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戰略——“一帶一路”倡議

　　習(xi) 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構想，指出了中國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之路。中國可持續發展受到了人均自然資源匱乏、外貿增長率下滑、對外投資不足等諸多因素的製約，“一帶一路”倡議在合作共贏、創造和諧世界等方麵形成與(yu) 霸權主義(yi) 不同的國際經濟新規則新秩序，也有利於(yu) 突破特裏芬難題中資本輸出國的悖論循環，使中國借助多邊投資機製，充分發揮自己的優(you) 勢，有效提高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闖出一條新的適合中國擴展對外經濟活動的路徑。

　　“一帶一路”倡議構想博大精深、內(nei) 涵豐(feng) 富，可以從(cong) 不同的角度予以詮釋解讀，筆者從(cong)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之道”角度談點粗淺之見。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之西方模式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對一國或地區而言，是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配置各種經濟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強弱，既反映著一國或地區對全球經濟走勢和發展的影響力，也反映著一國或地區利用全球資源來優(you) 化本國或本地區資源配置的能力，保障本國或本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不難看出，提高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是開放型經濟國家(尤其是大國)在發展中追求的一個(ge) 重要目標。

　　經濟全球化雖然是一個(ge) 現代範疇，但受自然資源稟賦有限性(甚至稀缺)的約束，以占有並獲得盡可能多的自然資源為(wei) 目的的活動早已展開。遠的不說，至少從(cong) 15世紀左右開始，拓疆掠地就成為(wei) 歐洲各主要列強的一個(ge) 主要戰略。

　　600多年來的世界曆史發展過程展示了，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中的西方模式有著如下特點：

　　第一，以軍(jun) 事暴力手段為(wei) 重要機製。資源配置本屬經濟範疇之事，應當通過發揮經濟機製的力量予以解決(jue) ，但在曆史上，為(wei) 了擴展可控製的資源數量，在向海外推進中，歐美列強屢屢動用軍(jun) 事暴力機製，通過船堅炮利強製性地打開他國或地區之門，掠奪被侵略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資源，因此，600多年曆程中大部分“在真正的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在這個(ge) 過程中，西方國家的發展“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但是以軍(jun) 事暴力機製為(wei) 支撐的全球經濟資源配置狀況難以持久，並非最佳選擇。這也是引致二戰後70年間西方國家不斷調整全球經濟資源配置機製的一個(ge) 基本原因。

　　第二，以國際市場價(jia) 格差異為(wei) 重要機製。二戰後，在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獨立的背景下，西方國家轉而選擇了通過控製或壟斷國際市場的機製來擴展它們(men)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即以低廉價(jia) 格從(cong) 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獲取農(nong) 產(chan) 品和初級產(chan) 品，同時，以高昂價(jia) 格向這些國家或地區輸出工業(ye) 品或高端產(chan) 品，由此，獲得巨量超額利潤，盤剝發展中國家。與(yu) 軍(jun) 事暴力機製相比，這種價(jia) 格方式較容易為(wei) 發展中國家所接受，運作成本較低且收益頗豐(feng) 。僅(jin) 僅(jin) 依靠國際貿易機製，雖然可能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供求和經濟走勢，但它不容易形成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等方麵的控製格局，因此，這一機製雖然為(wei) 西方跨國公司等國際機構廣泛采用，但西方國家政府的舉(ju) 措常常超出這一範疇。

　　第三，以資本輸出為(wei) 重要機製。近70年，借助新興(xing) 經濟體(ti) 和發展中國家在推進經濟發展中資本嚴(yan) 重短缺的現實，西方國家大大加速了資本輸出的步伐。與(yu) 貿易方式相比，運用資本輸出方式，在客觀上，既有利於(yu) 支持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高被投資國家或地區的就業(ye) 水平(從(cong) 而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又有利於(yu) 繞開貿易壁壘的限製、擴展在被投資國或地區的市場份額，還有利於(yu) 貫徹投資國影響或控製被投資國家或地區相關(guan) 經濟運作的意願。在通過股權、專(zhuan) 利和合作等方式控製了被投資國家的重要工業(ye) 和科技產(chan) 業(ye) 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可以利用這些機製，使得新興(xing) 經濟體(ti) 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社會(hui) 發展乃至政治傾(qing) 向受到它們(men) 意圖的影響和控製。在這些投資過程中，西方國家不僅(jin) 通過與(yu) 國際貿易上的優(you) 勢相結合，獲得了在其本國難以得到的高額利潤，而且通過附加一係列非經濟要求作為(wei) 投資的先決(jue) 條件，獲得了僅(jin) 以國際貿易方式所得不到的政治、文化、外交和社會(hui) 方麵的特殊權利和地位。

