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隨著人們(men) 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中產(chan) 階層的隊伍日益壯大。但與(yu) 此同時，尚未成熟的中產(chan) 階層依然麵臨(lin) 著社會(hui) 保障相對缺失、生活成本不斷攀升及未來發展前景不明等焦慮，影響中產(chan) 階層社會(hui) 穩定器作用的充分發揮。建議通過營造明朗發展環境、完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暢通社會(hui) 流動渠道並增強中產(chan) 身份認同等方式進一步壯大我國中產(chan) 階層。

　　關(guan) 鍵詞：中等收入陷阱;中產(chan) 收入陷阱;中產(chan) 焦慮

　　中圖分類號：F047 文獻標識碼： A

　　當前，我國正處於(yu) 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過程中，培養(yang) 以中產(chan) 階層為(wei) 主體(ti) 的“橄欖型”社會(hui) ，是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必由之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2016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hui) 議上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關(guan) 係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hui) 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第111次國務院常務會(hui) 議上指出，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ti) 已有3億(yi) 人。近年來，我國中產(chan) 階層不斷壯大，為(wei) 社會(hui) 穩定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收入增長隻是讓更多國民躋身中產(chan) ，卻沒有讓其獲得更多的安全感，社會(hui) 中存在著焦慮情緒，尤其是在既不是社會(hui) 精英也不是社會(hui) 底層的夾心層——中產(chan) 階層身上體(ti) 現得尤為(wei) 明顯。建設“橄欖型”社會(hui)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不僅(jin) 要增加其在階層結構中的比重，更要壯大力量，緩解其成長中的不安全感和焦慮，讓這一群體(ti) 獲得自信和安全，更好地發揮社會(hui) 穩定器的作用。

　　“中產(chan) 收入陷阱”的理論闡釋

　　1.“中產(chan) 階層”涵蓋群體(ti)

　　所謂“中產(chan) 階級”是英文middle class的翻譯語，是西方舶來的稱謂，基於(yu) 我國社會(hui) 結構的獨特性，“中產(chan) 階層”這一稱謂更合適。1987年戈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在《現代英國的社會(hui) 流動與(yu) 階級結構》中提出的階級分類在經驗研究中被廣泛使用。在他的階級框架中，中產(chan) 階級由一般專(zhuan) 業(ye) 技術人員、政府公務人員、企業(ye) 中低級管理人員與(yu) 技術工人等構成。我國學者在討論中產(chan) 階層時，通常會(hui) 提到三個(ge) 標準：在經濟上，該階層的收入和生活狀況處於(yu) 居住區域的中等水平(由於(yu) 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不同，劃分中產(chan) 階層的收入標準也不一致)。在職業(ye) 上，近似於(yu) 白領群體(ti) 。在知識方麵，受過較好的教育。

　　2.“中產(chan) 收入陷阱”內(nei) 涵界定

　　(1)“中產(chan) 收入陷阱”的含義(yi) 。“中產(chan) 收入陷阱”與(yu) “中等收入陷阱”隻有一字之差，卻有著本質的不同。一是內(nei) 涵不同。“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ge) 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yu) 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而對於(yu) “中產(chan) 收入陷阱”，根據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李稻葵教授的表述，是指盡管整體(ti) 經濟在不斷增長，但是中產(chan) 階層的焦慮卻難以化解，他們(men) 對個(ge) 人及家庭的前途充滿憂慮，對國家的發展缺乏信心，對社會(hui) 的不公高度敏感，從(cong) 而導致一個(ge) 國家始終不能跨入成熟的發達國家行列[1]。二是主體(ti) 不同。“中等收入陷阱”的主體(ti) 是一個(ge) 國家，“中產(chan) 收入陷阱”的主體(ti) 是中產(chan) 階層。三是評價(jia) 指標不同。“中等收入陷阱”以一個(ge) 國家GDP作為(wei) 其評價(jia) 指標，世界銀行將12196美元作為(wei) 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線，2016年我國人均GDP為(wei) 8126美元，距離世界銀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還有一定差距，仍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產(chan) 收入陷阱”的評價(jia) 指標是一個(ge) 群體(ti) 的心理狀態，即將中產(chan) 階層的心理狀態是否陷入焦慮作為(wei) 其標準。

