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披露，截至2017年3月末，我國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餘(yu) 額已經達到116.6萬(wan) 億(yi) 元人民幣。2017年第1季度社會(hui) 融資規模增量為(wei) 6.93萬(wan) 億(yi) 元人民幣。如此規模龐大的金融部門和資產(chan) 規模，如何保證未來將向好的方向發展和演化，無疑是重要的課題。本文結合中國經濟在經濟增速、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動力方麵的“新常態”，著眼中長期探討未來金融改革的抉擇。

　　未來我國金融發展的新趨勢

　　從(cong) 中長期來看，我國金融發展有可能出現以下新趨勢：

　　首先，金融發展出現分化的特點。伴隨著經濟發展從(cong) 東(dong) 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從(cong) 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從(cong) 城鎮向農(nong) 村、從(cong) 金融發展程度高的地區向金融發展程度低的地區、從(cong)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向受教育程度相對不高的人群延伸，我國未來金融發展越來越呈現兩(liang) 極分化的特點。一方麵，高端的金融技術和金融業(ye) 態不斷出現，與(yu) 國際金融市場的接軌日益加快。另一方麵，在中西部地區、欠發達地區、農(nong) 村地區、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在受教育程度相對不高的人群中，傳(chuan) 統的金融經營模式仍在“深耕細作”。

　　其次，欠發達地區、部門和領域發展對外部融資的依賴程度加大。隨著經濟發展延伸到欠發達的地區、部門和領域，這些地區、部門和領域的初始資金積累往往非常少，離開了外部融資的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無法起步，難以擺脫目前的貧困陷阱。有望較早摘除或已經摘除貧困縣帽子的地區，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對銀行信貸的依賴。各級地方政府都積極鼓勵各地銀行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信貸支持。

　　再次，信貸資金的超前投放與(yu) 欠發達地區、部門和領域的競爭(zheng) 力簡單對接可能帶來信貸錯配。相對寬鬆的流動性供給和金融技術進步可以為(wei) 經濟發展提供寶貴的資金，但是，對機遇把握不當可能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帶來更大的金融風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就是這樣的一個(ge) 教訓。信貸資金配置失誤表現為(wei) 在實體(ti) 經濟中資金被用於(yu) 錯誤的項目。簡單地將資金直接投放到提供高質量產(chan) 品和服務能力不足的欠發達地區、部門和領域，不引入其他人力和技術資源，可能會(hui) 導致惡性循環。

　　最後，金融理論對金融發展的支持將日益明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已經促使理論界對金融理論進行全麵的反思。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至今，金融發展理論工具的創新已經基本完成。新貨幣主義(yi) 和新凱恩斯主義(yi) 的不同理論流派各自發展已經趨於(yu) 成熟階段。金融理論在未來的短時期內(nei) 極有可能發生革命性的變革。避免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再次發生的根本出路在於(yu) 從(cong) 理論上澄清危機的起源。本文著重於(yu) 經濟發展中的相對落後地區、部門和領域，原因是金融資源在這些欠發達的地區、部門和領域最容易發生錯配，也最容易引發金融危機。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既積極調動金融資源，又控製金融風險，需要有一整套金融發展的新理論。未來我國的金融發展是否平穩，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金融理論是否成熟。

　　金融改革主動性和平衡性分析需要考慮的各種約束

　　自Sargent和Wallace(1981)以來，有關(guan) “主動”(active)和“被動”(passive)政策的討論時常出現。但是，長期以來，國內(nei) 文獻並未精確地給出“主動”政策和“被動”政策的定義(yi) 。翻譯也沒有統一，有時國內(nei) 文獻將passive翻譯成為(wei) “消極的”，active翻譯成為(wei) “積極的”。國內(nei)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文獻，一般不說政策是“主動的”，而說政策是“積極的”;一般也不說政策是“被動的”“消極的”，而是說政策是“穩健的”。但是，“穩健”又帶有“穩中求進”的含義(yi) 。在英文passive的意義(yi) 上，本文將“被動的”“消極的”、沒有“健”和“求進”含義(yi) 的政策稱為(wei) “單純平衡性的”(簡稱“平衡性的”)政策;在英文active的意義(yi) 上，將“主動的”政策翻譯為(wei) “積極的”政策，將積極政策的特性稱為(wei) 政策的“主動性”。

