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漢有“文景之治”，唐有“貞觀之治”，清有“康乾盛世”，這都是對治理較好的一個(ge) 時代的概括和讚譽。這樣的時代應具有幾個(ge) 基本特征：一是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比較安定;二是政治比較清明，國力強盛，在經營邊疆和抵禦外患上功業(ye) 卓著，雖興(xing) 辦浩大工程而財力不絀;三是在文化建設上卓有成就。

　　明初，經洪武、建文、永樂(le) 三朝的恢複發展，到仁宗、宣宗兩(liang) 朝，出現了社會(hui) 經濟的繁榮。永樂(le) 帝駕崩後，他的兒(er) 子朱高熾、孫子朱瞻基先後即位，是為(wei) 明仁宗、明宣宗，這個(ge) 時期被認為(wei) 是明朝國力最強、政治最清明的時期，形成了明代早期國泰民安的升平景觀。後世有史家稱之為(wei) “仁宣之治”，堪比周朝的“成康之治”、漢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貞觀之治”。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年僅(jin) 三十八歲。“仁宣之治”就此完結。

　　以前，當人們(men) 談到明代治理較好的時期時，常常提到上述“仁宣之治”。實際上，仁宗隻在位10個(ge) 月，即使他再英明，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nei) 將國家治理成盛世。他除了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下西洋”以外，並沒有什麽(me) 重大舉(ju) 措為(wei) 後人所知。但他為(wei) 人寬厚，“深惡贓吏”，名聲較好，故文人多願為(wei) 他說好話。宣宗隻在位10年，基本上是個(ge) 守成之君，其統治期間“蒸然有治平之象”，其實也是永樂(le) 年間鼎盛的餘(yu) 緒。仁、宣二帝所倚重的大臣，如“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蹇夏”(蹇義(yi) 、夏原吉)，都是永樂(le) 年間的遺臣。正是在明成祖永樂(le) 年間，明朝的國力達到鼎盛。明成祖以此為(wei) 基礎內(nei) 外經營，使永樂(le) 年間呈現出中國曆史上少有的輝煌。以前，由於(yu) 明成祖是通過靖難之役從(cong) 侄兒(er) 建文帝手中奪來的皇位，被封建士大夫稱為(wei) “篡逆”，故不願肯定永樂(le) 帝的政績。今天人們(men) 已清楚，靖難之役實則是皇族內(nei) 部爭(zheng) 奪皇位的戰爭(zheng) 。永樂(le) 年間的盛世景象也應該得到如實的承認，把永樂(le) 盛世和仁宣時期的太平合稱“永宣之治”，更合於(yu) 曆史實際。

　　永樂(le) 年間出現了許多治國名臣，在仁、宣二帝時都發揮了舉(ju) 足輕重的作用

　　永樂(le) 盛世的出現是以經濟發展為(wei) 前提的。明成祖生於(yu) 亂(luan) 世，深知以農(nong) 為(wei) 本的道理，也深知農(nong) 事之艱難。有一次，有的官員主張要農(nong) 戶自己把糧食運往北京。永樂(le) 帝不同意，說了一段頗體(ti) 恤民情的話：“國以農(nong) 為(wei) 本，人之勞莫如農(nong) ……幸足供賦租，而官吏需索百出，終歲不免饑寒，又可令輸數千裏之外乎?”一個(ge) 封建帝王能說出這種話，是難能可貴的。

　　永樂(le) 帝經常發放給窮苦農(nong) 民耕牛、種子之類，幫助他們(men) 解決(jue) 生產(chan) 中的困難。打開《明實錄》就會(hui) 發現，這一類記載可謂俯拾皆是。例如，永樂(le) 帝剛即位一個(ge) 月，“以北平、山東(dong) 、河南累年經兵，缺耕牛，特命……以官牛給之”。當年年底，戶部郎中李昶奏言，北平各郡縣的老百姓“雖多複業(ye) ，今尚艱食，且乏牛耕種”。明成祖遂命調糧接濟，並命官府買(mai) 一些耕牛發放給他們(men) 。這對農(nong) 民恢複生產(chan) 來說，自然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

　　永樂(le) 帝提倡臣下直言民間疾苦。有一次，永樂(le) 帝對通政司官員說：“設通政司，所以決(jue) 壅蔽，通下情……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因此，凡有關(guan) 百姓休戚者，雖小事亦必須馬上奏聞。如自己不報，別人卻報了，則對地方主政官員要嚴(yan) 加懲處。有一年，河南遭受了水災，地方官匿而不報，反而說是個(ge) 豐(feng) 收年。永樂(le) 帝遣人巡視，發現有不少老百姓在吃草種子，甚至有人已餓死。永樂(le) 帝立命對這些地方官嚴(yan) 加懲治，並為(wei) 此榜諭天下：“自今民間水旱災傷(shang) 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正是在永樂(le) 帝一係列措施的激勵下，出現了許多治國名臣，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蹇夏”(蹇義(yi) 、夏原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了。他們(men) 都直言敢諫，清正有為(wei) ，使永樂(le) 時的政治比較清明，“政無壅蔽”，從(cong) 而促進了永樂(le) 盛世的形成。這幾位名臣在仁、宣二帝時都發揮了舉(ju) 足輕重的作用。

