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從(cong) 認識、適應、把握和引領新常態入手，致力於(yu) 解決(jue) 中國經濟當前和較長時期內(nei) “怎麽(me) 看”、“怎麽(me) 幹”的實際問題。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首次明確提出並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形成以穩中求進為(wei) 工作總基調、以新發展理念為(wei) 指導、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的政策體(ti) 係。我們(men) 將十八大以來形成的這一經濟政策框架稱為(wei) “習(xi) 近平經濟學”政策框架。那麽(me) ，這一經濟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是什麽(me) ?政策框架的基本性質如何?包含了哪些主要內(nei) 容?從(cong) 國際視角看，為(wei) 什麽(me) 說這一框架成為(wei) 中國的全球倡議?

　　新常態下經濟政策框架的建立，標誌著“習(xi) 近平經濟學”的初步形成

　　政策框架，通常指一定時期、一定目標下由一係列政策構成，又包含這些政策之間的相互影響機製的政策體(ti) 係。這個(ge) 體(ti) 係至少包括明確的政策目標、清晰的總體(ti) 布局、具體(ti) 的實施政策，以及對不同政策措施的組合協調，並已形成有機結合、有效實施、有力推進的整體(ti) ，這樣才能稱作形成了較為(wei) 成熟、可應用、可實施的政策框架。

　　從(cong) “習(xi) 近平經濟學”政策框架形成的背景看，我國經濟發展正在進入新常態。這是我國經濟發展曆程中一個(ge) 十分重要的必經階段：從(cong) 上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從(cong) 工業(ye) 化時代向後工業(ye) 化時代轉變，從(cong) 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cong) 規模速度型發展方式轉向質量效益型發展方式，從(cong) 工業(ye) 或第二產(chan) 業(ye) 主導的經濟結構轉向服務業(ye) 主導的經濟結構(指產(chan) 業(ye) 結構、就業(ye) 結構、投資結構等)，從(cong) 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從(cong) 中國市場到世界市場，從(cong) 世界投資中國到中國投資世界。為(wei) 此，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及時作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為(wei) 了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黨(dang) 中央及時提出了“習(xi) 近平經濟學”政策框架，使得中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you) 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從(cong) 十八大以來製定和實施的一係列政策來看，“習(xi) 近平經濟學”已經具有非常明顯的政策框架性質。

　　其一，政策目標明確，就是應對中國經濟新常態，解決(jue) 經濟條件發生深層次變化所凸顯的結構性矛盾。更具體(ti) 地來說，政策目標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最終目標;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的中間目標;以及推動“三去一降一補”的操作目標，等等。

　　其二，政策體(ti) 係的內(nei) 在邏輯清晰，從(cong)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到引領新常態，為(wei) 解決(jue) 中國經濟“怎麽(me) 看”、“怎麽(me) 幹”提供了明確的路線圖。2014年，習(xi) 近平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並作出係統性論述，明確了對經濟形勢應該“怎麽(me) 看”的問題;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首次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深化了“怎麽(me) 看”，又為(wei) “怎麽(me) 幹”指明方向;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hui) 議提出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後寫(xie) 入“十三五”規劃的發展主線，進一步明確了戰略布局、主攻方向和總體(ti) 思路;“三去一降一補”，以及農(nong) 業(ye)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振興(xing) 實體(ti) 經濟、促進房地產(chan) 市場平穩發展等，成為(wei) 2015年底和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部署的工作重點。

　　其三，政策措施搭配緊密、協調一致、遠近兼顧。“習(xi) 近平經濟學”緊緊圍繞經濟提質增效、轉型升級的總體(ti) 目標，既製定出麵向中長期發展的“十三五”規劃，突出“三大戰略”的區域布局;又確定了應對短期經濟下行的政策，包括“三去一降一補”的一係列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措施，以及推動消費加快升級和擴大有效投資的重大政策，等等。