　　(2)“中產(chan) 收入陷阱”的表現。一是中產(chan) 焦慮彌漫。中產(chan) 階層最大的特點是“自我實現不足”的焦慮。這些焦慮包括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yang) 老的壓力。在日漸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ti) 看來，房子是資產(chan) 保值增值的有效方式，“一套房子消滅一個(ge) 中產(chan) 家庭”，這既是高房價(jia) 的社會(hui) 負麵效應，也反映出中產(chan) 者的現實窘況。子女教育壓力包括子女教育成本負擔和對子女階層“下墜”的恐懼。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學研究所一份題為(wei) 《孩子的經濟成本：轉型期的結構變化和優(you) 化》的調研報告披露，從(cong) 直接經濟成本看，0-16歲孩子的撫養(yang) 總成本達25萬(wan) 元左右，如果算上就讀高等院校的支出，則達48萬(wan) 元，足見教育成本之高。孩子是家庭向更高社會(hui) 經濟地位晉升的希望。所以，中產(chan) 階層家長為(wei) 孩子規劃著每一步，生怕孩子掉隊。如果難以做到，就會(hui) 患得患失。醫療方麵，中產(chan) 階層更多的擔心是因病致貧。養(yang) 老方麵，大多數中產(chan) 階層選擇“盡量多儲(chu) 蓄”，以保障其在退休後能過上較高質量的生活。因此，醫療和養(yang) 老壓力也是中產(chan) 階層的焦慮所在。而“地位恐慌”是最具中產(chan) 階層色彩的焦慮形式。目前，高房價(jia) 、高稅收、低福利保障和上升渠道的閉塞，導致了中產(chan) 階層的“逆向流動”。研究顯示，中產(chan) 的“下流”，與(yu) 經濟發展不景氣幾乎完全同步。日本曆史上曾出現中產(chan) “下流化”;21 世紀前10年，美國也出現了中產(chan) 階層衰退，其收入更是大幅下降7%。在我國，中產(chan) 階層雖然目前有相對較高的收入或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但擔心意外事件或偶然因素會(hui) 導致其失去現有的身份地位。如因無法承擔房子、子女教育和醫療壓力而返貧。

　　二是中產(chan) 心態缺失。許多人雖在物質條件方麵具備了中產(chan) 外殼，但內(nei) 在卻缺乏中產(chan) 心態。據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學研究所數據，與(yu) 德國、瑞典和日本等一些發達國家比較，我國認同自己是中間階層的比例偏低。在人均GDP超過2萬(wan) 美元的德國，中產(chan) 階級的人數已經達到50%，主觀認同率達到75%;中產(chan) 階級占55%的瑞典，這一數字更是高達80%。日本可以說基本沉浸在“全民中產(chan) ”的興(xing) 奮之中，自我認同率達到90%。我國中產(chan) 階層自我認同率為(wei) 46.8%，遠低於(yu) 發達國家[2] 。

　　引發“中產(chan) 收入陷阱”的可能因素

　　1.經濟未來前景不明

　　自2012年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社會(hui) 經濟發展風險增強、國際環境趨於(yu) 緊張等因素，使中產(chan) 階層持續多年的樂(le) 觀預期受到很大衝(chong) 擊，對未來的不確定心態明顯增強。2015年的股市劇烈波動讓相當部分的中產(chan) 階層財富縮水。瑞信研究院最新發布的201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內(nei) 地的整體(ti) 家庭財富縮水了6800億(yi) 美元。今年初以來，部分城市房價(jia) 飆升，透露了中產(chan) 階層的恐慌心理。海外移民潮和購房潮由富豪群體(ti) 向中產(chan) 階層人群蔓延，也昭示了中產(chan) 階層信心疲軟趨勢。

　　2.社會(hui) 保障尚未健全

　　近年來，我國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建設雖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麵臨(lin) 的困難和矛盾仍然很多。首先，從(cong) 我國目前社會(hui) 保障支出的現實情況來看，在2013年以前，我國社會(hui) 保障占GDP比重低於(yu) 10%，目前這一數據大約為(wei) 12%，遠低於(yu) 發達國家30%-50%的比例。其次，從(cong) 完善社會(hui) 保障麵臨(lin) 的現實困難來看，國家財政收入增速減緩與(yu) 國民福利快速增長已成為(wei) 現實矛盾。截至2016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超過2.3億(yi) 人，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6.7%，這對社會(hui) 保障基金的中長期平衡帶來很大的壓力。隨著國民的社會(hui) 保障權益意識逐步增強，國民對公平享有社會(hui) 保障、不斷提高保障水平和方便快捷獲得服務有了更高更多的期盼。麵對相對薄弱的社會(hui) 保障現實，大多數中產(chan) 階層認為(wei) 要解決(jue) 這些方麵的壓力就必須多賺錢，而強烈的掙錢欲望以及暫時未能滿足的物質欲望又導致了心理焦慮。

　　3.政府政策相對缺位

　　在發達國家，由於(yu) 中產(chan) 階級是社會(hui) 上最龐大的人群，政府實施相關(guan) 政策時總會(hui) 考慮政策對這一群體(ti) 的影響。我國政府雖然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的目標，但並未落實到具體(ti) 政策層麵，如稅收政策。數據顯示，我國個(ge) 稅收入中，將近70%來自中低收入群體(ti) ，而發達國家的個(ge) 稅收入90%來自高收入者。由於(yu) 下層民眾(zhong) 在利益博弈中往往受損較多，政府會(hui) 采取一些政策扶助或補償(chang) 這些弱勢群體(ti) ，但對於(yu) 中產(chan) 階層的利益，政府決(jue) 策時考慮較少，成為(wei) 政策製定的一個(ge) 盲點。政府政策缺位以及對中產(chan) 階層訴求反應遲緩，加劇了中產(chan) 階層的不安全感和焦慮。

