美元，即使按照一定的家庭贍養(yang) 比來修正，折合成家庭人均收入，平均而言農(nong) 民工家庭也成為(wei) 了中間群體(ti) 。然而，以上述經濟社會(hui) 標準看，他們(men) 還是一個(ge) 有缺陷的中等收入群體(ti) 。

　　根據國家統計局進行的農(nong) 民工監測調查，與(yu) 城鎮戶籍居民相比，外出農(nong) 民工的就業(ye) 穩定性不夠，與(yu) 雇主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僅(jin) 為(wei) 39.7%;農(nong) 民工未能充分、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如觀察其參加基本社會(hui) 保險的比例，工傷(shang) 保險為(wei) 26%，醫療保險為(wei) 17.6%，養(yang) 老保險為(wei) 16.7%，失業(ye) 保險僅(jin) 為(wei) 10.5%。因此，他們(men) 作為(wei) 全部人口的中間群體(ti) ，其消費潛力尚未充分釋放出來。例如，與(yu) 城鎮居民把收入的74.3%用於(yu) 消費相比，他們(men) 消費僅(jin) 占其收入的32.9%。此外，外出農(nong) 民工在城市自購房的比例隻有1.3%，獨自租住的占18.9%，其他則分別是住在集體(ti) 宿舍、工棚、生產(chan) 經營場所等。

　　成長的煩惱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高速的經濟增長和急劇的結構變化帶動了就業(ye) 的擴大和勞動者的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參與(yu) 率提升。國外學者觀察到，歐美勞動力市場兩(liang) 極化，高技能型崗位和低端部門非熟練崗位增長較快，中間層次崗位相對減少，美國的新增就業(ye) 增長緩慢且幾乎無一來自製造業(ye) 等可貿易部門。但中國不一樣，中國的非農(nong) 就業(ye) 在擴大，其分布在可貿易部門與(yu) 非貿易部門比較平衡。

　　正是由於(yu) 就業(ye) 的擴大和參與(yu) 率的提高，雖然經曆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所有收入組都從(cong) 收入的快速提高中獲益。例如，在2002-2012年期間，在國家統計局的分組中，無論是最低5%或10%收入組、中間的幾個(ge) 收入組，還是最高10%或者20%收入組，名義(yi) 人均收入水平都以13%的年平均增長率提高，而且，較低收入組的收入提高速度還略快一些。這些都是形成一個(ge) 中等收入群體(ti) 為(wei) 主社會(hui) 結構的必要條件。

　　然而，收入增長過程仍然有煩惱，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群體(ti) ，有不盡相同的煩惱甚至焦慮。處於(yu) 較高收入組中的人群，仍然為(wei) 日益高企的房價(jia) 、年幼子女的入托入園、學齡孩子的高質量教育憂心忡忡。　處於(yu) 較低收入組的人群，則為(wei) 看病難看病貴、就業(ye) 技能跟不上崗位調整的步伐、贍養(yang) 老人以及自己未來的養(yang) 老煩惱不已。

　　更具體(ti) 來說，各類群體(ti) 各有各的煩心事。

　　農(nong) 民工為(wei) 自己能否取得城市戶籍身份困擾，年輕夫婦抱怨生育二孩的負擔，大學畢業(ye) 生麵對著就業(ye) 的不確定性。當然，這些煩惱大多屬於(yu) 成長中的煩惱，改善中的煩惱。無論是勞動力市場還是公共政策，也在積極地促進著事情的變化。然而，從(cong) 2020年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緊迫的時間表著眼，仍然需要實施更大力度、更廣泛意義(yi) 上的再分配政策，才能在各類人口群體(ti) 收入提高的同時，增進全體(ti) 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迄今為(wei) 止形成的龐大中等收入群體(ti) ，是高速經濟增長、勞動力供求關(guan) 係變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的結果，已經塑造了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的雛形。然而，從(cong) 使每個(ge) 人都有參與(yu) 感和獲得感來看，培育這個(ge) 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的中間人群，不僅(jin) 要保持他們(men) 在當下收入意義(yi) 上的中等水平地位，還應該真正在就業(ye) 、消費、生育、社會(hui) 保障意義(yi) 上，解除其後顧之憂，才能提高全體(ti) 人民的社會(hui) 總體(ti) 福利水平，釋放消費潛力，發揮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的功能。

