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和今後一個(ge) 時期，中國社會(hui) 麵臨(lin) 著經濟增長動能、市場供求結構、要素配置模式、經濟開放戰略、民生社會(hui) 形態等一係列重大轉變，短期需求側(ce) 管理和長期供給側(ce) 改革，都有緊迫任務和嚴(yan) 峻挑戰。究竟是“改革優(you) 先”還是“景氣優(you) 先”，將是決(jue) 策層乃至全社會(hui) 十分糾結而又難以取舍的兩(liang) 難選擇，經濟改革必將是景氣壓力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一、景氣追求與(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2016年，決(jue) 策層麵賦予了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決(jue) 勝階段的開局之年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的特定任務。新年伊始，決(jue) 策高層便確定了97項年度重點改革任務和128項其他改革任務，在經濟景氣的努力中，盡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和政策性調整，以及部分帶有供給側(ce) 改革特征的長期製度建設。

　　(一)去產(chan) 能、去杠杆、降成本的結構政策與(yu) 稅製改革。

　　1、化解過剩產(chan) 能的結構性政策。

　　2016年2月1日，國務院發布了《關(guan) 於(yu) 鋼鐵行業(ye) 化解過剩產(chan) 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和《關(guan) 於(yu) 煤炭行業(ye) 化解過剩產(chan) 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要求以結構性改革化解過剩產(chan) 能、促進脫困發展。包括嚴(yan) 控新增產(chan) 能、淘汰落後產(chan) 能、優(you) 化存量產(chan) 能、開拓產(chan) 能利用空間、創造新的就業(ye) 機會(hui) 等。

　　2、積極推動企業(ye) 降低杠杆率。

　　近些年來，我國企業(ye) 杠杆率高企，債(zhai) 務負擔不斷加重。2016年9月22日，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積極穩妥降低企業(ye) 杠杆率的意見》，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推動企業(ye) 降低杠杆率。鑒於(yu) 銀行業(ye) 在企業(ye) 去杠杆中的特殊作用，專(zhuan) 門出台了《關(guan) 於(yu) 市場化銀行債(zhai) 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要求以法治化、市場化方式，有序開展銀行債(zhai) 權轉股權，降低企業(ye) 杠杆率。

　　3、推進綜合改革降低企業(ye) 成本。

　　為(wei) 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增強經濟發展能力， 2016年8月8日，國務院印發《關(guan) 於(yu) 降低實體(ti) 經濟企業(ye) 成本工作方案》。相關(guan) 措施涉及到降低企業(ye) 稅費負擔、融資成本、製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以及提高企業(ye) 資金周轉效率、引導企業(ye) 內(nei) 部挖潛等方麵。

　　4、全麵推進營業(ye) 稅改增值稅試點和資源稅改革。

　　經國務院批準，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nei) 全麵推開營業(ye) 稅改征增值稅(營改增)試點。為(wei) 配合稅製改革，此前 4月29日，國務院印發《全麵推開營改增試點後調整中央與(yu) 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過渡方案》。自2016年7月1日起，全麵推進資源稅改革。通過全麵清費立稅、從(cong) 價(jia) 計征改革，理順資源稅費關(guan) 係，建立規範公平、調控合理、征管高效的資源稅製度，發揮資源稅組織收入、調控經濟、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作用。

　　(二)激活實體(ti) 經濟的投融資改革與(yu) 國有企業(ye) 改革。

　　1、繼續深化投融資改革。

　　為(wei) 發揮投資對穩增長的關(guan) 鍵作用，2016年7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深化投融資體(ti) 製改革的意見》，提出改善企業(ye) 投資管理、充分激發社會(hui) 投資動力和活力，完善政府投資體(ti) 製、發揮好政府投資的引導和帶動作用，創新融資機製、暢通投資項目融資渠道等項改革任務。為(wei) 降低製度性交易成本，此前5月19日，國務院印發《清理規範投資項目報建審批事項實施方案》，共涉及65項報建審批事項。對凡無法律法規依據、未列入國務院決(jue) 定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目錄的，一律取消審批。

　　2、促進創業(ye) 投資持續健康發展。

　　創業(ye) 投資是實現技術、資本、人才、管理等創新要素與(yu) 創業(ye) 企業(ye) 有效結合的投融資方式，是推動創業(ye) 創新、培育發展新動能的重要資本力量。2016年9月16日，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促進創業(ye) 投資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要求培育多元創業(ye) 投資主體(ti) 、多渠道拓寬創業(ye) 投資資金來源、加強政府引導和政策扶持、完善創業(ye) 投資相關(guan) 法律法規、完善創業(ye) 投資退出機製、優(you) 化創業(ye) 投資市場環境、推動創業(ye) 投資行業(ye) 雙向開放、完善創業(ye) 投資行業(ye) 自律和服務體(ti) 係等。

　　3、落實民間投資政策、開放投資準入。

　　為(wei) 解決(jue) 製約民間投資發展的重點難點問題，2016年10月12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若幹政策措施》，包括擴大市場準入、改善金融服務、落實並完善相關(guan) 財稅政策、降低企業(ye) 成本等。此前9月22日，住房和城鄉(xiang) 建設部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關(guan) 於(yu) 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城市供水、燃氣、供熱、汙水和垃圾處理行業(ye) 的意見》，從(cong) 拓寬投資渠道、優(you) 化投資環境、完善支持政策等方麵，為(wei) 民間資本進入過去通常由國有企業(ye) 壟斷經營的相關(guan) 行業(ye) 提供鼓勵、引導和便利政策。10月25日，國家民航局發布《關(guan) 於(yu) 鼓勵社會(hui) 資本投資建設運營民用機場的意見》，全麵放開民用機場建設和運營市場。

　　4、推動國有企業(ye) 改革與(yu) 並購重組。

　　2016年國有企業(ye) 改革，主要集中於(yu) “九項重點任務”。即完善“1+N”文件體(ti) 係或頂層政策設計、推進“十項改革試點”、以管資本為(wei) 主推進國有資本監管機構職能轉變、分類推進國有企業(ye) 改革、推進公司製股份製改革、推進董事會(hui) 建設、推動中央企業(ye) 重組調整、強化國有資產(chan) 監督以及堅持黨(dang) 對國有企業(ye) 的領導等。在推動中央企業(ye) 結構性改革方麵， 7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guan) 於(yu) 推動中央企業(ye) 結構調整與(yu) 重組的指導意見》，要求按照行業(ye) 性質、重要程度和輕重緩急，以鞏固加強一批、創新發展一批、重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等方式，推動結構調整與(yu) 產(chan) 業(ye) 重組。7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guan) 於(yu) 石化產(chan) 業(ye) 調結構促轉型增效益的指導意見》，加快其結構調整與(yu) 企業(ye) 重組步伐。

　　(三)追求發展新動能的科技體(ti) 製、眾(zhong) 創環境和市場平台建設。

　　1、建立科技成果轉化新機製。

　　2016年2月26日，國務院印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幹規定》。除涉及國家秘密、國家安全外，國家鼓勵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通過轉讓、許可或者作價(jia) 投資等方式，向企業(ye) 或者其他組織轉移科技成果，通過有關(guan) 政策激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ye) 。此前4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要求形成以企業(ye) 技術創新需求為(wei) 導向、以市場化交易平台為(wei) 載體(ti) 、以專(zhuan) 業(ye) 化服務機構為(wei) 支撐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新格局。

　　2、實施金融支持科技發展政策。

　　2016年4月15日，中國銀監會(hui) 、科技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關(guan) 於(yu) 支持銀行業(ye) 金融機構加大創新力度 開展科創企業(ye) 投貸聯動試點的指導意見》，鼓勵和指導銀行業(ye) 金融機構開展投貸聯動業(ye) 務試點，要求銀行業(ye) 金融機構以“信貸投放”與(yu) 本集團設立的具有投資功能的子公司“股權投資”相結合的方式，以投資收益抵補信貸風險，實現科創企業(ye) 信貸風險和收益的匹配，為(wei) 科技創新企業(ye) 提供持續資金支持的融資模式。第一批投貸聯動試點地區包括北京中關(guan) 村、武漢東(dong) 湖、上海張江、天津濱海、陝西西安等四個(ge) 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第一批試點銀行業(ye) 金融機構共10家，涵蓋政策性銀行、國有大型商業(ye) 銀行、股份製商業(ye) 銀行、民營銀行、外資銀行、城商行等多種類型。

　　3、設立地方科技發展專(zhuan) 項資金。

　　2016年5月16日，財政部、科技部製定了《中央引導地方科技發展專(zhuan) 項資金管理辦法》，通過中央財政安排專(zhuan) 項轉移支付資金，從(cong) 地方科研基礎條件和能力建設、專(zhuan) 業(ye) 性技術創新平台、科技創新創業(ye) 服務機構、地方科技創新項目示範等方麵，支持地方科技發展。

　　4、發揮地方科技創新優(you) 勢。

　　為(wei) 充分發揮北京、上海高端人才集聚、科技基礎雄厚的創新優(you) 勢，統籌利用好央地等各方麵科技創新資源，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和國家急需的領域取得突破，國務院分別於(yu) 2016年4月12日和9月11日，印發了上海加快建設科技創新中心方案、北京加強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總體(ti) 方案，提出了兩(liang) 市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重點任務。建設方案還賦予了上海科技體(ti) 製改革創新先行先試的重點內(nei) 容。

　　5、實行以增加知識價(jia) 值為(wei) 導向的分配政策。

　　為(wei) 激發科研人員創新創業(ye) 積極性，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guan) 於(yu) 實行以增加知識價(jia) 值為(wei) 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幹意見》，2016年11月起實行。旨在形成體(ti) 現增加知識價(jia) 值的收入分配機製，擴大科研機構、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權，發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在知識價(jia) 值分配中的激勵作用，加強科技成果產(chan) 權對科研人員的長期激勵，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獲得合法收入。

　　6、推進眾(zhong) 創環境建設。

　　2016年2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guan) 於(yu) 加快眾(zhong) 創空間發展 服務實體(ti) 經濟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要求通過龍頭企業(ye) 、中小微企業(ye) 、科研院所、高校、創客等多方協同，打造產(chan) 學研用緊密結合的眾(zhong) 創空間，吸引更多科技人員投身科技型創新創業(ye) ，促進人才、技術、資本等各類創新要素的高效配置和有效集成，推進產(chan) 業(ye) 鏈、創新鏈深度融合，提升服務創新創業(ye) 的能力和水平。主要任務是在重點產(chan) 業(ye) 領域發展眾(zhong) 創空間，鼓勵龍頭骨幹企業(ye) 圍繞主營業(ye) 務方向、鼓勵科研院所及高校圍繞優(you) 勢專(zhuan) 業(ye) 領域建設眾(zhong) 創空間，以及加強眾(zhong) 創空間的國際合作。

　　7、統一建立公共資源交易平台和自然資源資產(chan) 有償(chang) 使用製度。

　　統一規範的公共資源交易平台，是促進資源優(you) 化配置、創造公平競爭(zheng) 市場環境的重要條件。2016年6月2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4個(ge) 部委局發布《公共資源交易平台管理暫行辦法》，自8月1日起施行。公共資源交易平台立足公共服務職能定位，堅持電子化平台的發展方向，遵循開放透明、資源共享、高效便民、守法誠信的運行服務原則，利用信息網絡推進交易電子化，實現全流程透明化管理。12月29日，《國務院關(guan) 於(yu) 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chan) 有償(chang) 使用製度改革的指導意見》發布，要求建立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chan) 有償(chang) 使用製度。製度涉及到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屬於(yu) 國家所有的各類自然資源，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chan) 資源、森林資源、草原資源、海域海島資源等。

　　8、深化農(nong) 村土地產(chan) 權製度改革。

　　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guan) 於(yu) 完善農(nong) 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通過落實集體(ti) 所有權，穩定農(nong) 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充分發揮“三權”的各自功能和整體(ti) 效用，形成層次分明、結構合理、平等保護的 “三權分置”格局 。深化用地製度改革，是拓展資金、技術、人才流向農(nong) 村、培育發展新動能的重要渠道。5月13日，銀監會(hui) 、國土資源部聯合印發《農(nong) 村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抵押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允許具備處分權的兩(liang) 類農(nong) 村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押抵融資，並對適用地區、適用地類、有效期限等進行了界定。11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guan) 於(yu) 支持返鄉(xiang) 下鄉(xiang) 人員創業(ye) 創新促進農(nong) 村一二三產(chan) 業(ye) 融合發展的意見》，要求依據土地利用總體(ti) 規劃，調整存量土地資源，緩解返鄉(xiang) 下鄉(xiang) 人員創業(ye) 創新用地難問題。

　　(四)推動產(chan) 業(ye) 進化、結構優(you) 化的結構性改革。

　　1、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創新發展政策。

　　麵對全球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格局深度調整、我國加工貿易企業(ye) 傳(chuan) 統優(you) 勢逐漸削弱的新形勢， 2016年1月4日，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促進加工貿易創新發展的若幹意見》，提出六項改革發展任務。即延長產(chan) 業(ye) 鏈，提升加工貿易在全球價(jia) 值鏈中的地位;發揮沿海地區示範帶動作用，促進轉型升級提質增效;支持內(nei) 陸沿邊地區承接產(chan) 業(ye) 梯度轉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引導企業(ye) 有序開展國際產(chan) 能合作，統籌國際國內(nei) 兩(liang) 個(ge) 市場兩(liang) 種資源;改革創新管理體(ti) 製，增強發展動力;完善政策措施，優(you) 化發展環境。

