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冶方(1908.10.24—1983.2.22)，江蘇無錫人，是中國經濟學界幾代人都敬仰的、一位頗具盛名的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家。在長達半個(ge) 多世紀的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作為(wei) 先行者，孫冶方始終堅持立足中國國情進行獨立思考，按照價(jia) 值規律內(nei) 因論和商品生產(chan) 外因論的經濟學思想，批判“自然經濟論”。他是改革傳(chuan) 統經濟體(ti) 製的最早倡導者，也是創建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學新體(ti) 係的積極探索者。孫冶方以自己創造性的經濟學理論研究，為(wei) 學界開辟了一條經濟學發展的道路;又以崇高的人德，為(wei) 經濟學人樹立了如何做學問的榜樣。

　　孫冶方圍繞價(jia) 值規律內(nei) 因論的經濟思想

　　從(cong) 1978年底開始，我一直在孫冶方身邊工作、學習(xi) 。我對他的數百萬(wan) 字經濟學文獻進行了反複思考和研究，把他的經濟學思想歸納為(wei) 一句話：價(jia) 值規律內(nei) 因論和商品生產(chan) 外因論，這得到了孫冶方的完全認可。他說：“你可以在這個(ge) 題目下幫我整理材料，但不能越過這條線，否則，就不是孫冶方了。”

　　我認為(wei) ，在這個(ge) 大題目中最有實踐意義(yi) 和科學價(jia) 值的成分是價(jia) 值規律內(nei) 因論。在這個(ge) 大題目下，他經常論述的主要是以下幾方麵的經濟思想。

　　(1)“最小最大”論，即用最小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孫冶方自1950年代中期以來，聯係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建設中的弊端，反複論述“最小最大”的思想，為(wei) 此付出了血的代價(jia) 。

　　“最小最大”的發明者，從(cong) 經濟思想發展史上看，實際上並不是孫冶方。早在1817年，李嘉圖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及至1821年，這部書(shu) 的第三版廣為(wei) 流行。書(shu) 中寫(xie) 道，國家財富的增加可以通過兩(liang) 種方式：一種是用更多的投入來維持生產(chan) 性的勞動;另一種是不增加任何勞動量，而使等量勞動的生產(chan) 效率增大;在這兩(liang) 種增加財富的方法中，第二種方法自然是更可取的。當時，有一位匿名作者按照李嘉圖的這個(ge) 思想，寫(xie) 了《國民困難的原因及其解決(jue) 辦法》的小冊(ce) 子。其中說到，一個(ge) 國家隻有在勞動6小時而不是勞動12小時的時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財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馬克思對這個(ge) 思想極為(wei) 讚賞，認為(wei) “這不失為(wei) 一個(ge) 精彩的命題。”馬克思還把李嘉圖的上述說法概括為(wei) ：在盡量少的勞動時間裏創造出盡量豐(feng) 富的物質財富。他同時還強調，這在一切社會(hui) 形態中都是適用的。

　　時間過了100多年，孫冶方把這一思想用中國化的經濟學語言予以闡述。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指出，要用最小的勞動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這是一切經濟問題的秘密，人類生活的好壞，從(cong) 根本上說取決(jue) 於(yu) 勞動效率的高低，要以更少的勞動投入獲得更多的有用產(chan) 品;或者說，要減少生產(chan) 每一單位產(chan) 品所需要的勞動量。研究一定的勞動時間內(nei) 生產(chan) 了多少產(chan) 品，是勞動生產(chan) 率範疇問題;研究單位產(chan) 品中包含多少勞動時間即勞動耗費，是價(jia) 值範疇問題。用最小的勞動耗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就是要把個(ge) 別的、局部的勞動，還原為(wei) 大多數的、社會(hui) 平均必要的勞動耗費的複雜經濟運行過程。孫冶方指出：在社會(hui) 主義(yi) 條件下，商品的內(nei) 在矛盾即商品二重性和生產(chan) 商品的勞動二重性仍然存在，經濟學要以“最小最大”為(wei) 紅線，研究解決(jue) 這些矛盾的途徑，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

　　孫冶方用“最小最大”論總結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中的教訓，批評在“政治掛帥”名下搞空頭政治、高消耗、低效益的頑症;用“最小最大”標準判斷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的優(you) 越性，批評“自然經濟論”和“大鍋飯”的體(ti) 製;用“最小最大”論批評“權力經濟學”，重新編寫(xie) 中國的理論經濟學，因而使這個(ge) 古老而樸素的經濟學原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綻放新的理論光彩。實踐證明，孫冶方在“最小最大”論中所包含的思想是正確的，經濟學界已經公認，“最小最大”是孫冶方公式。

