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dang) 和全國人民智慧，不懈進行理論和實踐探索的結晶。它不僅(jin) 在理論上豐(feng) 富了經濟新常態理論、為(we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書(shu) 寫(xie) 了新篇章，而且在實踐上開創了我國改革發展、宏觀調控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新紀元。2016年我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不僅(jin) 充分證明了這一改革在理論框架與(yu) 實施方式上的正確性，而且為(wei) 進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2017年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們(men) 要在習(xi) 近平同誌係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指引下，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理論和實踐創新。

　　2016年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取得的積極成效

　　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補”為(wei) 重點任務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取得積極成效：一是構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理論框架，明確這一改革的內(nei) 涵、戰略定位、基本理念、核心目標、主要方法和實施路徑，為(wei) 推進改革提供了藍圖。二是明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不是基於(yu) 新自由主義(yi) 的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而是以新常態理論為(wei) 創新內(nei) 容的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為(wei) 全社會(hui) 統一認識奠定了思想基礎。三是黨(dang) 中央從(cong) 頂層設計、政策措施、重點任務等各個(ge) 層麵進行科學部署，各級政府和行政單位根據中央的部署形成配套實施方案，避免了過去一些改革流於(yu) 形式、難以落地、難以找到突破口的局麵。四是以“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為(wei) 抓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年度去產(chan) 能任務提前完成，部分行業(ye) 的供求關(guan) 係得到全麵改善，工業(ye) 擺脫了工業(ye) 生產(chan) 者出廠價(jia) 格指數(PPI)持續下降的困局，企業(ye) 成本上升的勢頭得到有效遏製，企業(ye) 盈利水平明顯回升。五是通過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宣傳(chuan) 和戰略規劃的實施，各級政府和企業(ye) 的發展理念發生了積極變化，形成了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共識和合力。

　　這些階段性成果的取得，不僅(jin) 證明了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構建和實施方向是正確的，而且為(wei) 進一步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在推進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推行一年多來，在取得積極成效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矛盾、新問題。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理論和實踐創新，應增強問題意識，著力解決(jue) 這些矛盾和問題。

　　在理論創新方麵，至少有三方麵的研究亟待突破。一是如何將新常態理論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理論納入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框架，並在框架和範式上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全麵對接;進而在全麵規範和完善理論框架體(ti) 係的基礎上，形成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範式和理論體(ti) 係。二是當前學術界仍然存在或全盤否定西方結構性改革理論、或全麵接受新自由主義(yi) 的極端化傾(qing) 向。因此，如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正確方向，在批判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結構性改革理論的養(yang) 分，也是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理論研究需要解決(jue) 的重要問題。三是對於(yu) 新常態理論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論、基本概念、基本命題等研究還不夠深入，缺乏通俗化的話語體(ti) 係和表達方式。這妨礙了社會(hui) 各界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全麵、準確、深入理解，在落實中容易出現“跑偏”現象。深化理論研究，推動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理論體(ti) 係化、係統化、通俗化，對於(yu) 繼續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

　　在實踐深化方麵，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jue) 的新問題。一是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認識不夠深入，影響了改革實施效果。一些實施部門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內(nei) 涵理解不夠到位，一些地方在推進改革中出現了簡單化、表象化、運動化的問題，沒有因地製宜、創造性地落實中央精神。二是過度依賴行政手段推進改革，難以形成供求自我平衡的良性循環機製。例如，在去產(chan) 能方麵，一些煤炭和鋼鐵企業(ye) 將“去產(chan) 能”簡化為(wei) “去產(chan) 量”，導致很多產(chan) 能存在死灰複燃的可能。因此，應更多用市場機製、法治手段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三是重點不夠突出。一些改革沒有抓住“牛鼻子”，效果不夠明顯。例如，一些地方在去產(chan) 能的過程中沒有加強對“僵屍企業(ye) ”的整頓;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的力度不夠;去杠杆用力太輕;一些地方偏重“穩增長”而輕視“控風險”;等等。這些在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推進中出現的問題，可以使我們(men) 進一步明確2017年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點。

　　以習(xi) 近平同誌係列重要講話精神為(wei) 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思想與(yu) 行動指南

　　習(xi) 近平同誌在2016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ti) 學習(xi) 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hui) 議上的重要講話，大大豐(feng) 富了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內(nei) 涵，為(wei) 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理論和實踐創新提供了思想與(yu) 行動指南。

　　進一步豐(feng) 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體(ti) 係。習(xi) 近平同誌的係列重要講話進一步概括、凝練了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戰略定位、本質屬性、最終目的、主攻方向、根本途徑及相關(guan) 理論範疇，使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內(nei) 涵更為(wei) 清晰、邏輯更加嚴(yan) 密。一是深入分析了改革要破解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習(xi) 近平同誌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麵臨(lin) 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cong)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guan) 係新的動態均衡。目前，我國經濟麵臨(lin) 的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有：實體(ti) 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ti) 經濟失衡、房地產(chan) 和實體(ti) 經濟失衡。解決(jue) 這些深層次問題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一項久久為(wei) 功的事業(ye) 。二是鮮明提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必須把改善供給側(ce) 結構作為(wei) 主攻方向，從(cong) 生產(chan) 端入手，提高供給體(ti) 係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三是深入闡述政府與(yu) 市場、短期與(yu) 長期、減法與(yu) 加法、供給與(yu) 需求四大關(guan) 係，進一步拓展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思路，豐(feng) 富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四是明確了我國推行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既不同於(yu) 西方國家的結構性調整，不是對市場失靈的簡單修補;又不同於(yu) 我國過去以增量改革為(wei) 主的改革，而是對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進行重構的一場深層次的全方位變革。它既需要通過結構調整以促進生產(chan) 力發展，更需要通過製度改革和創新推動深刻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變革。綜上所述，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理論創新的根本路徑是，在習(xi) 近平同誌係列重要講話精神指導下，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理論與(yu) 其他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進行有機對接，使之更加邏輯化、體(ti) 係化;同時，不斷總結實踐經驗，根據實踐發展要求不斷創新理論內(nei) 涵和表達方式，用通俗化的語言推動其在幹部群眾(zhong) 心中紮根。