　　其四，政策更有穩定性，是當前和未來較長時期指導中國經濟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係統性框架。實際上，從(cong) 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到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中國的改革征程越來越凸顯出明確的邏輯與(yu) 方向：通過體(ti) 製改革解放生產(chan) 力、有效改善供給側(ce) 要素的投入及配置，通過市場機製促進各類結構性因素的調整和優(you) 化，從(cong) 而實現經濟增長的長期和可持續。然而，確立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最終構建完整的政策邏輯框架，這才是“習(xi) 近平經濟學”的最大貢獻。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看，新常態下經濟政策框架的建立，也標誌著“習(xi) 近平經濟學”的初步形成，其提出的目標任務、發展理念、工作基調、改革主線、政策舉(ju) 措，將成為(wei) 認識、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的指南。

　　新常態下經濟政策框架的提出，適應中國經濟發展，從(cong) 新發展理念到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從(cong) 落實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具體(ti) 工作任務，到十八大以來形成的以新常態為(wei) 內(nei) 在邏輯的政策調控體(ti) 係，為(wei) “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的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係統的政策與(yu) 理論指引。

　　這一政策框架的實施，在短短三年內(nei) 就取得明顯成效，中國經濟逐步趨穩，穩中向好、穩中有進，“十三五”實現開門紅，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繼續走在世界前列。這一成果不僅(jin) 為(wei) 世人矚目，更令世界為(wei) 之讚歎。

　　正如毛澤東(dong) 同誌所言：“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習(xi) 近平經濟學”來源於(yu) 中國實踐，又指導中國實踐，這就形成了新理論指導新實踐、新實踐豐(feng) 富新理論的良性過程，不斷豐(feng) 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創新實踐。

　　經濟政策框架主要內(nei) 容：新常態是發展階段總認識，新發展理念是轉變發展方式總引領

　　“習(xi) 近平經濟學”作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確定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以新發展理念為(wei) 指導，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為(wei) 核心，逐步形成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的政策體(ti) 係，從(cong) 而適應和引領新常態，解決(jue) 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失衡。總體(ti) 看來，這一政策框架包括以下關(guan) 鍵內(nei) 容。

　　其一，新常態是發展階段的總認識。正確認識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的現實依據，也是製定和執行正確的發展戰略和政策框架的根本依據。“新常態”的提出，既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重大理論認識，也是製定政策的邏輯起點。所以說，新常態是“習(xi) 近平經濟學”的邏輯主線。2014年12月，習(xi) 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上首次係統地闡述了中國經濟新常態在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等九大方麵的基本趨勢，進而又概括為(wei) 四大特點：經濟增長速度從(cong) 高速轉向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從(cong) 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cong) 增量擴能為(wei) 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you) 增量並存，經濟發展動力從(cong) 傳(chuan) 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把握住新時期我國經濟運行的核心邏輯，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中國經濟在未來五到十年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改革亟待解決(jue) 的重要問題、領域和任務，政府需要抓住的關(guan) 鍵主體(ti) 、關(guan) 鍵環節。這些經濟實踐中的核心問題就清晰可辨，中國經濟的改革圖景就豁然開朗了。

　　其二，新發展理念是轉變發展方式的總引領。以五大發展理念為(wei) 核心的新發展理念是邏輯嚴(yan) 密的有機係統：創新發展解決(jue) 經濟社會(hui) 持續發展的動力問題;協調發展解決(jue) 不同係統之間、係統內(nei) 部的子係統之間的協調性問題;綠色發展解決(jue) 經濟社會(hui) 係統與(yu) 自然係統的關(guan) 係問題;開放發展解決(jue) 國內(nei) 發展與(yu) 外部環境的關(guan) 係問題;共享發展解決(jue) 發展過程中的公平正義(yi) 問題。可以說，新發展理念是為(wei) 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出的戰略指引，是“習(xi) 近平經濟學”政策框架設計的思想與(yu) 靈魂。其中，創新是發展的動力，協調是發展的藝術，綠色是發展的模式，開放是發展的助力，共享是發展的目標。五大發展理念的最終目的在於(yu) 實現人的全麵發展。五大發展理念相互貫通、相互促進，使科學發展的內(nei) 涵進一步具體(ti) 化，使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you) 勢更具針對性、指導性、可操作性。

　　其三，發揮市場決(jue) 定作用是改革任務的總核心。現代經濟學的一個(ge) 核心問題是怎樣認識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這也是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從(cong) 製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進一步明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從(cong) “基礎性”到“決(jue) 定性”，“習(xi) 近平經濟學”明確了政府與(yu) 市場兩(liang) 種機製的定位，並把如何發揮各自優(you) 勢、實現兩(liang) 種機製的有機結合，確立為(wei) 該政策框架的基本原則。