　　Leeper(1991)將政策主動性定義(yi) 為(wei) 政策是外生的，不是由約束條件所內(nei) 生決(jue) 定的;相反，平衡性的政策被定義(yi) 為(wei) 是由約束條件內(nei) 生決(jue) 定的。以下討論與(yu)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關(guan) 的五方麵約束：財政預算約束(GBC)、貨幣供需約束(MSD)、家庭預算約束(HBC)、人才技術約束(HTC)和體(ti) 製機製約束(SC)。

　　財政預算約束(GBC)。與(yu) 國內(nei) 以往研究的模糊定義(yi) 不同，Leeper(1991)認為(wei) ，財政政策的“主動”和“被動”是相對政府預算約束(government budget constraint，GBC)而言的(因此被稱為(wei) “GBC—積極的”和“GBC—平衡性的”)。“GBC—積極的”財政政策指給定稅收、債(zhai) 券和貨幣化等融資規模不變，政府不被政府預算約束所限製，為(wei) 實現預算平衡之外的目標而獨立地決(jue) 定政府支出;“GBC—平衡性的”財政政策指政府為(wei) 實現其預算平衡由政府融資規模內(nei) 生地決(jue) 定政府支出。

　　貨幣供需約束(MSD)。貨幣政策是以貨幣和其他各類金融工具提供流動性的政策總稱。采用Lagos和Wright(2005)的方法，貨幣需求使得在分散化(decentralized)市場(DM)上持有貨幣的流動性溢價(jia) 與(yu) 在集中(centralized)市場(CM)上持有貨幣的成本相等。這是家庭最優(you) 化的一階條件。令由此決(jue) 定的貨幣需求與(yu) 貨幣供給相等，得到了貨幣供需約束(簡稱這一約束為(wei) MSD)。如果貨幣發行規模是由貨幣需求內(nei) 生決(jue) 定的，貨幣政策就是“MSD—平衡性的”;如果貨幣發行規模由外生因素決(jue) 定，貨幣政策就是“MSD—積極的”。

　　家庭預算約束(HBC)。金融政策影響經濟主體(ti) 的行動，政策的實施效果取決(jue) 於(yu) 家庭部門的選擇。家庭部門包括了實行支出和勞動的人群。為(wei) 方便分析，家庭預算約束(HBC)被簡化為(wei) 勞動獲得報酬用於(yu) 支出。給定其他因素，如果家庭部門勞動是由其預算約束HBC(支出規模)所內(nei) 生決(jue) 定的，家庭部門的行動就是“HBC—平衡性的”;如果家庭部門勞動不由其支出規模所決(jue) 定，而是由其預算約束以外的外生因素所決(jue) 定的，家庭部門的行動就是“HBC—積極的”。另一方麵，給定其他因素，如果家庭部門支出是由其勞動規模所內(nei) 生決(jue) 定的，家庭部門的行動就是“HBC—平衡性的”;如果家庭部門支出不由其勞動規模所決(jue) 定，而是由其約束HBC以外的外生因素所決(jue) 定的，家庭部門的行動就是“HBC—積極的”。

　　人才技術儲(chu) 備約束(HTC)。在技術趕超的過程中，長期麵臨(lin) 的是人才技術的短缺。人才技術約束(HTC)要求人才技術儲(chu) 備的需求與(yu) 供給相等。給定其他因素，對人才技術儲(chu) 備的投入超過對人才技術儲(chu) 備的當前需求，這就是“HTC—積極的”人才技術儲(chu) 備政策。

　　體(ti) 製機製約束(SC)。改革開放三十八年以來，消除商品的短缺靠的是經濟體(ti) 製改革。尋求新的增長動力、提高國家治理經濟的能力依然要靠深化改革。深化經濟金融體(ti) 製改革、調動主體(ti) 活力、改善經濟治理的政策是“SC—積極的”政策。

　　“穩中求進”的政策含義(yi)

　　“穩中求進”的“穩”對應約束(constraint)條件下的可行集合，說明政策或行動是可行的。“穩中求進”指在可行行動集合中尋求更“好”的政策和行動，是在“穩”基礎上的優(you) 化。“進”在“穩”之中，不在“穩”之外。“進”追求一種高質量的“穩”，“求進”是在當前可行的行為(wei) 集合中(順勢而為(wei) )尋找一種行為(wei) ，使得下期的可行行為(wei) 集合擴大，下期的約束條件變得寬鬆。

