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北京 100007)

　　[摘 要]巴西和韓國在經曆中等收入階段的初期趨同後，發展軌跡出現分化，前者困於(yu) 中等收入陷阱，而後者則成為(wei) 高收入國家。高質量的增長是韓國成功的核心經驗，而巴西的困境來自增長不足且波動較大。由此，在外向型發展模式下，發展中國家應理順經濟傳(chuan) 導機製，配合以適當的政策糾偏，還應適時進行調整與(yu) 轉型，以規避中等收入陷阱。

　　[關(guan) 鍵詞]中等收入陷阱;外向型;傳(chuan) 導機製

　　[中圖分類號]F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314(2017)02-0118-06

　　[收稿日期]2017-01-1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拉關(guan) 係及對拉戰略研究”(15ZDA067);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創新項目“拉美產(chan) 業(ye) 發展研究”(GJ05 2016 SCX 1780)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嶽雲(yun) 霞，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史沛然，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世界銀行(2016)將人均國民收入(GNI)介於(yu) 1026美元至12475美元的國家定義(yi) 為(wei) 中等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3、總人口的71%和貧困人口的73%，其增長與(yu) 發展關(guan) 係全球福祉。然而，相關(guan) 研究顯示，中等收入期的增長波動、停滯甚或下降具有一定普遍性，對比這一時期增長績效不同國家的發展經驗，能夠為(wei) 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和突破提供參考。

　　本文通過對比研究巴西和韓國，試圖從(cong) 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下“出口—增長”聯動的視角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文章後續部分內(nei) 容為(wei) ：第一部分對比巴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的路徑差異;第二部分分析兩(liang) 國經濟增長穩定性不同的原因;第三部分說明低增長出現的結構性原因;第四部分提出啟示和建議。

　　一、巴西和韓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兩(liang) 極案例

　　近代以來，巴西和韓國都經曆了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模式的轉變，兩(liang) 國發展軌跡在短暫交集後出現分化。巴西是發展中國家中最早啟動現代化的國家之一，在經曆20世紀60、70年代期間經濟快速增長的“巴西奇跡”後，率先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韓國的現代化起步晚，直至60年代末期時經濟總量還遠低於(yu) 巴西。1967年，兩(liang) 國經濟差距達到峰值，巴西是韓國人均GNI的2.2倍。此後，兩(liang) 國差距逐步縮小，自80年代起，韓國的人均GNI開始超越巴西，並逐步達到高收入水平，而巴西則危機不斷，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

　　世界銀行的相關(guan) 研究將“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相對與(yu) 絕對標準的劃分，巴西和韓國在兩(liang) 重標準下都成為(wei) 跨越這一發展陷阱的兩(liang) 極案例。就絕對標準而言，世界銀行認為(wei) 長期停滯中等收入區間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圖1描述了1962-2015年期間兩(liang) 國人均GNI的演變，從(cong) 中可見，巴西在20世紀70年代末前後步入上中等收入區間，但此後始終未能邁過高收入門檻;韓國則在1980年前後升至上中等收入階段，在1995年進入了高收入階段。

　　就相對標準而言，世界銀行將中等收入區間定為(wei) 美國收入的1/8~1/2。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趨同假說”認為(wei) ，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最終會(hui) 發展趨同。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趕超”停滯。圖1顯示了兩(liang) 國人均GNI相對值的變化，可以看到，巴西經濟增長先揚後抑，人均GNI相對值在1975年突破0.125(美國收入的1/8)之後，始終在0.23下波動，未能達到高收入標準，對美國的“趕超”陷入停頓甚至回退狀態。韓國的人均GNI相對值呈現總體(ti) 上升趨勢，1979年超過0.125，2014年之後超過0.5(美國收入的1/2)，“趕超”相對延續，從(cong) 而成為(wei) 嚴(yan) 格標準下的高收入國家。

　　圖1(略)