　　其四，穩中求進是實踐推進的總基調。“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guan) 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wei) 。”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延續了2012年以來“穩中求進”的經濟工作總基調，並首次將“穩中求進”上升為(wei) 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穩中求進”體(ti) 現了“習(xi) 近平經濟學”的方法論，統籌協調經濟增速、經濟質量和運行風險這三者的關(guan) 係。首先是“增長穩”，宏觀目標要穩、宏觀政策要穩、宏觀增長要穩，為(wei) 改革提供良好環境和條件，同時並不要求各地達到統一目標，而是因地製宜，發展快的地區要“力爭(zheng) 上遊”、暫時困難的地方要“堅守底線”。其次，“調結構”被置於(yu) 核心地位，不僅(jin) 是短期的經濟結構調整，也是中國進入後工業(ye) 時代經濟社會(hui) 的整體(ti) 轉型升級。最後，“控風險”更加突出。特別強調要協調好“穩增長”和“調結構”，就必須把握好“控風險”的平衡點，處理好各種內(nei) 外風險。

　　其五，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宏觀調控的新實踐。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加強供給側(ce) 與(yu) 需求側(ce) 的對接，實現短期措施與(yu) 長期目標的銜接。這就超越了單一經濟目標的宏觀調控，而是通過改革與(yu) 協調經濟發展中的多重關(guan) 係，引導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這主要包括短期與(yu) 長期、政府與(yu) 市場、中央與(yu) 地方、實體(ti) 與(yu) 虛擬、國內(nei) 與(yu) 國際等多重關(guan) 係。

　　其六，“加減乘除”是政策框架的總方法。明確突出問題、解決(jue) 實際困難、落實工作任務，必須掌握“既中看又中用”的係統性方法。“加減乘除”方法論的設想，最初是由習(xi) 近平同誌在2016年全國兩(liang) 會(hui) 上參加吉林代表團審議時首次提出。現在看來，無論是東(dong) 北全麵振興(xing) ，還是沿海轉型發展，以及中西部加速崛起，都需要同時做好“加減乘除”的四則運算：所謂做“加法”，就是增加有效投資，擴大消費需求，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有效供給，做到更為(wei) 動態的“供需平衡”;所謂做“減法”，就是淘汰落後產(chan) 能，去庫存、去杠杆，減少政府對市場不合理幹預和對市場主體(ti) 不合理管製，降低實體(ti) 經濟企業(ye) 各類成本;所謂做“乘法”，就是發揮創新對發展的乘數效應，創造創業(ye) 、創新、創智的良好環境，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發展物聯網技術和應用，提高教育支出密度、研發支出密度、人力資本投資密度、環保投資密度、經濟地理密度、基礎設施密度等，此外，通過對外開放增強全球配置資源能力，深度融入全球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物流鏈，放大乘數效應;所謂做“除法”，就是降低能源消耗密度、資源消耗密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避免各類發展風險。我們(men) 稱之為(wei) 習(xi) 近平的結構性改革“四則混合運算”，既形象又準確，把極其複雜的經濟發展思路說明得清清楚楚。

　　經濟政策框架：從(cong) 中國方案到世界倡議

　　麵對極其錯綜複雜的各類經濟風險和挑戰，中國經濟發展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長，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ti) 前列，實屬不易。如此宏大的社會(hui) 實踐，必然產(chan) 生“習(xi) 近平經濟學”，這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重大實踐與(yu) 理論創新，也是中國框架向全球倡議邁進的重大創新。

　　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波動，會(hui) 對中國經濟平穩運行帶來不同程度的衝(chong) 擊;同時，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作為(wei) 世界第一大貿易體(ti) 和第二大經濟體(ti) ，中國決(jue) 定做什麽(me) 、如何做、做得怎樣，不僅(jin) 影響中國，還將影響全世界。