　　“求進”是超常發揮，“穩”是正常發揮。“求進”包含著“穩”。“穩”就是要把事情通暢地完成。“穩”是“求進”的基礎。“求進”是環境氣勢所至、自然而然到來的“神來之筆”。“求進”不能硬來，要適合環境形勢，在人才、技術和各方麵具備充分的儲(chu) 備和保障——在某一環境形勢下，“求進”的措施政策非用不可才用。政策的製定實施過程中，雖然“穩”的比重占得不少，但“進”更不能少，否則就平淡了。“穩”不應是消極的、被動的、不作為(wei) 的。極端的“穩”容易失去經濟發展的動力。要主動尋找機會(hui) 去“求進”——實現高質量的“穩”。

　　“求進”側(ce) 重激發經濟發展活力，注重運用經濟手段鼓勵發揮人的主動性、能動性，允許收入之間的差距適度存在，鼓勵超越現有的技術邊界、組織架構、商業(ye) 模式和監管限製。熊彼特所提倡的“企業(ye) 家精神”、達沃斯論壇創始人施瓦布教授所提倡的“第四次工業(ye) 革命”都是對“求進”的重視。

　　在“穩”和“求進”這一關(guan) 係中，從(cong) 平均意義(yi) 上看，“穩”是關(guan) 係的主要方麵，但從(cong) 邊際意義(yi) 上看，“求進”更為(wei) 重要，主導著關(guan) 係的性質和變化方向。一個(ge) 充滿活力的、健康的經濟是在“穩”的支持範圍內(nei) ，將“求進”的潛力發展到最佳狀態。作為(wei) 一種持續的狀態，一個(ge) 健康的經濟既能有效地麵對、調控和適應“不穩”的擾動，又能充滿活力，充分發展其潛能，積極“求進”。

　　在避免增加“不穩”因素的前提下，對“求進”的基本需要在把握度的條件下做恰當的滿足，較好地發揮各方麵“求進”的積極性。平衡“穩”與(yu) “進”要避免“透支”，了解哪些是順勢而為(wei) 、哪些是為(wei) “進”而“進”、哪些目標切合實際。極端的“求進”會(hui) 變為(wei) “冒進”，出現財政貨幣失衡，帶來經濟問題。

　　“穩”和“求進”的平衡是內(nei) 部經濟具有競爭(zheng) 力、生產(chan) 率不斷提升、企業(ye) 政府收支良好、人才技術儲(chu) 備日益完備、體(ti) 製改革不斷推進等各方麵因素和諧的結果。在平衡的最佳狀態，獨到的“求進”匯總所帶來的高質量的“穩”，成就了獨特的經濟發展成果。反之，高質量的“穩”不能沒有獨到的“進”，離開了獨到的“進”，高質量的“穩”失去了實現的基礎。

　　多重約束條件下的案例和場景分析

　　以下結合美國次貸危機、深圳創新驅動型經濟、高鐵項目和我國未來成為(wei) 全球經濟引領者的案例和場景，考察金融改革的主動性和平衡性抉擇。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發生前，美國家庭部門提高杠杆率購買(mai) 住房，透支了家庭部門的預算約束HBC，家庭部門的行為(wei) 是“HBC—積極的”;美國貨幣當局保持低利率和流動性充沛，美國股票、住房價(jia) 格處於(yu) 高位，資產(chan) 價(jia) 格居高不下說明流動性供給大於(yu) 流動性需求，流動性政策實際上是“MSD—積極的”(雖然美聯儲(chu) 不承認其貨幣政策在次貸前是積極的)。美國財政政策在危機前是“GBC—平衡性的”。

　　次貸危機發生前，美國家庭部門的收入水平與(yu) 家庭部門的高杠杆支出嚴(yan) 重偏離，家庭部門主動透支，雖然暫時得到流動性政策的支持，但是最終沒有人來為(wei) 他人買(mai) 單，不可持續，無法平衡，風險暴露的結果是大量違約和損失。次貸危機說明，家庭部門主動支出不能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不能頭腦發熱。在金融摩擦較小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在組織和動員資源方麵也可能出現較大的偏差，需要適度監管。

　　深圳創新驅動型經濟。創新驅動戰略實施較好的地區，經濟充滿活力，政策的平衡性和主動性往往處理得比較好。深圳是這方麵的一個(ge) 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實現由農(nong) 業(ye) 經濟向知識信息經濟的連續跳躍。

