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深入學習(xi) 貫徹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關(guan) 於(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論述，對於(yu) 我們(men) 不斷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yi) 和實踐意義(yi) 。然而，有些人對於(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在認識上存在種種誤區和疑慮，對此必須予以澄清。

　　誤區之一：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照抄照搬西方經濟學供給學派的理論，並不新鮮

　　西方經濟學供給學派興(xing) 起於(yu) 上世紀70年代，當時西方國家普遍陷入經濟“滯脹”局麵，供給學派強調通過增加供給創造需求，從(cong) 而推動經濟發展。正在我國推進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雖然也強調從(cong) 生產(chan) 、供給入手調整經濟結構，但兩(liang) 者的背景存在明顯差異。當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有所放緩，但是並沒有出現“滯脹”，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近兩(liang) 年我國GDP仍然保持了6.5%左右的增速，所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並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理論的翻版。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xi) 貫徹黨(dang) 的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精神專(zhuan) 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我們(men) 講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men) 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yi) ’，借機製造負麵輿論。”

　　實際上，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形成的重大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與(yu) 當下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chan) 物。

　　從(cong) 人類曆史的發展來看，現實的人具有多種感性需要，而單個(ge) 的人能力有限，無法生產(chan) 多種商品滿足自身的多種需要，於(yu) 是有了社會(hui) 分工和交換，所以馬克思早在《哲學的貧困》中就認為(wei) ，生產(chan) 、分工、需要、交換緊緊聯係在一起。馬克思認為(wei) ，忽略人的需要導致蒲魯東(dong) 很難正確把握使用價(jia) 值和交換價(jia) 值的關(guan) 係。“蒲魯東(dong) 先生最困難的究竟是什麽(me) 呢?那就是他幹脆忘記了需求，忘記了任何東(dong) 西隻有在對它有需求的條件下，才說得上多或少。他撇開需求不談，就是把交換價(jia) 值和稀少、把使用價(jia) 值和眾(zhong) 多混為(wei) 一談。”這裏的“需求”實際上就是指人的需要在經濟生活中的具體(ti) 表現。針對蒲魯東(dong) 認為(wei) “毫無用處但極端稀少的東(dong) 西價(jia) 格就不可估量”，即所謂“物以稀為(wei) 貴”，馬克思認為(wei) ：“假定某種產(chan) 品不僅(jin) 極為(wei) 稀少，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可是如果對它沒有需求，這個(ge) 獨一無二的產(chan) 品也是太多，也是多餘(yu) 的。相反地，假定某種產(chan) 品有千百萬(wan) 個(ge) ，可是如果它還不能滿足需求，也就是說對這種產(chan) 品的需求非常大，那末這種產(chan) 品仍然是稀少的。”

　　馬克思的這些論述提示我們(men) ，生產(chan) 、分工、需要、交換在社會(hui) 再生產(chan) 的過程中構成一個(ge) 有機的整體(ti) ，彼此互相製約，不可分割。任何商品的“多”和“少”、價(jia) 格的“高”和“低”都是一個(ge) 相對概念，它們(men) 都相對於(yu) 人的需求而言，一旦離開 需求，這些概念都是抽象的。因此，馬克思認為(wei) 在社會(hui) 再生產(chan) 的過程中，供給和需求製約著生產(chan) 和消費，而需求又製約著供給。所以，當人類社會(hui) 發展到一定階段，消費製約著生產(chan) ，需求引領供給，這是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在我國改革開放近40年後的今天，在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you) 化階段演進的過程中，“需要”在社會(hui) 再生產(chan) 中的重要地位將不斷提升，因此，適時、主動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決(jue) 不是照搬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而是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與(yu) 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chan) 物，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

　　誤區之二：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必然導致一大批企業(ye) 關(guan) 停並轉，將會(hui) 使中國經濟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

　　關(guan) 於(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內(nei) 容，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明確指出：“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要從(cong) 生產(chan) 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chan) 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chan) 業(ye) 優(you) 化重組，降低企業(ye) 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和現代服務業(ye) ，增加公共產(chan) 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chan) 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有些人片麵解讀這段論述，隻強調“三去”，而沒有看到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還包含“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和現代服務業(ye) ，增加公共產(chan) 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從(cong) 而錯誤認為(wei) 我國經濟將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認為(w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中的“結構性”3個(ge) 字十分重要，這是因為(wei) 這3個(ge) 字抓住了事物的本質。唯物辯證法告訴人們(men) ，“結構”與(yu) “功能”緊密相連，數量的增加或減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會(hui) 影響事物的存在狀況，當量變超過一定的度則會(hui) 引起事物的質變。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有些人的擔憂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們(men) 還要看到：一方麵，在我國經濟出現新常態的背景下，GDP仍然保持6.5%左右的增速，這在全世界範圍來看仍然是一個(ge) 不低的發展速度，而在調結構的過程中，我們(men) 壓減的主要是一些產(chan) 能過剩的產(chan) 業(ye) ，這些變化完全在“度”的範圍之內(nei) ;另一方麵，唯物辯證法告訴人們(men) ，事物構成要素在空間關(guan) 係即排列次序和結構形式上的變化，也會(hui) 直接影響到事物的性質和功能。這種“結構影響整體(ti) 功能”的辯證思想實際上在我國古代已有萌芽，人們(men) 耳熟能詳的田忌賽馬的故事，說的就是這個(ge) 道理。因此，通過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不僅(jin) 不會(hui) 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相反，還能大大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