　　2、啟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改革試點。

　　加快發展服務貿易是促進對外貿易轉型升級、推動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和培育新動能的重要領域。2016年2月22日，經國務院同意，商務部提出《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方案》，選擇在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杭州、武漢、廣州、成都、蘇州、威海和哈爾濱新區、江北新區、兩(liang) 江新區、貴安新區、西鹹新區等省市(區域)，開展為(wei) 期兩(liang) 年的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試點任務包括完善服務貿易管理體(ti) 製、擴大服務業(ye) 雙向開放力度、培育服務貿易市場主體(ti) 、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模式、提升服務貿易便利化水平、優(you) 化服務貿易支持政策、健全服務貿易統計體(ti) 係、創新事中事後監管舉(ju) 措等。

　　3、探索製造業(ye) 與(yu) 互聯網融合發展體(ti) 製。

　　我國是製造業(ye) 和互聯網大國，推動製造業(ye) 與(yu) 互聯網融合，有利於(yu) 形成疊加、聚合和倍增效應，加快新舊發展動能和生產(chan) 體(ti) 係轉換。2016年5月13日，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深化製造業(ye) 與(yu) 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七項任務：打造製造企業(ye) 互聯網“雙創”平台，推動互聯網企業(ye) 構建製造業(ye) “雙創”服務體(ti) 係，支持製造企業(ye) 與(yu) 互聯網企業(ye) 跨界融合，培育製造業(ye) 與(yu) 互聯網融合新模式，強化融合發展基礎支撐，提升融合發展係統能力，提高工業(ye) 信息係統安全水平。

　　4、推動供需結構優(you) 化升級的品牌引領政策。

　　品牌是企業(ye) 乃至國家競爭(zheng) 力的綜合體(ti) 現，代表著供給和需求結構的升級方向。2016年6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guan) 於(yu) 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供需結構升級的意見》，提出品牌建設三項重大工程。即品牌基礎建設工程，包括推行更高質量標準、提升檢驗檢測能力、搭建持續創新平台、增強品牌建設軟實力;供給結構升級工程，包括豐(feng) 富產(chan) 品和服務品種、增加優(you) 質農(nong) 產(chan) 品供給、推出一批製造業(ye) 精品、提高生活服務品質;需求結構升級工程，包括提振消費信心、宣傳(chuan) 展示自主品牌、推動農(nong) 村消費升級、持續擴大城鎮消費等。

　　5、推動重點行業(ye) 產(chan) 業(ye) 升級和結構轉型。

　　受國際國內(nei) 經濟形勢變化影響，有色金屬市場需求低迷，行業(ye) 內(nei) 部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產(chan) 能過剩、市場供求失衡等深層次矛盾逐步顯現。2016年6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guan) 於(yu) 營造良好市場環境促進有色金屬工業(ye) 調結構促轉型增效益的指導意見》，提出嚴(yan) 控新增產(chan) 能、加快退出過剩產(chan) 能、加強技術創新、擴大市場應用、健全儲(chu) 備體(ti) 係、推進國際合作等六項重點任務，以及完善用電、用地政策，加大財稅金融扶持、做好職工安置工作、發揮行業(ye) 協會(hui) 作用等項政策保障措施，推進有色金屬工業(ye) 結構性改革和健康發展。

　　6、激活住房租賃需求的供給側(ce) 改革。

　　實行購租並舉(ju) ，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是深化住房製度改革、實現城鎮居民住有所居目標的重要內(nei) 容。2016年5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guan) 於(yu) 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若幹意見》。其主要措施一是培育市場供應主體(ti) ，發展住房租賃企業(ye) 、鼓勵房地產(chan) 開發企業(ye) 開展住房租賃業(ye) 務、規範住房租賃中介機構、支持和規範個(ge) 人出租住房等。二是鼓勵住房租賃消費，完善住房租賃支持政策、明確各方權利義(yi) 務等。三是完善公共租賃住房製度，推進公租房貨幣化、提高公租房運營保障能力等。四是支持租賃住房建設，鼓勵新建租賃住房、允許改建房屋用於(yu) 租賃等。五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給予稅收優(you) 惠、提供金融支持、完善供地方式等。

　　7、實施促進新消費發展的金融支持政策。

　　更好地滿足新消費重點領域的金融需求，是加快矯正投資與(yu) 消費失衡、培育經濟發展新供給新動力的重要措施。2016年3月24日，人民銀行、銀監會(hui) 聯合印發《關(guan) 於(yu) 加大對新消費領域金融支持的指導意見》，從(cong) 積極培育發展消費金融組織體(ti) 係、加快推進消費信貸管理模式和產(chan) 品創新、加大對新消費重點領域金融支持、改善優(you) 化消費金融發展環境等方麵，提出了金融支持新消費領域的政策措施。

　　(五)適應經濟開放和綠色發展理念的金融業(ye) 改革創新。

　　1、外匯管理體(ti) 製改革創新。

　　適應開放型經濟新要求，外匯體(ti) 製改革一是大力推進外匯管理簡政放權，更新《現行有效外匯管理主要法規目錄》等。二是正式實施《境內(nei) 機構外幣現鈔收付管理辦法》，規範完善境內(nei) 機構外幣現鈔收付管理。三是加強跨境收支監測管理體(ti) 係建設，發布新版國際收支統計申報業(ye) 務指引和貿易信貸調查製度。四是加強外匯形勢分析、預警管理與(yu) 風險防範，修訂《對外金融資產(chan) 負債(zhai) 及交易統計製度》。此外，在上海、天津、廣東(dong) 、福建自貿區開展外債(zhai) 資金意願結匯等改革試驗，支持自貿區外匯管理體(ti) 製改革創新。

　　2、支持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

　　支持貿易投資便利改革，一是簡化企業(ye) 收結匯手續，對核查情況正常的A 類企業(ye) ，其貿易外匯收入可直接進入經常項目外匯賬戶或結匯。二是全麵實施資本金和外債(zhai) 意願結匯管理，滿足和便利境內(nei) 企業(ye) 經營與(yu) 資金運作需要。三是允許銀行為(wei) 機構客戶辦理差額交割的遠期結匯業(ye) 務，滿足企業(ye) 既持有外幣資產(chan) 又防範匯率風險的需要。四是便利和規範貨物貿易外匯收支電子單證審核，促進貨物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五是支持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發展，為(wei) 試驗區跨境電子商務活動提供相關(guan) 服務便利。

　　3、繼續推進資本市場開放。

　　逐步提升資本項目可兌(dui) 換程度。實施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外匯管理改革，放寬單家 QFII 機構投資額度上限、簡化審批管理、便利資金匯出入、放寬鎖定期限製;推動銀行間債(zhai) 券市場對外開放，允許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zhai) 券市場，不設單家機構限額或總限額，方便境外機構投資者直接辦理資金匯出入和購結匯手續;實行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zhai) 券市場備案製，2016年已有超過 30 個(ge) 境外機構或產(chan) 品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完成備案;發布《關(guan) 於(yu)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nei) 證券投資管理的有關(guan) 規定》，提高對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和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外匯管理的一致性。進一步擴大證券市場開放。2014年底滬港通試點啟動以來，國內(nei) 資本市場雖多有波動，但總體(ti) 上經受住了市場檢驗。2016年8月國務院決(jue) 定批準《深港通實施方案》。經過數月準備，於(yu) 12月5日起正式實施。

　　4、適應綠色發展要求創新金融體(ti) 製。

　　構建綠色金融體(ti) 係，有助於(yu) 加快我國經濟向綠色化轉型，促進環保、節能、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進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2016年8月31日，人民銀行等七部委發布《關(guan) 於(yu) 構建綠色金融體(ti) 係的指導意見》，要求通過發展綠色信貸、運用證券市場推動綠色投資、設立綠色發展基金、建立政府和社會(hui) 資本合作模式、發展綠色保險和環境權益交易市場、支持地方發展綠色金融、廣泛開展綠色金融領域國際合作等方式，促進綠色產(chan) 業(ye) 發展。

　　(六)拓展發展空間、優(you) 化資源配置的產(chan) 業(ye) 體(ti) 製改革。

　　1、開放通用航空領域發展。

　　通用航空業(ye) 涵蓋通用航空器飛行業(ye) 務、研發製造、市場運營、綜合保障以及延伸服務的全產(chan) 業(ye) 鏈體(ti) 係，產(chan) 業(ye) 鏈條長、服務領域廣、帶動作用強，“十三五”期間，潛在經濟規模超過1萬(wan) 億(yi) 元。為(wei) 拓展其發展空間，釋放需求潛力，2016年5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guan) 於(yu) 促進通用航空業(ye) 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培育通用航空市場、加快通用機場建設、促進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擴大低空空域開放、強化全程安全監管等改革發展任務。

　　2、推進鹽業(ye) 體(ti) 製改革。

　　2016年4月22日，國務院印發《鹽業(ye) 體(ti) 製改革方案》，推進相關(guan) 領域改革。一是改革食鹽生產(chan) 批發區域限製，取消食鹽定點生產(chan) 企業(ye) 隻能銷售給指定批發企業(ye) 的規定，允許生產(chan) 企業(ye) 產(chan) 銷一體(ti) 、自主進入流通和銷售領域。二是取消食鹽批發企業(ye) 隻能在指定範圍銷售的規定，省級食鹽批發企業(ye) 可開展跨省經營，省級以下食鹽批發企業(ye) 可在本省(區、市)範圍內(nei) 開展經營。三是改革食鹽政府定價(jia) 機製，放開食鹽出廠、批發和零售價(jia) 格，由企業(ye) 根據生產(chan) 經營成本、食鹽品質、市場供求狀況等因素自主確定。四是是改革工業(ye) 鹽運銷管理，取消各地自行設立的兩(liang) 堿工業(ye) 鹽備案製和準運證製度，取消對小工業(ye) 鹽及鹽產(chan) 品進入市場的各類限製，放開小工業(ye) 鹽及鹽產(chan) 品市場和價(jia) 格。五是改革食鹽儲(chu) 備體(ti) 係，建立由政府儲(chu) 備和企業(ye) 社會(hui) 責任儲(chu) 備組成的全社會(hui) 食鹽儲(chu) 備體(ti) 係，確保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發生時食鹽和原碘的安全供應。

　　3、創新健身休閑產(chan) 業(ye) 發展機製。

　　健身休閑產(chan) 業(ye) 涵蓋健身服務、設施建設、器材裝備製造等一係列產(chan) 品和服務，產(chan) 業(ye) 鏈條長，需求潛力大。2016年10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guan) 於(yu) 加快發展健身休閑產(chan) 業(ye) 的指導意見》，提出健身休閑產(chan) 業(ye) 發展政策。要求完善健身休閑服務體(ti) 係，培育健身休閑市場主體(ti) ，優(you) 化健身休閑產(chan) 業(ye) 結構和布局，加強健身休閑設施建設，提升健身休閑器材裝備研發製造能力，改善健身休閑消費環境等。

　　4、建立綠色發展價(jia) 格促進機製。

　　為(wei) 發揮價(jia) 格杠杆對促進節約用水的作用，真實反映水資源稀缺程度和生態環境成本，2016年1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guan) 於(yu) 推進農(nong) 業(ye) 水價(jia) 綜合改革的意見》，推進農(nong) 業(ye) 水價(jia) 綜合改革。一是夯實農(nong) 業(ye) 水價(jia) 改革基礎，完善供水計量設施，建立農(nong) 業(ye) 水權製度，探索創新終端用水管理方式。二是建立健全農(nong) 業(ye) 水價(jia) 形成機製，分級製定農(nong) 業(ye) 水價(jia) ，探索實行分類水價(jia) ，逐步推行分檔水價(jia) 。三是建立農(nong) 業(ye) 用水精準補貼和節水獎勵機製，多渠道籌集精準補貼和節水獎勵資金，建立與(yu) 節水成效、調價(jia) 幅度、財力狀況相匹配的農(nong) 業(ye) 用水精準補貼機製，以及易於(yu) 操作、用戶普遍接受的節水獎勵機製。

　　(七)釋放增長潛力的城鎮化改革與(yu) 地區發展政策。

　　1、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

　　新型城鎮化是最大的內(nei) 需潛力所在，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2016年2月2日，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幹意見》。其主要內(nei) 容一是積極推進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全麵實行居住證製度，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二是全麵提升城市功能，加快城鎮棚戶區、城中村和危房改造，提升城市公共服務水平。三是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提升縣城和重點鎮基礎設施水平，培育發展一批中小城市，加快城市群建設。四是輻射帶動新農(nong) 村建設，推動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nong) 村延伸，帶動農(nong) 村一二三產(chan) 業(ye) 融合發展。五是完善土地利用機製，規範推進城鄉(xiang) 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建立城鎮低效用地再開發激勵機製，完善土地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流轉機製。六是創新投融資機製，深化政府和社會(hui) 資本合作，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力度。七是完善城鎮住房製度，建立購租並舉(ju) 的城鎮住房製度，完善城鎮住房保障體(ti) 係。八是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深化試點內(nei) 容，擴大試點範圍等。

