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行將過半，中國經濟延續企穩向好態勢，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初見成效。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國家發展與(yu) 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6月17日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wei) ，未來還需要長期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目標是提升長期生產(chan) 率，長期改革的具體(ti) 內(nei) 容需要堅持 “一個(ge) 核心，兩(liang) 個(ge) 支柱”。

　　延續企穩向好態勢

　　“中國經濟成功探底回升、風險和壓力得到初步釋放，而且供給側(ce) 結構性調整初見成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yu) 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劉鳳良向本報記者表示，2017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呈現反彈與(yu) 分化兩(liang) 大基本特征。在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核心的國內(nei) 各項宏觀政策和世界經濟複蘇拉動的共同作用下，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延續了2016年下半年以來企穩向好的態勢，多項宏觀經濟指標都趨於(yu) 改善，名義(yi) GDP增速連續5個(ge) 季度回升，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進一步增強，經濟結構持續優(you) 化，經濟總體(ti) 實現良好開局。

　　在現有宏觀政策調整基調下，劉鳳良預計，下半年基建投資和房地產(chan) 投資增速將會(hui) 放緩，而民間投資的反彈力度還有待觀察，彌補前者缺口的可能性很小，全國固定資產(chan) 投資的下行壓力將會(hui) 逐漸顯現;隨著居民收入增速的持續放緩，消費增長受到一定的製約，但國際周期會(hui) 在短期內(nei) 提供較強的支撐作用。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yu) 戰略研究院宏觀經濟課題組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yu) 預測2017年中期報告》測算認為(wei) ，2017年全年GDP增速為(wei) 6.7%，CPI為(wei) 2%。

　　未來需要更長期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劉元春向本報記者表示：“目前中國經濟需要邁過三道坎：一是金融整頓和房地產(chan) 治理，否則經濟“脫實向虛”的趨勢將更明顯，儲(chu) 蓄轉化為(wei) 投資的效率將大大降低;二是國有企業(ye) 改革，這是我們(men) 麵臨(lin) 的一個(ge) 很大的問題;三是政府改革，如果仍按照現有模式簡單加速地方投資，我們(men) 很難實現經濟新周期的升級和發展，另外經濟新周期的升級需要服務型政府，需要政府打破管製，釋放投資空間，真正使第三產(chan) 業(ye) 向所有經營主體(ti) 放開。”

　　當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這是對當前急迫的供給側(ce) 問題進行的有針對性的、直接的改革。例如，高杠杆是當前中國非金融企業(ye) 和金融企業(ye) 共同麵臨(lin) 的問題。隻有去杠杆，才能疏通宏觀傳(chuan) 導機製。

　　劉元春認為(wei) ，當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任務還是較為(wei) 短期，未來還需要長期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目標是提升長期生產(chan) 率，長期改革的具體(ti) 內(nei) 容需要堅持“一個(ge) 核心，兩(liang) 個(ge) 支柱”。

　　“一個(ge) 核心”是重塑政商關(guan) 係，明晰政府和市場的界限。新常態需要新動能，新動能需要新型的政商關(guan) 係。原有的市場和政府界限更多是要素推進型模式下的產(chan) 物，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環境。需要塑造創新導向的政商關(guan) 係。“兩(liang) 個(ge) 支柱”是以財政體(ti) 製為(wei) 代表的央地關(guan) 係調整和以混合所有製為(wei) 突破的國有企業(ye) 改革。

　　劉元春說，通過這些改革，一方麵解決(jue) 經濟傳(chuan) 導中的結構性問題，重塑中國經濟傳(chuan) 導路徑，激活國內(nei) 經濟;另一方麵也可以進一步提升潛在生產(chan) 率，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

　　在短期內(nei) ，為(wei) 了給新改革提供時間和空間，需要進一步發揮財政金融政策。由於(yu) 當前阻礙宏觀經濟傳(chuan) 導的核心在於(yu) 高杠杆，這就需要進一步通過金融有序去杠杆來降低經濟的總體(ti) 杠杆率。在這個(ge) 過程中，需要防止競爭(zheng) 式監管放大監管要求，需要更多的協調。同時，加強貨幣政策對市場利率的關(guan) 注，加快推進將市場利率設為(wei) 基準利率。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發揮稅收對經濟的正向作用。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應體(ti) 現新特點

　　當前中國經濟最主要的問題是短期國內(nei) 宏觀經濟傳(chuan) 導不暢和長期生產(chan) 率下滑。劉鳳良說，這集中體(ti) 現了中國經濟在經濟周期性下滑過程中積聚的各種風險的釋放與(yu) 國內(nei) 政策趨緊、傳(chuan) 統動能削弱與(yu) 新周期孕育之間所產(chan) 生的各種結構性矛盾。

　　劉鳳良表示，這輪改革是在新常態下進行的，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核心的新改革相比於(yu) 以往的改革應該體(ti) 現如下新特點。

　　這輪改革需要避免通過GDP競賽類的排名來進行激勵。在新常態下，經濟質量重於(yu) 經濟數量。由於(yu) 質量是多維度的，單一維度的數量競賽就不再合適，這隻會(hui) 導致地方關(guan) 注某些數量目標，忽視其他目標。

　　這輪改革需要將改革的主導權從(cong) 地方政府提升到中央政府。在GDP競賽等數量經濟競爭(zheng) 環境下，為(wei) 了發揮地方政府動力，需要地方政府發起改革。但是，對於(yu) 現有的質量導向的多目標改革，需要中央統一協調。

　　新一輪改革需要關(guan) 注的是地方政府在 “四個(ge) 意識”下的執行力考核。對待新改革由於(yu) 不用簡單的GDP競賽，就需要在監督落實上下功夫，重點考慮地方政府在“四個(ge) 意識”下如何自我創新，更好地執行改革，確保主體(ti) 責任。

　　加強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協調作用。在改革由中央部委承擔牽頭的時候，最大的問題是不同部門和地方之間的協調。這就需要進一步強化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日常協調功能，工作需要常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