　　第四，以金融市場運作為(wei) 重要機製。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布雷頓森林體(ti) 係的瓦解，金融市場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快速提高，匯價(jia) 、利率、股價(jia) 和大宗商品價(jia) 格等成為(wei) 決(jue) 定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機製，由此，通過金融市場投資運作進入新興(xing) 經濟體(ti) 和發展中國家並由此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hui) 發展，成為(wei) 西方國家國際經濟戰略的一個(ge) 主要選擇。在國際金融市場投資運作中，西方國家既可以通過影響國際匯價(jia) 走勢來影響他國或地區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對外政策等，也可以通過影響各種金融產(chan) 品的國際價(jia) 格來影響他國或地區金融市場走勢和金融政策選擇，還可以通過國際的公司並購、資產(chan) 重組等路徑展開股權投資和債(zhai) 權輸出。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之中國麵臨(lin) 的挑戰

　　2010年，中國的名義(yi) GDP達到58786億(yi) 美元，超過了日本的54742億(yi) 美元，進入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第二位;2014年，中國的名義(yi) GDP總量達到636463億(yi) 元，按當期人民幣與(yu) 美元的匯率折算，越過10萬(wan) 億(yi) 美元大關(guan) 。但要保障經濟增長率在中高位區間的可持續發展，中國還麵臨(lin) 著一係列嚴(yan) 峻的挑戰：

　　第一，人均自然資源匱乏。

　　第二，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低。2015年前7個(ge) 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2244.47億(yi) 美元，同比增長率為(wei) -7.2%。這既反映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所引致的全球經濟疲軟從(cong) 而各國和地區需求增長乏力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麵影響，也反映了全球貿易和服務競爭(zheng) 加劇從(cong) 而國際貿易條件趨於(yu) 惡化，給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帶來的新挑戰。

　　第三，國際投資嚴(yan) 重不足。1995-2014的20年間，中國外匯儲(chu) 備資產(chan) 快速增加。但近年外匯儲(chu) 備資產(chan) 的增加額在減少，而且資產(chan) 增長率大致從(cong) 在2位數區間運行降到2014年的0.56%，它標誌著中國將告別外匯儲(chu) 備資產(chan) 快速增長的曆史。

　　外匯儲(chu) 備資產(chan) 的增加，在外匯來源角度看，既是貨物貿易順差增加和引進外資增加的結果，又是中國境內(nei) 企業(ye) 在海外發行股票、債(zhai) 券和其他金融產(chan) 品的結果，它反映了中國貨物貿易產(chan) 品的國際競爭(zheng) 力提高、國內(nei) 投資環境改善和中國企業(ye) 股權國際化程度提高等。但從(cong) 外匯資產(chan) 的使用角度看，則反映了中國的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並沒有隨著外匯資產(chan) 流入的增加而相應地提高。

　　一個(ge) 需要特別引起關(guan) 注的現象是，2004-2013的10年間，中國的國際投資淨頭寸處於(yu) 快速增加進程中，數額從(cong) 2764億(yi) 美元增加到了19960億(yi) 美元，增長了6.22倍;但與(yu) 此同時，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數額僅(jin) 從(cong) 527億(yi) 美元增加到了6605億(yi) 美元，遠小於(yu) 國際投資淨頭寸的增加量。海外直接投資是一國或地區在全球配置經濟資源能力高低的一個(ge) 主要指標，中國在這方麵的進展緩慢，與(yu) 作為(wei)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並發揮國際作用的地位是很不對稱的。另一方麵，在這個(ge) 過程中，中國巨額外匯儲(chu) 備資產(chan) 通過購買(mai) 美國國債(zhai) 等方式，交付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增強了它們(men) 的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與(yu) 此對比，中國隻獲得了一個(ge) 名義(yi) 上的“外匯儲(chu) 備資產(chan) ”數額，缺乏最基本的經濟實惠。