　　永樂(le) 年間是明代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時代

　　永樂(le) 帝依仗國力強盛，陸續興(xing) 辦了一些浩大工程，影響深遠。其中，大規模營建北京和浚通大運河影響最大。永樂(le) 帝要將首都從(cong) 南京遷至北京，故營建北京的工程十分浩大。經此營建，北京建築的布局更加勻稱整齊，設計更加科學合理，許多建築巍峨壯觀，顯示了中國古代獨特的建築藝術和風格。迄今為(wei) 止，除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些新建築外，北京的基本格局都是永樂(le) 時期奠定的。例如故宮的宮殿，雖幾經焚毀，幾經重建，但仍保留著永樂(le) 時期的基本樣式和格局。

　　永樂(le) 帝以強大的國力為(wei) 後盾，積極發展對外交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永樂(le) 帝遣使四出，廣加招徠，使中外使節往來呈現出空前活躍的局麵，並出現了鄭和下西洋的空前壯舉(ju) 。實際上，除鄭和外，還有很多數次出使的使節。例如侯顯出使榜葛剌(今孟加拉國)、尼八剌(今尼泊爾)等地，《明史·侯顯傳(chuan) 》讚道，侯顯“五使絕域，勞績與(yu) 鄭和亞(ya) ”。像李達、陳誠數次出使中亞(ya) 諸國，陳誠還留下了一部《使西域記》。與(yu) 此同時，外國使臣也頻繁來華，使洪武末年那種“門前冷落鞍馬稀”的局麵頓時改觀，外國來華使節“絡繹於(yu) 道”。永樂(le) 五年(1407年)就有11個(ge) 國家的使節來華。永樂(le) 十七年(1419年)，鄭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國時，就隨船帶回了17個(ge) 國家和地區的貢使。永樂(le) 二十二年(1424年)，來華朝貢的共“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這種盛況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

　　除外國貢使和王子、王妃外，永樂(le) 年間還有4個(ge) 國家的國王7次來華，其中3個(ge) 國王死在中國，葬在中國，成為(wei) 中外友好交往的佳話。這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有力地表明，當時的中外交往是何等之盛。這種“萬(wan) 邦來朝”“禎祥畢集”的盛況正是永樂(le) 盛世的一個(ge) 典型表現。這正如《明史·成祖本紀》讚語所說，永樂(le) 帝“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對永樂(le) 盛世的這種讚譽是毫不誇張的。史實表明，永樂(le) 年間是明代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時代。在整個(ge) 中國曆史上，這種盛世景象也是不多見的。

　　應摒棄對永樂(le) 帝的曆史偏見，如實地承認“永宣之治”的客觀史實

　　漢有“文景之治”，唐有“貞觀之治”，清有“康乾盛世”，這都是對治理較好的一個(ge) 時代的概括和讚譽。這樣的時代應具有幾個(ge) 基本特征：一是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比較安定;二是政治比較清明，國力強盛，在經營邊疆和抵禦外患上功業(ye) 卓著，雖興(xing) 辦浩大工程而財力不絀;三是在文化建設上卓有成就。

　　以這幾個(ge) 標準來衡量，永樂(le) 年間都完全具備，而仁宗和宣宗年間則不全具有這些特征。與(yu) 永樂(le) 帝積極進取的治國方略相反，仁宗和宣宗都是采取保守退縮的方略，以守成為(wei) 主。今天人們(men) 看到，故宮、天壇、京杭大運河和武當山宮觀都被列為(wei) 世界文化遺產(chan) ，而它們(men) 都與(yu) 永樂(le) 帝的名字密切聯係在一起。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中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ge) 人物可與(yu) 明成祖永樂(le) 帝相比。

　　另外，作為(wei) 一個(ge) 時代，時間不能太短，不要說仁宗在位不到1年算不上一個(ge) 時代，再加上宣宗在位的10年，加起來才11年，也很難算得上是一個(ge) 時代。大概正因如此，所以“仁宣之治”就不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那樣響亮，那樣為(wei) 世人所熟知。永樂(le) 帝在位22年，將永樂(le) 盛世和仁宣時期的太平合稱為(wei) “永宣之治”，時間跨度33年，就可以大體(ti) 算得上一個(ge) 時代了。因此，今天應摒棄對永樂(le) 帝的曆史偏見，如實地承認“永宣之治”的客觀史實。■

　　(作者為(wei) 山東(dong) 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