　　2、製定非戶籍人口落戶城市的專(zhuan) 項方案。

　　2016年9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推動1億(yi) 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要求調整完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大中城市落戶政策，全麵放開放寬重點群體(ti) 落戶限製。建立財政性建設資金對吸納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較多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補助機製，建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yu) 吸納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機製，完善城市基礎設施項目融資製度，建立進城落戶農(nong) 民“三權”(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ti) 收益分配權)維護和自願有償(chang) 退出機製，健全進城落戶農(nong) 民社會(hui) 保障製度和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機製，推進居住證製度覆蓋全部未落戶城鎮常住人口等。

　　3、實施推進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政策。

　　2016年7月27日，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實施支持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通過公共政策支持，保障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權利，完善統籌城鄉(xiang) 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增加就業(ye) 專(zhuan) 項資金支持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就業(ye) ，建立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製。通過財政支持提升城市功能、增強承載能力，均衡性轉移支付適當考慮為(wei) 持有居住證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增支因素，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製考慮持有居住證人口因素。維護進城落戶農(nong) 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ti) 收益分配權。

　　4、繼續推進區域合作發展。

　　促進區域合作與(yu) 協同發展，是全麵深化改革、拓展發展空間的重要途徑。2016 年 3 月 3 日，國務院印發《關(guan) 於(yu) 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八項重點任務：一是促進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構建以粵港澳大灣區為(wei) 龍頭，以珠江-西江經濟帶為(wei) 腹地，帶動中南、西南地區發展，輻射東(dong) 南亞(ya) 、南亞(ya) 的重要經濟支撐帶。二是推進統一市場建設，建設區域社會(hui) 信用合作體(ti) 係，構建區域大通關(guan) 體(ti) 製。三是推進重大基礎設施一體(ti) 化建設，建設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體(ti) 係、能源供應保障體(ti) 係、水利基礎設施體(ti) 係和區域網絡基礎設施。四是促進區域創新驅動發展，構建區域協同創新體(ti) 係，優(you) 化區域創新環境。五是加強社會(hui) 事業(ye) 合作，促進教育、文化、醫療衛生、人力資源和社會(hui) 保障、旅遊、社會(hui) 治理等方麵合作。六是共同培育對外開放新優(you) 勢，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及口岸和特殊區域建設。七是加強跨省區流域水資源水環境保護和大氣汙染綜合治理，健全生態環境協同保護和治理機製。八是充分發揮香港、澳門特殊作用，推動內(nei) 地與(yu) 港澳在重大基礎設施、重要產(chan) 業(ye) 、重大合作平台、社會(hui) 事務方麵更緊密地合作與(yu) 交流。

　　(八)托底民生的公共服務與(yu) 社會(hui) 體(ti) 製改革。

　　1、深化醫療衛生體(ti) 製改革。2016年4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化醫藥衛生體(ti) 製改革2016年重點工作任務》，提出全麵深化公立醫院改革、推進分級診療製度建設、鞏固完善全民醫療保險體(ti) 係、健全藥品供應保障機製等重點改革任務。

　　2、統一城鄉(xiang) 居民醫療保險製度。

　　2016年1月3日，國務院印發《關(guan) 於(yu) 整合城鄉(xiang) 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製度的意見》，提出了整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nong) 村合作醫療製度、建立統一的城鄉(xiang) 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製度的“六統一”要求。即統一覆蓋範圍、統一籌資政策、統一保障待遇、統一醫療保險目錄、統一定點管理、統一基金管理。此外，《意見》還要求理順管理體(ti) 製，整合經辦機構，創新經辦管理，提升服務效能，提高統籌層次，完善信息係統，完善支付方式，加強醫療服務監管等。

　　3、建設城鄉(xiang) 義(yi) 務教育一體(ti) 化製度。

　　義(yi) 務教育是社會(hui) 基本公共事業(ye) ，也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性事業(ye) 。2016年7月2日，國務院印發《關(guan) 於(yu) 統籌推進縣域內(nei) 城鄉(xiang) 義(yi) 務教育一體(ti) 化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明確了十項改革舉(ju) 措。即按照城鎮化規劃和常住人口規模，同步建設城鎮學校;合理布局鄉(xiang) 村學校，補齊鄉(xiang) 村教育短板;推進城鄉(xiang) 義(yi) 務教育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提升鄉(xiang) 村學校信息化水平和寄宿製學校管理服務水平;實施消除大班額計劃，分別提出2018年和2020年的工作目標;統籌城鄉(xiang) 師資配置，合理核定義(yi) 務教育學校教職工編製;改革鄉(xiang) 村教師待遇保障機製，實行鄉(xiang) 村教師收入分配傾(qing) 斜政策;改革教育治理體(ti) 係，完善鄉(xiang) 村小規模學校辦學機製和管理辦法;改革控輟保學機製，建立目標責任製和聯控聯保機製;改革隨遷子女就學機製，建立以居住證為(wei) 主要依據的入學政策;加強留守兒(er) 童關(guan) 愛保護工作體(ti) 係，促進健康成長。

　　4、健全特困人員救助製度和銜接農(nong) 村扶貧政策。

　　保障城鄉(xiang) 特困人員基本生活，是完善社會(hui) 救助體(ti) 係、織牢民生安全網的重要措施。2016年2月10日，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進一步健全特困人員救助供養(yang) 製度的意見》，以解決(jue) 城鄉(xiang) 特困人員的突出困難、滿足其基本需求。包括提供基本生活條件、對生活不能自理者的照料、提供疾病治療、辦理喪(sang) 葬事宜、特困人員住房及子女教育救助等。9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等部門《關(guan) 於(yu) 做好農(nong) 村最低生活保障製度與(yu) 扶貧開發政策有效銜接指導意見》，提出了加強政策銜接、加強對象銜接、加強標準銜接、加強管理銜接的“四加強”要求。

　　(九)拓展國際市場空間的開放型經濟體(ti) 製創新。

　　1、實施對外貿易穩定政策。

　　在外貿形勢複雜嚴(yan) 峻、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下，促進外貿回穩向好，對經濟平穩運行和升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yi) 。2016年5月5日，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促進外貿回穩向好的若幹意見》，提出了10多項穩定外貿發展的相關(guan) 政策。包括發揮出口信用保險作用、支持外貿企業(ye) 融資、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調整完善出口退稅政策、減免規範部分涉企收費、完善加工貿易政策、支持邊境貿易發展、實行積極的進口政策、加大對外貿新業(ye) 態的支持力度、加快國際營銷服務體(ti) 係建設、培育外貿自主品牌、發揮雙向投資對貿易的促進作用，以及加強外貿知識產(chan) 權保護等。

　　2、擴大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點。

　　2016年1月12日，國務院同意在天津、上海、重慶、合肥、鄭州、廣州、成都、大連、寧波、青島、深圳、蘇州等12個(ge) 城市設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要求各試驗區借鑒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建設的做法和經驗，打造“六大體(ti) 係”，即企業(ye) 、金融機構、監管部門等信息互聯互通的信息共享體(ti) 係，一站式的在線金融服務體(ti) 係，全程可驗可測可控的智能物流體(ti) 係，分類監管、部門共享和有序公開的電子商務信用體(ti) 係，以及為(wei) 企業(ye) 經營、政府監管提供服務保障的統計監測體(ti) 係和風險防控體(ti) 係;建設“兩(liang) 個(ge) 平台”，即線上“單一窗口”平台和線下“綜合園區”平台，實現政府部門間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匯聚物流、金融等配套設施和服務，為(wei) 跨境電子商務打造完整產(chan) 業(ye) 鏈和生態圈。

　　3、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

　　2015年12月6日，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若幹意見》，提出了相關(guan) 建設任務。2016年，我國新增7個(ge) 自由貿易試驗區，分別位於(yu) 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等省市，試點內(nei) 容各有側(ce) 重。

　　(十)適應市場決(jue) 定作用的政府規製方式創新。

　　1、完善各類產(chan) 權保護製度。

　　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經濟主體(ti) 財產(chan) 權的有效保障和實現是經濟社會(hui) 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關(guan) 於(yu) 完善產(chan) 權保護製度依法保護產(chan) 權的意見》，要求健全以公平為(wei) 核心原則的產(chan) 權保護製度。包括加強各種所有製經濟產(chan) 權的平等保護、完善平等保護產(chan) 權的法律製度、妥善處理曆史形成的產(chan) 權案件、嚴(yan) 格規範涉案財產(chan) 處置的法律程序、審慎把握處理產(chan) 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完善政府守信踐諾機製、完善財產(chan) 征收征用製度、加大知識產(chan) 權保護力度、健全增加城鄉(xiang) 居民財產(chan) 性收入的各項製度、營造全社會(hui) 重視和支持產(chan) 權保護的良好環境等。

　　2、繼續推進行政審批製度改革。

　　深化行政審批製度改革，有利於(yu) 降低製度性成本，減少政府工作人員“尋租”腐敗空間，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jue) 定作用。2月3日，國務院印發《關(guan) 於(yu) 第二批清理規範192項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的決(jue) 定》，將所列事項不再作為(wei) 行政審批受理條件予以清理規範，並同步提出事中事後監管措施和辦法，守住重要領域的安全底線，穩步推進中央和地方權責清單製度建設。

　　3、規範中央與(yu) 地方財政事權與(yu) 支出責任。

　　2016年8月16日，國務院提出《關(guan) 於(yu) 推進中央與(yu) 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改革的主要內(nei) 容，一是推進中央與(yu) 地方財政事權劃分。適度加強中央的財政事權，保障地方履行財政事權，減少並規範中央與(yu) 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建立財政事權劃分動態調整機製。二是完善中央與(yu) 地方支出責任劃分。中央與(yu) 地方分別承擔各自的財政事權支出責任，中央與(yu) 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區分情況劃分支出責任。三是加快省以下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根據省以下財政事權劃分、財政體(ti) 製及基層政府財力狀況，合理確定省以下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

　　4、建立地方政府債(zhai) 務限額管理和風險應急處置製度。

　　為(wei) 規範地方政府債(zhai) 務管理，防範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2015年底，財政部發布《關(guan) 於(yu) 對地方政府債(zhai) 務實行限額管理的實施意見》，要求合理確定地方政府債(zhai) 務總限額，嚴(yan) 格納入預算管理。2016年10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地方政府性債(zhai) 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明確要求堅持分級負責、及時應對、依法處置原則，按照政府性債(zhai) 務風險事件的性質、影響範圍和危害程度等情況，劃分Ⅰ—Ⅳ級風險事件級別，實行分級響應和應急處置，並適時啟動責任追究機製。

　　5、建立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管理和政務公開製度。

　　政務信息係統互聯和公共數據共享，對增強政府公信力，提高行政效率及服務水平，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具有重要意義(yi) 。2016年9月5日，國務院製定《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管理暫行辦法》，明確政務信息資源以共享為(wei) 原則、不共享為(wei) 例外，實行需求導向、無償(chang) 使用，統一標準、統籌建設，並建立安全保障機製。1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guan) 於(yu) 全麵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著力推進政務決(jue) 策、執行、管理、服務、結果公開，並要求加強kaiyun电子平台、積極回應關(guan) 切、加強平台建設、擴大公眾(zhong) 參與(yu) 、強化政務公開責任。

　　6、推動“互聯網+政務服務”體(ti) 係建設。

　　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是簡政放權、優(you) 化服務的關(guan) 鍵環節，對轉變政府規製方式、提高政府服務效率和透明度，便利群眾(zhong) 辦事創業(ye) 具有重要意義(yi) 。2016年9月25日，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了相關(guan) 建設任務。一是優(you) 化再造政務服務，規範網上服務事項、流程，創新網上服務模式，全麵公開服務信息。二是融合升級平台渠道，推進實體(ti) 政務大廳與(yu) 網上服務平台融合發展，推動基層服務網點與(yu) 網上服務平台無縫對接。三是推進政務信息共享，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建立健全製度標準規範，完善網絡基礎設施，加強網絡和信息安全保護。

　　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路徑解析與(yu) 攻堅難點

　　2016年的經濟改革，是在著力應對經濟景氣壓力中推進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但對其進行解析和評議，不能離開對中國這場跨越世紀、持續近40年的改革開放全局來妄加判斷或解讀。對年度經濟改革政策的回顧和審視，既要關(guan) 注其短期特點、政策工具及理論層麵的認知，也要深入理解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約束條件、內(nei) 在邏輯和潛在趨勢，進而深入準確把握新時期、新階段改革開放路徑選擇、攻堅重點乃至實踐規律。