　　現有研究顯示，中等收入狀態的延續時間與(yu) 人均GNI的增長速度和穩定性相關(guan) 。增長率差異是造成巴韓兩(liang) 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兩(liang) 極表現的直接原因。對比兩(liang) 國的人均GNI增長率，可以看到，雖然其人均GNI增長率均有波動，但巴西多次出現負增長且波動程度遠超韓國。尤其是80年代之後，巴西的增長速度大幅減緩且波動加大。以兩(liang) 國人均GNI相同的1981年為(wei) 起點，彼時高收入門檻值是兩(liang) 國人均收入的7倍，在10年、20年和30年內(nei) 突破中等收入期應達到的必要增長率如表1所示。此後的30年間，韓國每十年的人均GNI年均增長率依次為(wei) 13.1%、7.1%和4.8%，為(wei) 較快跨越中等收入期創造了條件;巴西每十年的人均GNI年均增長率則依次為(wei) -0.34%、0.84%和3.1%，低於(yu) 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必要增長率。

　　表1(略)

　　綜上，巴西和韓國過去50多年間的發展曆程對比顯示，中等收入時期的增長質量是決(jue) 定這一階段延續時間的關(guan) 鍵因素。由於(yu) 增長率無法達到跨越中等收入所需的必要水平且頻繁大幅波動，巴西長期深陷這一發展階段;相反，正是由於(yu) 保持了相對高質量的增長，韓國得以在發展中經濟體(ti) 中脫穎而出，較早地進入高收入階段。

　　二、增長差異分析

　　巴西和韓國的增長質量差異突出體(ti) 現在1981年之後。在這一時期，兩(liang) 國均主動或被動地實施了以出口為(wei) 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出口在兩(liang) 國經濟被賦予的重要意義(yi) ，其數量和質量的分化，是解釋兩(liang) 國增長績效差異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出口數量

　　出口數量以出口額及其占GDP的相對比重衡量。圖2顯示了兩(liang) 國出口演變情況，可以看到，1981年以來，韓國出口額大體(ti) 保持增長趨勢，在GDP中所占比重始終大於(yu) 20%，出口發揮了應有的經濟增長拉動作用。與(yu) 之相比，巴西的出口在經曆80年代的波動之後，90年代大體(ti) 保持了正向增長。但是，巴西出口占GDP的比重在峰值年份(2004年)也僅(jin) 為(wei) 16.5%，這意味著其經濟的外向型特色並未得到有效發揮，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數量引擎效用不足。

　　圖2(略)

　　(二)出口質量

　　出口質量通過出口複雜度指標來衡量。出口複雜度可以反映一國出口結構，一國出口品複雜度越高，則該出口品的技術水平越高。Hausmann等 (2007)、Amiti和Freund (2010)、Jarreau和Poncet (2012)、Mishra、Lundstrom和Anand (2012)等所做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的關(guan) 鍵不在於(yu) 出口商品和服務的總量的高低，而在於(yu) 其出口的商品和服務的複雜程度，出口複雜度高的經濟體(ti) ，其經濟增長更快。鑒於(yu) 巴西和韓國出口規模方麵存在明顯差異，本文采取 Hausmann等(2005)構造的出口複雜度指數(EXPY)。

　　為(wei) 了規避債(zhai) 務危機特殊時期的影響，本文選取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liang) 國出口情況進行比較。兩(liang) 國出口複雜度指數如圖3所示，可以看到，兩(liang) 國再一次表現出截然不同的趨勢：韓國的出口複雜度逐年穩步上升;而巴西則處於(yu) 一個(ge) 震蕩狀態，在2000年達到峰值後，由於(yu) 大宗商品超級周期對出口結構的反向激勵，其出口複雜度隨後開始下降，而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大宗商品價(jia) 格下跌帶來的衝(chong) 擊，也未能扭轉其出口複雜度持續下跌的趨勢。

　　圖3(略)

