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cong) 通州作為(wei) 北京城市副中心開始建設後，讚成與(yu) 質疑之聲接踵而至。雄安新區正式提出後，更是眾(zhong) 說紛紜。理論上看，通州和雄安建設本質上是多中心空間戰略實施，本文將從(cong) 理論淵源、實踐總結和實證研究三個(ge) 角度來審視多中心空間戰略的特征等方麵，以便為(wei) 評價(jia) 通州和雄安建設提供相對客觀的依據，也希冀能對實踐工作有所啟示。

　　建設通州和雄安新區的本質是不同空間尺度上的多中心空間戰略

　　通州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建設的共同點之一是在性質上都屬於(yu) 多中心空間戰略，即在原有北京中心城市的基礎上另辟空間發展新的增長極，也可以稱為(wei) 構造反磁力中心。其目的在於(yu) ，分擔和疏解北京原有的部分功能，以緩解北京目前高度“集聚”帶來的多種城市問題。同時，作為(wei) 新的增長動力空間，有助於(yu) 帶動城市或區域增長，改善環京津貧困帶狀況，使京津冀成為(wei) 我國新時期的經濟增長龍頭。

　　二者不同之處在於(yu) ，通州是在北京市域範圍內(nei) 建設副中心城市，而雄安新區則是在京津冀城市群尺度上發展新的副中心城市。可以說，兩(liang) 者的本質是不同空間尺度上的多中心空間戰略。因而，對於(yu) 通州和雄安建設的評判，關(guan) 鍵要看多中心的城市和城市群空間結構是否具有更好的績效，這是從(cong) 中提煉出來的科學問題。

　　對於(yu) 一個(ge) 政策的評價(jia) 或科學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三個(ge) 層麵的論證和檢驗，首先是該政策是否具有理論基礎和符合邏輯;其次，以往曆史實踐表現如何;最後還要基於(yu) 嚴(yan) 謹的社會(hui) 科學研究方法來證偽(wei) 。

　　多中心空間戰略的理論基礎

　　多中心空間戰略是城市規劃工作者的理想，在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發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歐洲具有悠久的多中心空間戰略傳(chuan) 統，多中心的思想淵源最初可以追溯到英國曆史上的田園城市、衛星城及新城理論，其初衷是緩解倫(lun) 敦工業(ye) 革命後人口集聚帶來的環境汙染、交通擁堵、房價(jia) 高企等城市病。以彼得?霍爾(Peter Hall)爵士為(wei) 代表的學者所提出的多中心巨型城市區域論，則是歐洲多中心空間戰略的現代版，類似術語還包括“城市網絡”“多核心大都市區”“多中心城市區域”等。

　　美國傳(chuan) 統的空間發展模式是以大都市的郊區化蔓延為(wei) 主要特征，但近些年對於(yu) 環境、能源問題的反思，使得一些規劃方麵的有識之士開始提出精明增長、新城市主義(yi) 主張，中心城市外圍的邊緣城市概念也被提出，人文經濟地理學的洛杉磯學派則以洛杉磯為(wei) 原型提出了多中心大都市模式。可以說歐美發達國家在空間結構理論趨勢上殊途同歸，新的理論學說都體(ti) 現了多中心空間思維，盡管有的是對現象的描述，有的是政策主張。

　　根據目前的文獻基礎，多中心空間結構具有以下幾個(ge) 方麵的好處。

　　多中心空間結構有助於(yu) 緩解大城市集聚帶來的集聚不經濟

　　幾乎每個(ge) 經濟地理學家或經濟學家都承認集聚經濟的規律及其合理性，但集聚不是無限的。過度單中心集聚會(hui) 帶來交通擁堵、環境壓力、地價(jia) 成本上升過快等城市問題，甚至邊際成本上升超過邊際集聚經濟效益增加，這時候城市規模已經不是最優(you) 了。而多中心結構因其相對均衡的城市規模分布具有降低集聚不經濟的潛力。Fujita和Ogawa構建的理論模型顯示，隨著人口規模增加和單位通勤成本提高，形成多中心空間均衡的可能性將會(hui) 增大。