　　深圳財政政策的特點是既積極，又平衡。2016年，全年財政支出規模首次突破4000億(yi) 元;雖然支出增長很快，因為(wei) 在其收入範圍之內(nei) ，財政政策是“GBC—平衡的”。在支出持續增長的同時，2016年深圳的公共財政收入超過7900億(yi) 元，比上年增長9.1%。深圳每平方公裏產(chan) 出財稅收入近4億(yi) 元，在城市中居首位，成為(wei) 全國財政收入增長的重要來源。

　　與(yu) 其他地區不同，一大批深圳的民營企業(ye) 通過公開上市獲得了正規金融部門的支持。許多創新企業(ye) 都得到了私募股權基金的資金支持。基於(yu) 相對充裕的流動性，深圳的流動性政策是“M—邊際積極的”;邊際是指越是新的項目，越是容易得到流動性支持。

　　深圳充分調動了創新活動主體(ti) 的積極性，“企業(ye) 家精神”成為(wei) 創新活動的驅動因素，這種創新活動由支出以外的因素所外生決(jue) 定的家庭部門行為(wei) 是“HBC—積極的”。以深圳南山區為(wei) 例，2016年南山區固定資產(chan) 投資增長40%。

　　深圳創新活動的密度全國最高，創新支出強度全國最強，已經成為(wei) 全國人才技術儲(chu) 備最超前的地區之一，因此，深圳實施的是“HTC—積極的”人才技術儲(chu) 備政策。

　　從(cong) 深圳逐步成為(wei) 全球創新產(chan) 業(ye) 鏈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的實踐來看，市場在組織和動員資源方麵發揮了決(jue) 定性的作用。在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基礎上，深圳充分發揮了體(ti) 製機製的靈活性，實施的是“SC—平衡的”體(ti) 製改革策略。

　　我國高速鐵路。根據孫章(2016)所述，2016年我國在全球高鐵市場所占份額為(wei) 69%，而在2007年前高鐵市場完全被歐洲與(yu) 日本所壟斷。從(cong) 2004年中國開始引進國外技術算起，12年內(nei) 中國已經從(cong) 高鐵先進技術追趕者，轉變為(wei) 高鐵先進技術裝備的提供者。高鐵得到了財政政策、流動性政策的積極支持，財政政策方麵是“GBC—邊際積極的”，流動性政策方麵是“MSD—邊際積極的”。邊際的含義(yi) 是並非對全國所有項目和企業(ye) 都采取如此積極的財政和流動性支持。

　　高鐵企業(ye) 進行自主創新的積極性高漲，調動了生產(chan) 科研人員的積極性，經濟主體(ti) 行為(wei) 是“HBC—積極的”。中國鐵路總公司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每年拿出銷售額的5%投入到科研，以保證研發的順利進行，使得越受到市場青睞的產(chan) 品所獲得的創新支持力度越大。

　　高速鐵路之所以能夠實現跨越式發展，關(guan) 鍵之一在於(yu) 采取“HTC—積極的”人才技術儲(chu) 備政策。早在1990年代，國家科委、鐵道部就列了300多個(ge) 高鐵研究課題，近千名技術骨幹跟蹤世界高鐵先進技術，開展國產(chan) 化研究，並通過廣深準高速鐵路、秦沈客運專(zhuan) 線以及既有線提速等實踐，積累了研製、設計高速列車的寶貴經驗。“中華之星”和“先鋒號”等自主研製項目的成功為(wei) 高鐵先進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培養(yang) 了大批青年人才。

　　從(cong) 高鐵跨越式發展的實踐來看，高鐵企業(ye) 用市場換技術，用長期的人才技術儲(chu) 備消化吸收再創新，依靠財政和流動性對國有企業(ye) 的支持，用不長的時間成為(wei) 全球先進技術的提供者;國有企業(ye) 在組織和動員資源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高鐵企業(ye) 充分發揮了國有企業(ye) 體(ti) 製機製的靈活性，實施的是“SC—平衡的”體(ti) 製改革策略。

　　作為(wei) 未來全球經濟引領者的中國。麵對複蘇乏力的國際經濟形勢，國際社會(hui) 對中國的作為(wei) 有較高的期望。瑞士達沃斯論壇創始人施瓦布教授2017年初接受采訪時說，“期待中國成為(wei) ‘應勢而為(wei) 、勇於(yu) 擔當’的全球領導者”。這反映了外部環境對中國發揮更大作用普遍的歡迎態度。雖然這是一種主觀態度，但它反映了客觀上全球經濟長期在消極平衡的理論指導下缺少增長“火車頭”的現實。