　　進一步地，本文考察兩(liang) 國人均GDP和出口複雜度之間的相關(guan) 性。表2總結了相關(guan) 性係數情況。能夠看到，1990年以來，兩(liang) 國相關(guan) 性(均顯著)情況完全相反。韓國的人均GDP和出口複雜度高度正相關(guan) ，相關(guan) 係數為(wei) 0.973，表明其經濟增長與(yu) 產(chan) 品的出口複雜度密切相關(guan) 。巴西的人均GDP和出口複雜度則呈負相關(guan) 性，相關(guan) 係數為(wei) -0.426。這表明，在出口複雜度處於(yu) 上升期的90年代，巴西並未因出口技術含量的上升而出現高質量的增長，反而在初級產(chan) 品出口比例上升的21世紀，出現了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調。

　　表2(略)

　　對比出口數量和質量在兩(liang) 國經濟增長中作用，可以發現，韓國相對高質量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源自外向型發展模式下出口與(yu) 經濟的良性互動，出口數量積累和質量提升都為(wei) 其突破中等收入階段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與(yu) 之相比，巴西的“不良”增長也恰反映了其出口向經濟增長傳(chuan) 導機製的失靈：出口數量未能達到外向型模式下應有的水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有限，而出口質量向經濟增長加速的轉換過程被切斷。

　　三、出口傳(chuan) 導機製差異分析

　　巴西和韓國在出口與(yu) 經濟增長之間的傳(chuan) 導機製差異使得兩(liang) 國出現不同成長路徑。巴西存在傳(chuan) 導機製的某種阻隔，影響了出口的效用發揮，也限製了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使得增長與(yu) 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被割裂，降低了經濟增長的效率和速度。這種阻隔很大程度上表現為(wei) 產(chan) 業(ye) 結構和經濟體(ti) 製的傳(chuan) 導缺陷，無法為(wei) 經濟增長的質量改進提供必要的環境。

　　(一)“出口-產(chan) 業(ye) -增長”傳(chuan) 導機製對比

　　在本文考察期中，巴西和韓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可以被分為(wei) 三個(ge) 時期：

　　第一個(ge) 時期為(wei) 1962至1974年：巴西和韓國的出口均以低科技附加值的產(chan) 品為(wei) 主，但韓國已經開始醞釀其產(chan) 業(ye) 轉型，巴西的產(chan) 業(ye) 結構卻幾乎沒有太大的改變。

　　第二個(ge) 時期為(wei) 1974至1992年：兩(liang) 國均大力發展中高科技產(chan) 品的出口，但韓國集中優(you) 勢產(chan) 業(ye) ，巴西則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分散化地鼓勵企業(ye) 發展不同種類的中高科技產(chan) 品。

　　第三個(ge) 時期則是1992年至今：韓國的高科技產(chan) 業(ye) 轉型完成，人均GDP超越巴西，並脫離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產(chan) 業(ye) 升級和改革沒有完成，整體(ti) 經濟複雜性較之90年代反而下降。

　　巴西和韓國不同的產(chan) 業(ye) 政策效應產(chan) 生兩(liang) 方麵的直接影響。一方麵是使得兩(liang) 國技術水平差距加大。以專(zhuan) 利數量來衡量兩(liang) 國技術差距，據統計，從(cong) 1984年起，韓國的專(zhuan) 利數量開始超越巴西，並大幅增長。另一方麵則使得兩(liang) 國的經濟結構出現分化。巴西在開放市場依據比較優(you) 勢原則主要出口初級產(chan) 品和勞動密集型的工業(ye) 製成品，進口資本品、中間產(chan) 品和消費品。這樣的貿易結構在客觀上也促成了相對固態化的產(chan) 業(ye) 分布，使其在全球生產(chan) 中經濟收益水平相對較低，製造業(ye) 規模擴張的同時，產(chan) 值在GDP中的比重卻呈現整體(ti) 下降趨勢。與(yu) 之不同，韓國則在國際競爭(zheng) 下，出現工業(ye) (特別是製造業(ye) )的較快成長。截至2015年，巴西的三次產(chan) 業(ye) 占比分別為(wei) 9.1%、35.6%(製造業(ye) 為(wei) 23.6%)和56.3%，而韓國則依次為(wei) 12.7%、34.0%(製造業(ye) 為(wei) 24.5%)和53.3%。同期，巴西的製造業(ye) 人均產(chan) 值為(wei) 586.3美元，僅(jin) 為(wei) 韓國(2265.3美元)的25.9%。