　　不過，正如城市經濟學家奧沙利文所說，單純市場力量會(hui) 使大城市規模錯過最優(you) 化窗口，而達到無效率的規模最大化。個(ge) 體(ti) 選擇是理性的，但從(cong) 整體(ti) 來看，又會(hui) 產(chan) 生非理性結果。因而，市場自身無法實現單中心向多中心的空間轉型，政府克服市場不足，采取多中心空間戰略有其合理性，也是必要的。多中心對於(yu) 集聚不經濟的降低可以至少從(cong) 交通和地價(jia) 兩(liang) 個(ge) 角度來展開。多中心結構城市是否可以降低擁堵、提高交通效率，在歐美文獻裏結論不一。但基本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多中心是否能夠疏解交通擁堵受職住均衡的調節，隻有職住均衡和多元功能融合的多中心結構才能提高交通效率。關(guan) 於(yu) 多中心對於(yu) 地價(jia) 的影響，理論上可以認為(wei) 多個(ge) 中心因有助於(yu) 降低中心區位的稀缺而帶來城市平均地價(jia) 的下降，從(cong) 而降低企業(ye) 土地成本。

　　多中心結構的城市或城市群可以獲取規模互借效應，從(cong) 而不會(hui) 完全損失規模集聚效益

　　反對多中心戰略的意見，主要是基於(yu) 集聚經濟損失的理由。但值得注意的是，多中心不是簡單的低密度分散，而是分散的集中。盡管每個(ge) 空間單元的集聚效益可能不及一個(ge) 更大規模空間實體(ti) ，但多中心結構下的空間單元由於(yu) 地理臨(lin) 近，仍然可以憑借阿隆索(Alonso)所稱謂的“規模互借(borrowed size)”，在更大地理空間範圍內(nei) 實現經濟的規模收益和集聚效應。具體(ti) 表現為(wei) ，大城市周邊小城市可以因臨(lin) 近大城市的設施而受益，比如江蘇昆山市因受益於(yu) 臨(lin) 近上海的虹橋機場而不需自身擁有獨立的機場設施。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技術使得空間分離的單元可以憑借信息化力量進一步緊密聯係在一起，空間雖然分離，但功能仍然一體(ti) 。換句話說，集聚不隻是傳(chuan) 統觀點的空間緊臨(lin) ，集聚效應可以在不同尺度上獲取。

　　多中心空間戰略有助於(yu) 均衡生產(chan) 力布局，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

　　歐盟的多中心空間戰略目的之一即是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均衡。此外，也有文獻認為(wei) ，多中心空間結構下的不同空間單元，具有不同區位特征，可以滿足不同產(chan) 業(ye) 和功能選址需求，從(cong) 而有助於(yu) 促進專(zhuan) 業(ye) 化分工協作。

　　總結來說，多中心結構雖可能喪(sang) 失一部分集聚經濟效應，但具有降低集聚不經濟和憑借規模互借獲取可觀的集聚效應的潛力，因而最終績效如何取決(jue) 於(yu) 幾種力量的平衡;多中心戰略是對個(ge) 體(ti) 市場自發行為(wei) 的糾正，因而政府作用不可或缺;多中心結構減少集聚不經濟和獲取規模互借報酬，需具備一定前提條件，受城市規模、發展階段、地理空間尺度、功能聯係、行業(ye) 構成的異質性等影響，因而多中心結構的績效需要實踐和實證研究檢驗。

　　多中心空間戰略的實踐表現不一，政府主導不可或缺

　　多中心空間戰略作為(wei) 一種規劃思想，很早就得到應用，但實踐效果參差不齊。衛星城、新城等最早在歐洲被應用於(yu) 實踐，但在英國隻是部分地起到對外來人口的“截流”作用，對中心城人口的疏散未能產(chan) 生預期的效果，而且新城吸引力無法與(yu) 中心城區抗衡，實際上淪為(wei) 居住為(wei) 主的臥城;法國新城發揮的作用則稍大一些。歐洲近些年持續推出具有多中心色彩的空間戰略，從(cong) “歐洲空間發展遠景(ESDP)”“歐洲多中心巨型城市區域可持續發展管理項目(POLYNET)”到“歐洲空間規劃觀察網絡(ESPON)”，目的是促進區域的一體(ti) 化建設，縮小區域差距，但其效果有待觀察。

　　在亞(ya) 洲，東(dong) 京、首爾等城市雖然形態上具備了一定程度的多中心結構，但新城同樣在功能上依附中心城而造成了長距離通勤。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多中心格局可謂較為(wei) 典型和成功，但新城規模都偏小，政府的規劃和嚴(yan) 格、長期的執行是其成功的主要經驗。