　　(2)價(jia) 值理論。孫冶方在這個(ge) 重大理論問題上，與(yu) 眾(zhong) 不同。他坦言，我的價(jia) 值理論源自恩格斯的價(jia) 值理論。

　　孫冶方將恩格斯的價(jia) 值理論運用於(yu) 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實踐，一再強調，價(jia) 值並不僅(jin) 僅(jin) 是商品經濟所特有的範疇，它是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的產(chan) 物，反映社會(hui) 化生產(chan) 過程中的各種社會(hui) 經濟關(guan) 係，在這個(ge) 意義(yi) 來說，它對資本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都是共同的。但是在資本主義(yi) 條件下，價(jia) 值是通過交換價(jia) 值表現出來的;而在共產(chan) 主義(yi) 條件下(包括社會(hui) 主義(yi) 全民所有製內(nei) 部)，價(jia) 值卻可以通過統計、會(hui) 計直接和具體(ti) 地捉摸到。在量的意義(yi) 上，價(jia) 值就是物化在產(chan) 品中的社會(hui) 必要勞動。價(jia) 值和交換價(jia) 值是完全不同的兩(liang) 個(ge) 範疇。價(jia) 值由包含在商品或產(chan) 品中的勞動量決(jue) 定。但是，在商品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yi) 商品經濟條件下，供求卻始終是不平衡的。盡管每一產(chan) 品或每一商品中包含著生產(chan) 它所必需的社會(hui) 勞動，但如果它的產(chan) 量供應超過了當時的社會(hui) 需要，那麽(me) 一部分社會(hui) 勞動還是會(hui) 浪費掉的。因此，效用通過社會(hui) 必要勞動的形成來最終影響價(jia) 值的變化，離開了一定使用價(jia) 值的質和量，就無從(cong) 談論社會(hui) 勞動“必要”還是“不必要”的性質。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效益差、浪費大，就是因為(wei) 我們(men) 缺乏價(jia) 值觀念，不對生產(chan) 費用和效用進行比較造成的。孫冶方認為(wei) ，價(jia) 值規律是價(jia) 值存在和運動的規律，它是任何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規律，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作為(wei) 社會(hui) 化生產(chan) ，它同樣也存在著價(jia) 值規律發生作用的機製。因此，孫冶方是價(jia) 值規律內(nei) 因論者，它反對價(jia) 值規律外因論，對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的“自然經濟論”和“大鍋飯”體(ti) 製，進行了尖銳而辛辣的批評。

　　(3)企業(ye) 擴權理論。孫冶方強調，企業(ye) 是獨立的經濟核算單位，要正確處理國家集中領導和企業(ye) 獨立經營的關(guan) 係。孫冶方在我國最早提出全民所有製條件下，國家所有權和企業(ye) 經營權分離的理論。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和企業(ye) 的關(guan) 係，並不象“自然經濟論”所認為(wei) 的那樣，是上層建築及法律關(guan) 係，而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經濟關(guan) 係。孫冶方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針對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獨創地提出了劃分國家和企業(ye) 權限的“杠杠”。他認為(wei) ，經營管理體(ti) 製中“大權”和“小權”、“死”和“活”的界限，就是簡單再生產(chan) 和擴大再生產(chan) 的界限。屬於(yu) 簡單再生產(chan) 範圍以內(nei) 的事，是企業(ye) 應該自己管的“小權”，國家多加幹涉，就會(hui) 管死，束縛企業(ye) 從(cong) 事生產(chan) 經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屬於(yu) 擴大再生產(chan) 範圍以內(nei) 的事，是國家應該抓的“大權”，國家必須嚴(yan) 格行使權力，不管或管而不嚴(yan) ，就會(hui) 大亂(luan) 。區分簡單再生產(chan) 和擴大再生產(chan) 的唯一界限，是企業(ye) 資金價(jia) 值量。凡是不要求國家追加投資的，在原有資金價(jia) 值量範圍以內(nei) 的生產(chan) ，都是簡單再生產(chan) ;而追加新投資則超出了企業(ye) 原有資金價(jia) 值量的範圍，因而是擴大再生產(chan) 。孫冶方按照上述“杠杠”，批評了固定資產(chan) 管理體(ti) 製，轉而要求把折舊基金原則上全部交給企業(ye) ，由企業(ye) 自主去搞挖潛、革新和改造。