　　在過去的半個(ge) 世紀中，兩(liang) 國產(chan) 業(ye) 結構和經濟政策很好地驗證了出口複雜度、產(chan) 業(ye) 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guan) 係。在20世紀60年代，巴西和韓國的人均GDP和經濟發展均處於(yu) 相似水平。在隨後的發展中，韓國結合國際競爭(zheng) 的需要，及時出台必要的產(chan) 業(ye) 政策，促使動態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優(you) 勢持續擴大。通過不斷提高產(chan) 品複雜度、著力生產(chan) 和出口科技導向型產(chan) 品，出口成為(wei) 韓國經濟增長較為(wei) 穩定的動力來源，最終促使其超越了以大宗產(chan) 品出口為(wei) 主導的巴西，並脫離了中等收入陷阱。

　　就巴西而言，在初級產(chan) 品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工業(ye) 化時期，出口曾直接或間接促進其製造業(ye) 成長。但在新型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下，由於(yu) 缺乏恰當的產(chan) 業(ye) 政策糾偏，巴西製造業(ye) 依據比較優(you) 勢原則向資源加工業(ye) 和出口加工裝配業(ye) 傾(qing) 斜，而封閉經濟下因規模約束和競爭(zheng) 不足而相對脆弱的一些民族工業(ye) 部門，因受到開放市場中的激烈全球競爭(zheng) 而被迫退出。上述兩(liang) 種合力使得巴西的工業(ye) 布局發生變化，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去製造業(ye) 化”，[1]在進口替代時期形成的相對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遭到破壞。在這樣的背景下，巴西製造能力、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相對落後，出口複雜度不斷下降，這影響了其產(chan) 品的國際競爭(zheng) 力，使出口擴張的數量邊際受到約束，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出口數量向經濟增長的傳(chuan) 導。同時，受自身產(chan) 業(ye) 結構約束，巴西國際分工地位相對固化，經濟和產(chan) 業(ye) 升級受到製約，經濟增長潛力有限。由此，巴西經濟增長所麵臨(lin) 的不確定性增加，增長的波動性增大，使得人均收入無法保持前期相對的穩定增長，“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出口-增長”內(nei) 生化傳(chuan) 導機製對比

　　在經濟機製運行順暢的國家中，“出口—收入增加—消費增加—經濟增長”這一傳(chuan) 導會(hui) 使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內(nei) 生化，轉為(wei) 消費動力，促進經濟及相關(guan) 部門的發展。收入分配相對平均或偏重貧困人口時，社會(hui) 邊際消費傾(qing) 向擴大，有助於(yu) 此種“外需-內(nei) 需”的傳(chuan) 導。

　　巴西和韓國在起步階段都存在兩(liang) 極化的收入分配結構，但社會(hui) 政策的差異使得收入分配格局呈現出不同的演變軌跡。從(cong) 20世紀80年代開始，韓國開始改變“先增長後分配”政策，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通過不斷完善個(ge) 人所得稅、健全社會(hui) 保障製度、規範分配秩序、促進教育均衡、支持農(nong) 業(ye) 發展等，促進收入分配公平化，這使其基尼係數呈現總體(ti) 下降趨勢(在全球性危機年份有所反彈)，始終低於(yu) 0.4的警戒線，處於(yu) 比較平均和比較合理的區間內(nei) 。這使其在外向化發展模式下，出口與(yu) 非出口部門、高收入與(yu) 低收入部門之間保持著流動性，促使出口產(chan) 生的收入帶動作用能夠較為(wei) 順暢地傳(chuan) 導，促進經濟增長。

　　巴西在殖民經濟下就具有典型的兩(liang) 極化收入分配結構，初級產(chan) 品出口和進口替代工業(ye) 化時期，權勢階層對土地、自然資源和資本集中整合，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20世紀90年代，在巴西大體(ti) 完成發展模式轉型後，其分配差距持續擴大，[2]直至2003年後，情況才略有好轉，但目前其基尼係數仍超出0.5。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hui) 統計，巴西是拉美城市收入級差(即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間的差距)最大的國家，收入最高和最低20%的人口的所得差異超過20倍。[3]在這種收入分配格局下，社會(hui) 邊際消費傾(qing) 向較低，出口帶來的收入增長對內(nei) 需的刺激效果有限，對經濟增長也具有製約作用，不利於(yu) 提高經濟的抗外部風險能力。