　　4.中產(chan) 身份認可需求

　　中產(chan) 階層處在一個(ge) 新的社會(hui) 空間，需要身份地位的社會(hui) 認同。為(wei) 了與(yu) 中產(chan) 階層身份相匹配，他們(men) 渴望達到所期望的中產(chan) 階層生活狀態。中產(chan) 階層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他們(men) 在消費方麵還表現出明顯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調的趨勢。

　　規避“中產(chan) 收入陷阱”的路徑

　　緩解中產(chan) 階層的焦慮，規避“中產(chan) 收入陷阱”是向“橄欖型”社會(hui) 轉型的關(guan) 鍵。那麽(me) ，如何規避“中產(chan) 收入陷阱”，減輕“中產(chan) ”壓力呢?

　　1.營造明朗發展環境

　　一是調整產(chan) 業(ye) 結構。中產(chan) 階層的擴大與(yu) 經濟結構密切相關(guan) ，因此必須在推進工業(ye) 化過程中優(you) 化產(chan) 業(ye) 結構，切實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產(chan) 品技術含量，隨著增大企業(ye) 的利潤總額，為(wei) 依靠工薪來源的中產(chan) 階層的壯大和發展創造條件。二是抑製通貨膨脹，尤其應控製與(yu) 居民生活緊密相關(guan) 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房屋、子女教育、醫療等價(jia) 格上漲，降低中產(chan) 階層的生活壓力。

　　2.完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

　　社會(hui) 保障是民生之安。一是加快建立全民參保登記製度。從(cong) 製度上保證基本社會(hui) 保障覆蓋全民，培育和提升群眾(zhong) 的社會(hui) 互濟意識，維護社保製度的長期穩定發展。二是建立社會(hui) 保障水平隨經濟社會(hui) 發展穩步提高機製。以工資增長、城鄉(xiang)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物價(jia) 變動為(wei) 重要參數，形成有規則、有規劃地調整社保待遇的機製，使社會(hui) 各類成員都能夠分享社會(hui) 發展的成果。

　　3.改革收入分配製度

　　一是加大調節收入分配和縮小收入差距的力度和進程。政府應采取措施降低非壟斷行業(ye) 的市場準入程度，縮小壟斷行業(ye) 與(yu) 非壟斷行業(ye) 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二是減少中產(chan) 階層稅負壓力。加強個(ge) 人所得稅調整，由分項征收向綜合征收方向轉變，加強對資本所得、財產(chan) 所得征稅的力度。同時進一步改革完善現行稅種，對於(yu) 一些生活必需消費品實行減稅或免稅，對高收入群體(ti) 的奢侈消費項目，相應提高稅收。

　　4.暢通社會(hui) 流動渠道

　　橄欖形的社會(hui) 階層結構是一種理想模式。為(wei) 此，我們(men) 應該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作出努力：一是消除戶籍、就業(ye) 和人事等方麵的製度性障礙。促進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向二、三產(chan) 業(ye) 轉移，擴大中產(chan) 階層。二是實行社會(hui) 流動和社會(hui) 評價(jia) 績效原則。建立公平競爭(zheng) 機製，並實施有力的監督機製來保障社會(hui) 公平的實現。通過整合社會(hui) 階層結構，徹底逾越階層鴻溝，使每個(ge) 人都能夠擁有“夢想成真的機會(hui) ”。

　　5.增強中產(chan) 身份認同

　　一是引導中產(chan) 階層理性看待中產(chan) 身份。運用各類媒體(ti) 引導中產(chan) 階層理性看待與(yu) 正確認識現階段各種社會(hui) 現象，增強中產(chan) 階層的社會(hui) 信任和社會(hui) 責任感。二是加強中產(chan) 階層利益訴求渠道的擴容。中產(chan) 階層的中間位置，使得他們(men) 擔負著比其他階層成員更多的社會(hui) 責任。因此，在相關(guan) 的政策製定和規劃中，有必要充分傾(qing) 聽並吸納中產(chan) 階層的意見。三是不斷完善社會(hui) 心理救濟體(ti) 係，使中產(chan) 階層遇到心理問題時，能夠找到傾(qing) 訴和幫助的對象，從(cong) 而緩解其心理焦慮，對生活確立積極心態。

　　■參考文獻

　　[1]李稻葵. 中產(chan) 收入陷阱與(yu) 憂慮. 商周刊，2016，(17).

　　[2]李春玲. 中國中產(chan) 階級的不安全感和焦慮心態. 文化縱橫，2016，(4).

　　(作者單位：中共衡陽市委黨(dang)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