　　(4)利潤理論。孫冶方認為(wei) ，利潤是考核企業(ye) 經營好壞的綜合指標。利潤是物質生產(chan) 部門職工為(wei) 社會(hui) 擴大再生產(chan) 和社會(hui) 公共需要，而創造的一部分物質財富。無論對於(yu) 社會(hui) 總產(chan) 品還是個(ge) 別企業(ye) 總產(chan) 品，c+v即成本越低越好，與(yu) 此相應，m即剩餘(yu) 勞動就會(hui) 增多。在價(jia) 格合理的條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完全是同義(yi) 語，它們(men) 都是企業(ye) 技術水平高低、經營管理好壞的綜合指標。抓住了利潤指標，就如同抓住了“牛鼻子”一樣，許多問題就會(hui) 迎刃而解。孫冶方認為(wei) ，價(jia) 格不合理，就會(hui) 扭曲利潤的作用。例如工農(nong) 產(chan) 品的“剪刀差”，如果國家對農(nong) 產(chan) 品收購價(jia) 格壓得過低，按價(jia) 格計算的國民收入實際上就把農(nong) 民所創造的價(jia) 值，算在了工業(ye) 品價(jia) 格上。孫冶方尖銳批評了斯大林通過“剪刀差”，向農(nong) 民籌集國家工業(ye) 化資金的超經濟剝奪。不合理的價(jia) 格，成了價(jia) 值的“哈哈鏡”，使得計劃、投資和分配失去了判斷尺度，因此，他極力主張按資金利潤率調整不合理的價(jia) 格。

　　(5)流通理論。孫冶方認為(wei) ，流通是社會(hui) 再生產(chan) 的物質代謝過程，社會(hui) 分工使生產(chan) 實現了專(zhuan) 業(ye) 化，但要使各個(ge) 生產(chan) 部門的再生產(chan) 能正常進行下去，它們(men) 必須以產(chan) 品交換為(wei) 媒介發生經濟聯係，實現生產(chan) 的物質補償(chang) 和替換。因此，流通是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不可缺少的環節。孫冶方還認為(wei) ，在社會(hui) 主義(yi) 條件下，由於(yu) 全民所有製外部還存在著商品生產(chan) 和交換，因此，全民所有製企業(ye) 之間的產(chan) 品流通和不同所有製性質企業(ye) 之間的商品流通同時並存。要使社會(hui) 主義(yi) 流通(產(chan) 品、商品)成為(wei) 有計劃的經濟過程，孫冶方認為(wei) ，我們(men) 必須研究流通中的各種具體(ti) 問題，包括流通渠道、購銷形式、網點設置等等。孫冶方一再強調，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中所論述的許多問題，如加速資金周轉等，隻要剔除資本主義(yi) 的特殊屬性，作為(wei) 社會(hui) 化生產(chan) 的規定，對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依然適用，因此，他在提出生產(chan) 的“最小最大”論的同時，亦主張流通中也要研究如何以最少的墊支資金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因為(wei) 等量資金的周轉速度不同，獲得的有用效果也是不等的。

　　(6)1970年代末，孫冶方對斯大林《蘇聯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問題》一書(shu) 中形而上學觀點的批評。他批評斯大林對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定義(yi) ，認為(wei) 在生產(chan) 關(guan) 係之外孤立地研究所有製是有害的。所有製是一種財產(chan) 關(guan) 係亦即法律用語。經濟學在研究特定社會(hui) 的生產(chan) 和交換及其產(chan) 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時，應該講清楚以下方麵。第一，用哪個(ge) 階級所有的生產(chan) 資料來進行生產(chan) ，生產(chan) 出來的產(chan) 品又歸哪個(ge) 階級占有。第二，交換的產(chan) 品是哪個(ge) 階級生產(chan) 的，又為(wei) 哪個(ge) 階級占有。第三，被分配的產(chan) 品是哪個(ge) 階級生產(chan) 的又歸哪個(ge) 階級所占有，從(cong) 而用什麽(me) 形式按什麽(me) 比例進行分配。因此，所有製隻能從(cong) 財產(chan) 的現實形態即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總和上來把握，而不能把它作為(wei) 一種意誌關(guan) 係來對待。我們(men) 在所有製上搞“窮過渡”的作法，其理論根源就在於(yu) ，斯大林把所有製形式從(cong) 生產(chan) 關(guan) 係中獨立出來、簡單地看作是一種“歸屬”關(guan) 係，用政治運動來調整財產(chan) 歸屬，結果把基於(yu) 經濟的所有製，變成了基於(yu) 超經濟強製的所有製，破壞了正常的經濟利益關(guan) 係。他批評斯大林對生產(chan) 力的定義(yi) ，認為(wei) 把勞動對象從(cong) 生產(chan) 力因素中排除掉也是有害的。