　　(一)經濟改革政策的近期效應。

　　1、景氣導向的經濟改革。

　　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是市場經濟的普遍現象。但當前麵臨(lin) 的經濟下行和景氣壓力，則是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2016年的經濟體(ti) 製改革，正是在舒緩經濟下行和景氣壓力的背景下進行的，其特征明顯。首先是帶有解決(jue) “三去一降一補”的問題導向特點，表現在財稅相關(guan) 改革和去產(chan) 能、降成本、去杠杆的結構性政策，托底民生的公共服務與(yu) 社會(hui) 體(ti) 製改革等方麵。其次是將迅速擴大需求、刺激經濟景氣作為(wei) 改革的重要取向，如激活經濟的投融資改革，拓寬發展空間的產(chan) 業(ye) 體(ti) 製改革，拓展國際市場空間的開放型經濟體(ti) 製創新等。第三是追求發展新動能和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的相關(guan) 改革占重要地位，如科技體(ti) 製改革、眾(zhong) 創環境和市場平台建設，推動產(chan) 業(ye) 升級優(you) 化的結構性改革等。第四是追求迅速釋放增長潛力的城鎮化體(ti) 製改革和地區發展政策，適應經濟開放和綠色發展理念的金融改革創新，適應市場決(jue) 定作用的政府規製方式創新等。第五是積極擴張的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社會(hui) 政策等，都全力以赴應對經濟下行，力求經濟增長緩中企穩、穩中有進。

　　2、景氣政策的風險表達。

　　2016年，改革措施和宏觀政策雖然總體(ti) 上達到了經濟增長由緩企穩的預期目的，綜合反映在全年全國GDP增長6.7%。但遏製經濟下行、追求景氣目標的需求管理政策，也開始跨入風險區間。財政政策方麵，政府財政赤字率已經達到甚至超過國際警戒線;貨幣政策受到“資金荒”、“資產(chan) 荒”的交互掣肘，流動性陷阱及杠杆率潛在上限露出端倪;投資政策高倍杠杆刺激建設周期長、資金需求量大、經濟效益相對較低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ye) 投資，可能會(hui) 誘發新的產(chan) 能過剩、抑製未來需求以及產(chan) 生政府投資擠出效應;轉型期的結構性問題開始影響到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程度，如流動性上的脫實向虛問題;長期積累的收入分配、城鄉(xiang) 地區差距等體(ti) 製性矛盾明顯地扭曲市場需求，消費需求頹勢與(yu) 結構性短缺並存，新型城鎮化進程遲緩、部分地區發展失速;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金融市場開始以資本加速外流、匯率加劇波動等方式，強製性地將我國長期存在的海外資本資產(chan) 錯配、結構失衡、量大利微，以及因國內(nei) 市場疑慮彌漫所加據的資本流向偏離等深層次體(ti) 製性矛盾暴露出來。

　　(二)重點改革的攻堅難點。

　　1、市場中立與(yu) “三去”機製及結構優(you) 化。

　　具有結構性改革特征的“三去”政策，是2016年經濟改革的重要內(nei) 容。發揮市場決(jue) 定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是能否解決(jue) 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決(jue) 此類問題的關(guan) 鍵所在。市場決(jue) 定作用的根本前提，是創造各種所有製經濟平等競爭(zheng) 的體(ti) 製環境。“競爭(zheng) 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曾由西方政要提出、在一些國家作為(wei) 市場準則，對內(nei) 規製競爭(zheng) 行為(wei) ，對外作為(wei) 經濟外交大棒來打壓市場競爭(zheng) 機製尚不健全的新興(xing) 市場國家，進而引起後者的反感甚至將其汙名化。事實上，市場決(jue) 定作用的具體(ti) 實現，就是各類經濟主體(ti) 市場地位的平等和競爭(zheng) 過程的公平，政府的更好作用則主要體(ti) 現在有效保障這種市場地位和競爭(zheng) 機製的平等與(yu) 公平。我們(men) 可以將這種既包括競爭(zheng) 中立、又包括規製中立(Regulation Neutrality)在內(nei) 的市場決(jue) 定機製，稱之為(wei) “市場中立”(Market Neutrality)，並作為(wei) 經濟改革的微觀目標取向予以持續推進。尤其是通過規製中立改革，破除某些經濟成分所享有、而被方方麵麵詬病的公共補貼、信貸優(you) 惠、隱形擔保、披露豁免、壟斷經營、先占優(you) 勢、軟性約束、破產(chan) 例外、信息強勢、職能美化等超市場規則現象，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規製方麵公平維護者的“裁判員”作用，避免造成背離“市場中立”的結果。

　　目前，國內(nei) 市場上大量存在過剩產(chan) 能、過多庫存、過高杠杆以及“僵屍”企業(ye) 等，其成因固然較為(wei) 複雜，但市場非中立是其最深層的體(ti) 製原因，其直接表象就是這類問題主要發生於(yu) 難以出清的“體(ti) 製內(nei) ”企業(ye) 。今年的“三去”政策、清理“僵屍”企業(ye) 等，對解決(jue) 類此問題發揮了相應的作用，有的地方因產(chan) 能過剩嚴(yan) 重、產(chan) 能去化甚至傷(shang) 及優(you) 質產(chan) 能，其間也有較重的行政推動色彩。從(cong) 長期看，如果不進行較為(wei) 徹底的市場中立化改革， 推進“三去”和清理“僵屍”企業(ye) 不僅(jin) 會(hui) 麵臨(lin) 巨大困難，而且其本身還會(hui) 成為(wei) 一種“經濟虐疾症”，周期性反複發生，極大地浪費社會(hui) 資源，造成長期、嚴(yan) 重的資產(chan) 資源錯配和經濟結構僵化。這已是我國當代經濟史所反複證明、並還在發生的經濟與(yu) 體(ti) 製痼疾。

　　近年來，國企國資改革著力推進，其間的一些措施也評價(jia) 不一。但問題的關(guan) 鍵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國企國資自身微觀層麵的改革，而且還在於(yu) 這些改革是否有利於(yu) 創造市場中立條件，保障各種所有製經濟平等競爭(zheng) ，以及國有企業(ye) 進而國有資本能否在市場中立環境下，盡快鍛造其公平競爭(zheng) 能力以及國際競爭(zheng) 實力。新近出台的產(chan) 權保護意見，以及各類清單管理製度，邁出了市場中立改革的關(guan) 鍵步伐。隻要大力推進競爭(zheng) 公平和規製中立，市場中立的體(ti) 製環境終將建立起來，我國企業(ye) 與(yu) 資本的國內(nei) 發展潛力、市場競爭(zheng) 能力和體(ti) 製認可程度必將大大提高，經濟轉型升級、動能科技創新也將成為(wei) 必然的過程。值得關(guan) 注的是，今年有關(guan) 產(chan) 業(ye) 如鹽業(ye) 體(ti) 製改革，盡管根據食鹽產(chan) 銷供需特性，采取了政企管辦分開、資質合格準入、產(chan) 銷一體(ti) 經營、市場適度競爭(zheng) 等符合市場中立原則的改革政策，但仍有一些以企業(ye) 分級限製競爭(zheng) 、分割市場的色彩，在稱謂表達上也在沿用“食鹽專(zhuan) 營製度”的傳(chuan) 統名義(yi) ，對內(nei) 名實背離、市場參與(yu) 不暢，對外授人以柄、國際競爭(zheng) 受阻。

　　在國際社會(hui) ，一些國家曾試圖以“競爭(zheng) 中立”為(wei) 號召、以地區貿易夥(huo) 伴關(guan) 係為(wei) 依托，對我國企、國資參與(yu) 國際競爭(zheng) 設限。其重要的應對措施首先是應當通過國內(nei) 市場中立錘煉內(nei) 功和形象，繼而以國際市場中立尤其是規製中立為(wei) 訴求，爭(zheng) 取更多國家共同反對其貿易投資歧視和排斥政策。針對西方政治人物基於(yu) 自身國家私利，在國際上實用主義(yi) 地交替使用新自由主義(yi) 和保守主義(yi) 政策，我國可以利用單一製國家與(yu) 聯邦製國家之間在國際締約方麵的責任差異，聯合其他單一製國家，提出市場中立、履約一致原則，以此提高聯邦製國家國際締約的國內(nei) 門檻，或保留我通過立法及授權地方立法的形式，應對聯邦製國家可能存在的地方履約例外等規避行為(wei) ，以及懲戒相關(guan) 行為(wei) 的權利，緩解某些西方國家試圖強加在我國企國資尤其是央企央資之上的不公正壓力，盡可能地為(wei) 我國企業(ye) 和資本創造公平競爭(zheng) 的國際市場環境。

　　2、財稅結構變化與(yu) 央地事權責任。

　　2016年，在營改增全國試行、資源稅普遍實施、央地事權支出責任劃分、地方債(zhai) 務限額管理及風險應急處置等方麵，重點進行了財稅體(ti) 製改革以及相應的政府規製方式創新。相關(guan) 方麵的改革，也是與(yu) 經濟發展階段、財稅結構變化、事權責任性質密切相關(guan) 的體(ti) 製建構和機製調適的長期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稅體(ti) 製和央地事權責任，經曆了幾輪改革與(yu) 劃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經濟結構深度調整，財稅結構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對經濟、社會(hui) 等各個(ge) 方麵已經產(chan) 生重大影響。相關(guan) 領域的改革，首先必須正視地區發展差異所導致的地方財力的嚴(yan) 重分化。大致說來，我國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省份跨進了高收入門檻，三分之一左右的省份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其餘(yu) 三分之一左右的省份尚處在中低收入階段。由於(yu) 發展水平和稅源變化，分地區稅收收入絕對值的分化與(yu) 懸殊越來越大，新增長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東(dong) 部沿海省份，尤其是其中的少數優(you) 勢城市，部分地區財政可持續性受到嚴(yan) 峻挑戰。2015年，財政支出半數以上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省份達到13個(ge) 。除在技術層麵厘清事權關(guan) 係和支出責任外，如何推動地區平衡發展與(yu) 財力創造、進而調整央地責任尤其是財稅關(guan) 係，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恐怕才是重中之重。

　　其次，必須預判稅源結構變化對稅收增速的趨勢性影響。近些年來，支持國家稅收較長時間高速增長的傳(chuan) 統稅源，如香煙、油品、金融、房地產(chan) 等，其增速趨於(yu) 持續下降態勢。信息技術、商務服務和居民消費等成長型稅源雖然增長相對穩定，但尚不足以彌補傳(chuan) 統稅源快速下降部分。稅源結構變化自然會(hui) 促成稅收總量低速增長的常態趨勢，即與(yu) 經濟“新常態”密切相關(guan) 的另一個(ge) 財稅收入“新常態”。而為(wei) 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極的財政政策是高概率的宏觀政策選項，財力吃緊、赤字高企或成為(wei) 經常現象。因此，有限的財政政策空間和財稅相關(guan) 改革，必須兼顧經濟景氣和地區平衡發展雙重目標，避免顧此失彼、後患無窮。

　　再次，必須警覺結構性稅製改革或將產(chan) 生的馬太效應。今年5月全麵推出的“營改增”稅製改革，以及央地按照五五劃分比例作為(wei) 分稅過渡方案，其間包含著在保增長、調結構、促轉型之間的複雜權衡，總體(ti) 上有利於(yu) 服務業(ye) 發展和經濟結構優(you) 化。但由於(yu) 發展階段和結構差異，東(dong) 南沿海地區的服務業(ye) 尤其是高端服務業(ye) 比重，明顯高於(yu) 其他地區。幾乎占全國稅收總額一半左右的營業(ye) 稅和增值稅的稅負優(you) 化，受益更多的自然是發達地區。而且，隨著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稅製結構還有邁向直接稅比重逐步提高的趨勢。在收入水平和財富積累較高的東(dong) 部地區與(yu) 結構調整緩慢、居民收入及財富積累較低的其他地區之間，政府財力、居民福利和經濟發展潛力的差距會(hui) 進一步拉大，出現逆向調節的馬太效應。這些結構性趨勢，對尚且不能有效規製類此效應的現行央地稅收分享體(ti) 製、轉移支付體(ti) 製，提出了新的挑戰，需要直麵應對。

　　最後，必須以長期、全局觀念頂層設計財稅體(ti) 製和政府規製改革。麵對財稅來源、地區差異和結構趨勢，財稅體(ti) 製、政府規製改革以及央地財權及支出責任劃分，應當優(you) 先考慮地區均衡發展進而財力均衡形成，不能長期拘泥於(yu) 財稅管理技術層麵的修修補補。結構性稅製改革必須綜合考慮其規製結果和區域性效應，防止逆向調節等負麵影響。間接稅征收由生產(chan) 環節調整為(wei) 銷售環節，表麵上似乎純屬技術性因素，但實際上具有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應對市場價(jia) 格波動、促進商品產(chan) 銷銜接、引導社會(hui) 消費傾(qing) 向等多利效應，不能長期不思改革。此外，地方政府債(zhai) 務管理既要關(guan) 注其限額設定和風險管控，也要兼顧經濟景氣目標，提高其曆史債(zhai) 務消化能力和地方經濟發展動能等。

　　3、金融改革開放與(yu) 基礎市場建設。

　　2016年，金融改革在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資本市場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綠色金融發展等方麵取得了一些進展。為(wei) 穩定經濟增長，央行還采取了名為(wei) 穩健、實則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年底社會(hui) 融資存量已達156萬(wan) 億(yi) 元，為(wei) 全國GDP總量的兩(liang) 倍以上。實體(ti) 經濟杠杆率或已達2.5倍，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杠杆率已達3-4倍。貨幣管控目標和金融體(ti) 製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國內(nei) 資本市場變化、金融國際化程度加深和人民幣匯率趨勢性下行等諸多因素，不能停留在短期政策目標和金融工具層麵。