　　用再分配政策增強經濟發展的共享性

　　總體(ti) 而言，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疾風暴雨式的勞動參與(yu) 率擴大和收入增長階段已經過去，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更多地需要靠再分配政策，把人口意義(yi) 上的中間群體(ti) 轉化為(wei) 經濟社會(hui) 意義(yi) 上的中等收入群體(ti) ，以增強經濟發展的共享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供給，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國際上在這方麵有很多教訓。在那些忽視再分配政策，任由勞動力市場製度退化的國家，收入分配惡化，經濟社會(hui) 意義(yi) 上的中等收入群體(ti) 反而減少。這也正是一些國家給民粹主義(yi) 政府上台機會(hui) 的原因。

　　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全球化，本身無疑都是有益的社會(hui) 進步的過程，但是，這些過程同樣都不會(hui) 自動產(chan) 生涓流效應，不能自然而然保證每個(ge) 人群自動均等獲益。因此，再分配政策首先應該是一個(ge) 獨立的政策取向。另外，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再分配的力度應與(yu) 時俱進，社會(hui) 保護體(ti) 係應更加完善，政府政策在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中的作用應有所增強。這是一個(ge) 具有規律性的政策演變趨勢，是形成和鞏固中等收入群體(ti) 的關(guan) 鍵。

　　這裏所說的再分配政策，同時包括狹義(yi) 和廣義(yi) 的社會(hui) 政策概念。首先是指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的政策，諸如具有累進性質的稅收政策等。

　　更重要的是廣義(yi) 再分配政策，包括保護財產(chan) 權和調動每個(ge) 群體(ti) 參與(yu) 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推進有利於(yu) 改善收入分配的體(ti) 製改革，實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勞動力市場製度，以及形成針對各個(ge) 特殊人群的扶助政策體(ti) 係。這類政策的共同特點是具有較強的外部性，看似不能從(cong) 市場上得到直接的回報，然而，如果不是從(cong) 單個(ge) 的參與(yu) 者或局部著眼，而是中國經濟和社會(hui) 整體(ti) 來看，政策紅利則十分顯著。

　　第一，實施這些政策產(chan) 生的結果，直接服務於(yu) 發展的目的。正如一個(ge) 國家的發展水平不能僅(jin) 僅(jin) 用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度量一樣，一個(ge) 家庭的幸福感也不單純表現在收入水平上。以政府為(wei) 主提供的公共產(chan) 品，特別是基本公共產(chan) 品，可以同時在社會(hui) 整體(ti) 和個(ge) 體(ti) 兩(liang) 個(ge) 層麵，增進公平公正，增強經濟和社會(hui) 安全感，拓展惠及每個(ge) 家庭和個(ge) 人的發展空間，是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偉(wei) 大目標中體(ti) 現“全麵”的關(guan) 鍵。

　　第二，無論從(cong) 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如果從(cong) 社會(hui) 回報而非私人回報角度著眼，這類政策的實施，最終都能分別從(cong) 供給側(ce) 和需求側(ce) 獲得實實在在的改革紅利。我們(men) 用一個(ge) 旨在提高幼兒(er) 認知能力的政策遊說例子，說明這個(ge) 道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海克曼，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登門造訪同為(wei) 經濟學家的財政部官員薩默斯，請求政府為(wei) 貧困家庭3-4歲兒(er) 童的早期教育埋單。海克曼認為(wei) 這項公共政策中，政府支出的每一分錢都會(hui) 以加倍的幅度得到回報。他可以如此理直氣壯，因為(wei) 他所依據的是得到充分檢驗的教育經濟學規律：相比其他教育階段，學前教育具有最高的社會(hui) 回報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