　　誤區之三：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抹煞了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生產(chan) 與(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生產(chan) 之間的差別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從(cong) 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ge) 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cong) 而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目的。”有人提出質疑，認為(wei) 通過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不斷滿足人民群眾(zhong) 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生態環境需要，既是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的目的，也是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的目的，兩(liang) 者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差別，因此，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抹煞了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生產(chan) 與(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生產(chan) 之間的差別。

　　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生產(chan) 目的與(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生產(chan) 目的的差別，弗洛姆曾經作了精辟的闡述，他認為(wei) ，在馬克思看來：“社會(hui) 主義(yi) 是一個(ge) 為(wei) 人的需要服務的社會(hui) 。但是，很多人會(hui) 問：難道現代資本主義(yi) 不正是那樣的嗎?”兩(liang) 者的區別在哪裏?區別在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認識和實現人的真正的需要，而隻有當生產(chan) 為(wei) 人服務，資本家不再創造和利用人的虛假的需要時，才能達到這一目的”。這意味著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是一個(ge) 真正能夠滿足廣大人民群眾(zhong) 需要的社會(hui) ，而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則是滿足少數人資本增值需要的社會(hui) 。為(wei) 了資本的增值，資本擁有者想方設法、絞盡腦汁擴大再生產(chan) ，而勞動者僅(jin) 僅(jin) 成為(wei) 消費商品的工具、資本增值的工具，因此，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是一個(ge) 全麵物化的社會(hui) ，是一個(ge) 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的社會(hui) ，生產(chan) 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wei) 了資本的增值。與(yu) 此相反，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把實現人的自由全麵發展作為(wei) 社會(hui) 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一個(ge) “人是目的”的社會(hui) ，在這樣的社會(hui) ，才能真正滿足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生態需要。所以，當下中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西方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生產(chan) 目的具有質的差別，兩(liang) 者不能混淆。

　　誤區之四：大力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將會(hui) 使我國全麵進入消費社會(hu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為(wei) 了說明當前我國老百姓需求升級的新情況，曾經說過：“我國一些有大量購買(mai) 力支撐的消費需求在國內(nei) 得不到有效供給，消費者將大把鈔票花費在出境購物、‘海淘’購物上，購買(mai) 的商品已從(cong) 珠寶首飾、名包名表、名牌服飾、化妝品等奢侈品向電飯煲、馬桶蓋、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有些人不顧具體(ti) 語境對這段論述作了片麵理解，認為(wei) 通過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消費者將成為(wei) 真正的“上帝”，想要什麽(me) 企業(ye) 將生產(chan) 什麽(me) ，從(cong) 而使我國全麵進入消費社會(hui) 。

　　應該看到，西方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在資本邏輯的統治下，消費主義(yi) 業(ye) 已成為(wei) 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為(wei) 了資本的增值，商家不斷挖掘消費者的潛在需要，甚至煞費苦心創造需要，而消費者在消費中感受自己的存在感，社會(hui) 成為(wei) 單向度的社會(hui) ，人成為(wei) 單向度的人，這方麵的教訓需要我們(men) 汲取。但是，人的需要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可以分為(wei) “奢侈的需要”和“必要的需要”，“奢侈的需要”即“虛假的需要”，而“必要的需要”即“真實的需要”。

　　何謂真實的需要、何謂虛假的需要?弗洛姆認為(wei) ：“人的真正的需要是指那些對於(yu) 實現人的本質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馬爾庫塞作了更為(wei) 形象的描述，他認為(wei) 在外界引誘下而產(chan) 生的需要是虛假的需要，這些需要與(yu) 實現人的本質毫無關(guan) 係，反之即為(wei) 真實的需要、合理的需要。弗洛姆和馬爾庫塞的思考值得我們(men) 借鑒，這就是人的真正的需要與(yu) 實現人的生命本質密切相關(guan) 。唯物史觀認為(wei) ，人的生命本質是人在一定社會(hui) 關(guan) 係下的自由有意識的活動，是實現自由全麵的發展。因此，凡是對於(yu) 實現人的生命本質密不可分的需要都是人的真正需要;反之，則是虛假的需要。在現實生活中，那些與(yu) 人的本能欲望相連接的過度需要顯然是一種虛假需要，這些需要與(yu) 實現人的生命本質風馬牛不相及。

　　作為(wei) 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中國，大力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從(cong) 根本上來說是為(wei) 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因此通過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為(wei) 了不斷滿足人們(men) 的真實需要、合理需要，而不是一味迎合有些人的虛假需要，這樣才能真正提升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生命本質，這也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內(nei) 在要求。

　　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是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著眼我國經濟發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我們(men) 實現“兩(liang) 個(ge) 一百年”奮鬥目標的重要戰略措施。為(wei) 了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我們(men) 必須排除幹擾，深入學習(xi) 貫徹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關(guan) 於(yu) 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論述，破除各種認識誤區，這樣才能準確把握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要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