　　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論提升到新的高度。習(xi) 近平同誌係列重要講話所論述的“穩中求進”“統籌推進、重點突破”“堅持問題導向、底線思維”、把調存量同優(you) 增量有機統一起來等思想，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論提升到新的高度。特別是將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提升到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提升到做好經濟工作方法論的高度，創新發展了改革方法論，係統回答了深化改革要處理好的重大關(guan) 係和實施方法等問題。因此，2017年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將在穩大局、穩政策、穩預期的基礎上，有步驟、有重點、有方向地係統推進，力爭(zheng) 在關(guan) 鍵領域有所突破。一是把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結合起來，在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chan) 業(ye) 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hui) 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的前提下，以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保證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hui) 和諧穩定。二是遵循改革的邏輯，抓住改革的主要矛盾，創新改革的方法和手段。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機製體(ti) 製，適時推出各項基礎性改革。減少對行政手段的依賴，更多地依靠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推進改革。例如，在去產(chan) 能方麵，更多運用市場手段，通過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法律法規和標準去產(chan) 能;在房地產(chan) 調控方麵，擺脫對短期行政管控辦法的過度依賴，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我國國情和市場規律的基礎性製度與(yu) 長效機製。三是既抓重要領域、重要任務、重要試點，又抓關(guan) 鍵主體(ti) 、關(guan) 鍵環節、關(guan) 鍵節點，以重點帶動全局。比如，把振興(xing) 實體(ti) 經濟作為(w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要向振興(xing) 實體(ti) 經濟發力、聚力;在去產(chan) 能方麵，抓住處置“僵屍企業(ye) ”這個(ge) 牛鼻子;在去庫存方麵，重點解決(jue) 三四線城市房地產(chan) 庫存過多問題;在去杠杆方麵，把降低企業(ye) 杠杆率作為(wei) 重中之重;在降成本方麵，加大減稅、降費和降低要素成本的工作力度;在補短板方麵，從(cong) 嚴(yan) 重製約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guan) 鍵環節、從(cong) 人民群眾(zhong) 迫切需要解決(jue) 的突出問題著手;等等。隻有以重點帶動全局，才能實現關(guan) 鍵性突破和整體(ti) 性改善。

　　極大拓展了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廣度和深度。一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領域從(cong) 去年的以“三去一降一補”為(wei) 主，拓展到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nong) 業(ye)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xing) 實體(ti) 經濟和促進房地產(chan) 市場健康平穩發展四大領域。這標誌著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範圍從(cong) 工業(ye) 領域拓展到農(nong) 業(ye) 領域和振興(xing) 實體(ti) 經濟，從(cong) 單純的房地產(chan) 市場調控拓展到基礎性製度建設，從(cong) 解決(jue) 突出的表象性問題拓展到解決(jue) 深層次結構性、體(ti) 製性問題。二是進一步拓展“三去一降一補”的廣度和深度。比如，去產(chan) 能要向其他產(chan) 能過剩的行業(ye) 延伸;去庫存要提高三四線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對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的吸引力;去杠杆要支持企業(ye) 市場化、法治化債(zhai) 轉股，同時要規範政府舉(ju) 債(zhai) 行為(wei) ;降成本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補短板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製度短板;等等。三是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基礎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發揮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對全麵深化改革的牽引作用。習(xi) 近平同誌指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要推進國有企業(ye) 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價(jia) 格、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基礎性改革。加快推進基礎性改革，才能為(wei) 提高供給質量激發內(nei) 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因此，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一個(ge) 重要抓手就是加快推進基礎性改革，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基礎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使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建立在堅實的體(ti) 製機製基礎上。例如，去產(chan) 能必須與(yu) 企業(ye) 軟約束機製改革相聯係，與(yu) 深化國有企業(ye) 改革相結合;去庫存必須與(yu) 房地產(chan) 健康發展的長效機製建設相聯係;去杠杆必須與(yu) 金融體(ti) 製改革相配套;降成本必須與(yu) 各類成本形成機製改革相聯係，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製資產(chan) 泡沫，降低宏觀稅負;去庫存和補短板要同推進新型城鎮化和農(nong) 民工市民化有機結合;推進農(nong) 業(ye)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要與(yu) 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改革相聯係;等等。這些與(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直接相關(guan) 的改革，最後都落腳到國有企業(ye) 、政府職能、財稅金融、價(jia) 格體(ti) 製、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社會(hui) 保障、生態文明等領域基礎性、引領性改革上。可以預見，繼續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必將極大推動全麵深化改革的進程。

　　(作者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