　　隨著世界經濟增長進入新停滯時期，全球經濟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都將進一步凸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這些因素都會(hui) 通過投資、貿易、資本流動等多種途徑和渠道傳(chuan) 導，影響中國經濟金融穩定，增大中國穩定外貿、吸引外資、保持匯率和外儲(chu) 基本穩定的難度。但同時，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治理體(ti) 係重構，又為(wei) 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在“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中，越來越多國家希望擴大與(yu) 中國的投資經貿合作，這客觀上又要求中國引領經濟全球化、投資便利化和貿易自由化，充分利用國際產(chan) 能合作的巨大空間，在推動國內(nei) 富餘(yu) 產(chan) 能走出去的同時，帶動中國裝備、技術、標準和服務“走出去”。

　　堅持利用好國內(nei) 國際兩(liang) 個(ge) 市場、兩(liang) 種資源，在全球範圍優(you) 化資源配置，為(wei) 中國改造提升傳(chuan) 統動能、培育發展新動能創造條件，全麵提升中國經濟的開放發展水平，是“習(xi) 近平經濟學”政策框架從(cong) 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特征，也是其產(chan) 生示範效應和外溢效應的重要原因。因此，“習(xi) 近平經濟學”不僅(jin) 是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的國內(nei) 政策框架，還是包括“一帶一路”、亞(ya) 投行、G20倡議等在內(nei) 的開放型國際政策倡議體(ti) 係。

　　近年來，國際社會(hui) 對“習(xi) 近平經濟學”政策框架也給予了高度評價(jia)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評估，2016年中國一國的經濟結構改革成果就超過二十國集團(G20)的其他所有成員。IMF在2016年12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測，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為(wei) 3.1%，中國將達到6.6%，總量達到11萬(wan) 億(yi) 美元，占全球增長總量(2.28萬(wan) 億(yi) 美元)的比重達到31%，貢獻率超過美國(13%)。中國經濟增長的外溢性更加顯著，如果扣除中國經濟增長，全球經濟增長隻有1.9%，這意味著全球經濟進入衰退。

　　中國對外開放政策框架已經進入了“全麵開放、全麵合作、全麵參與(yu) 、全麵提升”的新階段。

　　其一，統籌“兩(liang) 個(ge) 大局”，製定中國全球發展戰略。以推進“一帶一路”為(wei) 契機，加快實施全麵“走出去”戰略。從(cong) “中國”發展戰略到“世界”發展戰略，就需要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wei) 出發點，從(cong) 主要配置國內(nei) 資源轉變為(wei) 同時配置國內(nei) 國際兩(liang) 種資源，從(cong) 主要開發利用國內(nei) 市場轉變為(wei) 同時開發利用國內(nei) 國際兩(liang) 個(ge) 市場，積極拓展中國在世界範圍內(nei) 的發展空間，不斷提高發展潛力，不斷增強國際競爭(zheng) 力。

　　其二，推動多邊雙邊和自貿區發展，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參與(yu) 國際談判，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服務便利化。堅持“引起來”和“走出去”相結合，更加注重“走出去”。擴大內(nei) 陸沿邊開放，提升開放層次維度。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成為(wei) 新一輪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引領者。

　　其三，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擴大與(yu) 南方國家的互利共贏合作。進一步推進國家開發性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機構為(wei) 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供金融貸款，參與(yu) 和引領全球和區域大型基礎設施網絡建設，為(wei) 中國創造更好的對外投資環境，提供更多的對外投資機會(hui) ，特別是通過投資相關(guan) 國家的基礎設施、市場環境、人力資源開發等，為(wei) 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起到示範性、長遠性作用。

　　其四，提升中國參與(yu) 全球治理能力。從(cong) G20峰會(hui) 到達沃斯論壇，從(cong)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到第九屆金磚國家峰會(hui) ，隨著全球性議題增多、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和全球治理難度加大，中國正在以越來越積極的姿態參與(yu) 全球氣候變化、國際金融體(ti) 係、國際貿易體(ti) 係等全球治理議題，倡導開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合作理念，推動完善公平合理的國際治理體(ti) 係。

　　“習(xi) 近平經濟學”既是對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性發展，又是與(yu) 宏觀經濟理論的創造性融合。其不僅(jin) 是“中國之道”，更是“世界之道”;不僅(jin) 是推動“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指引，更會(hui) 成為(wei) 推動世界從(cong) “逆全球化”走向“新全球化”的思想號召。

　　(作者分別為(wei)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