　　第一，貨幣政策的景氣目標不能脫離經濟轉型換擋期的“資產(chan) 荒”現實而一味增加貨幣供給。“資產(chan) 荒”的出現，意味著多數投資隻有微利甚至無利而投資無門。金融維穩所增加的貨幣供給，要麽(me) 空轉於(yu) 銀行體(ti) 係之內(nei) 、在短期內(nei) 推高M1增速，要麽(me) 湧向非銀金融機構、房地產(chan) 或股市等領域，推高資產(chan) 泡沫，而實體(ti) 經濟領域的投資意願急劇下降，金融、經濟脫實向虛。這幾乎是近些年我國經濟運行態勢的真實寫(xie) 照。短期金融維穩政策和定向支持政策，加大了貨幣增長的外生性，降低了內(nei) 生性貨幣需求與(yu) 供應，M2增長已經不能表征、至少不能全部表征資金需求回升，隻能表明貨幣供給的外部推動力量正在增強。而增加的貨幣供給，又恰恰是金融機構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上實實在在的負債(zhai) ，必須盡快為(wei) 其找到合適的資產(chan) 配置。金融領域的“資產(chan) 荒”壓力迫使金融部門不得不降格以求，將資產(chan) 配置到風險程度較高、甚至落後、過剩產(chan) 能中去，進一步推高相關(guan) 部門的杠杆率，或向所謂“僵屍企業(ye) ”輸血輸液，加上為(wei) 應對經濟下行、各級政府推動基礎設施建設而主動追加杠杆，“三去”攻堅尤其是“去杠杆”將會(hui) 久攻不下，幾乎是可以預料的結果。

　　第二，國內(nei) 資本市場發展及其製度建設不能滯後於(yu) 資本市場對外開放。2016年，國內(nei) 債(zhai) 市、股市開放程度加深，但國內(nei) 資本市場痼疾依然如故。一是主板市場與(yu) 場外市場的關(guan) 係尚未理順，主板市場的發展次序、速度、比重、政策，明顯優(you) 先於(yu) 場外市場等基礎性資本市場。二是因此前股災影響而延宕的注冊(ce) 製改革至今未見啟動跡象。三是滬港通、深港通相繼開通之後，境內(nei) 股市IPO製度、T+1、停板製以及其他信息披露方式和交易工具差異，尚未進行適時適應性調整。四是錯過良機、生不逢時的新三板市場上的供給擁堵、流動性低等問題日漸積累，相關(guan) 融資及資本流動舉(ju) 步維艱。五是資產(chan) 證券化次序錯位，在社會(hui) 資本尤其是實體(ti) 資本證券化程度很低的情況下，金融機構資產(chan) 證券化“近水樓台”、 “自我強化”，搶占先機。六是非銀金融機構占用流動性過多，2009—2016年，其信貸增速達到實體(ti) 經濟的3倍左右，總體(ti) 杠杆率決(jue) 不低於(yu) 實體(ti) 經濟，資產(chan) 回報率一路下滑。而近年來的金融改革幾乎沒有涉及到這些重要方麵。

　　第三，資本賬戶開放與(yu) 人民幣國際化趨勢呼喚幣值穩定優(you) 先的貨幣政策目標。近20年來，我國國際收支狀況良好，外匯儲(chu) 備充裕，物價(jia) 水平波幅不大，貨幣政策的優(you) 先目標是穩定經濟增長。隨著經濟轉型和國際貿易投資條件變化，以及資本賬戶逐步開放和人民幣日益國際化，近年來外匯儲(chu) 備數量下降，匯率貶值趨勢明顯，其成因也眾(zhong) 見不一。其實，人民幣匯率波動，表麵上是不同貨幣間的比價(jia) 問題，其本質因素還是國際間貿易和投資市場的主導力量和決(jue) 定作用，央行的調控政策隻能順應市場力量而因勢利導。具體(ti) 說來，首先是與(yu) 我國國際貿易形勢及經常賬戶盈虧(kui) 相關(guan) 。其次是與(yu) 中國居民和企業(ye) 海外配置資產(chan) 的需求增加有關(guan) ，並且會(hui) 隨著人民幣匯率走低而不斷強化。再次是與(yu) 我國海外資產(chan) 錯配、資本收益軋差長期負值有關(guan)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與(yu) 我國市場投資回報率變化密切相關(guan) ，它決(jue) 定著國際資本的流入流出、海外資產(chan) 收益軋差對衝(chong) 、經濟增長預期潛力等長期市場平衡因素。因此，國內(nei) 貨幣政策不能因經濟景氣壓力而放量寬鬆、攤薄投資回報率，進而適得其反地引起資本加速外流，進一步惡化匯率形成環境。當前所需要的是，以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來穩定我國國內(nei) 及海外資產(chan) 的投資回報率及收益預期，進而引導國際資本流向、優(you) 化我國國際收支及匯率形成條件。至於(yu) 短期內(nei) 防範資本外流，除限製違規移資海外、懲治非法資本外逃外，不能簡單地祭起資本管製的傳(chuan) 統武器，而應當在上述幾方麵利用現有實力和製度創新強身健體(ti) 、應對挑戰。

　　4、投資模式創新與(yu) 風險溢出管理。

　　麵對經濟下行壓力，決(jue) 策層推進供給側(ce) 改革時，較多地關(guan) 注能夠直接啟動需求的投資刺激政策，以及培育新產(chan) 業(ye) 、新動能的產(chan) 業(ye) 政策，其中投融資體(ti) 製相關(guan) 改革、創投環境打造及科技成果轉化等政策是其重要內(nei) 容。兼顧需求增長和經濟景氣的供給政策，對穩定經濟增長無疑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其目標的兼顧性不可避免地帶有功能的兩(liang) 麵性。

　　首先，國有企業(ye) 基金、政府建設投資和專(zhuan) 項引導基金投資對民間投資具有明顯的擠出效應。國企改革鼓勵國有資本通過投資優(you) 質民營企業(ye) 保值增值，以國企為(wei) 主的投資基金迅速增加，國家層麵的國企投資基金估計超過萬(wan) 億(yi) 元以上，對民營企業(ye) 原有的投融資領域和運營方式會(hui) 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城投債(zhai) 和地方債(zhai) 是拉動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融資來源，隨著相關(guan) 發行條件的放寬，2016年上半年城投債(zhai) 和地方債(zhai) 的發行規模已相當於(yu) 2015年全年的總規模，其中半數以上是各類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資金，這顯然不利於(yu) 民間資本參與(yu) 和PPP模式發展。為(wei) 鼓勵創業(ye) 創新，政府引導基金數量和規模井噴式增長。據初步統計，2015年底各類政府引導基金已達800支、規模超過兩(liang) 萬(wan) 億(yi) 元。這類基金是集聚創新要素的重要力量，其管理和運作模式也有很多改革和創新，但其直接參與(yu) 的股權投資占比過高，而且利用政府背景搶占優(you) 勢項目，對民間天使基金、風投基金和不同層次的股權投資基金產(chan) 生顯著的擠出效應。自2016年初開始的民間投資近乎斷崖式下滑，除傳(chuan) 統製造業(ye) 大規模結構調整及長期存在的各種投資審批程序的影響外，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可能是其重要原因。

　　其次，政府與(yu) 社會(hui) 合作(PPP)模式的管理及立法的主導權之爭(zheng) 折射出其經濟與(yu) 法律基礎的極其脆弱狀況。2016年投資領域最熱門的議題之一是PPP管理及立法主導權之爭(zheng) 。即使決(jue) 策層已經明確由法製部門牽頭負責之後，相關(guan) 經濟職能部門仍然在2016年下半年幾乎同時發布各自的部門規章。PPP模式，實際上是政府允許私人投資和經營本來屬於(yu) 公共產(chan) 品或者公共服務的領域。這裏最為(wei) 基礎的問題的是PPP模式適用範圍的界定。在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ti) 中，PPP模式更多地應用在純公共產(chan) 品和服務、至少是準公共產(chan) 品和服務領域。作為(wei) 轉軌製國家，我國的公共品與(yu) 競爭(zheng) 品的界限相對模糊或交叉重合，無論是政府投資管理部門還是財政管理部門，對公共產(chan) 品和服務的界定都過於(yu) 寬泛。現實生活中政企不分、管辦不分、權責利不清的公共產(chan) 品和服務、甚至一般競爭(zheng) 品的提供方式比比皆是。一些地方為(wei) 上項目、借政府購買(mai) 服務之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或通過固定回報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zhai) 等方式進行變相融資，便不足為(wei) 奇了。PPP模式的健康發展，關(guan) 鍵是通過深化改革，盡快厘清公共品與(yu) 競爭(zheng) 品之間的關(guan) 係，包括其中的競爭(zheng) 性領域與(yu) 壟斷環節等相關(guan) 產(chan) 業(ye) 之間的關(guan) 係，更深層的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另外，作為(wei) 新的投資模式，還應當包括一係列基礎性法規建設。包括與(yu) 公共產(chan) 品生產(chan) 和服務有關(guan) 的判別原則、公平準入、普遍服務、責任標準、營利模式、價(jia) 格規製、信息透明、合同要約、誠信守則、權益保障、運營監管、社會(hui) 問責、法律約束等等。

　　最後，科技投資模式創新必須強化風險外溢的適時管控。2016年，為(wei) 了加快經濟發展動能轉換，科技投資領域不僅(jin) 出台了一係列創新激勵和成果轉化政策，還引入了 “投貸聯動”的科創投資改革試點。這類試點，既是適應科創企業(ye) 的融資需求，也是商業(ye) 銀行突破傳(chuan) 統法規的分業(ye) 經營約束、向綜合經營試水。銀行采用成立類似風險投資公司或基金的方式，對創新企業(ye) 給予資金支持，實現銀行業(ye) 的資本性資金早期介入科技企業(ye) ，並通過信貸投放等方式給企業(ye) 提供融資支持。對風險程度及偏好較高的科創企業(ye) ，這種政策具有直接投資和間接融資的雙重支持效果，進而可以提升其風投及發展能力。對於(yu) 相關(guan) 銀行來說，雖然進行了局部風險隔離與(yu) 資金運用約束，但直接投資和間接融資的雙重風險將集於(yu) 一身。在起始階段，“投貸聯動”先行試點僅(jin) 包括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銀行等十家商業(ye) 銀行及科技資源豐(feng) 富、科創企業(ye) 聚集的北京中關(guan) 村等五個(ge) 國家級自主創新園區。考慮到我國長期間接融資為(wei) 主、銀行存差餘(yu) 額通常在數十萬(wan) 億(yi) 元，新動能追求和科創發展又是各個(ge) 地區的普遍訴求，若通過試點、取得“經驗”，把“投貸聯動”作為(wei) “轉型戰略”而普遍推廣，相關(guan) 商業(ye) 銀行將麵臨(lin) 內(nei) 有投、貸衝(chong) 突和綜合經營風險，外有結構錯配和總量失控陷阱的高風險局麵，金融業(ye) 的微觀監管和宏觀調控也將變得極其錯綜複雜，必須未雨綢繆。

　　5、土地製度改革與(yu) 城鄉(xiang) 、地區間土地收益均衡共享。

　　自去年啟動農(nong) 村承包地、建設用地和征地製度改革試點以來，“三塊地”改革有的已取得重要進展，有的開始破題，還有的則可能由於(yu) 理念思路和頂層設計不清而路途不清。土地製度改革的真正難點或最終目的，在於(yu) 通過改革，以市場的決(jue) 定作用，建立城鄉(xiang) 土地要素平等交換製度;以政府的更好作用，調整城鄉(xiang) 、地區和社會(hui) 成員間長期形成並仍在不斷擴大的土地收益及相關(guan) 財產(chan) 收入差距。

　　各地試驗多年、分歧和爭(zheng) 論不斷的農(nong) 村承包地改革，今年終於(yu) 以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改革落地。這是改革開放近40年來、在農(nong) 村土地集體(ti) 所有權基礎上的又一次土地權利分離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農(nong) 地規模化經營要求，以及城市化過程中人口流動遷移後的農(nong) 地耕種和承包人經濟權益等要求。這種權利分置改革，將會(hui) 派生諸如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種等多種土地經營權形態，還會(hui) 產(chan) 生土地承包權流轉乃至有價(jia) 退出的交易過程和市場安排，進一步豐(feng) 富我國要素產(chan) 權關(guan) 係和市場交易製度。農(nong) 地“三權分置”，還會(hui) 派生出“新型租佃關(guan) 係”，出現業(ye) 內(nei) 所稱謂的“小二地主、大中佃農(nong) ”經濟現象，並且由於(yu) “地主”過多、地租過高，致使單純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經營利潤微薄甚或無利可圖。短期內(nei) 隻能由租佃市場博弈決(jue) 定租金水平，長遠看，則有待農(nong) 民長期穩定進城、收入格局變化、公共政策規製，由其根據包括所得稅調節在內(nei) 的成本收益權衡，選擇繼續保留、還是有償(chang) 退出承包權而最終脫離農(nong) 村。至於(yu) 農(nong) 村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抵押貸款試點，則是在一定範圍內(nei) 落實農(nong) 村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與(yu) 國有建設用地“同權同價(jia) 、同等入市”的改革要求。其範圍擴大、作用發揮和功能完備，取決(jue) 於(yu) 我國城鄉(xiang) 要素市場、尤其是經營性建設用地市場的統一速度和完善程度，既不能急於(yu) 求成、揠苗助長，也不能躊躇不前、長期試點。

