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ei) 容提要：社會(hui) 動員是現代政黨(dang) 影響社會(hui) 關(guan) 係與(yu) 推動政策的重要途徑，也是現代社會(hui) 的重要治理方式。20世紀以來，社會(hui) 動員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驅動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轉型交織在一起，客觀上要求中國在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優(you) 化社會(hui) 動員方式，充分運用市場、法治及現代傳(chuan) 播手段，提高社會(hui) 動員的親(qin) 和性、靈活性與(yu) 有效性。在國家治理現代化深入推進的條件下，以政策供給、經濟激勵和新興(xing) 媒體(ti) 條件下的宣傳(chuan) 引導為(wei) 代表的軟動員方式，正在成為(wei) 一種行之有效、充滿潛力的現代治理方式。

　　關(guan) 鍵 詞：社會(hui) 動員/軟動員/國家治理現代化

　　標題注釋：南京高新區管委會(hui) 委托課題“蘇南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建設研究課題”(20152001458)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麵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積極推動國家治理不斷發展和完善。經過30多年經濟中高速增長，中國綜合國力取得長足發展，也出現了一些深刻複雜的社會(hui) 問題。深處變革和轉型洪流的當代中國，尚未突破的現代性問題和逐漸形成的後現代問題相互交織，治理風險多樣化、風險主體(ti) 多元化、風險關(guan) 係複雜化並存，考驗著國家的治理能力。20世紀以來，社會(hui) 動員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hui) 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推動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重要驅動力。在當前的形勢下，社會(hui) 動員不僅(jin) 是克服急難險重問題的有力做法，也是破解多重約束下的常規政策目標的有效方式，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一 社會(hui) 動員的理論邏輯

　　作為(wei) 專(zhuan) 用術語出現的社會(hui) 動員，由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Karl W.Deutsch)在1961年提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對社會(hui) 動員的理解大致有三種主要方式：即現代化過程、集體(ti) 行動、現代治理方式。以多伊奇為(wei) 代表的現代化過程說強調社會(hui) 動員推動人們(men) 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發展變化的作用;集體(ti) 行動說從(cong) 政治體(ti) 製更新和改進的角度進行理解，把街頭政治、革命等一幹概念都涵蓋進來;治理方式說強調了社會(hui) 動員與(yu) 政治動員的相似性，闡述了社會(hui) 動員在政治體(ti) 係內(nei) 的作用。這些思考為(wei) 我們(men) 從(cong) 政治視域理解社會(hui) 動員提供了重要啟發。

　　第一，社會(hui) 動員是多元主體(ti) 尋求利益聚合的過程。社會(hui) 動員在本質上就是組織和發動群眾(zhong) 的過程，是動員主體(ti) 有效傳(chuan) 播其價(jia) 值和主張引導社會(hui) 參與(yu) 的過程。根據奧爾森集體(ti) 行動的邏輯，在規模龐大、利益分化的社會(hui) 裏，采取一致行動是非常困難的。在這樣的社會(hui) 裏，動員過程就是多元主體(ti) 在互動中尋求利益聚合的過程，是通過凝聚共識達成社會(hui) 參與(yu) 的行動一致，是一種價(jia) 值重構或重新解讀的過程。

　　第二，社會(hui) 動員是指向特定目標的製度內(nei) 政治行為(wei) 。社會(hui) 動員是在既定的政治共同體(ti) 內(nei) ，實現特定政治目標的一種製度內(nei) 行為(wei) ，主要發起者是政治體(ti) 係主體(ti) ，如政黨(dang) 、政府等。這一類的社會(hui) 動員通常是建設性的、含有政策目的自上而下開展的政治行為(wei) 。簡言之，社會(hui) 動員是政治主體(ti) 通過調動所掌握的市場、文化、行政等資源，實現特定具有政治意涵的經濟社會(hui) 目標的行為(wei) 和過程。在革命戰爭(zheng) 時期，社會(hui) 動員是集體(ti) 行動、社會(hui) 運動和革命的推動因素，但仍屬於(yu) 體(ti) 係內(nei) 政治的範疇。

　　第三，社會(hui) 動員受到所處經濟社會(hui) 文化環境的影響。社會(hui) 動員形態與(yu) 動員主體(ti) 和客體(ti) 自身的價(jia) 值屬性、利益傾(qing) 向相關(guan) ，並受人們(men) 所處經濟社會(hui) 文化環境的影響。社會(hui) 動員由動員主體(ti) 、動員客體(ti) 、動員方式、動員目標、動員環境五個(ge) 基本要素組成。成功的動員應具備有效的組織結構、意識形態支持、有力的組織領導、有效的精神激勵、高效的組織運行，需要動員目標清晰、動員主體(ti) 有力、動員對象明確、動員方式妥當以及與(yu) 動員環境契合。