　　中國超過日本成為(wei)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已經5年過去了。就名義(yi) GDP而言，2014年日本不足5萬(wan) 億(yi) 美元，僅(jin) 為(wei) 中國的一半不到。但就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而言，中國與(yu) 日本相比還有不小差距。到2015年3月，日本的海外各項投資已達7487880億(yi) 日元，如果按照120日元兌(dui) 1美元計算，則日本的海外投資數額達到62399億(yi) 美元，遠大於(yu) 中國對外投資數額。另一方麵，日本的對外投資有著快速增長的勢頭。2003年日本的海外投資數額僅(jin) 為(wei) 3129300億(yi) 日元，但到2015年3月就新增了4358580億(yi) 日元，增長了近1.4倍。在這些類型的海外投資中，增長最快的是“直接投資”。這反映了在這段時間內(nei) ，日本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的提高。與(yu) 在全球其他地區的直接投資相比，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更多集中於(yu) 亞(ya) 洲地區(尤其是東(dong) 南亞(ya) 地區)。借助於(yu) 投資項目多、數額大和投資曆史長等優(you) 勢，日本成為(wei) 中國在亞(ya) 洲展開海外直接投資的一個(ge) 強大競爭(zheng) 對手。

　　中國雖然是最大的外匯儲(chu) 備國和債(zhai) 權國，但海外投資數額與(yu) 美國、日本相比有著很大的差距，如果這種狀況在發展中難以充分調整，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將受到嚴(yan) 重挑戰。

　　第四，破解特裏芬難題缺乏有效機製。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裏芬1960年在《黃金與(yu) 美元危機--自由兌(dui) 換的未來》一書(shu) 中提出，在美元成為(wei) 國際主要結算與(yu) 儲(chu) 備貨幣的條件下，美國經濟將處於(yu) 兩(liang) 難選擇之中，即美元要作為(wei) 主要的國際貨幣流出美國，美國就必然出現長期貿易逆差，但長期貿易逆差必然引致美元貶值，而長期貶值的貨幣是不適宜作為(wei) 國際貨幣的。換句話說，國際貨幣的幣值穩定在客觀上要求國際貨幣發行國處於(yu) 長期貿易順差，但長期貿易順差則意味著該國貨幣難以流入國際市場，不可能成為(wei) 主要的國際結算和儲(chu) 備貨幣。這兩(liang) 個(ge) 內(nei) 在機理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形成了悖論。在貿易項破解不了特裏芬難題的背景下，一些人試圖通過資本項來破解這一難題。

　　在已有的國際收支表範圍內(nei) 和已有的國際經濟活動範疇內(nei) ，要破解特裏芬難題是幾乎不可能的。那麽(me) ，中國經濟發展中麵臨(lin) 的特裏芬難題挑戰有沒有破解之道?“一帶一路”倡議在破解這些難題方麵有著超出已有理論和實踐的積極效應。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之中國新突破

　　在現代社會(hui) 中，經濟越發展、居民生活水平越提高，對基礎設施狀況的要求也就越高。但是，基礎設施建設往往有著投資大、工期長和經濟收益低等特點，在財政資金吃緊的條件下，要持續性進行基礎設施投資，是一件困難之舉(ju) ，因此，亞(ya) 洲乃至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既苦於(yu) 基礎設施落後、難以滿足經濟社會(hui) 發展需求，又苦於(yu) 缺乏足夠的建設資金來推進基礎設施完善，還苦於(yu) 由此引致的經濟社會(hui) 生活(甚至政局)不穩定。在此條件下，它們(men) 有著改善基礎設施狀況、保障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設施建設為(wei) 抓手，滿足了相關(guan) 國家和地區的這些內(nei) 在要求，因此，容易得到它們(men) 的積極響應和有效支持。

　　與(yu) 傳(chuan) 統的國際貿易相比，“一帶一路”所展開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有著三方麵特點：第一，“一帶一路”在相關(guan) 國家和地區範圍內(nei) 展開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由於(yu) 投資建設地區常常不能提供建設所需的全部建材、設備和工程建設團隊，為(wei) 了保障工期推進和工程質量，需要從(cong) 海外進口和引入建設條件，由此，使得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具有了帶動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的效能。第二，基礎設施建設具有不動產(chan) 投資的功能。與(yu) 生產(chan) 性投資建設工業(ye) 企業(ye) 相比，基礎設施工程建設一方麵根據工程特性需要各種複雜的建材、技術、設備和其他物資，另一方麵，建設完畢後並不直接形成工業(ye) 品的生產(chan) 能力、提高相關(guan) 國家和地區的工業(ye) 生產(chan) 能力。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竣工後，提高的是公共服務能力，因此，在多數情況下並不直接提高相關(guan) 國家和地區的出口能力。第三，基礎設施建設既具有經濟建設的性質又具有民生工程建設的性質，它在提高相關(guan) 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提高了它們(men) 的社會(hui) 福祉水平，增強了它們(men) 的醫療衛生、教育事業(ye) 和文化發展的能力，因此，對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持續性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國際經濟中一般的貨物貿易。這些特點決(jue) 定了，中國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將突破傳(chuan) 統的國際貿易框架和生產(chan) 性投資機製，既有利於(yu) 推進中國對外貿易的擴展，改善中國的對外貿易條件，提高中國通過外貿機製對全球經濟複蘇的貢獻率，也有利於(yu) 形成投資與(yu) 貿易相連的國際經濟發展新機製，還有利於(yu) 提高相關(guan) 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hui) 福祉。

