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製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十三五規劃的建議的說明進一步提出：“近來頻繁顯露的局部風險特別是近期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說明,現行監管框架存在著不適應我國金融業(ye) 發展的體(ti) 製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們(men) 必須通過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範係統性風險。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現代金融特點、統籌協調監管、有力有效的現代金融監管框架, 堅守住不發生係統性風險的底線。”

　　根究習(xi) 總書(shu) 記的論述，防範係統性風險應該是金融監管改革的出發點之一。而宏觀審慎於(yu) 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甫一出台，著眼於(yu) 金融係統的整體(ti) 穩定，目的就是防範係統性風險。因此宏觀審慎應該是目前金融監管改革的主要著力點之一。

　　我國的宏觀審慎框架仍處於(yu) 改革完善中，根據國際金融界的普遍定義(yi) ，該框架包含了政策目標、評估、工具、實施、傳(chuan) 導等內(nei) 容。經過幾年的完善，我國現行宏觀審慎的主要工具為(wei) ：資本充足率、杠杆率、撥備、流動性指標(流動性覆蓋率、淨穩定資金比率和存貸比)、住房貸款價(jia) 值比和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等等。由於(yu) 這些工具大部分從(cong) 微觀審慎工具演變而來，加之曆史的原因，現行宏觀審慎的大部分工具主要集中在金融監管部門——銀監會(hui) 。

　　由此形成了，我國現行金融監管框架的一個(ge) 問題是，央行負責宏觀審慎政策的製定，但央行卻沒有要求金融監管部門配合其政策實施的權力。另外，由於(yu) 監管部門掌握著係統重要性銀行和商業(ye) 銀行的經營信息和統計數據，這些信息和數據是宏觀審慎政策製定的基礎和參考。在現行一行三會(hui) 的監管模式下，央行被屏蔽在信息和數據之外。

　　另外在現行監管模式下，由於(yu) 金融監管部門直接監管金融機構，掌握人事任免和市場準入等權利，會(hui) 形成對商業(ye) 銀行的巨大話語權。在實踐中，往往會(hui) 超出其微觀審慎監管者的定位，形成對宏觀調控的巨大影響力。

　　2013年8月，我國建立了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hui) 議製度(下稱“部際聯席會(hui) 議”)。近四年來，部際聯席會(hui) 議在防範金融風險，解決(jue) 行業(ye) 問題等方麵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部際聯席會(hui) 議難以解決(jue) 宏觀審慎的協調問題。宏觀審慎工具的操作執行，也難以靠部際聯席會(hui) 議來推動。主要問題是它隻是相關(guan) 部委的議事協調機構，並不能對宏觀審慎政策做出決(jue) 策。其次，部際聯席會(hui) 議也沒有明確相關(guan) 部委在宏觀審慎框架中的職責劃分。最後，部際聯席會(hui) 議缺乏對“一行三會(hui) ”的行為(wei) 約束力, 也沒有權利監督宏觀審慎工具的實施。部際聯席會(hui) 議“不刻製印章，不正式行文”的 特點，決(jue) 定了會(hui) 議達成的協議，沒有強製約束力要求一行三會(hui) 執行。

　　自十七屆五中全會(hui) 明確提出要“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製度框架”，經過近七年的建設，我國宏觀審慎框架已初具規模，尤其是宏觀審慎工具箱與(yu) 國外相比，更加龐大，內(nei) 涵更加豐(feng) 富。但在歐美等金融強國悉皆成立了“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hui) (FSOC)”“歐洲係統性風險委員會(hui) (ESRB)”等機構的大背景下，我國遲遲沒有建立與(yu) 宏觀審慎要求相適應的決(jue) 策和協調機構，這是現階段製約防範係統性風險的突出矛盾，也是我國宏觀審慎框架發展的瓶頸。

　　自十三五規劃提出改革金融監管框架以來，社會(hui) 各界形成了熱烈的討論，目前呼聲較高的改革方案從(cong) 宏觀審慎視角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一行一會(hui) ”：即將三會(hui) 合並，設立金融監管委員會(hui) ，與(yu) 央行並列，形成一行一會(hui) 格局。也有意見提出，將金融消費者保護局單列出來，以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職能;

　　(二)、“大央行”：具體(ti) 包括兩(liang) 個(ge) 方案：一是將三會(hui) 合並進央行，形成“超級央行”方案。另外一個(ge) 是將央行和銀監會(hui) 合並，保留證監會(hui) 和保監會(hui) ，形成“一行兩(liang) 會(hui) ”;

　　(三)、“金融監管委員會(hui) ”：即保留一行三會(hui) ，在國務院層麵成立金融監管/工作/穩定委員會(hui) ，協調一行三會(hui) 的職能機製。

　　在筆者看來，“一行一會(hui) ”的方案，雖然解決(jue) 了分業(ye) 監管的矛盾，但宏觀審慎協調的問題仍然突出而迫切。主要症結是宏觀審慎政策的決(jue) 策主要在央行，而工具實施和信息主要集中在金融監管委員會(hui) 。由於(yu) 合並後的一會(hui) 相對於(yu) 三會(hui) 更加強勢，可能會(hui) 帶來比現行一行三會(hui) 更高的協調成本。

　　“大央行”的兩(liang) 個(ge) 方案，較好地解決(jue) 宏觀審慎協調的問題。但其中“一行兩(liang) 會(hui) ”的方案，仍然沒有解決(jue) 分業(ye) 監管的矛盾。此外，兩(liang) 個(ge) 方案會(hui) 都會(hui) 締造非常強勢的一個(ge) 政府組成部門——央行。無論是“超級央行”還是“一行兩(liang) 會(hui) ”，在我國金融發展史上都曾經出現過。在筆者看來，“大央行”的兩(liang) 個(ge) 方案在理論上可行，但在實踐中難以獲得平衡。2008 年全國人大通過了國務院探索大部門體(ti) 製的機構改革方案,但金融部門一直沒有實施，由此可以從(cong) 中窺探一斑。

　　第三種“金融監管委員會(hui) ”的方案，就宏觀審慎而言在所有方案中不是最好的，但卻是綜合考慮防範係統性風險、金融混業(ye) 、權利製衡等各種因素的最優(you) 方案。此方案保留一行三會(hui) ，隻做“加法”，也是實施阻力最小的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曆史上為(wei) 應對亞(ya) 洲金融危機，加強黨(dang) 對金融工作的領導，我國曾於(yu) 1998年6月—2003年3月，成立過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hui) 。金融工委的撤銷提醒我們(men) ，如果在國務院層麵成立金融監管/工作/穩定委員會(hui) ，必須理順其同一行三會(hui) 的關(guan) 係，恰當定位委員會(hui) 的走向。在具體(ti) 實踐中，委員會(hui) 尤其要處理好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的協調，混業(ye) 經營和一行三會(hui) 的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