　　二 社會(hui) 動員的實踐發展

　　在過去近百年的滄桑巨變中，大規模社會(hui) 動員和廣泛社會(hui) 參與(yu) 是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基本形態，也是克服物質匱乏和製度不完善、逐步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必要條件。近代以來，革命浪潮風起雲(yun) 湧，強大的動員能力是確保革命成功的必要條件。1924年，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nong) ”政策，聯合工人農(nong) 民，建立統一戰線，體(ti) 現了1894年創辦興(xing) 中會(hui) 之後30年艱辛探索的認識。然而，真正把社會(hui) 動員運用為(wei) 一種嫻熟高效的政治手段，還應屬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曆史功績。總體(ti) 而言，黨(dang) 領導下的社會(hui) 動員可分為(wei) 四個(ge) 階段，與(yu) 黨(dang) 在不同曆史時期的時代任務和曆史方位緊密相關(guan) 。

　　(一)革命動員階段：1921-1949年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初期，受蘇俄先城市後農(nong) 村革命道路影響，將焦點集中在城市，著力發動工人暴動。由於(yu) 與(yu) 中國國情脫節，動員方式與(yu) 時代環境不適應，工人運動屢受挫折。李大釗和毛澤東(dong) 較早認識到動員農(nong) 民群眾(zhong) 的重要性。1925年毛澤東(dong) 發表《中國社會(hui) 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把工人與(yu) 農(nong) 民聯係起來看待，這說明共產(chan) 黨(dang) 人對社會(hui) 動員有了思想認識提升。1925年12月至1926年2月，李大釗在北京黨(dang) 組織機關(guan) 刊物《政治生活》發表長文《土地與(yu) 農(nong) 民》，首次把農(nong) 民革命力量看作支持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新的群眾(zhong) 基礎。①1927年毛澤東(dong) 在《湖南農(nong) 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也得出類似結論。

　　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dong) 係統總結了彭湃在海陸豐(feng) 建立蘇維埃割據政權的思想，提出了“工農(nong) 武裝割據”“農(nong) 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1938年毛澤東(dong) 在《論持久戰》中專(zhuan) 門論述了“抗日的政治動員”，深刻指出“如此偉(wei) 大的民族革命戰爭(zheng) ，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②通過抗日戰爭(zheng) 和解放戰爭(zheng) 的長期實踐，毛澤東(dong) 指導革命鬥爭(zheng) 的動員思想日臻成熟。

　　這段時期，社會(hui) 道德體(ti) 製、治理製度和經濟政策、文化教育事業(ye) 得到發展，使得作為(wei) 革命黨(dang) 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同時擁有了開展建設的基礎能力。③該時期的動員目標以政治和軍(jun) 事為(wei) 主要指向，社會(hui) 動員依托黨(dang) 的建設、群眾(zhong) 路線、統一戰線等基礎展開，包含革命軍(jun) 事鬥爭(zheng) 的全過程。

　　(四)國家治理現代化階段：2013年至今

　　2013年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這是對馬克思主義(yi) 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反映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三大規律”認識的深化，體(ti) 現了對西方社會(hui) 中心論治理思想以及中國古代“民本”治國思想的超越，⑨蘊含了“中國智慧”，是向人類社會(hui) 貢獻的寶貴財富。國家治理是衡量一國現代化程度和社會(hui) 進步程度的重要標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革命黨(dang) 轉向執政黨(dang) 的重要理論標誌，⑩被稱為(wei) 當代中國的“第四件大事”。(11)

　　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繼“四個(ge) 現代化”之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提出的又一個(ge) 現代化戰略目標。國家治理現代化著力於(yu) 建設高效率、低成本、良法治、善治理、廣參與(yu) 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新的時代條件下，各級黨(dang) 委和政府更加適應市場經濟環境，更加自覺運用市場和法律手段進行治理，推動治理型社會(hui) 動員發展。筆者將這類動員稱為(wei) “軟動員”(soft mobilization)。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下，適應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及全麵依法治國的要求，社會(hui) 動員更好發揮治理作用，提升社會(hui) 治理能力和水平，助力現代化進程。