　　與(yu) 前些年中國企業(ye) 單兵出海相比，“一帶一路”所展開的“走出去”戰略有著三方麵特點：第一，“一帶一路”以眾(zhong) 多企業(ye) 抱團出海為(wei) 架構，又借助多邊機製，能夠在這些方麵形成效率較高、成本較低的群體(ti) 效應。第二，“一帶一路”在抱團出海的背景下，可以形成抱團取暖效應，不僅(jin) 有利於(yu) 相互形成外部經濟以促進內(nei) 部經濟效率提高，而且在互聯互通機製的推進下，有利於(yu) 相互協調相互推進市場開拓。第三，“一帶一路”通過多邊機製，使被投資國自身納入了投資者範疇之內(nei) ，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ti) ，同時，隨著“一帶一路”投資項目向沿線各國和地區的延伸，這種利益共同體(ti) 也將擴展到他國和地區，形成長久的合作共贏前景。

　　與(yu) 傳(chuan) 統資本輸出中的金融運作相比，“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的金融支持有著三方麵特點：第一，在以往的資本輸出中，實體(ti) 企業(ye) 的資本“走出去”主要運用自有資金和位於(yu) 本國的金融機構借貸等金融服務，有著投資規模較小、金融機製較少和金融服務不充分等缺陷。與(yu) 此不同，“一帶一路”借助亞(ya) 投行、絲(si) 路基金等機製，能夠同時為(wei) 眾(zhong) 多“走出去”的實體(ti) 企業(ye) 提供具有國際水準的綜合金融服務，從(cong) 而，使得實體(ti) 企業(ye) 得到的金融支持更加及時充分。第二，在以往的資本輸出中，“走出去”的實體(ti) 企業(ye) 可以爭(zheng) 取被投資國的金融服務，但這種金融服務大多是“一對一”的“點式”格局，各家實體(ti) 企業(ye) 之間互不相連，很難形成金融服務的群體(ti) 效應。與(yu) 此相比，“一帶一路”的金融服務麵對抱團出海的眾(zhong) 多實體(ti) 企業(ye) ，不僅(jin) 可以形成“線式”格局，而且可以形成“麵式”格局，使各家實體(ti) 企業(ye) 連成一片;不僅(jin) 服務於(yu) 中資企業(ye) ，而且可以服務於(yu) 外商企業(ye) ，由此，容易形成片狀立體(ti) 的綜合金融服務格局，有效支持各家相關(guan) 企業(ye) 的總體(ti) 金融服務態勢。第三，在以往的資本輸出中實體(ti) 企業(ye) 所能得到的金融服務局限於(yu) 金融機構已有的產(chan) 品、機製和項目等，很難根據自己的特殊情況要求金融機構提供帶個(ge) 性化的創新服務。與(yu) 此不同，“一帶一路”的金融機製是一個(ge) 創新過程，根據實體(ti) 企業(ye) 的發展要求，創新金融產(chan) 品、金融機製和金融項目是其中應有的內(nei) 容，由此，在服務於(yu) 眾(zhong) 多實體(ti) 企業(ye) 過程中金融服務創新也將持續展開，使得實體(ti) 企業(ye) 的各種特殊要求能夠得到盡可能地滿足(這同時也是創新國際金融市場機製的過程)。

　　上述各項特點，決(jue) 定了“一帶一路”倡議既有利於(yu) 打破中國進入國際貿易、國際服務和國際投資等市場的壁壘，在合作共贏、創造和諧世界等方麵形成與(yu) 霸權主義(yi) 不同的國際經濟新規則新秩序，也有利於(yu) 突破特裏芬難題中資本輸出國的悖論循環，使中國借助多邊投資機製，充分發揮自己的優(you) 勢，有效提高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闖出一條新的適合中國擴展對外經濟活動的路徑。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