　　孫冶方在中國傳(chuan) 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的開拓性工作

　　孫冶方的經濟思想和改革主張，以及他的許多理論活動，在當時的曆史和社會(hui) 背景下都具有開拓性。他為(wei) 中國傳(chuan) 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做出的努力和貢獻，在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學思想發展史上寫(xie) 下了光輝的一篇，主要歸納為(wei) 以下方麵。

　　孫冶方是我國經濟學界對“自然經濟論”的最早批判者。孫冶方以反“自然經濟論”為(wei) 大旗，揭露了“自然經濟論”對實際工作的負麵影響。我國經濟理論界在一兩(liang) 個(ge) 或者更多一些的觀點上，就個(ge) 別的、局部的觀點批判“自然經濟論”，並不乏其人。但是，還沒有哪位經濟學家能像孫冶方那樣全麵、深入、係統地對“自然經濟論”進行過批判。

　　孫冶方是我國經濟學界對傳(chuan) 統經濟體(ti) 製實行改革的最早倡導者。孫冶方從(cong) 1950年代中期開始，以價(jia) 值規律內(nei) 因論為(wei) 基礎，以擴大企業(ye) 經營管理權為(wei) 突破口，要求正確處理國家和企業(ye) 的經濟關(guan) 係，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ti) 製、物資流通體(ti) 製、企業(ye) 固定資產(chan) 管理體(ti) 製，以及對價(jia) 格、利潤、統計等各方麵的相應改革。

　　孫冶方是我國經濟學界創建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學新體(ti) 係的積極探索者。1950年代中期，孫冶方就認為(wei) ：從(cong) 蘇聯舶來的經濟理論不符合中國國情，前者不乏唯意誌論和形而上學的弊端。1950年代末，孫冶方著手編寫(xie) 《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論》，就是為(wei) 取代那些脫離實際的框框。當然，社會(hui) 主義(yi) 還在實踐，還不能產(chan) 生出成熟的經濟學體(ti) 係。但是，孫冶方堅持聯係生產(chan) 力來研究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關(guan) 係，運用馬克思主義(yi) 的抽象法，以社會(hui) 主義(yi) 全民所有製的產(chan) 品為(wei) 出發點，把以最少的社會(hui) 勞動消耗有計劃地生產(chan) 最多的、滿足社會(hui) 需要的產(chan) 品，作為(wei) 貫穿整個(ge) 體(ti) 係的紅線，把對價(jia) 值範疇的分析貫穿於(yu) 各章，分析生產(chan) 過程、流通過程、社會(hui) 再生產(chan) 過程，從(cong) 而提示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發展的內(nei) 在規律。這是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發展中一次大膽的嚐試和探索。

　　孫冶方是我國學術思想界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為(wei) 真理而勇於(yu) 獻身的典範。在從(cong) 事理論工作的六十個(ge) 春秋，孫冶方非常重視實踐，經常深入工廠、農(nong) 村做國情調查，從(cong) 中提出重大的研究課題，並尋求解決(jue) 問題的答案。然而他絕不把實踐中調查獲得的素材，按政治氣候和政策要求簡單地加以堆砌和描述，而是力求準確完整地按照馬克思經濟理論基本方法加以研究，掌握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的客觀規律。他非常重視理論，他深知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準備不足，因此下大力氣研究馬克思主義(yi) 經濟理論，敢於(yu) 對“俄文版的馬克思主義(yi) ”進行甄別，剔出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條條框框”，按中國國情去檢驗、評審“舶來品”的真偽(wei) 和適用性，在批判和獨立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經濟思想體(ti) 係。

　　孫冶方在學術討論中曆來平等待人、虛懷若穀，熱情歡迎來自各方麵的批評和商榷意見，公開檢討並放棄那些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或自己認為(wei) 應該補正的學術觀點。孫冶方良好的學風，亦是經濟科學發展的寶貴財富。

　　作者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經濟學動態》主編、研究生院經濟係主任等職。現任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hui) 理事會(hui) 理事兼副秘書(shu) 長、評獎委員會(hui) 委員兼秘書(shu) 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