　　美國並沒有政府主導的空間戰略，但人口空間演化顯示出明顯的規律，越來越多的人口向大都市區集中。也正因如此，很多學者尤其是經濟學家以此作為(wei) 憑據，認為(wei) 集聚(即單中心)是合理趨勢，分散(多中心)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然而，真實的情況是，盡管美國人口向都市區集中，在都市區內(nei) 部，卻是從(cong) 中心城向外圍副中心城市、邊緣城市分散，換句話說，是一個(ge) 多中心化過程，其中以洛杉磯最為(wei) 典型。這其實反映了市場經濟發展成熟國家的城市發展規律。

　　為(wei) 了緩解中心城區的擁擠，同時考慮到發展的需要，自1990年以來，我國北上廣深等主要大城市在總體(ti) 規劃中均提出建設多中心空間結構的目標。同時，全國範圍內(nei) 新城新區建設之風盛行。盡管新城、新區吸引了一部分人口和產(chan) 業(ye) ，但成效並不如預期樂(le) 觀。個(ge) 別新城新區甚至有淪為(wei) “空城”“鬼城”的嫌疑，而中心城區攤大餅現象有增無減。

　　縱觀世界各國實踐曆程，多中心理念作為(wei) 城市規劃工作者的理想，盡管理論上具有諸多優(you) 點，但在實踐中的表現並不一致，這一方麵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另一方麵也迫切需要實證研究檢驗。但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成功經驗以及多個(ge) 國家遷都成功的做法再一次表明，多中心空間戰略或反磁力中心建設，政府作用不可或缺。

　　實證研究顯示多中心空間戰略具有改善特大城市經濟績效的潛力

　　多中心空間戰略的實踐表現不禁使我們(men) 反思，多中心會(hui) 不會(hui) 僅(jin) 僅(jin) 是理想的烏(wu) 托邦?適度分散的發展理念能否在效率上滿足城市的發展需求?如果多中心空間戰略本身是科學的，又該怎樣推進?厘清這些問題，結束對多中心空間結構經濟績效爭(zheng) 議的可靠辦法是展開實證研究，尤其是嚴(yan) 謹的計量檢驗。但由於(yu) 數據獲取困難以及這一問題本身所特有的經濟績效與(yu) 空間結構之間的內(nei) 生性難以克服，相關(guan) 實證研究鳳毛麟角，結論也不統一。此外，空間結構的經濟績效還具有很強的地理空間尺度敏感性，需要在不同尺度下展開分析。

　　都市區尺度

　　Lee和Gorden在2007年的工作論文以及Meijers和Burger在2010年的研究都是以美國大都市區作為(wei) 樣本，但結論不盡相同，多中心結構與(yu) 城市人口和就業(ye) 的增長無顯著因果關(guan) 係，但卻對勞動生產(chan) 率具有顯著的正麵影響。我們(men) 曾以全國200多個(ge) 地級及以上城市為(wei) 樣本，分別以市區整體(ti) 和都市區為(wei) 研究地理單元展開了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控製了其他經濟增長因素之後，多中心結構城市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chan) 率;而且這一結論適用於(yu) 較大規模的城市，而對於(yu) 常住人口在100萬(wan) 以下的城市並不適用;調節效應分析顯示，互聯網普及可以增強多中心結構的經濟績效。經濟績效與(yu) 交通成本和土地成本相關(guan) ，我們(men) 對中國地級市市區的計量檢驗顯示，多中心結構可以降低平均通勤時耗;多中心結構與(yu) 城市平均地價(jia) 也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guan) ，但因果關(guan) 係不確定。

　　市域尺度

　　這是我國獨特的地理空間單元，盡管不是一個(ge) 完全意義(yi) 上的城市集聚體(ti) ，但卻是政策執行空間單元。我們(men) 對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計量分析結果與(yu) 都市區結果截然相反，即單中心結構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chan) 率，工具變量結果也支持這一結論。異質性分析顯示，勞動力規模在100萬(wan) 以下的城市，單中心結構有利於(yu) 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而勞動力規模在100萬(wan) 以上的城市，多中心結構具有更高的綜合效益;不過，當城市勞動力規模達到280萬(wan) 以上，單中心結構又具有更好的經濟績效，但後一結果尚不穩健。這其實反映了集聚經濟與(yu) 集聚不經濟之間的博弈，小城市規模擴大，集聚經濟超過集聚不經濟，因而單中心結構績效更好;而到了一定規模以上，當集聚不經濟邊際遞增超過集聚經濟，多中心結構績效更佳;但當城市具備了很強的資源動員能力來降低集聚不經濟，比如直轄市或省會(hui) 城市可以通過建設地鐵等城市快速軌道交通來緩解擁堵，集聚經濟的最佳規模門檻可能又要提升了。