　　當前的征地製度改革試點，盡管考慮到了縮小征地範圍、提高補償(chang) 標準這些常識性問題，但由於(yu) 製度理念和頂層設計的模糊，從(cong) 製度構建來看，仍然是傳(chuan) 統體(ti) 製的某種延伸。符合市場規律、體(ti) 現政府作為(wei) 的征地製度改革，從(cong) 根本性講，應當是以國土規劃為(wei) 基礎，建立城鄉(xiang) 統一的土地要素市場。具體(ti) 說來，在土地價(jia) 格的形成上，堅持以城鄉(xiang) 統一的市場機製為(wei) 基礎;在土地收入的分配上，兼顧國家、集體(ti) 、農(nong) 民三者利益關(guan) 係;在公益性社會(hui) 成本的分擔上，由所有受益相關(guan) 方共同分擔、而不是簡單地通過低價(jia) 征地方式轉嫁到被征地農(nong) 民和其集體(ti) 經濟組織身上;在公共政策理念上，以市場決(jue) 定土地收入初次分配為(wei) 基礎，縮小城鄉(xiang) 間土地增值收入差距，改變土地收入長期片麵向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集中的趨勢。

　　城鄉(xiang) 建設用地同權同價(jia) 、同等入市改革試驗，還需要研究和應對東(dong) 中西部以及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之間建設用地占用數量的失衡狀況。簡單地、局部性推行同權同價(jia) 入市試驗及推廣經驗，從(cong) 長遠看勢必造成不同地區在土地資源入市機會(hui) 、交易規模、土地收入等方麵的苦樂(le) 不均或逆向分布，使地區之間本已拉大的發展及財力差距繼續擴大，僅(jin) 靠中央財政層麵的再分配調劑方式是會(hui) 力不從(cong) 心的。推進建設用地市場化改革，需要在宏觀層麵建立國土資源均衡開發調節機製，以及國土開發強度的量化規製和超額付費製，以土地收入橫向轉移支付製度，推動地區間優(you) 化國土開發、加速產(chan) 業(ye) 轉移、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平衡發展。相關(guan) 製度的建立，對於(yu) 土地開發強度過大地區的土地節約、結構優(you) 化、產(chan) 業(ye) 升級、生態保護和人居環境的改善也是重要的。

　　(三)兼顧經濟景氣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1、兼容景氣的供給主義(yi) 條件和需求管理邊界。

　　在當前和今後一個(ge) 時期，經濟增速放緩可能會(hui) 是經常性現象。如何在景氣壓力下推動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有必要從(cong) 供給理論與(yu) 需求管理政策、以及kaiyun官方地址開放曆史實踐的結合上，透視近期改革目標和長遠製度建設任務。

　　談到供給理論，盡管人們(men) 可以追索其久遠的曆史淵源，但最為(wei) 著名的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在19世紀初年提出 “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所謂 “薩伊定理”。後來的著述往往根據生產(chan) 相對過剩性危機的出現，幾乎全盤否定“薩伊定理”，訴諸於(yu) 經濟周期的“需求側(ce) 管理”，其中以凱恩斯學說為(wei) 濫觴。直至上個(ge) 世紀七八十年代“滯脹”困局的出現、傳(chuan) 統需求管理走入窮途末路之際，人們(men) 才重新審視供給理論，形成新的供給理論及相應的政策主張。當時英美等國的政治領袖也將其部分地應用於(yu) 治理本國的“滯脹”問題。對其治理的成敗及供給理論有效與(yu) 否，時至今日仍然評價(jia) 不一。

　　其實，所謂“薩伊定理”提出時，資本主義(yi) 經濟體(ti) 係還處在上升發展和對外擴張時期，納入該體(ti) 係的整體(ti) 經濟發展尚處在短缺時代，第一次產(chan) 業(ye) 革命及其科技成果外溢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產(chan) 業(ye) 成長、城市化過程及相應的企業(ye) 家創新活動幾乎一路凱歌，那個(ge) 時代的新供給與(yu) 新需求近乎孿生共存地結合在一起。無怪乎當時的經濟學大師近乎孩童般天真樂(le) 觀地奏起“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田園牧歌，並陶醉於(yu) “增加供給——擴大就業(ye) ——提高收入——刺激需求”的所謂“薩伊鏈條”。在某種意義(yi) 上，這也是當時資本主義(yi) 經濟體(ti) 係的現實寫(xie) 照。我們(men) 不能以“薩伊定理”提出近20年之後才開始出現的生產(chan) 相對過剩性經濟危機，以及後來人們(men) 采取以凱恩斯主義(yi) 為(wei) 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經濟周期，來簡單地度量、否定早期供給理論的適用性，或批判、誇大其理論的所謂“庸俗”成分。

　　因此，以更為(wei) 宏觀的視野、曆史地看問題，早期供給理論、甚至今天的供給政策的適用性，至少必須滿足以下基本條件：(1)經濟短缺與(yu) 人口紅利及城市成長期;(2)傳(chuan) 統管製放鬆和市場體(ti) 製發育期;(3)新型產(chan) 業(ye) 成長領域;(4)技術創新外溢產(chan) 業(ye) ;(5)收入及需求提升轉型期;(6)市場規模擴大或邊界延展階段。因此，盡管國情世情、發展階段差別很大，包括其現代策論在內(nei) 的供給學派的理論與(yu) 政策，往往以上述條件的存否強弱而顯現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為(wei) 解決(jue) 上世紀“大蕭條”時期迫在眉睫的經濟衰退問題，凱恩斯從(cong) 總需求方麵尋找原因，認為(wei) 一國的總需求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決(jue) 定。由於(yu) 邊際消費傾(qing) 向遞減的作用必然會(hui) 形成消費需求缺口，因而需要由投資需求來填補。但投資需求本身是由資本回報率和利率決(jue) 定的，並不能恰恰填補該缺口。凱恩斯由此開出的彌補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藥方是，以擴大財政投資彌補私人部門投資需求不足，以下調利率激發投資熱情，即通過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經濟危機。

　　如同生產(chan) 相對過剩性危機製約著供給主義(yi) 的適用範圍一樣，經濟“滯脹”的出現以及各國需求管理政策的困境，表明凱恩斯主義(yi) 同樣有它明顯的約束條件和適用邊界。至少包括：財政政策受製於(yu) 政府債(zhai) 務水平及赤字率的高低;貨幣政策受製於(yu) 名義(yi) 利率下限、流動性陷阱及一國經濟杠杆率的潛在上限;過度刺激投資可能誘發產(chan) 能過剩並抑製未來需求;轉軌型國家的體(ti) 製性矛盾會(hui) 扭曲需求管理的市場表達;轉型期的結構性問題會(hui) 影響總需求政策的有效程度;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經濟周期和金融市場會(hui) 製約一國總需求政策的選擇空間和實施效果等。這些約束，幾乎已經全部體(ti) 現在2016年我國需求管理政策所達及的風險區間。

　　供給主義(yi) 和需求管理政策的適用條件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ge) 經濟轉型和體(ti) 製轉軌的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推進供給側(ce) 改革，還是進行需求側(ce) 管理，以及當前在景氣壓力下推動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會(hui) 是經常麵臨(lin) 兩(liang) 難抉擇、十分容易顧此失彼的高難度選項。

　　2、供給側(ce) 改革的“中國奇跡”與(yu) 體(ti) 製機理。

　　今天人們(men) 推進供給側(ce) 改革，往往開出用途極其龐雜的廣譜藥方，無論其診療前提是否存在或處方配劑有否對症。盡管供給理論與(yu) 政策已經被泛化，但歸結起來，在相對成熟的市場體(ti) 製下，其重點政策選項無外乎以下幾個(ge) 方麵：一是包括遵循邊際稅率邏輯或拉菲曲線在內(nei) 的稅收減負政策;二是包括國有企業(ye) 私有化或民營化在內(nei) 的管製放鬆政策;三是包括提高就業(ye) 及收入彈性在內(nei) 的福利約束政策;四是包括適應潛在需求和科技進步在內(nei) 的產(chan) 業(ye) 進化與(yu) 創新激勵政策;五是包括提高競爭(zheng) 能力和綜合國力在內(nei) 的經濟邊疆延展或市場全球化政策。如果是轉軌製國家，還應當包括從(cong) 微觀機製到宏觀體(ti) 製在內(nei) 的市場體(ti) 製建設，以及始終與(yu) 之相伴隨的結構調整過程。其中既有短期政策應對，也有長期製度建設。正是由於(yu) 我國體(ti) 製轉軌的曆史特征，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被人們(men) 做出了近乎無所不包的經濟與(yu) 市場策論解讀，以及發展模式及體(ti) 製機製改革創新任務。

　　供給主義(yi) 學說的有效性特征，注定了它最為(wei) 有效的條件是，作為(wei) 其經濟政策執行結果的需求增加，恰恰是市場所必需尤其是所急需的生產(chan) 物或生產(chan) 條件的供給。但當一個(ge) 經濟體(ti) 係進入買(mai) 方市場時期後，這種機緣耦合則並非是高概率事件。kaiyun官方地址經曆了從(cong) 短缺經濟到買(mai) 方市場的不同時期，而經濟改革正是非常“幸運”地“抓住機遇”，自覺或不自覺地利用供給有效性條件，將市場供求與(yu) 製度供求適時地結合起來，創造了數十年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在所謂成熟的市場眼光及判別標準看來，幾乎是以人類經濟史上最不規範的製度形態，奇跡般地推動了當今時代最為(wei) 迅速而持久的經濟成長。

　　其實，中國的改革及其成就，都是有其內(nei) 在邏輯與(yu) 規律的。在那個(ge) 經過十餘(yu) 年政治折騰、社會(hui) 大眾(zhong) 基本生存需求出現危機、國民經濟“瀕臨(lin) 崩潰邊緣”，率先進行農(nong) 村改革，產(chan) 生了避免衣食危機、供給與(yu) 需求同步快速增長的雙重效應，幾乎是靜悄悄地了一場全社會(hui) 都有共識的“帕累托改進”式的“供給革命”。隨後以市場為(wei) 導向、在傳(chuan) 統體(ti) 製外迅速發展的鄉(xiang) 鎮企業(ye) 、農(nong) 村工業(ye) ，滿足了市場捉襟見肘的輕工產(chan) 品供給。這場製度供給及要素重組所派生的市場供求的銜接與(yu) 改善，究竟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還是需求自動創造供給?這原本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無謂糾結或辨析，帶給中國社會(hui) 的則是生機勃勃的經濟增長、體(ti) 製創新和結構調整，盡管經濟起飛和市場體(ti) 製當時還僅(jin) 僅(jin) 處於(yu) 孕育或萌芽狀態。體(ti) 製創新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近乎完整地演繹了“薩伊鏈條”。農(nong) 業(ye) 與(yu) 輕工業(ye) 生產(chan) 的增長，提供了相應的就業(ye) 崗位、收入機會(hui) 和市場需求。類似的改革部分地引入城市，也產(chan) 生了近乎同樣的激勵效應。

　　市場格局的迅速變化和新舊體(ti) 製的激烈競爭(zheng) ，給改革滯後的城市國有企業(ye) 帶來巨大壓力，以致一部分企業(ye) 尤其是中小型國有企業(ye) 陷於(yu) 困境與(yu) 結構性停滯。此外，上遊產(chan) 業(ye) 與(yu) 基礎設施難以適應迅速變化的下遊產(chan) 業(ye) 的市場化改革，以及發展要求和結構調整;國有經濟不振和收入福利剛性，給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壓力;維持經濟運行和追求經濟景氣的努力，除擴大財政赤字外，寬鬆的貨幣政策自然成為(wei) 選項。上個(ge) 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物價(jia) 上漲或通貨膨脹一度近乎失控。政治領袖的遠見與(yu) 社會(hui) 大眾(zhong) 的向心，催生了以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為(wei) 目標，以及迫於(yu) 國內(nei) 經濟壓力和亞(ya) 洲金融風暴的衝(chong) 擊，斷然進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實現了體(ti) 製大轉換與(yu) 經濟“軟著陸”。

