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men) 談中國治理體(ti) 係的轉變，為(wei) 什麽(me) 要從(cong) “永貞革新”開始說起呢?因為(wei) 統一是需要物質條件的。這是馬克思主義(yi) 觀察中國曆史的一個(ge) 基本方法。

　　中國的統一自秦開始，問題是：秦與(yu) 隋如此富強，為(wei) 何這兩(liang) 朝如此短暫?漢和唐則不然，這裏的原因是什麽(me) ?中國為(wei) 什麽(me) 自秦以來還是反複地經過戰亂(luan) 和分裂呢?

　　國家的統一，必須建立在財政和稅收統一的基礎上，隻有這樣，行政的統一才有保障，這是“永貞革新”直麵的問題，是這場改革的實質所在。

　　公元780年，唐德宗時代的宰相楊炎提出兩(liang) 稅法的改革，它標誌著中國第一次有了中央財政預算。以前是需要錢就花，財政稅收是個(ge) 無底洞和一筆糊塗賬，有了預算以後，就可以把預算攤派到各個(ge) 州郡去，更為(wei) 重要的是，這就可以約束藩鎮的橫征暴斂。而對老百姓來說，就是夏秋兩(liang) 季收稅，謂之兩(liang) 稅，“居人之稅，秋、夏兩(liang) 征之。其租、調雜徭悉省，皆統於(yu) 度支”，確立財政預算，這就把度支的地位抬了起來。而與(yu) 楊炎同朝的轉運使劉晏，則推行榷鹽法，實行鹽的國家專(zhuan) 營，隻在山西與(yu) 江淮這兩(liang) 個(ge) 產(chan) 鹽的地方設置鹽官，並負責把鹽銷售到全國去，這又使得鹽官和轉運使的地位抬升起來。

　　唐代製度的核心“三省”，即中書(shu) 、門下和尚書(shu) ，是一個(ge) 類似於(yu) “三權分立”的貴族製度，而德宗時代的改革，則使得度支、轉運和鹽鐵這三個(ge) 部門的地位迅速上升，這就是以國家的經濟集權，代替了原來的貴族製度。到了後唐的李嗣源，正式確立了以戶部、度支和鹽鐵為(wei) 核心的“三司”製度，宋代則延續了這個(ge) 製度。

　　以“三司”代替“三省”，標誌著中國由從(cong) 徭役製國家向賦稅製、預算製國家的轉變，這是一種具有現代意義(yi) 的轉變，是中國傳(chuan) 統治理體(ti) 係的大轉變。

　　“永貞革新”發生在唐順宗的永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這場改革的實質，就是把藩鎮的財權和稅權收歸中央，把上述變革，以製度的形式確立下來。

　　唐順宗是個(ge) 殘疾皇帝，順宗失音，不能決(jue) 事。國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兩(liang) 個(ge) 人決(jue) 定。這兩(liang) 個(ge) 人是翰林學士，都是做戶部和度支起來的。圍繞著他們(men) 形成了一批從(cong) 財政、商業(ye) 和產(chan) 業(ye) 角度思考治理問題的官員，柳宗元和劉禹錫也在“永貞革新”的集團裏。柳宗元在朝廷裏做監察禦史，吏部侍郎，類似於(yu) 紀委的工作。劉禹錫做的是鹽鐵轉運的工作。這些改革者認為(wei) ，唐順宗雖然身體(ti) 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並不糊塗，應該支持他。

　　順宗退位後，柳宗元被放逐到永州，寫(xie) 了著名的《封建論》，他提出：秦朝崩潰的原因“在治不在政”。政治體(ti) 製是好的，是統一的製度，但治理方式是錯的，僅(jin) 靠秦始皇和官員的勤政不能保證統一，如果國家沒有財政預算，僅(jin) 憑徭役製度，勤政就會(hui) 變成“苛政”。

　　漢代州郡的財政供給是國家，但封國諸侯有財政和軍(jun) 事裁度權，所以，漢代隻有封國才敢造反。

　　唐朝的問題在藩鎮有兵，在於(yu) 國家不能節製藩鎮手裏的兵。唐朝州郡的官員沒有敢造反的，就是因為(wei) 他手裏沒錢也沒兵，缺乏造反的資本。因此，柳宗元認為(wei) 維護統一的辦法，就是把兵權、財權收歸中央。

　　我們(men) 談中國治理體(ti) 係的轉變，為(wei) 什麽(me) 要從(cong) “永貞革新”開始說起呢?因為(wei) 統一是需要物質條件的。這是馬克思主義(yi) 觀察中國曆史的一個(ge) 基本方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當中講道，中國與(yu) 歐洲氣候不同，相對歐洲來說，中國比較幹燥，中國土地的耕種比較依賴大規模的公共水利設施的建設，因此，中國先天不具備土地私有化的條件。大規模進行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這就成了中國曆代王朝最基礎的工作。在這個(ge) 過程中，終於(yu) 產(chan) 生了一個(ge) 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運河。正是這樣一個(ge) 公共的工程，把中國的南方和北方溝通起來。中國長期統一的基礎，是公共工程、公共財政，這是曆史轉變的物質條件，所謂的唯物主義(yi) 的解釋，就是這樣的。

　　而除了物質條件外，還需要製度條件和製度保障。為(wei) 什麽(me) 宋代以後，中國的政治穩定有了保障呢?這是因為(wei) ，經曆了唐代中期的“永貞革新”之後，貴族與(yu) 皇帝分權的三省製度，逐漸變成了技術文官執政的所謂三司製度。國家治理的核心工作就是預算(度支)、商業(ye) (轉運)和產(chan) 業(ye) (鹽鐵)，而不是過去貴族擅長的禮儀(yi) 、辭賦和經史。這是很重要的轉變。這種工作重心的轉移，使中央的財政製度能夠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