　　城市群尺度

　　從(cong) 多中心——單中心視角檢驗城市群空間結構經濟績效的論文少之又少，對城市群的定義(yi) 和樣本選擇不同，結論也不一致。我們(men) 按照相對嚴(yan) 格的標準界定了城市群概念，選擇了我國相對比較成熟的十三個(ge) 城市群為(wei) 研究樣本，從(cong) 形態和功能兩(liang) 個(ge) 維度對城市群多中心結構與(yu) 經濟績效關(guan) 係進行了係統的計量經濟檢驗，結果顯示，從(cong) 形態角度來看，大多數城市群空間結構自1980年以來呈現多中心化的趨勢，而且多中心的空間結構也有助於(yu) 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從(cong) 功能角度來看，除了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唐城市群已經表現出向多中心演變的趨勢外，多數城市群呈現單中心的功能集聚特征，未曾發現功能的多中心與(yu) 經濟績效具有顯著相關(guan) 性。

　　結論與(yu) 啟示

　　通州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發展，是我國政府多中心空間戰略的實踐，是檢驗城市規劃理想的偉(wei) 大試驗。多中心空間戰略是城市規劃的一個(ge) 傳(chuan) 統思想，更是城市規劃者創造美好城市發展格局的理想。盡管其績效還需要更加嚴(yan) 謹的論證和研究，但無論是從(cong) 理論根源還是審視實踐表現，政府作用不可或缺。凡是成功的案例都是政府堅持所為(wei) ，而失敗者多是政府主導作用缺失。綜觀世界各國，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積極表現，使人們(men) 對其擔當起多中心戰略的實施主體(ti) 充滿信心。在筆者看來，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設和雄安新區發展所積累的經驗，將對世界城市規劃理論發展做出裏程碑式貢獻。

　　雄安新區的建設不僅(jin) 有助於(yu) 緩解北京壓力，還有助於(yu) 促進京津冀均衡發展。我們(men) 的實證研究顯示，與(yu) 長三角地區核心城市對周邊小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應不同，京津冀地區存在大城市對小城市的經濟增長抑製作用，新經濟地理學稱之為(wei) “集聚陰影”，亞(ya) 行對此提出了“環京津貧困帶”現象。改變京津冀地區差距，使陰影變為(wei) 經濟增長的陽光地帶，需要核心城市正向溢出，而設立雄安新區則恰逢其實，不僅(jin) 是實現北京功能溢出、緩解北京壓力的重要舉(ju) 措，而且有助於(yu) 帶動區域增長，促進一體(ti) 化，減少發展落差。

　　北京和上海實施多中心空間戰略宜早不宜遲。多中心空間戰略需要培育反磁力中心，當主中心城市大到一定規模，吸引力落差導致副中心發展舉(ju) 步維艱。從(cong) 這一角度來看，今天的北京和上海都過了多中心戰略的最佳時機，建議能夠盡早盡快實施。

　　既要堅持政府積極引導，又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個(ge) 人行為(wei) 主導的市場力量隻會(hui) 使城市規模過大，而達不到最佳規模。隻有政府引領才能扭轉集體(ti) 非理性結果，這是多中心空間戰略的本質。在中國特殊國情下，尤其需要政府發揮作用。因為(wei) 今天的過度集聚並不是純粹市場經濟使然，需要政府出麵疏解功能。另一方麵，城市發展最終成功與(yu) 否取決(jue) 於(yu) 市場力量，取決(jue) 於(yu) 企業(ye) 和個(ge) 人最後“用腳投票”。要尊重城市發展客觀規律，隻有模擬市場，經過周密的政策設計和持之以恒的貫徹實施，才能夠成功。而且，政府在前期完成曆史使命後要適時退出，讓市場發揮後續主導力量。但界定市場和政府邊界異常困難，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如何在通州和雄安建設中科學界定政府和市場分工是一個(ge) 亟需深入研究的問題。

　　【本文作者為(wei) 華東(dong) 師範大學教授、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