　　(三)“出口-減貧”傳(chuan) 導機製對比

　　在外向型經濟模式下，貧困對經濟增長形成一定的製約作用。大規模的貧困人口購買(mai) 力相對有限，無力形成有效內(nei) 需，抑製了國內(nei) 市場的發育，無法為(wei) 工業(ye) 發展提供必要的需求規模，不利於(yu) 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同時，大規模貧困人口對社會(hui) 穩定形成巨大壓力，使得社會(hui) 平衡相對脆弱，難以為(wei) 經濟增長與(yu) 發展提供穩定環境。在這些因素作用下，“出口—經濟數量增長……經濟質量改進—出口升級”出現斷鏈，無法實現出口與(yu) 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

　　對比巴西和韓國，能夠看到兩(liang) 國在消除貧困方麵同樣麵臨(lin) 著不同的發展軌跡。韓國從(cong)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陸續建立生活保護製度、有功人員保護製度、災害救護製度等三大公共救助製度和兒(er) 童、老人、殘疾人、婦女、流浪者等五大社會(hui) 福利體(ti) 係，覆蓋了大部分社會(hui) 弱勢群體(ti) ，並且專(zhuan) 門製定了相關(guan) 法律，規定向弱勢群體(ti) 提供保障。在上述政策的推動下，韓國的社會(hui) 福利和外向型的經濟增長之間形成了較好互動。

　　巴西相對集中的貿易結構下，出口創造的就業(ye) 機會(hui) 與(yu) 福利改善僅(jin) 局限於(yu) 相關(guan) 行業(ye) 和地區，加劇了社會(hui) 分配不公、兩(liang) 極分化的情況。盡管從(cong) 90年代中期開始，巴西政府推出一係列旨在建立與(yu) 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促進經濟與(yu) 社會(hui) 協調發展的社會(hui) 政策，削減貧困是這些政策的核心內(nei) 容之一。不過，由於(yu) 經濟增長的波動，90年代後的曆次全球性或地區性經濟危機都通過作用於(yu) 經濟總量，對巴西的減貧效果形成衝(chong) 擊，使其減貧績效不穩定，增長與(yu) 發展有所“脫鉤”。

　　上述分析表明，在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下，韓國輔之以配套產(chan) 業(ye) 政策和社會(hui) 政策補充了市場機製，而巴西現有社會(hui) 結構和社會(hui) 政策抑製了外需的溢出效應。在巴西模式下，外需在“擠出”內(nei) 需資源配置的同時，無法通過順暢的傳(chuan) 導機製刺激內(nei) 需的相應擴大。由此，出口對巴西經濟增長的帶動有限，內(nei) 需和外需之間的傳(chuan) 導斷裂更是影響了其經濟增長，這構成其80年代以來長期低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四、結論與(yu) 啟示

　　維克托·布爾默-托馬斯在《獨立以來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一書(shu) 中提及的“產(chan) 品的機遇性”對拉美經濟有著很大影響，當其與(yu) 恰當的出口導向機製和經濟政策融合默契時，經濟成功;而當三大因素之間矛盾激化時，經濟出現問題。巴西和韓國在進入現代化以來的經濟發展曆程再次驗證了這一機理。可以看到，在相似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出口與(yu) 韓國經濟形成了良性互動，形成了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促使其較快成長為(wei) 高收入國家。然而，出口對巴西經濟增長的“數量引擎”作用不足，“質量製擎”效應突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三大因素之間的不適應引發的。上述效應加之巴西的社會(hui) 結構與(yu) 政策體(ti) 係，外需、內(nei) 需和經濟增長之間傳(chuan) 導不良，就使得其出現了低增長與(yu) 波動加大的複合結果，導致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長期膠著於(yu) 固定區間，“中等收入陷阱”最終由偶然轉為(wei) 必然。

