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處理好對策研究與(yu) 基本理論問題研究關(guan) 係方麵，吳敬璉表示，我們(men) 中國人的思維習(xi) 慣，雖然有求實精神的積極一麵，但卻往往不夠重視理論思維。

　　“一個(ge) 好的智庫，必須處理好三對重要關(guan) 係——對策研究、現實問題研究與(yu) 基本理論、基本問題研究的關(guan) 係，政治正確與(yu) 學術嚴(yan) 謹的關(guan) 係，社會(hui) 利益追求與(yu) 本單位工作人員事業(ye) 前景、物質利益的關(guan) 係。”5月18日，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舉(ju) 行的“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大討論”係列講座第三場，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談及新時期智庫建設應關(guan) 注的重要問題時如是說。

　　吳敬璉：智庫建設須處理好三對重要關(guan) 係

　　吳敬璉強調，智庫機構進行研究工作，不僅(jin) 要重視密切聯係實際、堅持問題導向，更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掌握和應用前人通過研究得出的基本規律與(yu) 理論，真正做到將理論研究成果與(yu) 實踐工作相結合，提出正確的應對之策。同時，應在保證研究成果科學性的基礎上，充分尊重研究人員並重視形成一個(ge) 良好的學術討論氛圍，為(wei) 那些與(yu) 主流學術思想不同的觀點留有生存空間。此外，政策研究還應處理好社會(hui) 利益和自身利益的關(guan) 係，關(guan) 鍵是要時刻保持自身的中立性。

　　掌握前人研究得出的基本規律與(yu) 理論

　　在處理好對策研究與(yu) 基本理論問題研究關(guan) 係方麵，吳敬璉表示，我們(men) 中國人的思維習(xi) 慣，雖然有求實精神的積極一麵，但卻往往不夠重視理論思維。從(cong) 政策研究看，這容易使政策建議僅(jin) 就事論事地提出一些解決(jue) 方案。“如果缺乏深入的理論分析，所提出的解決(jue) 方案可能會(hui) 是短視的、不全麵的，甚至是可能帶來偏差的對策。”

　　一個(ge) 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經濟增長模式問題。吳敬璉指出，早在198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指出，中國經濟麵臨(lin) 的一大問題是效益差，應采用新的方針，走一條新的道路。當時提出的經濟建設十大方針，核心就落在提高效益上，具體(ti) 包括：降低重工業(ye) 投資比重，加快發展農(nong) 業(ye) 、輕工業(ye) 和商業(ye) 等。1995年製定“九五”計劃時，在總結蘇聯教訓的基礎上，中央提出實現“兩(liang) 個(ge) 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增長方式從(cong) 粗放型增長轉為(wei) 集約型增長，二是經濟體(ti) 製從(cong) 計劃經濟轉為(wei) 市場經濟。而第二個(ge) 轉變是第一個(ge) 轉變的基礎。

　　“應該說，‘兩(liang) 個(ge) 根本轉變’在當時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然存有缺陷。究竟什麽(me) 是粗放型增長方式?什麽(me) 是集約型增長方式?我們(men) 始終缺乏透徹和清晰的認識。”吳敬璉說，進入21世紀後，大多數省份都開始通過引入大量投資推動產(chan) 業(ye) 結構重型化。直至2005年-2006年，引發了對於(yu) 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與(yu) 工業(ye) 化道路的一場大爭(zheng) 論。“十一五”時期，中央接受了“要繼續把增長方式轉變作為(wei) 主線”的意見。但直到此時，人們(men) 始終沒有深究該問題背後的根本原理與(yu) 規律，於(yu) 是時常出現政策搖擺、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走樣等一係列問題。

　　另一個(ge) 例子是近年來成為(wei) 熱點的城市化問題。在吳敬璉看來，其中一項基本問題很值得討論，即城市化的功能究竟是什麽(me) ，以及城市化在一國的工業(ye) 化、現代化過程中究竟起到什麽(me) 作用。有觀點認為(wei) ，城市化的功能在於(yu) 能夠增加消費需求，因為(wei) 農(nong) 民進城後所產(chan) 生的剛需，可支撐房地產(chan) 市場和經濟增長。還有的觀點認為(wei) ，城市化是工業(ye) 化的結果，因而不應去討論城市化對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主動功能。“相較而言，我認為(wei) 後一種觀點的問題更大。因為(wei) 如果真是如此，為(wei) 何城市化又成為(wei) 推動工業(ye) 化、現代化的動力呢?”