　　其主要改革措施，一是以市場經濟為(wei) 導向，集中推進財政、稅收、金融、社保、外資、外貿、外匯等體(ti) 製改革，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宏觀體(ti) 製框架。二是以近4000萬(wan) 職工下崗分流、4000餘(yu) 億(yi) 元銀行不良資產(chan) 剝離為(wei) 代價(jia) ，將中小型國有企業(ye) 幾乎一夜間推向市場，由此也將改革開放以來積累起來的民間資本由貨幣資本轉化為(wei) 產(chan) 業(ye) 資本，並徹底轉換經營機製、成為(wei) 生機勃勃的市場微觀主體(ti) ，為(wei) 存留下來的國有企業(ye) 提供了“做大做強”的空間。三是大力推進住房製度改革，將建國以來數十年建設的公有住房以“房改房”等方式廉價(jia) 出售給住戶而成為(wei) 私有住房，由此將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居民儲(chu) 蓄轉換成房地產(chan) 業(ye) 資本，為(wei) 其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潛力，也適應了當時衣食生存品基本滿足之後、住行需求尤其是住房需求的日益增長的期待。四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倒逼國內(nei) 改革，“立、改、廢”數千部經濟法規，正式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迅速擴張了市場邊疆。正是這一係列釋放市場紅利和製度紅利的供給側(ce) 改革、結構調整與(yu) 供求對應，既去除了經濟泡沫和通脹杠杆、成功實現“軟著陸”，也留足了亞(ya) 洲金融風暴期間及其後實行擴張性需求政策的空間，進而激活了以交通和住房為(wei) 基礎的長期潛在的巨大國內(nei) 需求、以及以加入WTO為(wei) 契機迅速擴張的外部需求，成就了我國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期，幾乎是一枝獨秀、一路凱歌地走到此次世界金融危機之前，成為(wei) 全球第一製造業(ye) 、貿易大國，上中等收入國家以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

　　3、化“腐朽”為(wei) “神奇”式的要素潛力釋放。

　　改革開放以來的體(ti) 製轉軌與(yu) 經濟發展，學界從(cong) 發展戰略到比較優(you) 勢，從(cong) 微觀機製到宏觀體(ti) 製等諸多方麵做出了尋找“奇跡”之源的見仁見智的解讀。同樣令人費解的是，曆史上都曾是轉軌製國家或新型市場國家，其經濟增長成就卻有較大差別。抽象其市場體(ti) 製建設的共性特征之外，其關(guan) 鍵的區別，或許在於(yu) 彼此之間製度遺產(chan) 尤其是利用形式的差異。

　　中國的改革開發，幾乎把傳(chuan) 統計劃經濟的製度遺產(chan) 潛力通過供給側(ce) 改革、市場化過程發揮到極致。人民公社製度曾將占當時人口絕大多數的農(nong) 業(ye) 勞動者，由過去小農(nong) 經濟體(ti) 中的勞動力與(yu) 私人生產(chan) 資料之間的直接結合，變成了生產(chan) 效率和收入低下的勞動者與(yu) 集體(ti) 生產(chan) 資料之間的若即若離甚至離心離德式的間接結合，加之生育政策開放期嬰兒(er) 潮所形成的巨大人口數量，在改革開放所提供的就業(ye) 機會(hui) 麵前，幾無懸念地迅速轉變成具有自由流動意願和機會(hui) 的廉價(jia) 的產(chan) 業(ye) 工人或產(chan) 業(ye) 後備軍(jun) 。土地製度的法律界定，決(jue) 定了政府能以土地征用方式廉價(jia) 地獲得基礎設施建設、工商業(ye) 發展及其他城市建設用地，並由此獲得了因土地用途改變而溢價(jia) 巨大的財政收入或建設資本。這種原始積累規模和資本集聚效率在世界範圍內(nei) 也是絕無僅(jin) 有的。

　　集權式計劃經濟不僅(jin) 壟斷了土地資源、人力資源，而且還壟斷了礦藏資源、財稅資源、金融資源、環境資源等，幾乎包括供給側(ce) 的所有生產(chan) 要素。或因要素市場改革滯後，或因區域開放競爭(zheng) ，或因市場換資本、換技術的開放訴求，或因金融抑製慣性，或因國際競爭(zheng) 考量，在一個(ge) 較長的時期內(nei) ，相對壓抑了各類生產(chan) 要素成本，對傳(chuan) 統體(ti) 製下長期視之為(wei) 需要優(you) 先發展的物質生產(chan) 部門即製造業(ye) ，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成本優(you) 勢和競爭(zheng) 地位。加之市場經濟發育過程中國內(nei) 市場的擴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國際市場的開拓，在較短的時間內(nei) ，成就了中國製造業(ye) 大國地位和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至於(yu) 其他一些轉軌製國家及新興(xing) 市場經濟體(ti) ，或由於(yu) 追求“政治正確”、迅速而徹底地掃蕩公有製，回到生產(chan) 要素私有製的原始市場經濟的曆史起點，由此也喪(sang) 失了傳(chuan) 統製度遺產(chan) 的部分重要潛力;或本來就長期受到過於(yu) 細小的土地等生產(chan) 資料私有製對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及產(chan) 業(ye) 結構變動的束縛，生產(chan) 要素市場配置成本居高不下。它們(men) 中的許多國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zheng) 中，尤其是在與(yu) 明顯具有資本、技術優(you) 勢的發達國家的國際競爭(zheng) 中，幾無優(you) 勢可言而表現平平。

　　4、需求管理階段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挑戰。

　　曆史經驗表明，一個(ge) 發育成長相對成功的市場經濟體(ti) ，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由於(yu) 內(nei) 在的結構性矛盾和外在市場變化，或遲或早地會(hui) 出現商品相對過剩進而資本相對過剩、乃至經濟波動反複發生的周期性現象。上個(ge) 世紀九十年代，由於(yu) 亞(ya) 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和內(nei) 外部經濟的失衡，中國經濟也由高速增長出現波動下行問題。從(cong) 那時起，宏觀層麵除繼續推進供給側(ce) 改革外，開始實行需求側(ce) 管理，包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有幸的是，當時強力推進的體(ti) 製改革，極大地改善了國內(nei) 市場環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了國際市場的迅速擴張，高強度的基礎設施投資不僅(jin) 擴大了國內(nei) 需求，而且彌補了長期以來的經濟短板。供給側(ce) 體(ti) 製改革與(yu) 需求側(ce) 管理政策的綜合運用與(yu) 幸運對接，以及對國際國內(nei) 資源與(yu) 市場的積極利用，促成了本世紀初年直至美國次貸危機乃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幾乎高達兩(liang) 位數的經濟快速增長。

　　本來，此次世界金融危機前夕，我國經濟已經麵臨(lin) 著產(chan) 業(ye) 轉型、結構調整、動能轉換的艱巨任務，產(chan) 能過剩、供求失衡等問題也開始顯現出來，較為(wei) 適當的應對政策是利用需求約束去化過剩產(chan) 能、優(you) 化經濟結構、推動動能轉換等，但這必須以景氣犧牲為(wei) 代價(jia) 。當全球金融危機到來、市場約束驟然強化、經濟增速迅速下行之際，是因勢利導去化過剩產(chan) 能、推動經濟轉型，還是求諸需求刺激、保持經濟景氣?宏觀政策的選擇是眾(zhong) 所周知的。一個(ge) 經濟周期下來，我國市場供求關(guan) 係發生了一係列重大變化。或者說，今天的需求管理政策難以助效或收效甚微，除國際市場因素外，國內(nei) 市場關(guan) 係的重大變化是其內(nei) 因。

　　從(cong) 供給側(ce) 看，所謂“劉易斯拐點”到來。人口紅利開始遞減，勞工成本迅速上升，勞動力結構發生質態變化，城鎮新增勞動力以高校畢業(ye) 生為(wei) 主，相應的就業(ye) 崗位、技術選擇必須適應其變化。城鄉(xiang) 要素平等交換理念的形成及政策措施的部分落地，廉價(jia) 土地供應機會(hui) 不再。長期粗放增長所造成的生態環境成本加快凸顯並亟須內(nei) 部化。低成本優(you) 勢成為(wei) 過往與(yu) 市場供過於(yu) 求、價(jia) 格低迷及杠杆高企同步出現。

　　從(cong) 需求側(ce) 看，房地產(chan) 市場變化表明“長周期拐點”開始到來，除一、二線城市較多地依賴杠杆膨脹、投資需求支撐外，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chan) 業(ye) 幾成所謂“龐氏陷阱”。收入與(yu) 需求結構的變化致使傳(chuan) 統製造業(ye) 總量過剩與(yu) 結構性短缺並存。下遊產(chan) 業(ye) 市場供求關(guan) 係變化，製約了能源原材料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空間以及效能、效益潛力。世界金融危機後的國際市場低迷不振，對外向度較高的中國經濟形成巨大壓力。

　　4、別無選擇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製度遺產(chan) 潛力的充分釋放，市場供求關(guan) 係的重大變化，傳(chuan) 統體(ti) 製痼疾以及數十年高速增長所積累起來的各種矛盾的相互交織，表明中國經濟能否繼續穩定增長、中等收入國家能否跨入高收入階段，已經不能依賴於(yu) 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與(yu) 動能的簡單刺激和外延擴張，而必須推進兼容經濟景氣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推動技術革新與(yu) 製度創新，實現新舊產(chan) 業(ye) 與(yu) 動能的重大轉變。

　　在實體(ti) 經濟層麵，通過深化改革，盡快解決(jue) 相當一部分企業(ye) 資產(chan) 與(yu) 負債(zhai) 結構合理、比率適度問題;通過去產(chan) 能、去庫存尤其是培育新產(chan) 能、新動能，重建供求平衡、活躍有序的市場結構與(yu) 交易關(guan) 係;通過製度供給和政策調整，理順投資與(yu) 消費的關(guan) 係，從(cong) 供給與(yu) 需求兩(liang) 側(ce) 為(wei) 產(chan) 業(ye) 動能轉型升級、創業(ye) 創新提供支持;通過簡政放權、開放準入、保護產(chan) 權等一係列理念與(yu) 政策調整，創造各種所有製經濟平等發展的市場環境;通過國內(nei) 國際自貿區建設和“一帶一路”等開放戰略實施，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ti) 係，拓展市場邊疆，打造國際競爭(zheng) 新優(you) 勢。

　　在虛擬經濟層麵，首先是要通過完善金融體(ti) 製，強化信用、風險管理，解決(jue) 長期存在並反複發生的信貸資產(chan) 期限錯配，而不是簡單的期限展延、在某種意義(yi) 上也是信用違約問題;深化金融資產(chan) 的市場配置方式及價(jia) 格形成機製改革，矯正金融資產(chan) 在行業(ye) 間、體(ti) 製間以及國際間的長期嚴(yan) 重錯配;積極發展直接融資、優(you) 化企業(ye) 乃至社會(hui) 融資結構，循序漸進地推進股權市場化、進而資產(chan) 證券化，通過市場機製促進杠杆去化;在新金融發展、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加快優(you) 化金融組織結構和業(ye) 態結構，提高金融服務實體(ti) 經濟的能力、市場競爭(zheng) 乃至國際競爭(zheng) 能力;健全資本市場結構，合理布局股權、證券、基金、信投、風投等各級各類資本市場，有效發揮其各自的投融資功能，防止金融資本自我強化、脫實向虛;金融市場建設堅持基本品市場優(you) 先於(yu) 衍生品市場、產(chan) 品市場化優(you) 先於(yu) 資本市場化、實體(ti) 經濟的證券化優(you) 先於(yu) 虛擬經濟的證券化;適應金融發展多元化、多樣化、綜合化以及國際化趨勢，健全金融風險監管體(ti) 製，提高風險監管能力與(yu) 效率。

　　在要素配置層麵，對人力、土地、科技等可競爭(zheng) 性資源，要以開放準入、平等競爭(zheng) 、優(you) 化利用為(wei) 準則，以市場的決(jue) 定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對礦藏、網絡、頻譜等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稀缺資源，要以創新營利模式、鼓勵多元參與(yu) 、激活內(nei) 在潛力為(wei) 重點，促進其公平有效利用;對財稅金融、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社會(hui) 公共資源或產(chan) 業(ye) 門類，著力創造各類市場主體(ti) 平等享有、公平參與(yu) 條件，通過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決(jue) 定作用來實現政府的更好作用。

　　在宏觀調節層麵，重點建立“補短板”機製，盡可能地有效縮小城鄉(xiang) 差別、地區失衡、貧富差距等;通過製度創新，恰當處理供給側(ce) 改革與(yu) 需求側(ce) 管理的關(guan) 係，形成兼顧近期與(yu) 長遠、經濟與(yu) 社會(hui) 、發展與(yu) 生態、經濟基礎與(yu) 上層建築等方麵協調發展的體(ti) 製機製。

　　三、兼顧景氣追求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建議

　　關(guan) 於(yu) 2016-2017年的經濟運行態勢，盡管宏觀層麵給出了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的判斷，但在近年內(nei) ，經濟下行的壓力還不能得到根本緩解，在景氣追求中漸進式地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仍然是可以預見的改革和發展政策選擇。為(wei) 避免雙重目標的彼此衝(chong) 突或顧此失彼，需要選擇那些與(yu) 經濟景氣相互兼容、既能緩解燃眉之急又能適應長遠之計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政策。

　　(一)遵循經濟發展內(nei) 在規律，堅持改革創新與(yu) 結構調整優(you) 先於(yu) 經濟增長指標的原則，舒緩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景氣壓力。

　　中國經濟減速換擋，周期波動不是主要原因，要素供給與(yu) 市場關(guan) 係的重大變化，產(chan) 業(ye) 與(yu) 動能的轉換、磨合與(yu) 銜接的時滯，長期高速發展所造成的重大結構性失衡和新舊體(ti) 製轉軌不徹底，才是其真正主因。有必要革新發展理念，將體(ti) 製改革創新和結構轉型升級作為(wei) 優(you) 先目標，明確淡化經濟景氣追求的硬性增長指標，盡可能地避免某些偏離實際和經濟規律的穩增長的人為(wei) 壓力，為(wei) 供給側(ce) 改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留出足夠的空間。