　　引領全球經濟，我國首先要成為(wei) 先進技術的掌握者和提供者。從(cong) 國內(nei) 情況看，客觀上我們(men) 的技術水平距離世界先進水平還有差距。建議對國內(nei) 的人才、技術儲(chu) 備不充分的狀況實施“HTC—積極的”人才技術儲(chu) 備政策，同時發揮市場配置和國有企業(ye) 在人才技術儲(chu) 備方麵的優(you) 勢，積極構建全球領導力的“勢”。

　　把經濟主體(ti) 發展經濟的能動性充分調動起來，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建議實施“SC—積極的”同時具有包容性的體(ti) 製改革策略，鼓勵各類經濟主體(ti) (包括國有企業(ye) 和民營企業(ye) )采取“HBC—積極的”創新投資行為(wei) 。

　　深圳案例和高鐵案例還說明，通過實踐，我們(men) 能夠找到一條適合我國具體(ti) 條件、在較早進行人才技術儲(chu) 備基礎上用較短時間提高技術水平、積極構建高密度創新活動生態、充分調動各方麵積極性、既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jue) 定性作用、又發揮國有企業(ye) 優(you) 勢的平衡的、可持續的和包容的發展道路。在平均意義(yi) 上平衡、看準類似高鐵的可行且有前途的項目的前提下，不論是否國有企業(ye) 的項目(在適度監督的前提下)，建議借鑒高鐵的經驗，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製度優(you) 勢，實施“GBC—邊際積極的”財政政策和“MSD—邊際積極的”貨幣政策。

　　著眼中長期的金融改革建議

　　從(cong) 中長期來看，實現2020年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近期目標和更長遠的發展目標需要積累足夠的“勢能”。建議未來我國金融改革采取獨特的取向。

　　一是，在保持平均意義(yi) 上金融平衡發展的基礎上，在關(guan) 鍵環節和關(guan) 鍵領域在邊際意義(yi) 上保持積極的態勢，尤其對中長期的人才技術儲(chu) 備從(cong) 長遠和全局的角度加以積極的金融支持。

　　二是，建議鼓勵優(you) 秀的實體(ti) 企業(ye) 通過改善企業(ye) 治理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鼓勵金融資源向治理好的實體(ti) 企業(ye) 傾(qing) 斜，鼓勵治理好的金融企業(ye) 發展壯大。提高金融治理水平的重點，不是發現犯錯的人加以嚴(yan) 厲的懲罰，而是要設計出一個(ge) 機製，讓本來有可能犯錯的人，讓他們(men) 有動機通過選擇自己變成好人。全麵改善企業(ye) (包括實體(ti) 企業(ye) 和金融企業(ye) )治理是金融部門健康發展的保障。加強企業(ye) 治理關(guan) 鍵在於(yu) ，既要加強各類企業(ye) 與(yu) 利益相關(guan) 方之間的信息溝通機製，又要保持各類企業(ye) 發展的自主性。建議將企業(ye) 治理水平與(yu) 金融服務和以下建議的流動性統計結合起來——給定不同治理水平企業(ye) 得到不同的金融服務和統計待遇，讓企業(ye) 自己選擇是否提高治理水平。

　　三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需要流動性理論和統計的保障。“加快金融體(ti) 製改革，提高金融服務實體(ti) 經濟效率”的方式之一是為(w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合理配置好資金資源。銀行需要加大對信貸投入的風險控製。在沒有落實長期有效的盈利模式之前，超前投入信貸資金會(hui) 導致信貸風險加大——一旦信貸資金到位，經營者就不真正關(guan) 心長期的盈利模式了，他們(men) 麵臨(lin) 的是如何歸還每年利息的壓力。銀行投入信貸，需要對項目的質量、治理的約束機製有更嚴(yan) 格明確的前期要求和中期監督。中國人民銀行有關(guan) 部門有必要修改和補充現行商業(ye) 銀行信貸發放指引《貸款通則》，大力度地加強對銀行事先控製風險各項細節措施的要求。流動性理論和統計需要與(yu) 金融資產(chan) 質量、控製風險的措施更直接地對接，對風險更加敏感。建議結合我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加強與(yu) 沿線國家在金融治理方麵的合作，尤其在流動性理論和統計方麵的合作。

　　【作者簡介】李連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wei) 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政策。主要著作有《提高金融服務實體(ti) 經濟效率：基於(yu) 流動性理論的分析》(論文)、《未來中國的金融形態：演化、發展與(yu) 政策建議》(論文)、《銀行危機與(yu) 金融改革》(論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