　　需要強調的是，在發展中世界，較快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韓國屬於(yu) 典型個(ge) 例，而類似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當前，如何及早進入高收入階段也是中國麵臨(lin) 的首要目標之一。而本文對巴西和韓國在中等收入階段經驗與(yu) 教訓的研究，可以為(wei) 我們(men) 提供如下啟示。

　　啟示一：出口與(yu) 產(chan) 業(ye) 之間的良性互動是形成高質量經濟增長的前提，實現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撐，須對產(chan) 業(ye) 結構和出口技術含量不斷升級。相較於(yu) 韓國通過市場與(yu) 政策有機結合確保產(chan) 業(ye) 動態升級的模式，巴西出口對初級產(chan) 品始終有較高依賴度，導致出口對經濟增長質量改進的不利影響。對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結合國內(nei) 外資源和競爭(zheng) 環境的變化，對出口結構加以調整，降低商品的集中度，規避單一出口結構係統性風險的影響;在條件允許時，更應該通過政策幹預，打破初級產(chan) 品出口的產(chan) 銷循環和利益鏈條，促進出口結構升級，提高出口的經濟效益和效率。

　　啟示二：在外向型發展模式下，為(wei) 了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在最大化出口對經濟刺激作用的同時，應建立暢通的“外需-內(nei) 需”傳(chuan) 導機製，從(cong) 而形成有效的經濟聯動增長。在開放經濟中，外需與(yu) 內(nei) 需都成為(wei) 經濟增長的動力，二者之間存在有機關(guan) 聯。通過“收入-消費”效應將外需帶來的經濟增長轉化為(wei) 內(nei) 生動力，將有助於(yu) 擴大外需的積極影響，消除其外部風險有可能帶來的弊端。

　　啟示三：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不會(hui) 自發解決(jue) 結構性缺陷，應配合以適當的經濟與(yu) 社會(hui) 政策進行糾偏。在經濟體(ti) 係內(nei) ，出口對經濟形成直接推力，通過市場的自由配置就可以促進一國積極參與(yu) 國際分工實現比較優(you) 勢，有助於(yu) 經濟“增長”。但是，出口也將外部變動導入國內(nei) 經濟中，增強了國民經濟對比較優(you) 勢產(chan) 品的依賴性，使得一國更易受世界經濟周期的影響。在社會(hui) 體(ti) 係內(nei) ，出口是外生變量，通過傳(chuan) 導機製對社會(hui) 指標產(chan) 生影響，隻能對“發展”形成間接推力，不但無法直接消除或解決(jue) 業(ye) 已存在的社會(hui) 問題和矛盾，反而有可能激化原有問題。

　　啟示四：規避中等收入階段矛盾激化，應當適時進行調整與(yu) 轉型。從(cong) 韓國和巴西的增長實踐可以看到，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初期，發展中國家經濟仍然保持較高速的增長，但這一持續增長期有限。直至1981年才關(guan) 閉的良性發展“窗口期”內(nei) ，巴西並未及時進行換擋升級的適應性調整，而是在經濟增長受到抑製後才被迫轉型。轉型延遲使巴西錯過了70、80年代國際產(chan) 業(ye) 大轉移帶來的有利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經濟發展開始落後於(yu) 韓國，也一直未能從(cong) 中等收入國家躍升至發達國家。而今，巴西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出口和增長的不適應，應當結合國際市場環境，適時調整發展模式，以避免矛盾激化造成的經濟損耗。

　　[參考文獻]

　　[1] 嶽雲(yun) 霞. 拉美外向型發展模式的經濟與(yu) 社會(hui) 成效研究[J]. 拉丁美洲研究，2009，31(5)：23-28.

　　[2] 齊傳(chuan) 鈞. 巴西收入分配問題與(yu) 相關(guan) 政策評析[J]. 拉丁美洲研究，2014，36(4)：27-34.

　　[3] ECLAC. Statistic Yearbook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R]. Santiago of Chile，December 2015.