　　(二)加快推進“競爭(zheng) 中立”與(yu) “規製中立”相統一的“市場中立”的廣義(yi) 規製模式創新，充分發揮市場決(jue) 定作用基礎上的政府更好作用。

　　針對西方國家將新自由主義(yi) 和保守主義(yi) 以實用主義(yi) 的方式交替使用、2017年開始的“特朗普新政”有可能拾起貿易保護主義(yi) 的大棒，我國可以批判性地利用西方政要及政府叫嚷多年、也被人們(men) 簡單汙名化的“競爭(zheng) 中立”原則，對內(nei) 深化國有企業(ye) 改革、強化知識產(chan) 權保護、改善勞工條件、保護自然生態，創造各種所有製經濟平等發展的體(ti) 製環境，促進國內(nei) 企業(ye) 迅速提高發展潛力和國內(nei) 外市場競爭(zheng) 能力。對外提出“政府規製中立”要求，高高舉(ju) 起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經濟全球化的大旗，占據國際經貿關(guan) 係的道義(yi) 製高點，盡可能地為(wei) 我國企業(ye) 爭(zheng) 得相對有利的外部市場空間。

　　(三)優(you) 化直接融資工具及資本市場結構，以擴大各類直接融資加快對衝(chong) 經濟杠杆，緩解杠杆率居高不下、資源資產(chan) 錯配矛盾。

　　建立配資、杠杆工具引入與(yu) IPO注冊(ce) 製改革彼此同步的供給、需求兩(liang) 側(ce) 創新對稱、激勵兼容機製，擴大主板市場容量、提高直接融資能力。針對新三板市場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實體(ti) 經濟基本麵不振、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過剩衰退明顯、掛牌企業(ye) “圈錢”期待過高、“疾風暴雨”般地增加供給、市場難以消化的“生不逢時”狀況，加快區域性股權市場等基礎產(chan) 權市場發展，推進IPO注冊(ce) 製與(yu) 市場轉板製對接改革，提高各類場外市場的流動性和融資能力。以資產(chan) 證券化尤其是實體(ti) 經濟資產(chan) 證券化，對衝(chong) 企業(ye) 和各級政府主導的已有及新增建設項目的高杠杆，防止企業(ye) 信用違約和政府信用透支。以社會(hui) 信用體(ti) 係建設為(wei) 基礎，整合企業(ye) 債(zhai) 和公司債(zhai) 發行市場與(yu) 監管機製，提高債(zhai) 券市場融資能力。綜合考慮地方政府的債(zhai) 務限額管理、風險管控和經濟景氣責任等，在保護發展動能基礎上漸進式地消化曆史債(zhai) 務。

　　(四)大力發展和充分利用民間股權投資和社會(hui) 風投基金，推進科技創新與(yu) 新產(chan) 業(ye) 、新動能、綠色化發展領域的製度均衡供給，防止成本和風險外溢。

　　針對“投貸聯動”等科技金融創新中金融機構將直接投資和間接融資的雙重風險集於(yu) 一身、外在分散性風險轉化為(wei) 內(nei) 在集中性風險，以及政府引導基金對社會(hui) 風投資本的擠出效應等，除繼續試驗相關(guan) 風投模式外，政府更多地應該根據創新創業(ye) 的風險外溢性質，建立平衡對稱的風險鎖定機製。按照產(chan) 業(ye) 政策導向，選擇一些更專(zhuan) 業(ye) 的民間股權投資基金作為(wei) 有限合夥(huo) 人參與(yu) 投資，共同承擔風險，更精準地扶持創新創業(ye) 企業(ye) 和引導新型產(chan) 業(ye) 發展。以政府引導基金、金融投貸融資和民間風投資金，積極培育各種以天使基金、風投基金和股權投資基金為(wei) 主的多層次的民間創新創業(ye) 企業(ye) 扶持資金體(ti) 係，推動更多的民間基金和社會(hui) 資本參與(yu) 創新創業(ye) 和經濟轉型的投資活動，並相應地推動監管規則、考核標準、投資管理模式等製度建設。

　　(五)加快研究有利於(yu) 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城鄉(xiang) 地區平衡發展和促進社會(hui) 公平的土地使用強度調節稅、銷售環節征收流轉稅、社會(hui) 保險分類稅製、財稅逆向調節預控機製等基礎性財稅製度建設。

　　現有財稅體(ti) 製改革，主要集中在、當然也需要的業(ye) 務技術層麵。在此基礎上，應當加快研究促進城鄉(xiang) 地區平衡發展的土地使用強度調節稅或橫向轉移支付製度，引導國土資源均衡開發、耕地和生態保護成本地區間平等分擔。為(wei) 建立以人為(wei) 本、以消費為(wei) 基礎、以人的城鎮化為(wei) 取向的稅收增長機製與(yu) 征管體(ti) 製，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健全價(jia) 格波動的稅收靈活應對機製，以及促進商品產(chan) 銷銜接、引導社會(hui) 消費傾(qing) 向等，應盡快將增值稅等間接稅征收由生產(chan) 環節調整到銷售環節。適應營業(ye) 稅改增值稅、直接稅比重逐步提高等稅改趨勢，由發展不平衡進而收入水平和財富積累差異所導致的地區間稅源差異及稅收逆向調節隱患，應早做轉移支付等財力平衡預案，尤其要通過財稅、金融、地區、產(chan) 業(ye) 政策等，引導優(you) 質產(chan) 業(ye) 向欠發達地區轉移，通過市場決(jue) 定作用和財稅調節作用促進地區間經濟平衡發展和財力均衡分布。此外，應當加快分離基礎養(yang) 老金與(yu) 個(ge) 人賬戶養(yang) 老金，按照基金性質分賬分級管理。其中基礎養(yang) 老金改費為(wei) 稅、以中央稅形式全國統一征收。近期適當考慮地區收入水平或生活成本差異，遠期按照全國統一標準，用於(yu) 公民身份無差別意義(yi) 上的基礎養(yang) 老金支出。這將極大地推動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和社會(hui) 公平目標的達成。除個(ge) 人賬戶基金外，其他社會(hui) 保險費，也同樣可以改費為(wei) 稅，根據其保險性質，分別以中央稅或地方稅的形式征收管理。經過三四十年的試驗、實踐，幾乎沒有任何意義(yi) 上的製度模式不清或操作技術難度，所需要的僅(jin) 僅(jin) 是相關(guan) 部門管理權限的適當調整，當然還有勤政作為(wei) 。社會(hui) 保障稅製的建立，不僅(jin) 對我國稅製完善和複式預算體(ti) 係的建立健全意義(yi) 重大，而且對統一全國勞動力市場、維護經濟社會(hui) 穩定、適應公平正義(yi) 訴求，以及加強中央政府施政權威與(yu) 調控能力、促進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也必將居功甚偉(wei) 。

　　(六)徹底改革征地製度，加快建立市場發揮決(jue) 定作用、政府健全調節功能的城鄉(xiang) 統一的土地要素市場。

　　正在推進中的征地製度改革試點，從(cong) 理念到方式上，都還是在延續計劃經濟的體(ti) 製模式。按照城鄉(xiang) 要素平等交換、市場起決(jue) 定作用的頂層製度安排，無論是公益性用地還是商業(ye) 性用地，征地價(jia) 格理所當然地應當由市場決(jue) 定，而不是由地方政府與(yu) 農(nong) 民及其集體(ti) 經濟組織之間進行市場機製之外的雙邊博弈。離開了市場決(jue) 定價(jia) 格，所謂“縮小征地範圍、提高補償(chang) 標準”等“為(wei) 民做主”的努力，既缺乏客觀標準，又很難得到被征地者的真正認同而後患無窮。征地過程中政府的“更好作用”，主要應當體(ti) 現在充分發揮市場的決(jue) 定作用，維護交易規則及過程的公平，國家、集體(ti) 、農(nong) 民之間土地利益的合理分配，以及土地用途適當和公益用地成本在受益範圍內(nei) 或全社會(hui) 間的公平分擔等。

　　(七)深入理解供給主義(yi) 條件和需求政策邊界，明確界定宏觀政策風險區間，努力建立兼容經濟景氣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安全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體(ti) 係。

　　在經濟減速換擋和景氣壓力下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將是當前乃至今後一個(ge) 時期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的重大特點。盡管兼顧經濟景氣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無論對政府還是對社會(hui) 來說，都是一個(ge) 容易顧此失彼的高難度選項，但在年複一年不可或缺的應急性需求管理政策方麵，必須在充分理解供給主義(yi) 條件的基礎上，確立兼顧近期和長遠的宏觀政策體(ti) 係。一是實施有明確界定政府債(zhai) 務率或赤字率上限的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並對正在推進中的以及擬將出台的財稅改革政策的城鄉(xiang) 、地區效應和逆向調節風險做出預判和應對。二是實施幣值穩定優(you) 先、兼顧增長需求的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綜合考慮逆周期調節需要、經濟杠杆率水平、海外資產(chan) 收益、金融資本國際競爭(zheng) 力、國際收支狀況和金融監管能力等，相機決(jue) 策式地實施貨幣供應政策和資本賬戶開放政策。三是實施杠杆去化而不是推高杠杆的投資政策，以加快推進壟斷領域改革、服務業(ye) 市場開放和公私合作模式，擴大社會(hui) 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四是推進科研效率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新舊動能轉換的新型科技與(yu) 產(chan) 業(ye) 政策，以體(ti) 製創新緩解科技研發領域投入產(chan) 出不對稱、技術供給稀缺與(yu) 科研成果閑置浪費並存、動能轉化遲滯失速、“青黃不接”等問題。五是強化促進平衡發展、釋放增長潛能的城鄉(xiang) 、地區政策，緩解長期積累、負麵影響日益加劇的城鄉(xiang) 間、地區間重大結構失衡甚至馬太效應。六是明確經濟市場化改革和民主法治社會(hui) 建設目標及階段性推進指標，把各類產(chan) 權保護、居民財富管理、個(ge) 人信息安全、基本人權尊嚴(yan) 等重大經濟與(yu) 社會(hui) 權利盡快法製化，增強社會(hui) 的方向感、認同感、安全感及責任感，克服廣泛存在的市場及社會(hui) 疑慮，創造優(you) 質資本和高端人才向心集聚的體(ti) 製環境。

　　(八)麵對國際關(guan) 係新挑戰，以中國和平崛起和全球戰略利益、也是人類共同利益為(wei) 基本考量，堅持製度性前瞻與(yu) 利益性取舍相結合的經濟外交政策，有重點地加速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及“一帶一路”戰略。

　　麵對有關(guan) 國家可能推行以鄰為(wei) 壑的保守主義(yi) 政策，我國應加大對外開放的主動性，善用國際通行商務規則，積極倡導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經濟全球化，把自貿區建設作為(wei) 國際間雙邊、多邊關(guan) 係的重點，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盡力推進、多多益善。把“一帶一路”戰略提高到培育中國新海權、新陸權的戰略布局層麵重點推進。具有海權覺醒意義(yi) 的“海上絲(si) 綢之路”，與(yu) 具有深厚海權意識、傳(chuan) 統與(yu) 霸權實力的美國政府之間，不免發生利益分歧甚至衝(chong) 突，要堅持原則性與(yu) 靈活性的統一，既小忍不亂(luan) 大謀，又堅定地維護核心利益，加快海洋戰略布局。“絲(si) 綢之路經濟帶”，要以“高鐵革命”為(wei) 物質基礎，培育陸權意識，開辟新的陸上商路，打通關(guan) 鍵戰略通道。除繼續優(you) 化中歐鐵路交通關(guan) 係外，要重點加強與(yu) 我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共同對手的“巴鐵”戰略合作，充分考慮巴方利益訴求和民族宗教特點，深化中巴經濟、外交、反恐等戰略合作，加快中巴鐵路以及公路網絡建設，以中巴鐵路和瓜德爾港為(wei) 支點，打造中巴經濟走廊，建立我國西部陸路通道和出海口，使之成為(wei) “一帶”與(yu) “一路”的戰略交匯點，由此也給巴方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境內(nei) 則是將西部開發與(yu) 向西開放結合起來，加快與(yu) 西部陸路通道和新出海口相關(guan) 聯的路網、管網、線網、水利渠網建設，以及各類產(chan) 業(ye) 布局，從(cong) 全球、長遠層麵構造西部陸海戰略基地，隨時應對東(dong) 海、南海不測。此外，針對某些大國的軍(jun) 事政策偏好，我國除加強戰略武備外，可以統籌考慮經濟建設與(yu) 國防建設戰略布局，利用基礎較好的製造業(ye) 體(ti) 係及充裕甚至過剩的產(chan) 能，適當加強、加快常規大器生產(chan) 、進而拉動內(nei) 需增長，從(cong) 另一個(ge) 側(ce) 麵擴大社會(hui) 總需求，實現經濟景氣目標進而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載《戰略與(yu) 管理》2017年第一輯，作者係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