　　社會(hui) 動員是互動主體(ti) 關(guan) 係的體(ti) 現，受社會(hui) 基本製度、曆史任務和不同主體(ti) 在社會(hui) 發展中作用的影響。軟動員是時代發展的產(chan) 物，也必將隨著時代需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新時期的社會(hui) 動員通常遵循知情、平等、自願、利益和價(jia) 值導向等原則。動員過程照顧人們(men) 當下需求與(yu) 長遠利益的一致性和可見性。在執政條件下，政黨(dang) 和國家政權之間是一種向心關(guan) 係。公權力由於(yu) 自身特性，對執政黨(dang) 既有強大吸引力也有強大腐蝕力。社會(hui) 動員是要保證社會(hui) 成員理性客觀看待基本國情和發展態勢，參與(yu) 製度化建設。

　　三 軟動員的主要特征

　　基於(yu) 對當代治理實踐的觀察，筆者認為(wei) 發生在當代的社會(hui) 動員是漸進式發展的，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成果與(yu) 中華文明傳(chuan) 統文化的優(you) 秀成果相互激蕩和交融的結晶，將隨著時代變遷、社會(hui) 發展和現實需要不斷演進、調適和完善，實現與(yu) 時俱進的發展過程。軟動員是當代市場和法製條件下，順應群眾(zhong) 期待、注重長遠利益與(yu) 當前利益一致性和可見性的社會(hui) 動員的統稱。在社會(hui) 治理中，軟動員相對於(yu) 傳(chuan) 統動員更容易獲得社會(hui) 的理解和接受。

　　(一)軟動員與(yu) 傳(chuan) 統動員的比較

　　新中國成立後，傳(chuan) 統動員對於(yu) 破解各種社會(hui) 阻力，推動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和完成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社會(hui) 日益呈現出利益多元、訴求多樣、開放包容的特點。傳(chuan) 統動員方式在實現單目標動員時高效有力，但麵對多目標、多階段、複雜動員任務時顯得力不從(cong) 心，軟動員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產(chan) 生和發展起來的。社會(hui) 動員的有效性取決(jue) 於(yu) 政策主張與(yu) 社會(hui) 需要的契合程度，即動員過程指向的目標是否真正符合動員對象的利益訴求，以及主張與(yu) 行動的一致性。軟動員更易獲得群眾(zhong) 理解和接受，同時，軟動員具有治理與(yu) 動員相結合的特點，與(yu) 傳(chuan) 統動員主要有以下區別：

　　首先，動員主體(ti) 與(yu) 客體(ti) 的關(guan) 係不同。傳(chuan) 統動員把動員主體(ti) 看作二元對立關(guan) 係，強調主體(ti) 對客體(ti) 的強製和驅動。軟動員認為(wei) 主體(ti) 與(yu) 客體(ti) 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合作、相互形塑的關(guan) 係，主體(ti) 與(yu) 客體(ti) 之間互動共贏、協同共進，這與(yu) 治理的特點十分相似。軟動員主體(ti) 表現出“嵌入型自主”(embedded autonomy)的特征，通過多元化的紐帶與(yu) 客體(ti) 之間建立聯係。

　　其次，動員手段和方法不同。傳(chuan) 統動員強調政治性，多采用行政命令、理論灌輸、群眾(zhong) 運動等方法推動政策目標的實現。軟動員注重發揮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和法律體(ti) 係的優(you) 勢，主要使用經濟、政策引導、激勵等方式推動實現政策目標，體(ti) 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ju) 國體(ti) 製的重要特點。

　　再次，動員環境和背景不同。傳(chuan) 統動員形成和發展於(yu) 革命戰爭(zheng) 年代，適用於(yu) 應對急難險重任務，時效性和約束力較強，強調決(jue) 策的權威性、及時性和有效性。軟動員形成於(yu) 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加速發展時期，采用經濟、政策引導等方式激勵客體(ti) 參與(yu) 政策目標，較好發揮了客體(ti) 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適應於(yu) 推動利益多元化、目標複合化的政策任務。

　　軟動員是相對於(yu) 行政命令式的傳(chuan) 統動員而言的，突出特點是注重心理聚合與(yu) 動員力度的合理運用。常見的軟動員方法包括宣傳(chuan) 引導、經濟激勵、政策供給等。軟動員並非產(chan) 生於(yu) 新的理論建構，也不是一種新的理論假設，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產(chan) 物，是對當下社會(hui) 動員實踐的歸納和總結。

　　(二)軟動員的主要特征

　　當前，常見的動員方式有行政命令、宣傳(chuan) 引導、經濟激勵和政策供給這四種。其中，行政命令帶有強製性、指令性、政治性等特點，屬於(yu) 傳(chuan) 統動員。宣傳(chuan) 引導在傳(chuan) 統動員中經常使用，但隨著時代發展和環境變化，其形式和內(nei) 容也不斷演變，逐漸呈現出親(qin) 和性、通俗性、生動性的特點，成為(wei) 由傳(chuan) 統動員向軟動員轉型的代表方式。經濟激勵、政策供給使用市場、法律手段調節客體(ti) 行為(wei) ，屬於(yu) 軟動員範疇。(見表1)