　　吳敬璉介紹，世界頂級城市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在其所著的《城市的勝利》一書(shu) 中，從(cong) 文藝複興(xing) 的角度闡釋了城市的功能。他指出，城市的功能，就是通過人的聚集形成的一種環境，從(cong) 而激發了思想、理念、體(ti) 製、技術的發展和變革。

　　“因此，我們(men) 必須首先研究已有的基本理論，就能得到一個(ge) 結論，即人群在城市的聚集，是對經濟社會(hui) 發展起到正麵作用的。與(yu) 此同時，城市化也有其副作用，比如：由於(yu) 人的過分聚集，會(hui) 造成生活費用提高、環境汙染、交通擁堵，等等。”吳敬璉說。在他看來，我國城市化出現諸多問題的原因在於(yu) ，我國的城市化更多是政策導向的城市化。世界各國城市的形成無外乎兩(liang) 種路徑：一種是由“城”即政治中心演進而來的，另一種(也是絕大多數情況下)則是由“市”也就是“市場”演進而來的，而市場和經濟導向是會(hui) 權衡利弊的。

　　吳敬璉強調，我國智庫機構在進行研究工作時，固然要密切聯係實際，堅持問題導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掌握和應用已有的基本規律與(yu) 理論。“如此，我們(men) 便如同擁有了顯微鏡、望遠鏡，才可以將問題看得更透徹、更清楚。”

　　他建議，智庫機構要在全麵研究已有的各類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通過形成完善的分析框架，逐步放寬約束條件、加入現實因素進行研究，真正做到將理論研究與(yu) 實踐工作相結合，更加深刻地理解與(yu) 解釋現實問題，從(cong) 而給出最接近實際情況的應對之策。

　　重視形成良好的學術討論氛圍

　　對於(yu) 政府智庫如何處理好政治正確與(yu) 學術嚴(yan) 謹的關(guan) 係?吳敬璉指出，智庫研究的政治正確，首先是必須確保政策研究與(yu) 措施有利於(yu) 國家發展及政局穩定。而其基礎在於(yu) ，要確保結論和建議具有科學性和客觀性。

　　“按理說，政治正確與(yu) 學術嚴(yan) 謹這兩(liang) 者之間，應該並不存在矛盾，而是相互補充的關(guan) 係。但實際上，在衡量政治正確時，其標準往往很難把握。”吳敬璉坦言，一是評判的時間長短問題。有些政策從(cong) 短期來看是正確的，但從(cong) 長期來看則可能出現諸多問題。二是衡量政治正確的標準由誰來判斷。這就存在著，是否可以由政策短期效果來決(jue) 定長期效果的問題。

　　“對智庫研究而言，首先，我們(men) 應保證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其次，要減弱那些有偏差的研究成果或政策建議的副作用。”吳敬璉建議，要充分尊重所有研究人員的觀點，並重視形成一個(ge) 良好的學術討論氛圍，讓那些不同於(yu) 主流觀點和理論的學術思想與(yu) 觀點有生存空間。同時，研究人員也應時刻注意，不要被個(ge) 別媒體(ti) 為(wei) 博人眼球，而使自己的觀點被斷章取義(yi) 和肆意曲解。

　　政策研究機構要保持自身的中立性

　　對於(yu) 智庫來說，處理好追求社會(hui) 利益與(yu) 本單位工作人員事業(ye) 前景、物質利益的關(guan) 係也很重要。吳敬璉說，“政策研究的本質是研究公共政策，政策研究必須處理好自身利益和社會(hui) 利益的關(guan) 係。作為(wei) 政策研究機構，我們(men) 必須時刻保持中立性，切不可有立場偏向。”

　　中國正處在由中等收入階段向高等收入階段邁進的過程，實踐中麵臨(lin) 的重大問題勢必將與(yu) 過去有很大不同。對此，吳敬璉結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實際表示，在不同發展階段，中心各研究部(所)主要研究領域的關(guan) 注重點也應有所變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課題來源，大致包括幾個(ge) 方麵：一是上級領導交辦的課題，二是社會(hui) 熱點問題，三是研究人員在自身研究工作中提出的問題。如今社會(hui) 現實問題層出不窮、千變萬(wan) 化，這就需要研究人員結合各自研究領域，進行深入分析與(yu) 思考，確定哪些問題是能夠解決(jue) 表層問題的基本問題，並有針對性地對其進行充分研究。”吳敬璉舉(ju) 例，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這一基本問題，人們(men) 已經爭(zheng) 論了近一個(ge) 世紀之久。但一直以來，我們(men) 時常忙於(yu) 應付解決(jue) 反複出現的各種表麵問題，就事論事地給出政策建議。實際上，更為(wei) 重要的是，應加深對基本問題的分析和理解。

　　又比如，產(chan) 業(ye) 政策、產(chan) 能過剩等問題。“世界範圍內(nei) 早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我們(men) 的研究人員，是否都知曉並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過比較?又是否將其充分轉化吸收，形成我們(men) 自己的觀點?”吳敬璉認為(wei) ，如果基本問題不能得到解決(jue) ，縱使再疲於(yu) 奔命地研究類似鋼鐵、煤炭過剩等表象問題，終究無濟於(yu) 事。

　　再比如，許多人關(guan) 心的房價(jia) 問題。在吳敬璉看來，房價(jia) 高企的背後是貨幣超發和信用膨脹，而要兼顧經濟增長和社會(hui) 穩定的目標是很難的。“其根本問題在於(yu) ，我們(men) 在考慮中國經濟增長時，究竟應從(cong) 供給側(ce) 找原因和對策，還是從(cong) 需求側(ce) 去找原因和對策。如果無法從(cong) 這個(ge) 角度去審視問題的話，就會(hui) 形成兩(liang) 難的局麵。”

　　吳敬璉強調，必須先要理清基本問題，才能給出周全的對策。同時，作為(wei) 政策研究部門，還應注意不可盲目地追求快速反應。(文/張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