　　軟動員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發展起來的，隨著國家現代化發展而不斷改進。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階段，軟動員逐步走向成熟，成為(wei) 一種特色鮮明、作用突出、充滿潛力的治理方式。與(yu) 以往的動員方式相比，軟動員有四個(ge) 主要特征：一是動員主體(ti) 的行為(wei) 方式由動員客體(ti) 的需要來決(jue) 定;二是動員效果取決(jue) 於(yu) 動員客體(ti) 的自願選擇;三是嚴(yan) 格遵循法律框架和市場規律;四是主體(ti) 行為(wei) 受到客體(ti) 反饋的影響。()

　　四 軟動員的基本實現方式

　　對政黨(dang) 而言，以什麽(me) 方式組織動員群眾(zhong) ，反映了自身的現代化水平和價(jia) 值指向。亨廷頓認為(wei) ，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要實現政治穩定，必須有一個(ge) 強大的政黨(dang) 。(12)作為(wei) 人口眾(zhong) 多、地域遼闊的後發展大國，中國在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必須積極重構馬克思主義(yi) 政黨(dang) 的動員機製，充分運用市場、法治及現代傳(chuan) 播手段，努力增強軟動員能力。

　　一是注重基層政權建設。數量龐大的公務員和基層黨(dang) 員幹部構成了動員力的基礎。任何政治目標的實現都有賴於(yu) 廣大基層黨(dang) 員幹部的動員組織。黨(dang) 員幹部的思想境界、精神狀態和工作能力、工作作風，直接影響施政質量和效果，關(guan) 係政權的興(xing) 衰成敗。培養(yang) 黨(dang) 的幹部、提高其社會(hui) 動員與(yu) 協調能力，就成為(wei) 凝聚社會(hui) 、夯實黨(dang) 的執政基礎的重要內(nei) 容。

　　二是提高資源調用能力。“盡管權力不等於(yu) 資源，但缺乏資源的權力往往是沒有影響力的。”(13)這些資源包括土地、礦藏、企業(ye) 、外匯、財政以及軍(jun) 隊、警察、媒體(ti) 等各方麵資源。需要指出的是，擴大可調配資源，並不是要“與(yu) 民爭(zheng) 利”、搶奪資源，而應積極“放水養(yang) 魚”“做大蛋糕”，通過推動發展、擴大資源總量、實現優(you) 化配置。

　　三是培育現代公民文化。現代公民文化是守法、寬容、理性的多元參與(yu) 型文化。公民文化可視為(wei) 公民們(men) 在認知、情感和評價(jia) 中被內(nei) 化了的政治製度。現代化過程中，與(yu) 政治體(ti) 係相符的公民文化可以提供持續的內(nei) 在動力。特別是農(nong) 村公民文化是傳(chuan) 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結合，是一致性和多樣性共存的文化，是允許變革但須有節製的文化。(14)農(nong) 村公民文化建設的目的是讓農(nong) 民成為(wei) 公民，激發主體(ti) 性，促進農(nong) 村社會(hui) 發展。為(wei) 此，需注意調動農(nong) 民參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處理好政府治權、村幹部和農(nong) 民的關(guan) 係，增強農(nong) 民合作精神。

　　四是維護社會(hui) 分配公正。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親(qin) 緣型社會(hui) ，這種特征會(hui) 使某些群體(ti) 或個(ge) 人憑借裙帶關(guan) 係或通過腐化手段獲取資源，實現不當獲利，造成社會(hui) 報酬、獎勵與(yu) 社會(hui) 貢獻脫節，出現收入倒掛現象。(15)市場經濟發育和製度不完善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傾(qing) 斜性，加劇了社會(hui) 競爭(zheng) 並使社會(hui) 階層分化劇烈，由此帶來發展不均衡和社會(hui) 不滿情緒積累。解決(jue) 該問題的基礎是健全公平公正的社會(hui) 財富分配機製。

　　五是健全利益表達機製。中國政策過程的短板在政策反饋環節。當代中國，決(jue) 策過程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體(ti) 係外部的社會(hui) 結構輸入政治體(ti) 係決(jue) 策中樞，而是由權力精英自身進行利益要求輸入，即“內(nei) 輸入”。(16)由於(yu) 缺乏有效的社會(hui) 互動機製，群眾(zhong) 利益訴求不能及時反映給政府決(jue) 策者。農(nong) 民群體(ti) 風險焦慮感強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益表達機製不健全，他們(men) 缺少製度內(nei) 途徑來充分表達利益訴求，又迫於(yu) 政府風險壓製力量，使得緊張與(yu) 不滿情緒在內(nei) 心積聚，導致社會(hui) 穩定風險。(17)為(wei) 此，需賦予農(nong) 民廣泛參與(yu) 權，注重規範程序、傾(qing) 聽民意、維護訴求和提供監管，尤其是返鄉(xiang) 農(nong) 民工群體(ti) 更要予以關(guan) 注。

　　六是增加農(nong) 村文化供給。人類在長期生息繁衍中形成的文化積澱，是形塑社會(hui) 群體(ti) 共有習(xi) 慣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hui) 動員可看作黨(dang) 領導下的社會(hui) 成長過程。發展不是物質的靜態增長，不是單一的經濟增長，而是經濟增長與(yu) 文化價(jia) 值的一致。社會(hui) 秩序穩固性的基礎在於(yu) 創造有效的社會(hui) 關(guan) 係。這種社會(hui) 關(guan) 係網絡不但帶來動員的條件，也提供適當環境以形塑特定世界觀和生活態度。他們(men) 構成了集體(ti) 認同感產(chan) 生的結構性基礎。這種網絡需要通過豐(feng) 富而積極的農(nong) 村文化供給來滋養(yang) 。

　　為(wei) 積極應對新形勢下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麵臨(lin) 的新問題新挑戰，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任務要求。這體(ti) 現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不斷發展的內(nei) 在要求。由於(yu) 中國與(yu) 西方國家在政治製度、曆史傳(chuan) 承、文化傳(chuan) 統等方麵有很大差異，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路徑也必然不同。實踐表明，社會(hui) 動員構成傳(chuan) 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必要條件，屬於(yu) 國家現代治理體(ti) 係的重要內(nei) 容，是一種適應中國國情的有效治理方式。隨著社會(hui) 環境和時代要求的變化，社會(hui) 動員在治理實踐中的形式和特點不斷轉型。通過對當下社會(hui) 動員的觀察和總結，筆者歸納出以政策供給、經濟激勵和新興(xing) 媒體(ti) 條件下的宣傳(chuan) 引導為(wei) 代表的軟動員方式。在國家治理現代化深入發展的時代條件下，軟動員超越傳(chuan) 統動員，成為(wei) 一種行之有效、充滿潛力的現代治理方式。

　　注釋：

　　①《李大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頁。

　　②《毛澤東(dong) 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0頁。

　　③馬克·賽爾登：《革命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feng) 崇義(yi) 譯，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50-253頁。

　　④蔡誌強：《社會(hui) 動員論：基於(yu) 治理現代化的視角》，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0-111頁。

　　⑤李侃如：《治理中國：從(cong) 革命到改革》，胡國成、趙梅譯，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15頁。

　　⑥蕭功秦：《後全能體(ti) 製與(yu) 21世紀中國的政治發展》，《戰略與(yu) 管理》2000年第6期。

　　⑦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華、曹愛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91頁。

　　⑧馬克斯·韋伯：《經濟與(yu) 社會(hui) 》，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7、351-354頁。

　　⑨方濤：《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內(nei) 涵、依據、路徑——基於(yu) 相關(guan) 文獻的綜述》，《觀察與(yu) 思考》2015年第1期。

　　⑩俞可平：《民主法治：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之路》，《民主與(yu) 法製時報》2013年12月23日。

　　(11)桑玉成、劉建軍(jun) ：《第四件大事：構建現代化的民主政治和完善的國家治理結構》，《新視野》2012年第6期。

　　(12)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hui) 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wei)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1頁。

　　(13)羅伯特·達爾：《現代政治分析》，王滬寧、陳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47頁。

　　(14)阿爾蒙德·加布裏埃爾、西德尼·維巴：《公民文化：五個(ge) 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製》，徐湘林等譯，上海：東(dong) 方出版社，2008年，第7、18頁。

　　(15)王振亮：《城鄉(xiang) 空間融合論——我國城市化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城鄉(xiang) 空間關(guan) 係的係統研究》，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54-155頁。

　　(16)胡偉(wei) ：《政府過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3頁。

　　(17)龐明禮、張風：《被動式城鎮化的社會(hui) 穩定風險：一個(ge) 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比較》2015年第4期。

　　作者簡介：王金濤，清華大學社會(hui) 科學學院政治學係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陳琪，清華大學社會(hui) 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